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卓尔

鱼纹是出土文物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纹饰，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就有出现。夏商周时期，鱼纹不仅盛行于青铜器之上，单独的玉鱼也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铜盆、铜鉴，秦汉时期的双鱼纹铜洗。瓷器上、金银器上的鱼纹也是屡见不鲜。

以鱼纹为主体纹饰的铜镜，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出土数量不多，但是也独具特色。到了金代双鱼纹铜镜开始流行，是目前为止金代出土与传世最多的铜镜。元明时期，鱼纹铜镜开始衰落，清代鱼纹饰铜镜发现数量极少，基本都是仿金代制作，用以观赏，实用性较低。

金代双鱼纹铜镜的发现

金代双鱼纹铜镜大部分是双鲤鱼纹铜镜，其他种类较少。主要分布于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只有零散分布。

根据铜镜的纹饰特征大体可将金代双鱼纹铜镜分为两型，A型、B型铜镜的主要区别在于镜缘与双鱼纹饰主体之间有无纹饰或弦纹带。

A型镜整体纹饰较为简单，双鱼纹饰头尾相接，双向洄游，鱼体较为肥大，折尾，造型写实，背景装饰有水波纹、水草纹等。部分铜镜在镜缘处有刻记。根据具体造型的区别，又可分为三种亚型。

Aa 型镜如1985年出土于吉林农安靠山金代遗址中的双鱼镜（图1.1）。此类镜镜形多为圆形，部分有柄，圆钮外饰水波纹、水草纹等纹饰，双鱼刻画灵动，活力十足。鱼身宽体肥，鳞片较清晰。

Ab型镜如 1964年出土于梨树偏脸古城的双鱼纹镜（图1.2）。此类铜镜大体形象与Aa型铜镜相似，镜形为圆形，镜钮为龟形钮，龟钮头尾与四肢伸出背外，做爬行状。双鱼也是头尾相接，双向洄游。此种铜镜发现数量较少，多发现于金人早期活动地区。

Ac型镜仅发现两面，镜形一为葵花形，一为圆形，镜背并无其他纹饰装饰，仅有两条鱼纹，鱼纹整体形象不甚写实，动作呆板僵硬。双鱼间有一铭文框，一中有“承安二年镜子局造”铭文（图1.3），另一镜铭文为“镜子局官□□”。

B型镜在双鱼纹饰与镜缘之间有一圈纹饰带，大体也可再分为三种亚型。

Ba型镜中最精美的是黑龙江阿城出土的铜镜（图1.4）外区为水草纹，内区两鱼同向洄游，首尾相连，体态肥美。下眼睑似如意状，似是表现鲤鱼的通灵。背鳍明显，胸、腹鳍呈三角形，大而飘逸张扬向外。尾部弯折自然，做前游姿态。形象逼真，鱼如将要破镜而出一般，极具冲击力。镜形都为圆形，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双鱼生动逼真，外区为一圈水草纹饰带，纹饰较A型复杂，精品较多。

Bb型镜如1975年出土于前郭塔虎城的双鱼纹铜镜（图1.5），此类镜镜形以圆形为主，也有少部分桃形镜或圆形带柄镜。双鱼纹与镜缘之间装饰有一或两圈弦纹带。

Bc型镜同样可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双鱼纹与Ba型、Bb型类似，同为首尾相连，形态生动。外区为铭文带，造型特别（图1.6）。

金代双鱼纹铜镜较为常见，流传区域广泛，具有强烈的女真民族色彩，对后世的双鱼纹铜镜也有所影响。

鱼纹铜镜的发展演变

鱼纹出现在铜镜之上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此时期发现铜镜数量较为稀少，大多为素面或几何纹镜，其中出土于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的铜镜陶范上已有较为清晰的鱼纹发现，陶范为圆形，镜背中有四圈纹饰，其中第二圈为鱼纹，纹饰相对写实。

汉代鱼纹形象较为简单，多处于辅助地位，用以填补主纹饰以外的空隙部分。

北宋时期出土的鱼纹铜镜数量已然不多，出土地区以北方为主。除了作为辅助纹饰的鱼纹之外，也出现了类似金代双鱼纹的铜镜，如四川阆中陈安祖墓出土的双鱼纹铜镜（图2），双鱼围绕镜钮洄游，头尾相接，镜背无装饰纹饰，双鱼整体呆板，体形较为瘦小。

南宋时期的鱼纹铜镜，发现数量依然较少，浙江嘉兴出土的双鱼纹铜镜（图3）是该时期的鱼纹铜镜，其纹饰与同时期的近代铜镜区别明显，鱼纹体形瘦弱，鱼鳍较长，形象呆板僵硬。整体布局空旷，镜背除双鱼纹外没有其他纹饰。整体形象与北宋时期的双鱼纹铜镜较为相近。

元代双鱼纹铜镜出土数量较少，出土地点集中于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整体形象与金代铜镜相似，双鱼首尾相接，折尾，底部装饰水波纹，铸造较为粗糙，仿金者数量较多。

