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宏，聂宁桂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唐朝与新罗的交往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史上的重要一页，唐朝与新罗人员往来频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使臣互访。唐朝遣新罗使臣在唐罗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唐朝对新罗政策的执行者与参与者，他们在唐罗关系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十分有必要对使臣的选派做一详细考察。

一、使臣的官职与品级

综合前人研究并结合史料做出最新统计，有唐一代赴新罗的使臣达68次（未加上表3），使者姓名可考的有57 人，其中官职可考的有38 次（表1所示），共49人（刘仁愿、金云卿两次出使官职不同，与陆元景一同出使的判官官职可考），以中央官员为主，有43人，占87.8%，地方官6人，占12.2%。使臣的官职涉及较多，有50多种，以文官为主，武官主要存在于东北亚局势动荡时期，如右卫勋卫旅帅段智君、含资道总管刘德敏、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左领军卫员外将军金忠信等人。

由表1 可知，唐朝出使新罗的官员品级从正三品至正九品下，主要以五品官为主，有16 人。其中高级官员出使主要有以下两种状况：其一，东北亚局势变化的客观需求。如唐罗联盟时期，因联合军事行动的需要，唐朝派出的使臣刘德敏、刘仁愿、刘仁轨等人官职较高，且均为武官。到了唐玄宗时期，因渤海入寇登州，授入唐宿卫金思兰为太仆员外卿，赴新罗请兵。其二，唐中后期，使臣中授予高级官职的以新罗人居多，如金思兰、金忠信、金允夫等人，且品级高于唐人，反映了唐朝对新罗的优待与怀柔政策。由此可见，唐朝纵然重视对新罗的外交，仍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采取务实的政策，不可过于高估。

表1 官职可考的使臣

从职官角度分析，唐初遣新罗使臣的官职以散骑侍郎为代表，符合隋末唐初散骑侍郎作为主要外交官员之一的制度。同时，其与皇帝的关系较为亲近，是皇帝的智囊人物，反映了唐高祖对半岛局势的重视。唐前期使臣官职不固定，且多为武官，与以往学者认为唐前期使臣多摄兼鸿胪卿的观点略有差别，却符合唐罗联盟为联合军事行动频繁派遣使臣的需求，反映了这一时期唐罗关系的独特性。唐中后期使臣多兼摄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共有7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提高使臣的地位，体现了唐朝对新罗的重视之意。且御史出巡有“代天子巡狩”的称号，有利于维护使臣在出使国的威严，助其完成使命。另一方面，据《旧唐书·职官三》载，（御史台）“大夫一员，中丞二员。大夫、中丞之职，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中丞为之贰。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讯之。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1]1861～1862。御史中丞作为唐代的监察官员，有监察中外百僚的责任，对新罗王有警醒的作用，以便于对唐罗宗藩关系的维护。

唐后期宦官作为使臣出使新罗的情况较多，多为宣慰、告哀使或满足皇帝的特殊需求，如宝历二年（826），武自和与吐突士昕赴新罗“取鹰鹞”、朱朝政和西门思恭“奉命前往新罗”等。而册立新罗王的使臣仍派遣朝官，且这些朝官多为东宫官制，如太子左谕德、太子赞善大夫、太子中允等，共7 人。太子东宫官员的选拔标准是忠直敢谏、好学通文、忠于所事和善于筹划[3]，因此这些官员都堪当大任。又据《唐六典》载：“左谕德掌谕太子以道德也。皇太子朝宫臣，则列侍于左阶；出入，则骑从于正道之左。其内外庶政有可为规讽者，随事而赞谕焉。左赞善掌翊赞太子以规讽也。皇太子出入动静，苟非其德义，则必陈古以箴焉。”[4]太子左谕德官职较高，负责对太子进行道德教导，其还有规讽内外庶政的职责，赞善大夫也有规讽进谏太子德义的职责，与御史职责有相通之处。即使在唐后期，宦官跋扈专权，而对新罗王的册封使命仍由朝官担任，表明了唐朝对新罗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唐朝统治者想要在新罗面前维护其宗主国的自尊。

