价值观念的责任维度新释

2022-05-29苏勇胜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2年5期

摘要：责任问题和价值问题是关乎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问题。人的价值意识总是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觉醒，形成了价值观念，价值观的形成则以价值观念为基础。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历史考察凸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行动领域以坚持责任伦理为实践原则，从责任的维度理解和看待中国问题、世界问题。责任因价值而可能，则从另一个角度为研究价值观念或价值观提供了新思路，即以责任之维度新释价值观念。具体来讲，价值观与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刻理解责任与价值观的践行问题：中国人的责任意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全人类的责任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关键词：价值观念;社会主义价值观;责任伦理;责任意识

一、人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以及价值观

“对我们周围现实事物的评价，在我们任何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生活中都是每日每时亿万次地重复着的事实。对自然和社会事物的价值关系，即对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所珍惜的东西的选择，是一种最基本的行为，没有这一行为，作为有各种不同需要、兴趣和目的的存在物的人即不能活动，也不能生存。离开了看待事物的价值方法，社会也不能存在。”[1]因此，对价值问题的思考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意识活动。那么，价值归根到底究竟是什么呢？在经验社会中，价值是否又是客观存在的呢？关于价值一般含义的理解，学术界有着几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实体说”和“属性说”，即依据事物或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属性来定义价值;二是“人本说”，即根据人的兴趣、欲望以及情感等需要来定义价值。也就是说，人的兴趣、需要、欲望、情感以及目的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人是价值的唯一载体和尺度;三是“意义说”和“效用说”，主要是依据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意义或者有用性来解释价值;四是“关系说”，即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待价值。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前两种观点逐渐被理论界所抛弃，后两种观点则说明：本质上讲，价值是一种具有关系属性的非客观存在的事物。

行为活动有两要素，即行为主体和行为活动的对象，故人们的行为活动本质上可以看作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也称为主体活动，包括物质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两种。通常来讲，精神活动主要包括认识活动、精神生产以及艺术创作等活动。由于精神价值是由精神活动创造产生，而物质价值是由物质实践活动创造产生，所以从价值领域来看，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事实都有其一定的目的或价值目标，有一定的价值追求。从此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无论是物质实践活动还是精神活动，都是价值活动[2]。价值活动是价值实现的过程，即从自在价值到自为价值，再到创造价值，再到实现价值。离开了价值活動，价值就不会存在[3]。

价值存在，即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关系属性的非客观存在的事物，它与价值活动必定会反映到人的意识或观念之中。因而，对于价值存在和价值活动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人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以及价值观的研究。

那么，人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以及价值观三者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呢？人们通常所讲的人的意识，主要指的是人的大脑对社会存在，即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能动反映。这种反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被反映事物本身的了解，包括对客观存在事物的触、嗅、感、味以及形的了解，还有对经验、印象、概念等的了解，是一种“知识型”的评价价值意识。二是人们对被反映事物与我们之间关系的反映和对被反映事物与我们的行为选择之间的反映，包括我们的目标、态度、理想等，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代表意识主体“态度”的价值意识。在未来，“知识型”的价值意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主体的价值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的价值意识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觉醒[4]。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总是伴随着各种价值问题，同时，人类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价值意识。这就决定了人们一定会在反复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所以，价值观念的基础是人的价值意识。“人们经过对于各种价值观念的积淀、筛选、浓缩和经验的反复证明，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形成了更加稳定的价值评价、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的倾向，这就是价值观。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信念、信仰和理想。”[5]所以，价值观存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之中，其主要通过价值观念表现出来，本质上是人们对价值、价值关系的一种整体性的根本看法、观点和态度。另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价值观念是对事物的意义、功效或是价值状况的看法，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某一类事物价值的稳定的观念模式。价值观则是对价值本质的一般概括，是关于价值的根本看法。因此，价值观的形成是以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即价值观念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价值观念主要是对价值现象和价值关系的一种主体性认识，对厘清在人的意识或精神活动中价值观念的存在、存在方式，以及对认识、指导生活实践活动能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笔者以为，价值现象和价值关系在人的意识或精神活动中是以信念的方式存在。如何将这种信念存在实现，这就要诉诸于责任。马克斯·韦伯提出“在行动领域，责任伦理优先于信念伦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到人们要顾及自己行为活动的后果或是可能的后果，因为这能实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信念是责任的基础”，在这里，“信念”主要是指人的价值观念、价值理想或价值追求。

