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 李嘉宜

【摘要】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对鲁南农村地区受网络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乡村声音景观——直播聊天室进行介绍，重点探讨了声景的建立与影响乡村私人空间公共化的过程。发现，在农村，村民选择直播聊天室的互动方式可以使一个偏远无闻的村落成为“网红村”，并影响着乡村变化，形成一种和谐的新空间。本文延续声景的分析路径，尝试填补对声景影响乡村私人空间公共化案例研究的空白，强调直播聊天室这一声音景观于乡村空间变化的影响以及乡村日常生活与基层治理。

【关键词】声音景观  乡村传播  公共化  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在乡村，社交媒体在情绪、工作、人际关系等方面影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其中，声音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网络短视频为代表的乡村自主表达是塑造乡村媒介形象的重要渠道。声音往往更容易形成一个让听觉主体浸入的环境，“听”，不像“看”那样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而趋向客观性，而是由听觉者与外部世界产生身体的接触而更趋向主体性。①所以，直播聊天室成为链接并塑造农村居民与乡村生活的另一重要路径。

在中国山东省费县杨树行村，有一位“拉面哥”程运付，他在2021年2月底登上了快手平台热榜，由此带来大批主播涌入村庄。此后，该村村民逐渐接受并开始大量使用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物品，尝试接触直播，受限于技术和经验，他们选择了以声音为主的直播聊天室，既进行线上活动，又在现实生活中相聚，由此意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化的联系和互动方式。

我们具体考察了名为“浪琊”的直播聊天室这一声音景观的建立及其对乡村私人空间公共化过程的影响，尝试填补对声景影响乡村私人空间公共化案例研究的空白。

一、声景与乡村移动类新媒体

声音景观被认为是任何可以研究的acoustic field（声场）②。这一概念更强调个体在被创造的声音景观中如何进行自我理解，并在作为整体的个体与社会中，以一种声音交往的方式，通过听与声音、听觉者、环境建立联系③。于是，在感官方式/听觉方式影响下，物理意义上的声音环境与作为听觉经验的声音景观之间得以连接。在这一过程中，声音环境是中性的，被连接的两者相互塑造。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录制磁带与社会运动、声音与建筑、消费研究等多个领域。事实上，声音景观理论为解决听觉在获取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之外，还作为一种方式，为解决在链接并塑造声音景观的路径问题上提供了一种可能。

以往的乡村移动类新媒体研究，往往聚焦在视觉层面并体现在生产特点、媒介赋权、城乡关系、数字劳动等角度上，忽视了乡村移动类新媒体发展中的听觉在场，声音与听觉传播的研究有待深入。

二、私人空间与公共化

私人空间是“以个体独立人格为基础的私人活动与私人交往空间”④。

我们在本文中所探讨的公共化，是指在一定社会活动的影响下，原本的私人空间中个人化的成分降低并逐渐成为公共空间的过程。这种公共化所探讨的是一种以业缘、地缘、趣缘等关系结构而成的社会组织空间。这是一种更生活化、关系化的公共空间⑤。

在乡村，在传统的社会空间中，公私空间处于二元分离的状态。而在移动媒介的介入下，人们通过各种活动在私人空间中进行公共化表达，迅速成为活动的引导者，并影响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空间。

三、研究方法：置身杨树行村的田野调查与网络生活志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我们在杨树行村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浪琊”直播聊天室是基于快手平台的直播聊天室，近六成的村民参与过这个聊天室的活动，是当地村民熟知的一个聊天室。直播聊天室、参与者及其所依赖的直播技术都处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虚拟网络的情景（context）中。他们在同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进行在线交流，又在同一个现实的地理空间中进行社会生活的互动。

（二）抽样与招募

经过滚雪球式抽样，我们最终确定了12個访谈对象，他们与“浪琊”直播聊天室都有一定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一方面体现在访谈对象长期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体现在访谈对象在“浪琊”直播聊天室的高活跃度。

在访谈中，我们通过询问他们在杨树行村的生活史作为开放式访谈的导入。我们让参与者自由地谈论直播聊天室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以及对村民行为的改变。在经过多次访谈后，我们从参与者的经历中提取了重要陈述。同时，我们将参与式观察的记录以及其他材料分发给不同的村民进行交叉验证，来保证获取资料的准确性。我们还通过多次回访，来确认收集信息的饱和度。根据不同的定类描述，我们将其分别归入听与声音、听觉者、环境三个具体的类别。

（三）数据分析

为了实现对听与声音、听觉者、环境三类分析内容的可操作化，我们选用了Colaizzi 7的现象学方法（Colaizzi， 1977）进行分析。该方法分为： （1） 阅读清洗访谈文本，（2） 提取重要陈述，（3） 创造意义单元（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1～3 以澄清参与者的陈述），（4） 组织主题雏形，（5） 合成定类描述，（6） 构建类别，（7） 验证结果。

