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柳

摘要：作为河南作家的杰出代表，李佩甫的文字中总是流淌着一股带有历史底蕴的浑厚和贴近乡土的朴实。李佩甫是河南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构建了一个阔达的豫中平原世界，描绘了一幅包括乡村各类人各种冲突的平原世界全景图。“平原三部曲”既表达了对平原文化因循守旧、板滞闭塞的批判，同时也缠绕着作者对故乡、对乡土、对乡民的深刻眷恋。

关键词：“平原三部曲” 文化批判 艺术个性

乡土小说在周氏兄弟的倡导和示范下，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就已蔚为大观。许杰、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青年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而李佩甫的乡土题材作品则在半个多世纪后与前辈们遥相呼应。他的“平原三部曲”冷峻地审视着生长于斯的人们，既津津乐道于豫中平原的风俗民情，也暴露了农村的阴暗面和人性的复杂性。李佩甫说过：“《羊的门》是写‘草’的，写的是‘原生态’；《城的灯》写的是‘逃離’，是‘城’的诱惑、对‘光’的追逐；《生命册》写的是‘树’的生长状态。”[1]时代滚滚向前发展，相比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李佩甫更多地将城市、商业等现代气息融入作品中，将乡土书写引向一个新高度。

一、“牧羊人”与“绵羊”

李佩甫说过：“我研究‘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2]想了解作者笔下的人物，首先要了解豫中平原这片辽阔的土地。《羊的门》开篇写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有一块小小的、羊头状的地方，那就是豫中平原了。” [3]《羊的门》中的呼家堡，《城的灯》中的上梁村，《生命册》中的吴梁村，都是这片平原上的小村庄。这些在地图上难觅踪影的、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里生活着半数国民，这里被作者称作“绵羊地”。“绵羊地”的特点是“有气无骨”。《羊的门》中主人公呼国庆解释过：“从民俗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块无骨的平原……从根本上说，人是立不住的，因为没山没水，就没有了依托。可这里有气。”[4]这说的既是地形，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精神特点。这里的土壤，“有一股软软的甜味”“那甜里还含着一点涩，一点腻，一点沙”；这里的色调，是“一种灰青色的氛围”；这里的雨后气味，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老酒气息”，这朦胧绵软的地方就是作者笔下的平原。“再走下去，你先是会眼晕，而后会头晕，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了平原，成了平原上的一株植物。” [5]那么这样的“土壤”能长出什么样的“植物”呢？草是平原上最低贱的植物，也是生命力最顽强的植物，他们就像中原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草的种类千奇百怪，而村民们大体可被分为三种：权力操控者、底层挣扎者和乡村逃离者。这三种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李佩甫笔下错综复杂的乡土叙事。

（一） 权力操控者

久掌政权的支书站在平原乡村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手上有左右村人命运的权力。这份“权力”不仅来自政府，也是从两千多年来农业社会的运行、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羊的门》中呼家堡的老支书呼天成就是这样一位平原的“上层精英”。他一方面致力于矫正村民陋习，建立新的乡村秩序；另一方面有意巩固自己的权力，运用强硬不失灵活的手腕让全体村民心悦诚服地听命于自己。呼天成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人场”，编织了一张上到中央下到地方的关系网，用人情滋养以备不时之需。他是这个封建集体村落的绝对领袖，将村民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牢牢地把控在手里。《城的灯》中上梁村支书刘国豆也是村里的实权人物，他一声令下就能卸村人的大腿、能砸别人的新房，村民们迫于他的威严，对他的宝贝女儿、上梁村的“一枝花”刘国香敬而远之。《生命册》中吴梁村支书蔡国寅形象矮小，平易近人。他本是一名军官，为了爱情入赘到吴梁村成了“老姑夫”。印章在腰，权力在手，全村人都争着请他喝酒。小说中的村支书形象序列十分重要，他们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乡村权力的象征。借助这些基层掌权者，李佩甫既表现了中原文化浸染下的权力观，又对这种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处的官本位文化进行了批判，村支书们还对文本故事情节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在“平原三部曲”中的威严程度却在不断下降。随着时代的发展，僵化的集体经济逐渐让位于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原本牢牢握在村支书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一减一增之间，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基层权力群体慢慢萎缩，蔡国寅风光半生却黯然辞世是这一群体失落的生动写照。