人类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与人类夙愿的实现深刻地体现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的价值意识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观念，而一定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为某种价值追求、价值理想或价值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追求某一事物的“信念”。这种“信念”实现则需要人们顾及其行为活动的后果或是可能的后果，如此，一种顾及行为活动后果的责任伦理就在生活实践中被人们所发现。因此，责任凭借着这样一种身份，成为了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这也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和新的研究视角。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对比

1. 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念仁义道德是儒家价值观念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核心。王玉樑先生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在其《价值哲学新探》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具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既注重个人又注重群体，形成了“三位一体”——个人本位、群体本位和社会本位的道德价值体系。儒家思想学说是整个中国宗法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的系统，十分重视家族的血缘关系的作用，进而认识到群体、国家和民族的作用，认为个人应该无条件地对家族、国家和社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于是就形成了家族主义、国家民族至上的特点。第二，道德本位主义，追求道德至上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核心。第三，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注重人的内在价值和人格。第四，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以“中庸”为行为原则，崇尚忠恕。第五，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崇尚和谐与统一[6]。

2. 在对中西方价值观念进行对比时，王玉樑先生也指出了西方价值观念的几个特点。第一，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可以理解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其核心就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一种突出个人和个人利益，一切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从此就形成了。第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是功利主义、金钱至上论。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以金钱为本位、以功利为核心、以追求名利为目标和特点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因是追求利润，注重物质功利而轻视仁义道德是其一个鲜明的特点。第三，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重外在价值、重实惠。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不重视仁义道德，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比较重视事物的外在价值和实用价值，常常奉行一种实用主义。第四，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极为推崇竞争。竞争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竞争过程中实现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原则。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奉行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的经营原则是一种迂腐的行为，只有敢于竞争，敢为天下先，才会占据主动，获得成功[7]。

我们知道，价值观念体系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分别是思想基础、价值目标、实现手段以及制约机制。江畅教授指出，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理解西方价值观念的一般内涵：从思想基础来看，西方价值观念是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的;从价值目标来看，西方价值观念的总体目标，在当代社会则具体表现为享乐主义，所追求的幸福是个人的幸福;从实践路径来看，西方价值观念侧重于个人奋斗和实力竞争;从制约机制来看，西方价值观念强调正义和公平[8]。总的来看，与西方价值观念相比，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中国特色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重视责任，在行动领域奉行责任伦理的实践原则。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我国的价值观念主要包括传统价值观念和当代社会中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王玉樑先生指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相比较我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在古代，我国的价值观念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同时也包含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佛教等价值观念;而在当代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第二，以家族为中心的群体主义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古代传统价值观念的特点;而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则是在承认个人合理利益的基础上，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实践原则。第三，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念是道德本位，重义轻利;而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是坚持义利相统一，极大地坚持和发扬了古代深厚的责任意识，实现了义与利的有机结合。第四，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念倡导中庸之道、忠恕之道，崇尚和平稳定;而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则注重协作、团结，鼓励竞争并提倡争先进[9]。

相比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我国的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其新的特点：第一，从思想基础来看，坚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中国特色。列宁认为，与国民经济相关的一切大部门的建立，都需要以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为基础，想要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目标就必须致力于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就必须要关心和尊重集体中每个人的利益，发挥集体的作用来完成个人完成不了的事业。第二，从伦理信念来看，坚持和落实责任伦理的实践原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中国特色。在西方人看来，信念伦理优先于责任伦理，人们的行为活动往往以追求个人自由、个人权力为目标，很少基于责任伦理来考虑集体或他人。第三，从价值目标来看，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中国特色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种价值观念，深刻地体现出中国人民的集体责任意识和立足全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极具大国担当的责任意识。第四，从人的发展来看，实现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中国特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意味着其具有符合当下经济基础的价值观念和强烈的责任意识。相比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提倡追求的个人的绝对自由而言，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下实现全面发展的人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的来说，在行动领域以坚持责任伦理为实践原则，从责任的维度理解和看待中国问题、世界问题，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相比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具有優越性的最根本原因。