四、分析：听与声音、听觉者、环境

（一）听与声音

在对于听与声音的考察中，我们重点关注了杨树行村村民对直播聊天室的使用和互动情况。作为村落中的一个直播聊天室，声音扮演着一种信息传递和情感沟通的角色。访谈数据显示，村民接触直播聊天室前，他们更习惯使用仅能拨打电话、收发短信的手机，智能手机仅在有工作需求时或在城市返乡等群体中被使用，实际使用率极低。为了使用快手，参与直播聊天室，他们更新移动设备，传统的“老人机”或者“小灵通”被智能手机所取代。

“原来，村里没人会整天守着一部手机，现在基本上手机不离手，主要是平时在聊天室聊天的时候方便。”（程，70岁的女性农民）“我们老百姓不用使多好的手机，几百块钱到一两千就够用，我们玩聊天室也不需要多好的镜头，怎么简单怎么来。”（裴，45岁的女性农民）

智能手机方便携带、操作简单。村民们可以用它参与到直播聊天中。一般情况下，在他们第一次接触直播聊天室后，智能手机便成为他们的常用设备。参与直播聊天室这一行为将这种新媒介技术产物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绑定，并且成为一种动因，让他们持续地、习惯性地使用智能手机。同时，对于关注直播聊天室的村民，他们对手机的选择有着自身的文化解释，并没有受到消费文化的广泛影响，去追求奢侈、昂贵的手机品牌，而是更具体地把能够使用快手应用作为一种重要参考因素。

“来‘上播’的人都用手机外放声音，这样更清楚，有人听错了也好‘矫正’。再说，多买一副耳机使用起来不够方便，还费钱。”（魏，65岁的女性农民）

外放——这种受技术影响的听觉方式，与私人资讯表达的公共化紧密相关。村民们通过一种听觉方式将一些可能属于私人空间的资讯公开。由于直播聊天室的参与者往往会有一个现实聚集的场所，这种公开不仅是在网络空间中公开，在场所的各种人都有可能成为私人资讯的接收者。

在媒介技术与听觉方式层面上的探讨之外，我们还发现，“浪琊”直播聊天室中的声音是“拉面大舞台”（乡村文化活动广场）表演的声音。一般情况下，直播聊天室会选取与直播内容相关的背景音乐。然而“浪琊”直播聊天室以及其他存在于杨树行村的很多直播聊天室却选择了这种天然的声音。很多受访者给出相类似的体验描述，在聊天室就像在“拉面大舞台”前“听节目”。

村民通过参与直播聊天室增加智能手机的接触与使用。在技术影响下，村民的私人资讯公共化以及特殊的声音使用成为可能。这些独特的听与声音，逐渐融入杨树行村村民的生活，并形成一种新的日常。

（二）听觉者

上一节我们提到了“浪琊”直播聊天室中的背景声音是“拉面大舞台”表演的声音。作为直播聊天室的参与者，他们表示会被这种熟悉的声音所吸引。我们认为在以往声音传播的过程中，安静更能体现出一种陪伴和关怀的功能。但是，“浪琊”直播聊天室的声音却正相反，取替它的是一种熟悉的声音环境。这种熟悉与村民们的乡土情结是紧密相关的，即使直播聊天室的主播尝试选择类似的背景声音来吸引听觉者，也无法达到“熟悉的声音”所产生的效果。对于聊天室中的村民们而言，在主播“浪琊”的组织下建立的声音景观中，因为声音而进入的听觉者将地缘意义上的情感融入其中。

“我在开播的时候也换过很多音乐，很多红歌或者是流行的歌都尝试过，但是来咱们直播间的人还是会觉得这个效果好。可能是觉得看大舞台表演节目比较多，习惯了。而且咱们‘上播’的地方离着大舞台也近，要是放其他的音乐也拧巴（不太合适）。最后，咱们就是不用特别的背景音了。”（钱，56岁的男性个体商户）

此外，听觉者在直播聊天室的互动以及如何建立新的关系，也被纳入私人空间公共化的思考范围。在直播聊天室进行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参与者往往以“兄弟姐妹”相称。在中国乡村社会习俗中，通过亲戚称谓来代替名字相称是确认亲密关系的重要环节。这种本应属于私人家庭中的特殊语言被带入公共空间，这不仅仅是直播聊天室这种虚拟的网络公共空间，更是一个听觉者现实聚集的地理意义上的社会现实空间。

“你像我当时第一次弄聊天室，就是为了听村里的事。觉得还挺方便的，我就拉上俺家姐。”（刘，39岁的男性乡村教师）“当时我叔想用这个聊天室（的功能），他刚换新手机，让我教他，我跟着玩了一会儿觉得挺有意思的，就玩了。”（任，26岁的男性地方临时工）