（二） 底层挣扎者

底层挣扎者是乡村中最广阔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绵羊”，需要“牧羊人”作主心骨，可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同命运斗争，努力追求幸福的生活。虫嫂是《生命册》中底层挣扎者的典型形象。她因身材矮小嫁给了吴梁村的残疾人老拐，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她使出浑身解数为丈夫和孩子们搜集食物，从小偷小摸到身体交换。她的行为最终引起了全村女人的愤怒，被狠狠地教训了一次，孩子们也不再理睬她。后来虫嫂进入县城收废品供孩子们念书，每周战战兢兢地给孩子们送东西——既渴望见到孩子们，又担心自己的形象给孩子们丢人。虫嫂牺牲一切成全自己的三个子女，最后却独自告别这个世界。这些乡村的底层挣扎者们会小偷小摸，会为了蝇头小利拳脚相向，可他们的动机往往很单纯——生存。仓廪实才能知礼节，贫穷难以孕育出高贵的文化素养。当然底层挣扎者们并非只会逆来顺受，总会有人向往外面的世界。《羊的门》中二组面粉厂的刘庭玉要脱离集体、进城打拼的暗线贯穿全篇，最后他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其实在他之前就已经有村里人成功在城市扎根，他们就是乡村逃离者。

（三） 乡村逃离者

这类乡村逃离者人数不多，但代表着作家的一种文化理想，即乡村里的平原人进城后去除陋习，产生某些可喜的新变化。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这些逃离者离开了乡村但平原人的文化性格依旧如影随形。他们对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反叛，在新旧碰撞中逃离者和他们的家乡不断产生龃龉。《羊的门》中呼国庆凭着智慧和努力离开“绵羊地”做了县长，到城市后每次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村里的老支书呼天成。呼天成手眼通天，尽心地守护着自己的“绵羊”。呼伯屡次仗义相救，呼国庆却没有按照约定斩断与情人谢丽娟的联系。当呼伯提出让呼国庆回来做他的接班人时，早已被城市文明俘获的呼国庆选择离开呼家堡这片“腌人的地方”。《城的灯》中冯家昌因祸得福，在支书刘国豆帮助下进入部队，刘国豆期望他成为军官后可以回来迎娶自己的女儿。冯家昌晋升很快，在事业瓶颈期遇到了一个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城市女孩。没人知道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熬煎，最后他背叛了自己的未婚妻，为了事业和家族舍弃了良心。冯家昌生在一个软弱的家庭，他对乡村充满厌恶，离家后便断绝了与乡村的联系，是一个彻底的乡村逃离者。《生命册》中的吴志鹏是喝百家奶、吃百家饭长大的，吴梁村的每家人都对他有恩。他初到高校任教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村里人有求必应，可很快就入不敷出了。最后他在强烈的自责中再次逃离，北上寻找人生出路。吴志鹏的离去同样彻底，但他还保留着良心，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家乡的人和事不时会在他的眼前浮现，可他不知道怎么回去面对乡人。最后给老姑夫迁坟时他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吴梁村，内心却起了复杂微妙的变化：“可我说不清楚，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6]许是在外游荡太久，他的心再也回不来了。透过这片平原和这群平原上的生灵，可以看到李佩甫对中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二、“坚韧”与“保守”