三、责任、责任伦理及责任伦理学

（一）责任的含义

现代汉语中使用的“责任”源自古代汉语里的“责”。在古代汉语中，“责”字有这样六种含义：谴责、负责、责罚、债、督促、索取。就“责罚”这一含义来说，我们可以做以下理解：根据某种依据，某人因为做了某事要受到责罚。还有，就“督促”而言：根据某种依据，某人要对某人或某事进行督促。其中，某种依据就是责任的评判机制，主要用以判断何种责任;某人代表责任的主体——谁之责任;某事代表责任的对象——对什么负责。责罚和督促之所以产生，显然是因为责任主体和责任对象之间具有某种利益关系或存在某种价值观倾向的可能。“责任”一词最早出现在《新唐书·王珪薛收等传赞》的“观太宗之责任也，谋斯从，言斯听，才斯奋，洞然不疑。”其含义主要有两点：其一，责任指份内应做的事，或者是，应尽的义务;其二，责任指应承担的过失。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实中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都承担着特定的职务，责任就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担当、承担的职责，是当我们份内应做之事或者份内应做之事没有做好时应承担相应的否定性后果。

在西方，罗马时期的思想家西塞罗在《论责任》中对“责任”做了详细的论述，“关于道德责任这个问题的教诲，似乎具有最广泛的实际用途。因为任何一种生活，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事业的还是家庭的，无论关系到个人还是他人的行为，都不可能没有道德责任;一切有德之事皆因履行道德责任，而一切无德之事皆因忽视这种责任。”[10]因此，西塞罗认为，责任贯穿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同时，“任何讨论责任的文章都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讨论至善论，另一部分是讨论可以全方位的制约日常生活的那些实际准则。”[11]这种具有责任感的能力，具备认同责任、承担责任以及实现责任的能力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从根本上讲，人类的道德责任（道德意识）就是人的责任意识。因此，人类的一切道德行为都应被视为责任行为。然而，责任作为一个概念，最早使用在西方宗教领域，其主要的目的在于接受或是拒绝上帝的召唤。“责任概念的核心是，人们可以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它？’而且可以迫使我做出回答。”[12]“你为什么要做它？”是指人的行为活动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追求，这体现了“责任”关系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实践活动的特点。“可以迫使我做出回答”表明“责任”具有一种“能力”——作为一种行为活动的准则。总的来说，无论是汉语体系中的“责任”还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责任”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归宿：社会事实和社会活动的行为主体依据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在何种程度上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关乎一切行为活动及其后果。

（二）责任伦理

伦理学关于责任问题深刻且广泛的关注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责任问题既是伦理理论发展的一种需要，也是当今的现实对伦理规范提出新挑战的一种解决方案。在中西方传统伦理学中，都没有“责任”这一范畴。近代以来，洛克等重视权利，边沁等功利主义者强调效果，以及康德的义务论突出了动机的重要性。尽管这些思想中蕴含着责任意识，但“责任”依然未被伦理学家们所重视。直到马克思·韦伯在一篇题为《以政治为业》的演讲稿中对“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作了区分，并提出“在行动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于信念伦理”的观点。在韦伯看来，“责任伦理”最重要的是要顾及后果或者是可预测的后果，是一种事先的行为选择，而“信念伦理”则是主要考虑意图，即一种终极的信念或者理想等，不会顾及后果或不计成败。

马克斯·韦伯提出“责任伦理”有其思想前提：在当时，政治领域的权力与道德，以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类似的冲突问题不断影响着社会生活。正是面对这样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为了给德国民主政治谋求一条出路，韦伯要求政治实践的主体——政治家——应该对自身行为后果承担起责任，为行为主体的实践理性附加上责任伦理的思想。也就是说，韦伯“责任伦理”的思想直接来源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即政治活动。在政治实践活动中，行为主体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只有倡导一种“责任伦理”才能让政治家摆脱困境，才能面对政治道德的悖论。在当时的社会中，政治家有这样的价值追求：摆脱政治活动对自己的作用和影响或者是社会现象对政治的作用和影响。然而，价值追求需要依靠责任来实现，因此，政治家就必须在政治活动中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或可预测的后果承担责任。因而，我们讲的“责任”便是这样的含义：行为主体要接受自己的行为活动产生的后果或者可预测的后果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这也对中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所讲的“责任”做了清晰明确的概括和总结。