二、使臣的家世

结合史书和出土墓志，唐朝遣新罗使臣家世可考的共17人，其中朝官12位，宦官5位，皆出身于官宦世家。在12 位朝官使臣中有8 位出身于豪门世族，分别是李祯、张文收、王文度、刘德敏、刘仁愿、崔廷、源寂和苗弘本。据《大唐故随司隶刺史李君墓志》，李祯出身于陇西贵族，其祖上三代，皆身居高位。其本人为隋朝官员，还参与了隋炀帝东征高丽的战役，“（大业）八年，摄行军长史，东讨辽，以功授宣惠尉，非所尚也。”[2]251王文度和刘仁愿皆出身于武官世家，王文度出身于关陇贵族军功集团，与其父王赟两人分别参与了隋、唐对高句丽的征伐[10]。刘仁愿出身于北边豪族武人世家，祖上均位列大将军，其高祖、曾祖均为镇北大将军，祖父为周骠骑大将军，其父刘大俱为“唐左武卫大将军、绥州总管”[6]。刘（德敏）、张、崔、源、苗五大家族都列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刘德敏出身于彭城刘氏，结合《旧唐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刘德敏祖父刘轸为北齐高平太守，父亲刘子将（通）为隋朝毗陵郡通守，其兄刘德威为唐刑部尚书。[2]2676-2677张文收出身于贝州武城张氏，其父是隋朝内史舍人张虔威，内史舍人虽官职不高，但掌起草诏令，参与机要。他的从兄张文瓘及其四子等皆身居要职，“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时人谓之‘万石张家’。”[2]2816崔廷出身于博陵崔氏，据《崔廷墓志铭》载：“惟我崔氏，冠于百族，贤良继世，故轩冕□□□□相袭，故婚姻赫弈，德本深固，庆流绵邈，胄裔绳绳为士大夫称首。”[7]2077但到崔廷父祖之时，已家道中落。源寂，据刘禹锡《送源中丞充新罗册立使》称源寂为侍中之孙，诗文中有“相门才子称华簪，持节东行捧德音。”[8]4052经考证，其祖父应为唐玄宗时期两任侍中的源乾曜，源寂之父虽不明确，但据《新唐书》，源乾曜三子皆为京官，主动请求两子外放。所以，源寂的父亲极大可能为官。苗弘本则出身于上党苗氏，《苗弘本墓志铭》明确记载了苗弘本的曾大父科举出身，曾担任中书舍人，大父进士出身官至尚书祠部员外郎，父亲为少府少监，家族两世三人为官。[7]2321～2322据此，以上八位使臣皆出身显赫的豪门世族。

另外4 名使臣家世虽不显赫，但仍是官宦世家，分别是刘仁轨、韦丹、元季方、马卢符。结合《旧唐书·刘仁轨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刘仁轨之子刘濬墓志，刘仁轨出身于尉氏刘氏，其高祖刘通为后魏建武将军，曾祖刘能为北齐冠军将军，祖父刘炽为唐淮阳王府参军，父亲刘子威“曹州使君”可能为刘仁轨显达之后所赠。[9]韦丹是“周大司空孝宽六世孙。高祖琨，以洗马事太子承乾，谏不听。太宗才之，擢给事中。高宗在东宫，为中舍人，封武阳县侯。孝敬为太子，琨以右中护为詹事。”[10]5629韦丹因父母早逝，跟从外祖父颜真卿学习。元季方的曾祖父元万顷曾跟随李勣东征高丽，并管书记，其父元正举明经，被授予监门卫兵曹参军。马卢符是“宣州刺史元庆之曾孙，著作郎、赠少府监恬之子。”[1]6452

唐后期宦官专权，侵夺了唐政府较大的行政权力，外交权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据目前所知，出使新罗的8位宦官中有5位世系可考，另外3名宦官何行成、吐突士昕、西门思恭，史料记载不详。武自和，“曾、祖，情厌趋负，傲放不仕。父讳温，累有官秩，不显于位。”[12]朱朝政的父亲为兴元元从、登仕郎、守内侍省内侍伯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7]2153杨遵诲的父亲为振武监军使，哥哥杨遵念为右神策军引驾承旨、承务郎、行内侍省内仆局丞，弟弟杨遵谟授内常侍、拜枢密院承旨，杨遵譲为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13]

