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古城城墙上的红军哨兵（徐肖冰 摄）

80年前的5月，春天的脚步已经来到延河两岸。

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是延安文化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艺术政策的指导性文献。在这次会上所确立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与随后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共同构成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性原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所确立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新方向，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发展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贯穿其中的红色文化精神一脉相传。

延安被称为“赤脚天堂”

延安曾经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

唐代诗人杜甫曾经在“安史之乱”期间，滞留延安南部不远的鄜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并留下诗篇《月夜》。北宋时期，著名词人范仲淹曾经驻守延安，留下《渔家傲·秋思》等多篇脍炙人口的诗词。如今的宝塔山下摩崖石刻，依然保存着范仲淹刚毅遒劲的墨迹。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往西安集结，红军和平接管延安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保安进驻延安。当初，延安城原住民不足3000人。此后10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指挥中心，被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称颂为中国革命圣地，是“赤脚天堂”。

曾经热闹的延安古城北大街是延安早期的主要商业地带，远处就是古城中心点鼓楼

1937年11月，柯仲平到达延安，“觉得延安什么都是圣洁的，每条河水与山谷，都可以写成圣洁的诗。延安比但丁写的天堂好得多，我要描写比天堂高万倍的党”。站在延安街头，他自我陶醉地大声朗诵着：“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青年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1939年5月，蔡若虹、夏蕾经过7 个月奔波，终于来到延安。一年前遭遇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后的延安城，已经成为废墟，机关学校部队都疏散到延河两岸的窑洞里。“整个延安城内，看不见没有倒塌的房屋和门窗，连一点败壁颓垣也没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成了一个清一色的瓦砾场。”走出城门，到处都是黄土高原被流水冲刷切割成的山梁峁壑。“荒凉，荒凉，天下无比的荒凉！谁知道，仅仅过了一天，我的印象完全改变了。歌声出现在这些荒山里，口号出现在这些荒山里，奇迹出现在这些荒山里，原来无比的荒凉正是天堂不可缺少的背景，天堂的典型环境！”

延安文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引和领导下发生的，其历史背景是战争环境、农村条件、黄土地上，其根本属性是人民文艺，其最为本质的审美特征与审美理想是人民性。

人民性，是人民的属性，是表达人民生活、情感、价值、意愿的程度。延安文艺的人民性审美特征，是指延安文艺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生活意愿的审美表达程度。

延安文艺人民性的深厚土壤

延安文艺的人民文艺属性，植根于新文学深厚的现实生活土壤。

“五四”文学革命倡导“平民文学”，选择白话文作为文学语言，打破文言文造成的社会阶层屏障，是倾情庶民，礼赞劳工，用文学关注“引车卖浆者流”的生活状况，开辟了一条新文学通向社会革命的文化通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俄国革命和苏联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新文学转入左翼文学时代，倡导“普罗文学”“普罗大众文学”，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文学，是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文学。限于客观历史条件，左翼文学的主要成员在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先后集聚到上海租界相对安全的城市环境里，与真正现实生活里的工农大众是隔阂的。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左翼文学界倡导“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13 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动员社会民众团结抗日。随后，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和爱国青年奔赴陕北延安。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即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下，文艺家与工农大众有了直接交往的机会，文艺大众化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新的发展。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4月，经过长征的冯雪峰受命回到上海，恢复建立党中央与上海党组织和上海文化界的联系。11月，丁玲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协助下率先奔赴陕北保安（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由此，开启了进步文艺界人士和广大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形成了一支“文化的军队”，他们与“手里拿枪的军队”汇合起来，集结陕北延安，共同谱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经艰难取得胜利的历史篇章。两支队伍，一个目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自由解放。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历史翻开新的篇章（此图为后来拍摄电影时组织人员补拍）

延安文艺人民性的政治品质

延安文艺的人民文艺属性，还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及其对文艺的政治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伊始就宣布：“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语境下，具体所指虽有变化，但从来未曾被忘却。

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保安参加由丁玲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并讲话，提出“两个发扬”的文艺主张：“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这是党对延安时期文艺发展路线的第一次明确要求，把红军长征队伍所带来的苏维埃工农大众文艺传统，与上海左翼文化界所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主张，在陕北苏区新的文艺实践中结合起来。其结合点在于人民大众，旨在唤醒并激励人民大众，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示意图，其中的中央办公厅楼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有越来越多的左翼文艺人士和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中国共产党热忱欢迎知识分子的到来，推举鲁迅为延安文艺发展的旗帜和方向。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讲话，系统阐述“鲁迅精神”是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所谓“政治远见”，就是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上从事文艺活动。“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在民族革命战争形势下，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就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两年后，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进一步阐释“鲁迅方向”。“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所以，“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冲锋陷阵，同样存在流血牺牲，同样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

延安文艺人民性的实践要求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解决“文化的军队”与“手里拿枪的军队”如何更好结合，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如何更加团结，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去战胜敌人，取得革命胜利。

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实现延安文艺的人民文艺属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斗争就有阵线，就划分敌我友。“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人民是具体的，利益是具体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也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想象的。需要文艺家们走进工农群众生活，感其冷暖甘苦，知其喜怒爱憎。针对部分文艺界人士初到延安就空谈文艺大众化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揶揄说，你说大众化，如果你走到街上遇见了老百姓，老百姓跟你说，请化一化给我看。这就是老百姓将了文艺家的军。为了战胜经济困难，延安革命队伍组织全员参加大生产运动。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过来“唯有劳动高”。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群众，“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为此，中央做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和道德评判。相应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文艺家也有同样的要求，对于革命文艺家也有相类似的要求。

1940年6月9日，在庆祝鲁艺建校两周年大会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接着，朱德同志回顾全面抗战以来八路军的战斗经历，很动情地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们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话说到此，朱德同志一时语塞，嘴唇发抖，眼圈泛红，全场静默。

在这种历史语境下，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针对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朱德同志讲话说：“哪里不要转变呵，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这是现身说法，一针见血。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教育不普及，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农民识字有限，广大农村地区现代文化资源匮乏；由于家庭出身、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文艺家们真正走向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文艺大众化的理想路径，是给予不同需求的人以同等满足的机会。“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文艺大众化是一个不断渐进累积的过程，在判断延安文艺的人民属性问题上，需要把握政治要求的绝对性与文艺审美的相对性的辩证统一，需要区分人民性审美特征的本质属性与实现程度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统一。

延安文艺家们凡是自觉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的大众文艺、工农兵文艺作品，都是走向人民文艺的前奏，属于人民文艺的范畴。

注释：

[1][4][5]蔡若虹：《赤脚天堂——延安回忆录》，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 页，第4—5 页，第5 页。

[2]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16 页。

[3]柯仲平：《延安与中国青年》，《柯仲平诗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79 页。

[6]《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 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8]《毛主席讲演略词》，《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0日，油印。

[9][10]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 页，第43 页。

[11][12][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

[14]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 页。

[15]参见华君武：《漫画一生》，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88 页。

[16][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 页，第144 页。

[18][19]参见孙国林编著：《延安文艺大事编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228 页，第228 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 页。

[21]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