明代双鱼纹铜镜与南北宋时期风格接近，双鱼体形修长，形态呆板。镜背整体较为空旷，除双鱼主纹饰外，其余装饰纹饰较少。

清代铜镜由于玻璃镜的冲击，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鱼纹铜镜数量稀少，大多数鱼纹铜镜为宫廷内部制作，用来观赏，实用价值低下，整体样式与金代铜镜接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仿金双鱼纹铜镜（图4），镜中有一圆钮，钮上装饰类羊图案，镜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双鱼游荡嬉戏，头尾相连，鱼身宽大，整体较短。外区为铭文带，内容为“大清嘉庆庚申年闰十二月吉日仿双鱼式造于滇南”。整体造型较为写实，但是缺乏生气，不甚活泼。

金代双鱼纹铜镜的特点及兴盛原因

鱼纹直到北宋才作为纹饰主体用来装饰铜镜，北宋时期双鱼纹铜镜纹饰呆板单一，美观程度低下。从出土发现来看，这种铜镜的出土较少，地点多在黄河以南，如四川等地。究其原因，宋代为农耕社会，对鱼的依赖程度较低，并非平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来源。而铜镜本身是较为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因此，双鱼纹在宋代流行程度不高。

金代双鱼纹铜镜兴盛，不仅数量在金代铜镜中最多，艺术风格也更加丰富多样，双鱼的形象更加逼真写实，鳞片清晰可见，鱼的体形也多为肥大壮硕，尾巴多用折尾表现其灵动。背景用水波纹衬底，更有莲花纹、云纹等辅助纹饰，丰富其类型。

金代雙鱼镜具有多功能用途，除了作为镜子本身来照面使用之外，还具有其他的功能：1.宗教象征功能。金代双鱼纹铜镜鱼下眼睑部分的凸起部分，外形与如意云纹类似，从位置与形状来看应该是表达耳朵，但鲤鱼本身并无此特点。“鱼耳”仅在金代双鲤鱼中见到，萨满教崇尚自然，双鱼纹铜镜的鱼耳应与此有关，萨满教在医治病人之前，会嚼生鲤鱼，认为会有神秘的力量，皇帝举行荐新礼时，会把鲤鱼作为祥瑞的象征进行献祭。2.具有一定等级象征意义。《金史·舆服志》中可以看到上自皇帝下至百官，“佩鱼”的等级界限定得十分严格，金代实行的鱼符、鱼袋制度，皇太子、亲王佩玉鱼，一品官至五品官佩金鱼，六、七品官佩银鱼。因此可以推测双鱼纹铜镜的使用，也可能有等级之分。金代现存文献中并无记载双鱼纹铜镜划分等级的内容，但是金代出土铜镜中不乏体形硕大，纹饰精美的双鱼纹铜镜，这种铜镜的实际使用价值较低，也不便带在身边进行萨满仪式，更大的可能性是用以装饰作为地位的象征。3.镇宅辟邪功能。镜子本身在民间信仰中就含有驱邪镇宅的含义，俄罗斯地区也有把铜镜放置于仓库，有可以驱邪、保质的说法。

双鱼纹铜镜在金代的兴盛并非巧合，其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女真人作为渔猎民族的民族色彩，也有与汉族不断融合的因素在其中。

女真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以渔猎为主要的生存手段，在我国发掘的绥滨县三号墓地和黑河卡伦山墓地，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箭镞，火镰、鱼钩、矛头也是常见的伴出器物。《金史·兵志》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日则佃鱼射猎，习居其地。”女真人常年生活在“白山黑水”間，在未入主中原时，渔猎本就是女真人主要的食物来源。在金代初兴时，渔猎仍旧是族人重要的维持生活的方式，《大金国志》记载：“（女真）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黑水也就是松花江地区本身盛产鱼类，其中鲤鱼数量最多，容易适应环境，繁殖速度快。因此鲤鱼与女真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长期的渔猎过程中，对这种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生物产生情感，把它当作一种艺术形象进行刻画的可能性很大。

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中记述：“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金代早期婚姻制度较为原始，妇女地位低下，丈夫将妻子殴打致死，若不使用刀枪棍棒等物品，并不会被加以刑罚。此时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几乎没有人权保障。双鱼纹铜镜中双鱼对称分布，阴阳相合，除了以鲤鱼表现对生育的崇拜之外，也表现了女真人对于女性地位的平等化的追求，与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的渴望。

虽然双鱼纹铜镜的鱼形象较为写实，但仍有与现实不同的艺术加工。女真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与汉地的大量接触，文化自然而然有所融合，汉文化中，对鱼本身也有一定的崇拜情绪，《大业杂记》中有“清冷水南有横渎，东南至砀山县西北入通济渠，忽有大鱼， 似鲤有角， 从清冷水入通济渠， 亦唐兴之兆”的记载。《太平广记》中也收录了鲤鱼跃龙门的传说：“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天辅二年，金太祖下诏曰：“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金设科皆因辽、宋制”，“禁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子孙不在禁限”。金代开放科举制度，海陵王时期正式推行科举考试，仿习宋、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普通平民的上升空间，对应了“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寓意。全真教作为道教的一支在金代流行，乘鲤本身在道教信仰中有成仙的意思，鲤鱼本身在民间就有了神话的内涵。民间还有生前相互赠送双鲤鱼纹铜镜，死后随葬之说。

金代双鱼纹铜镜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在金代铜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金代双鱼纹铜镜反映了金代政治文化生活的特点与变化，表现了鱼在女真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现了金代平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