其中2 位宦官先祖有出使外藩的经历，分别为王文幹、董承悦。根据《王文幹墓志铭》记载，王文幹的曾祖父王奉忠曾是“和蕃使”，出使过外藩，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唐德宗时期的“奉天定难功臣”，且其父还是右神策军散副将、云麾将军，掌握禁军。[7]2237据董承悦的父亲《董文萼墓志铭》载，董文萼于贞元初唐朝与吐蕃平凉会盟时“捧纶旨赴彼宣慰”，并于“（贞元）二十一年，奉敕充回鹘告哀宣慰使，跋涉沙碛，靡盐不遑。”[14]董文萼于出使过吐蕃与回鹘，这两个对唐朝影响较大的政权，说明其有过硬的外交能力与经验，对董承悦出使新罗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出使新罗的使臣皆出身于官宦世家，说明唐朝选派出使新罗的使臣时比较重视使臣的出身。一方面，良好的家世能够为使臣提供优越的环境，使其具备较高的政治文化修养，对外交事务也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先祖有出使外藩经历的使臣，他们可能更有机会了解藩情和外交程序及礼仪。另一方面，使臣出身于官宦世家也反映了唐朝对新罗的重视。

三、使臣的文化修养

新罗与中国往来密切，很早便学习儒学经典，文化底蕴深厚。为了保持唐朝的优越性，出使新罗的唐朝使臣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精通儒学，熟知礼仪。使臣中有的本身便是当代大儒，有的出身科举，还有部分官员因棋艺精湛充当副使。

最具代表性的当为朱子奢、张文收、刑璹、归崇敬，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儒。朱子奢，隋炀帝时期为直秘书学士，归顺唐朝后为国子助教。其出使新罗时太宗告诫他：“海夷重学，卿为讲大谊，然勿入其币，还当以中书舍人处卿。”[10]5647朱子奢却“纳其美女”，对此“帝责违旨，而犹爱其才，以散官直国子学，累转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10]5647又“每侍宴，帝令论难群臣，恩礼甚笃。”[10]5648由此可知，其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被唐太宗看重。张文收，“尤善音律，尝览萧吉《乐谱》，以为未甚详悉，更博采群言及历代沿革，裁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7]2817他还参与太宗创制礼乐、厘定太乐，撰写《新乐书》十二卷。刑璹即将出使新罗时，唐玄宗对邢璹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2]5337明确指出，正是因为刑璹学识渊博、善于讲论才选他为使臣，目的在于到新罗宣扬儒家经典，使新罗人认识到唐朝儒学的先进。归崇敬，“治礼家学，多识容典，擢明经。遭父丧，孝闻乡里。调国子直讲。天宝中，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迁四门博士。”[10]5035因为精通礼学，经常向代宗建言国朝礼仪中的诸多不合礼制的问题。又“先是，使外国多赍金帛，贸举所无，崇敬囊橐惟衾衣，东夷传其清德。”[10]5036。归崇敬出使新罗期间，没有像以往的使臣一样进行私人贸易，其高洁的品德为新罗人所传唱。这四名使臣都是唐朝当时有名的儒学家，他们出使新罗，因学识或清德受到新罗人的尊敬，既维护了唐朝的对外形象，也迎合了新罗的慕华心理。