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超越传统的乡土小说，故事横跨城乡两地，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他笔下的豫中平原，滋养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我国古代一直以农业立国，农业为中原文化增添了朴实厚重，却也使小生产者的自私与狭隘融入国民的集体无意识里。豫中平原在历史上一直是黄泛区，又处在我国文明几何的中心，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作者在《羊的门》开篇就历数这片土地遭受过的苦难，天灾人祸共同磨砺着这里的人们，人性里必然会掺杂进一些杂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共同塑造了独特的“中原文化”。

（一） “忍”与“韧”

平原人带着这种文化积淀与生存智慧走出家乡，投身官场、商战时，他们往往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处世哲学。这首先表现为异于常人的“忍”与“韧”。《城的灯》中冯家昌在连队遇到了一个连长同乡。他向冯家昌传授了当兵的三个“绝招”：忍住、吃苦和交心。冯家昌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凭着过硬的实力很快离开部队进入机关。来到新环境后，冯家昌不骄不躁，坚持每天将全楼打扫得干干净净，慢慢获得了首长的信任；首长落难后他仍不离不弃伴随左右。冯家昌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他要在城市扎下根，要把自己的兄弟弄出乡村，彻底告别不堪回首的往事。这样的忍耐和勤奋同样表现在《羊的门》中呼国庆的身上。他扎根基层，勤劳肯干，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县长这个位置。可以说他能取得成就不是因为阿谀奉承，弄虚作假，而是真抓实干出来的。中原文化中的“忍”与“韧”一方面可以帮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事业中无往不利，另一方面也将权力置于不容置疑的崇高地位，将奴性深深地刻入老百姓的骨子里，进而催生出平原上的“君主”。

（二） 权力与保守

呼天成在呼家堡屹立40年不倒，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传奇。他用严刑峻法驯服村民，让他们心甘情愿臣服于己。这片“绵羊地”上的村民们渐渐地对这种控制习以为常，他们身上的奴性被激发，害怕强权的淫威同时又渴望受到其庇护，中国人官本位的文化习性在这个小小的村庄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呼天成某次患病到省城治疗，村里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于是村民们在日落时分自发来到村口等待村支书归来。天天如此，慢慢变成了呼家堡一景。召开村民大会时，村民与他们的支书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信徒和教宗的关系，他们的忠诚、狂热让人不得不叹服呼伯的驭人之术。呼天成去世之前唯一的心愿是听狗叫，可村里的狗在多年前已被他屠戮殆尽，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曾受呼天成知遇之恩的老闺女徐三妮竟“趴在院门前，大声地学起狗叫”，“而后，全村的男女老少也都跟着徐三妮学起了狗叫”[7]。“神”将归天，“神”的孩子们在向他做最后的告别。呼天成的手段早已超越了《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他明白在变革的时代想要守护乡村必须多管齐下，不光靠伦理，更要有利益。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应时而变，是一个乡村领袖的必备能力。

由于深居内陆，无法像大城市一样得风气之先，因循守旧也是“平原三部曲”中乡村的重要特点。呼伯能够实现对呼家堡的长期统治，与村民们的保守不无关系。小生产者往往缺乏广阔的视野和变革的动力，他们一旦接受某一事物，就会沿着惯性一直走下去，除非有巨大的外力冲击，否则想让农村社会从内部发生变革难比登天。除了呼家堡的村民们逆来顺受，《城的灯》中上梁村的百姓们对香姑提出改革的抵制心理同样强大。看到世代以种粮为生的村民过着贫苦生活，香姑决定另辟蹊径，带领他们种果树致富。一开始村民们的态度很消极，当他们亲眼看到香姑通过果树确实挣到钱后，才亦步亦趋地改变了古老的农业习惯。坚守与保守仅一字之别，却差之千里。优秀的文化习俗需要坚守，但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打转。