（三）责任伦理学

在韦伯之后，美籍德裔哲学——伦理学家汉斯·约纳斯对“责任伦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建构。在韦伯看来，“责任伦理”是一种特殊的、适用于“以政治为业”的人的政治伦理，是一种“职业伦理”或者“应用伦理”;然而，约纳斯不满足于韦伯的这样一种狭隘的解释，认为“责任”在当下时代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因而对“责任伦理”思想进行了哲学——伦理学系统化的构建，将“责任伦理”提升到从一定意义上讲普遍适用于技术时代的整个人类行为的规范伦理学，并且还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责任伦理学，延伸了责任伦理学适用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可以说，约纳斯构建的这种责任伦理学关乎着身处技术文明时代的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以及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那么，就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而言，其思想前提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从约纳斯责任伦理思想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对传统伦理学的反思以及“未来责任”的构建。不难发现，约纳斯“责任伦理”思想的前提是对现代技术的批判。约纳斯“责任伦理”的出发点是现代技术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本着关怀当下人类、未来人类的存在态度，提出了“责任伦理”思想，并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建立起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伦理学’”。

同韦伯一样，约纳斯认识到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生活在技术文明时代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技术带来的种种问题，问题是现实的或是可预测的。如何更好地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面临的或是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约纳斯给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即责任。也就是说，约纳斯认识到现代技术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或人类社会的发展，责任能够使得作用和影响尽可能地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正是因为人们有减少生活问题和实现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所以，人类要对当下及未来负责。

四、价值与责任

从人类意识萌发之初开始，价值问题和责任问题就关系着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价值哲学萌芽于18世纪，形成于20世纪前后。在新康德主义者的洛采、文德尔班以及李凯尔特等人的价值哲学思想影响下，对价值问题的思考不再只是哲学的任务。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科学中的各个学科，如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也发现了本学科中存在的价值问题;再到50年代，自然科学中的各个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也发现自身学科中存在的價值问题。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价值也因此实现了由隐学向显学的转变。

同价值问题一样，对责任问题的思考也一直伴随着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而存在。在中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关于责任的讨论有着很长的历史，但责任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却是由韦伯开启的。马克斯·韦伯在题为“以政治为业”的讲演中，指出在行动领域，责任伦理优先于信念伦理，即人们必须顾及自己行为活动的后果或者可预测的后果，也就是说，每个人要理性、审慎的采取行动。在当时，韦伯的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直到20世纪50、60年代，责任才真正成为伦理学家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受到了韦伯之后的伦理学家汉斯·约纳斯责任伦理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责任实现了由隐学向显学的转变，责任伦理的思想在中国也渐渐地盛行起来，开始涉及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企业有限责任制以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事业单位绩效责任制，以及党政干部问责制;另外，还有生态责任、劳动责任、科技责任、政治经济责任、意识形态责任等等。显然，这些责任制度都是为了顾及某种行为活动的后果或者可能后果而制定，其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确保行为活动的后果朝向某种目标，以期实现某种目标或价值追求。

责任与价值由“隐”向“显”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有其一定的目的或价值目标，有一定的价值追求。顾及自己的行为后果或可能的行为后果，有利于我们理性、审慎的采取行动，其目的就在于确保行为活动及其产生的后果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不断现代化的技术文明，使得影响行为活动的因素越来越多，人的个性化也越来越强，导致价值不断地多元化，同时价值在不同领域间的差异性也逐渐加强。人类的社会生活本质是不断追求利益，实现价值目标、价值理想的过程，因而，责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责任可能是因为价值而加强，同时，责任能够平衡多种价值，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以及防止价值的流失等。