科举出身的使臣共9位，其中唐人4位，崔廷为进士出身，归崇敬、韦丹、元季方为明经出身。据《崔廷墓志铭》，“贞元初，进士及第，诚慤居实，名声籍甚。”[7]2077韦丹，“丹蚤孤，从外祖颜真卿学，擢明经，调安远令，以让庶兄，入紫阁山事从父能。复举《五经》高第，历咸阳尉，张献甫表佐邠宁幕府。”[10]5629韦丹两次及第，第二次还是《五经》高第，其学识渊博为当时所称颂。元季方，“举明经，调楚丘尉，历殿中侍御史。”[10]5745其作为告哀使前往新罗时，“新罗闻中国丧，不时遣，供馈乏，季方正色责之，闭户绝食待死，夷人悔谢，结歡乃还。”[10]5745。新罗国王听说唐朝皇帝驾崩，不及时遣使者前往唐朝吊祭，还减少供应，这是新罗对唐罗宗藩关系的一种试探和挑战。元季方严正的谴责新罗的行为，并且闭户绝食，以死明志，使新罗悔过谢罪，结欢而归。元季方以实际行动，敦促新罗履行“藩臣之礼”的义务，维护了唐朝作为的宗主国的权威，巩固了唐罗宗藩关系。说明这些科举出身的使臣不但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较强的政治敏感度，能够灵活有效地处理外交事宜，维护唐朝的宗主国利益。新罗宾贡进士有5 位，分别是金文蔚、金允夫、金夷吾、裴光、崔致远。据学者考察，唐代域外贡士来华应常试与唐代本国士子同等对待。[15]因此，新罗宾贡进士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还有部分官员因棋艺精湛被派往新罗担任副使，如杨季鹰和马卢符等人。据《旧唐书》，“又闻其人多善奕碁，因令善碁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璹之副。”[2]5337明确指出，因新罗人善于下棋，所以派遣棋艺精湛的杨季鹰为副使。结果是“其国碁者皆在季鹰之下”。马卢符，据“公博览多艺，奕碁居第三品。”[11]6452马卢符出使新罗的原因，可能与杨季鹰一样，都是因为棋艺高超。派遣杨季鹰为副使与新罗人切磋棋艺，既反映了唐朝对新罗的友好，同时杨季鹰的胜出，既是唐朝保持优越性的结果，也是唐朝施以威德的表现。

唐朝遣新罗使臣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其出使使命有很大的关系。上述使臣均有吊祭册立新罗王的使命。吊祭册立新罗王有着一整套册封礼仪，同时也是唐朝宣示威德的手段。因此，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兼备的官员，是出使新罗使臣的最佳选择。《送归中丞使新罗吊祭册立序》载：“今天子以公身衣儒服，力儒行，行之修可移于官，学之精可专对四方。是故公任执法之位，且使操节以济大海，颁我王度于大荒之外。夫新罗嗣王以丧讣，且请命于我矣。我则归賵继好，以策命命之，实怀远示德，礼之大者。夫亦将宏宣王风，诞敷微言，使鸡林塞外，一变可至齐鲁。”[11]3938首先，使臣的政治素养高，有专对之才，能够灵活独立应对外交事宜。其次，册立新罗王的礼仪关系重大，使臣儒学文化修养较高，熟悉礼仪，不易出错。第三，使臣具备高水平的儒学素养，有利于宣扬唐朝的制度教化，使儒家文化在新罗得到发展，促进了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四、使臣中的新罗人

唐罗间的友好关系虽是两国的共同需求，却是新罗主动求好的结果。面对高丽和百济的联合攻势，新罗频繁向唐朝乞师救助，并主动请求留质子宿卫，其主要目的是寻求政治、军事保护。随着唐朝与新罗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罗宿卫的职能也发生了转变，其在唐罗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笔者统计，目前已知新罗人作为唐朝遣新罗使臣的共有16次（见表2）。唐前期共有3次。前两次，主要是为了唐罗联盟期间沟通军情，后一次是在唐罗战争期间传寄书信，即著名的《致新罗王金法敏书》。这三次出使过程见证了唐罗联盟的建构与崩溃。从唐玄宗时期到唐末共有13次，除了玄宗时期2次出使是为了归国征兵外，主要是充当册封、宣慰副使。

表2 新罗人担任唐遣新罗使

新罗宿卫作为唐遣新罗使臣有以下优势：其一，充当翻译。元和十五年（820），新罗质子试太子中允金士信奏：“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尝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蕃，卽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16]11694又宝历二年（826），“新罗质子金允夫请准旧例，中使入蕃，便充副使，同到本国译诏书，不许，但随告使充副使。”[16]11724由此可知，新罗人充当副使非常普遍，主要任务在于“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作为两国翻译，将唐朝诏书详情传达给新罗。新罗宿卫在唐生活多年，唐朝对他们加以施恩笼络，赐予田宅、官位，灌输亲唐思想，完成使命后又加官进爵。因此，其在翻译诏书上必然更加准确、安全。