（三） 仁与谋

中原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儒道色彩。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这里诞生，孔子创学于鲁游说于郑。“平原”上历朝历代人才辈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多为中原人，理学的开创者“北宋五子”中有四位都是中原人。如此深厚的儒道传统一直浸染着这片土地。儒道两家中庸平和与以柔克刚的内蕴在“平原三部曲”的人物身上多有体现。呼伯可以在一个小村子里呼风唤雨，就在于他已经习得了传统儒道文化的精髓，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采用古代人君“外儒内法”的“治世”方式，将仁义和权谋极为复杂地纠缠到一起，难解难分。仁义在滋养着权谋，权谋包含着仁义的动机。再如呼国庆进入县领导班子后很快因琐事与县委书记王华欣产生了矛盾。他们各自心怀鬼胎，但都在表面上保持克制、以礼相待。外表越是热情，内心越是狠毒。俩人你来我往，招招致命，最后呼国庆招架不住转身寻求呼天成的帮助，呼天成用一个饭局就扳倒了王华欣。《生命册》中吴志鹏在那个火热的年代跟随朋友骆驼下海经商，在起起伏伏中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虽未置身官场，但平原人的生存智慧对他商业上的成功依然至关重要。骆驼头脑灵活，充满激情，商业嗅觉敏锐，但盲目的自信让他很容易丧失判断力。吴志鹏身上体现着儒家传统文化中沉稳持重的中庸之道，在关键时刻可以保持冷静，不越底线。性格上的差异导致俩人日后分道扬镳，进而影响到俩人最后的结局。

三、“两地书”与“二元叙事”

李佩甫痴情于中原文化，以文化为骨架搭建起文学大厦。这座大厦之所以如此光彩夺目，当然与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分不开。在文本結构上，“平原三部曲”表现出鲜明的二元特点。

（一）城与乡

“平原三部曲”的二元叙事在空间上表现为农村与城市两个故事发生地，在时间上表现为当下和过去两段经历。虽是二元，但两部分借助故事情节和人物回忆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使整部作品成为一个没有丝毫撕裂感的有机体。《羊的门》采用乡村与城市两条线索齐头并进的写法，呼天成和呼国庆，一个在乡村，一个县城，各自推动故事的发展，他们通过电话保持联系，在整个故事中只见了寥寥数面，每次会面都是故事的重要转折点。《城的灯》中冯家昌和刘汉香同样身处城乡两地，他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冯家昌蝇营狗苟，不断钻营着向上爬，跌入尘埃。香姑舍己为人，不断尝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最后“羽化登仙”。冯家昌离开乡村后俩人仅见过一面，这次见面迫使刘汉香放弃幻想，改变了自己的生命轨迹，等到俩人再次“相见”已是天人永隔。到了《生命册》，城乡与古今已经糅合在一起，城市部分描写吴志鹏当下打拼奋斗的过程，乡村部分叙述他在吴梁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作者有意揉入一些超现实的神秘元素，如吴志鹏背后的“人”和每章收尾时总会出现的“见字如面”“给口奶吃”等隐笔。“这是作者精心设置的‘子母扣’。‘见字如面’是父系记忆的引线，‘给口奶吃’是母系记忆的引线。”[8]这些匠心独具之处不仅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性，也为小说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