五、责任与价值观的践行

当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指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终极价值目标;二是核心价值观;三是基本价值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是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基本价值观是指关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态以及生活等具体领域的基本价值观念。当今社会，为了引导人民群众思想意识形态转变，坚定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仰，培育和践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坚定的一条原则。思考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问题，直接关乎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能够实现，对社会稳定发展、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讲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关于责任与价值观的践行问题，我们简单的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中国人的责任意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二是，全人类的责任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一）中国人的责任意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前文在讨论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念和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时，我们了解到，中国是一个“责任本位”的国家。从古至今，责任的思想就深深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感情，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是鼓舞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奋斗旗帜，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是始终坚持践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3]。因此，我们以爱国主义价值观为例来思考中国人的爱国责任意识。试想，一个人具有爱国责任意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热爱自己的国家。另外，人们的爱国责任意识体现在具体的实践活动当中。比如，在基层工作中，爱岗敬业，热情服务，无私奉献。那么，这种责任意识从何而来呢？想必是来自这样一种价值认同：尽其所能，努力做好一切分内之事，就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国家，就是对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从根本上讲，这种价值认同是奉献的价值观、奋斗的价值观以及爱国的价值观相互作用的结果。再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也是人们爱国责任意识的具体表现，其责任意识（责任践行）主要来自于对中华文化的无限热爱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本质上讲，就是对国家的认同，因为，对文化的热爱就是对国家的热爱。总的来讲，人们的爱国责任意识来自于人们对国家的热爱、对国家的认同，深刻地表现为爱国的价值观。因而，人们具体的责任意识来自于人们具体的价值观。

再比如，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来看，国家和党组织有进行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责任，有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责任，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责任，也有弘扬民族精神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等。这些责任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念。当然，党和国家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责任、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的责任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又都是因为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觀。另外，从公民的层面来看，人们有爱党爱国的责任、有爱岗敬业、有讲诚信的责任、有保护环境的责任、有遵纪守法的责任等，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内心深处爱国、敬业、诚信、文明、公平以及正义等价值观念的引导和推动。丰富多样的责任活动或责任意识是在当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作用下形成的，然而，责任意识具体落实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对于社会道德的弘扬、增强公民的国家归属感、健全诚信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构建新型人际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意义。责任因价值而可能，价值因责任而实现。因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中，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能够让人们产生相应的责任意识，以“责任伦理”为实践原则指导实践，能够实现价值观念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包括物质上的价值目标，也包括精神上的价值目标。

（二）全人类的责任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政府针对全球治理新局势提出的新理念，旨在从“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来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全球价值观念，其包含着追求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坚持相互依存的价值观以及以和谐发展为治理目标的全球治理观。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全世界和平共处的价值目标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整体性的特点和面向未来的特点。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种针对全世界人民这一整体来讲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全球价值观念所要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并非当下能够实现，只有在未来才能够实现。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应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诉诸于何处？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全体人类共同努力，这就要求全体人类具有良好的责任意识。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须诉诸于全人类的责任意识。这就要求，世界各国以及全体人类在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中顾及具体行为行动的后果或可能产生的后果，即在行动领域坚持“责任伦理”的实践原则。

马克斯·韦伯在题为“以政治为业”的讲演中，指出在行動领域，责任伦理优先于信念伦理，人们必须顾及具体行为行动的后果或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要理性、审慎的采取行动。韦伯之后，伦理学家汉斯·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影响极大。约纳斯立足对现代技术的批判，运用西方形而上学的方法证明人类应当对自身和自然生态负责。面对当代哲学界两大论断：“没有形而上学真理”和“从‘是’推不出‘应该’”，约纳斯认为，责任伦理学里的形而上学必须站出来，我们要努力寻找义务的形而上学基础。责任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尚不可知，但约纳斯却指出了关于它的两个情况：一是要全力以赴的追问形而上学终极问题（应该有人吗？），为了能从“任何事物”的意义中得出特殊事物存在的理由;二是以此为基础得出的伦理学将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约纳斯认为，要回答“应该有人吗？”这个问题就要思考以下三个前后相扣的问题：第一是应该有人吗？第二是某物应该怎样存在？第三是是不是应该存在什么，而不是不存在什么？第二、三个问题揭示出一种存在状态优于另外一种存在状态而存在、存在优于非存在而存在的合理性。通过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方式得出：人类应该站在为未来、为后代、为自然考虑的立场，将对自身及自然的负责变成了一种应有的义务[14]。甘绍平教授指出，责任伦理是一种远距离的伦理，是一种整体性的伦理。这一点从约纳斯的证明和人类历史的实际情况中便能得到证实。约纳斯认为，人类有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遥远后代的生存及其条件的负责的义务，这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或少数人来说的，而是对全体人类来讲的。同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体人类必须共同努力，必须认同“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遥远后代的生存及其条件负责”的价值观念。因此，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与人类责任意识的增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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