其二，熟悉两国国情。新罗宿卫大多为新罗贵族子弟，对新罗的政治文化和外交礼仪非常了解。同时，他们又入唐宿卫，进入国子监学习。据学者研究，新罗质子宿卫的教育分两个阶段，唐罗联盟时期，质子的主要职责是宿卫，要求其熟知各种朝章礼仪、律令和礼制等。唐罗关系恢复以后，新罗质子宿卫入国子监，进入唐朝中央官学体系，进行系统学习。[17]又《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臣窃以东人西学，惟礼与乐。至使攻文以余力，变语以正音。文则俾之修表章，陈海外之臣节；语则俾之达情礼，奉天上之使车。”[18]宿卫学生主要学习唐朝礼乐文化、撰修表章、通达情理，对唐朝的政治礼仪非常了解。因此，新罗宿卫熟悉两国政治礼仪，且多任册立和宣慰副使，有助于辅佐正使根据一定的礼仪程序完成相关仪式。

其三，凸显唐罗间的友好宗藩关系。新罗宿卫作为唐朝出使新罗的使臣，其本身便是唐罗友好宗藩关系的体现。新罗宿卫本人对出使新罗也是积极参与的，如金士信、金允夫、金云卿等人。新罗宿卫出使新罗，安抚了新罗人的思乡情绪，有利于唐罗关系的长期发展。同时，这对于新罗人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张籍的《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久为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衔命归。通海便应将国信，到家犹自著朝衣。从前此去人无数，光彩如君定是稀。”[8]4355新罗普通民众看到新罗宿卫作为唐朝使臣归国，也会对唐朝产生好感，有利于唐罗友好关系的发展。

另外，部分新罗遣唐使在完成新罗国朝唐的使命后，又接受唐朝皇帝的派遣，将唐朝皇帝的诏敕带回新罗，具有双重使命。此类使臣共12 次，敕书内容以赐物为主，有7 次，劝谕三国和好1 次，沟通军情1 次，敕封新罗王1 次，赐地1 次，赐官诰1 次（见表3）。唐玄宗时期最具代表性，共6次，反映了玄宗时期唐罗往来密切，达到了唐罗交往史上的巅峰时期。然而，纵观史料并未出现入新罗的唐使臣具有这种双重使命，他们仅仅肩负着唐王朝的使命。这除了表明唐罗间友好的交往关系外，也反映了唐罗关系的不对等性，且这种现象伴随着唐朝与新罗交往的整个过程，证明了唐朝对新罗的宗主国地位从未动摇。

表3 新罗遣唐使带回唐朝皇帝诏敕列表

在唐朝与新罗交往的近三百年间，唐罗人员往来频繁，唐朝使臣携皇帝的政令前往新罗并依礼执行，是维护唐罗宗藩关系的主要途径。担当如此重任的唐使臣品级最高为正三品，最低为正九品下，级别跨度较大，以五品为主，且多为文官，武官主要出现在东北亚局势紧张时期，且品级较高。唐前期使臣涉及官号较多，唐后期监察、规谏官员较多，如御史中丞、赞善大夫等。同时，唐后期宦官出使较多，但册立使仍为朝官，反映了唐朝重视对新罗王的册封以及对其自身形象的维护。使臣们皆出身于官宦世家，拥有较高的政治、文化修养。有的本人便是当代名儒，熟知礼仪，精通儒学，用渊博的学识和高尚品德维护了唐朝的对外形象；有的出身科举，不但有较强的儒学素养，且具备较强的政治能力，能够及时处理一些外交事宜，有力地维护了唐罗宗藩关系；还有部分使臣先祖曾出使过外藩，熟悉藩情及外交礼仪，为其出使新罗提供了便利。另外，新罗留唐宿卫主动充当唐朝遣新罗副使和新罗遣唐使的双重使命，显示出唐罗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也反映了唐罗关系的不对等性，即唐朝始终处于宗主国地位，新罗处于藩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