（二）男与女

在人物设置上，“平原三部曲”具有一脉相承的相似性。男女相对，阴阳相调。呼天成、呼国庆、冯家昌、吴志鹏等男性一方，他们的行为不具备刚烈雄健之风，但在稳中取胜。以秀丫、谢丽娟、刘国香、梅村为代表的女性一方，她们在生活中敢爱敢恨，是一旦认准死不回头的刚烈女性。她们较之一众男性人物具有更大的人格魅力，可往往以悲剧结局。她们或依附他人后身陷囹圄，或以身相许后惨遭背叛，或形单影只漂泊半生。“外在表现与最终命运的差异及转换，对应于传统文化阴阳互生互克的理论，使人感觉到人物设置颇得传统文化之神韵。”[9]作家的男性中心意识在文本中十分突出，“平原三部曲”中男性牢牢占据政商两界的中心地位。美丽真诚的秀丫成了呼天成磨炼意志力的工具，成了两个男人斗法的牺牲品。她为了虚幻的爱情耗干了自己的青春，最后竟还派自己的女儿去服侍呼天成。谢丽娟被呼国庆摆上了权与色的天平，在反复衡量后她被舍弃了，可她还是对这样一个没有“骨”的男人爱得死去活来。刘国香化为冯家兄弟向上爬的垫脚石，梅村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反复地承受着相同的伤害，最终不得不对生活心灰意冷……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女性一直处于“失语者”的地位。彭家煌的《怂恿》中二娘子为了两头猪被逼去上吊，成了乡村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为了丈夫和孩子去地主家作生育工具，回家后孩子都已經不认识娘了。她们一直作为男性的陪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执行的义务。乡土小说中女性可以为男性而牺牲，而男性只肯为事业而牺牲。

（三）善与恶

善与恶是一对自文学诞生之日起就相伴随的母题，也是“平原三部曲”中一对重要的二元概念。在上述的性别对立中已经可以隐约窥见善恶的对立，作者进一步通过宗教营造神圣的氛围使这种善恶对比更加鲜明。“平原三部曲”笼罩着一层基督教色彩，最直观地表现在小说标题和题记上。“羊的门”即起自《圣经》中上帝是牧羊人之意，“羊门”象征着上帝的恩典。“城的灯”和“生命册”同样都出自《圣经》。小说人物的善恶性格特征也具有宗教寓言性。除了上文提到的呼天成，《城的灯》中女主人公刘国香也是一位“神”。她主动来到冯家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知道自己受骗后没有采取报复行动，而是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上梁村担任村支书。此时她的身上已经充满神性，慢慢变得不食人间烟火，村民们都改叫她香姑。香姑的死颇具殉道色彩。一群觊觎她财富的“兽”为了逼她把钱交出来脱光了她的衣服，“在他们眼前，是一个半透明的胴体，那胴体在马灯辉映下，放射出钢蓝色的幽幽白光，那光圣洁肃穆，晶莹似雪，就像是一座浑然天成的冰雕！”[10]香姑在受难时嘴里还在喃喃道“救救他们”。善与恶、神性与兽性激烈碰撞使香姑彻底蜕变成一个牺牲自己拯救世间苦难的“神”，她用死唤醒了村民们的良知。

当然，“平原三部曲”还具有其他的艺术个性，如地方色彩鲜明，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叙事视角的转换等。《生命册》一改三部曲中前两部作品的叙述视角，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作家的议论有所节制。由于叙事视角的限制，“杜秋月”“有才下河坡”等只有吴梁村人才能明白的“暗语”，不能立刻被作者和盘托出，使读者产生越来越强的阅读期待。这些暗语在全文反复出现，草蛇灰线，最后悬念被作者设置的精彩故事一一揭开。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还可以更好地表现投身于商业大潮的弄潮儿们内心细致复杂的变化，一下子使原本略显沉闷的文章活泛起来。

结语

李佩甫通过“平原三部曲”将自己多年来的人生感悟诉诸笔端，为读者全景式地展现了“平原”地区城乡两地的发展概况，并将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人性的复杂多面很好地表现出来。作家把他的根执着地扎在平原这片土地上，进行着一种饱含深情又不乏理想色彩的写作。城市化的加快和乡村的萎缩或许不可避免，但我们在李佩甫的作品里还是能读到那个原汁原味的乡村，看到那些负重前行的时代奋斗者们。

参考文献：

[1][8]李佩甫，王晓君.李佩甫：书写中国版的《变形记》[J].新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2012.

[2]李佩甫.我的“植物说”[J].扬子江评论，2013（4）.

[3][4][5][7]李佩甫.羊的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18，1，401.

[6]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433.

[9]侯运华.论李佩甫小说创作[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10]李佩甫.城的灯[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328.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