“浪琊”直播聊天室中这种通过直播展演的惯常称呼和闲言碎语的参与者营造出“家庭”氛围，人们通过熟人介绍进入聊天室，这种现实中的私人关系被带入网络，并且通过网络将其公开。在聊天室中，村民会在主播的组织下与其他听觉者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并且会因为参与者的现实聚集，将这种新的亲密关系在现实空间中延续。在这一基础上，主播会尽可能地为参与者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在参与者眼中“浪琊”像是组织者和协调者。

直播聊天室的参与者认为，情感联系和人际沟通是聊天室存在的重要原因，同時，他们通过这种私人化的表达参与公共活动。村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这个聊天室因为亲切和便利而受到欢迎”，认为这体现聊天室的良好氛围以及“浪琊”的人格品质，并且将它和更广阔的乡土情结和地域文化相联系。

（三）环境

移动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空间安排。直播聊天室在杨树行村兴起后，随处可见拿着各种智能手机的村民聚集。他们沿用了视频直播的说法，称进入聊天室进行互动的行为是“上播”。“上播”需要一个场所，这个场所便是乡村的公共空间⑥，也是我们在前文中反复提到的村民聚集点。

在杨树行村，冯的农家乐便是这样一个空间。在“拉面大舞台”的斜对面，用黑色棚布围遮成一块10几平米的空间，在一旁挂着“炒菜、羊汤、水饺”的招牌，“浪琊”就常在这里和村民们一起“上播”。冯，51岁，在拉面哥走红后，他也尝试通过网络直播来增加收入，但是效果不好，于是他把自家用于存放杂物的园子改成农家乐来招待游客。但是随着拉面哥热度的下降，农家乐生意也受到影响，来消费的群体也从游客变成了村民。冯便让“浪琊”到自己的店里“上播”，并提供免费的茶水。

“像这样‘上播’的地方在村里还有很多，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的地改的，有自己的院子、闲置的栏房甚至是田地。大部分都是之前改了卖饭或者（让游客）住宿，现在生意不行了，扒了（拆除）不白瞎了嘛，大家能找个事聚成一堆玩也挺好，当然也有后来再改的，但是不是太多。（她指向一块用蓝色彩钢瓦搭起的新屋子）这家就是新的。”（李，80岁的女性农民）

在“浪琊”的“组织”下，自发形成了一套公共秩序，这一层面上也反映出了直播聊天室的两种环境受到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影响，杨树行村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十分重视道德和规范，并在实践过程中贯穿聊天室始终，尤其体现在“上麦”次序和直播内容的选择上。另外，我们观察发现，直播间中常存在个人道德的公共化倾向。他们会把对自己的道德要求（私德）比如夫妻关系的要求在聊天室进行公开或隐晦的讨论，并且置于他者之上，形成一种公共影响。

事实上，无论是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空间，直播聊天室都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认知重心。村民们加入直播聊天并且在现实空间中聚集，在这里听来自他者的资讯，或者传达自己的信息，吸引着更多的村民加入或者参与。已经加入聊天室的村民对新加入者往往表示欢迎。在这一案例中，冯出让自己的私人空间为“浪琊”直播聊天室提供一种公共环境，营造出跨越现实和虚拟的声景。但是这背后其实是信息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同时，村民们也意识到这种新社交方式的兴起引发村落空间改造的可能性，并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方式来改进基层中的沟通与治理问题，从一个具体的声音景观去反思更广阔的社会环境。

五、独特声音景观影响乡村社会私人空间公共化

网络文化从城市向农村扩张，已经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外，扩张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也伴随着新空间产生。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具体分为听与声音、听觉者和环境对一处乡村构建直播聊天室这种声音景观的过程进行分析，通过研究乡村中声音景观影响下私人空间公共化的过程，探讨网络文化对乡村行为的影响。私人空间公共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空间在声音景观的催化下变得公共了。

新媒介技术给杨树行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完全改变杨树行村的空间格局，而是在与杨树行村村民们的协调中将私人空间中的个人资讯、亲属关系等纳入公共环境，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新空间。这种新空间与村民的乡土情结和地域文化紧密相关，也与日常生活和基层治理动态关联。对于“私人空间”的把控与导向把握也是乡村治理中需要关注和加强的。

注释

①Sterne， Jonathan （2003）. The audible past： 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 Durham， UK：Duke University Press.

②Schafer， R. Murray （1977/1994）.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Vermont， VT：Destiny Books.

③Truax， Barry （1984）.Acoustic communication. New Jersey， NJ：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④李紅春：《当代中国私人空间的拓展与大众文化的崛起》，《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⑤任剑涛：《论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均衡态势》，《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⑥沙垚：《新农村：一部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本文编辑：刘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