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国家有效性缺失：乌克兰国家建设的教训与镜鉴

2022-05-25文龙杰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年3期

摘要：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乌克兰面临独立30余年来最大危机，这与其国家建设水平低下有关。国家可分为实体意义上的国家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国家建设也可分为两种路径——获得具体国家特征的实体国家建设，建构国家、社会及个人之间合理化关系的政治国家建设。乌克兰国家建设不足集中表现为政治国家有效性缺失。乌克兰国家建设存在政治制度多变、国家寡头化、国家认同缺失、民族冲突对立等诸多不足，导致民主无序化、国家寡头化、认同碎片化、族群对立化，极大影响了国家有效性。乌克兰未能处理好秩序与民主、自主发展与外部影响、历史与现实、民族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未完成获得独立性、人民性、主体性和共同性的历史任务。乌克兰国家建设教训提出警示：国家建设不能盲目接受、照搬某种思潮或模式，而应以独立性为基础，以人民性为遵循，以自主性为保障，以建设性为追求，探索确保本国国家有效性的特色路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态势下，国家安全稳定与有序发展的难度加大，现代国家建设应高度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叙事与行动渗透。

关键词：国家建设;国家有效性;民主;秩序;认同;民族;乌克兰;新自由主义

中圖分类号：D7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3-0155-17

一、问题的提出

乌克兰是东欧地区大国，拥有重要地缘战略位置，且处于转型进程，受到广泛关注。自2022年2月底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乌克兰面临1991年独立后最大的危机。围绕这场冲突，已有研究从国际关系角度进行了讨论，涉及俄罗斯对外政策[1]、乌克兰对外政策[2]、俄罗斯与西方关系[3]等。本文尝试从内部视角出发，探讨这场危机背后的乌克兰国家建设因素。国内虽鲜见直接、系统讨论这场冲突与乌克兰国家建设之间关系的文献，但前期研究已涉及该问题的部分面向。张弘以国家形态发展为视角梳理了乌克兰独立以来国家形态发展变化的轨迹，认为寡头政治是导致乌克兰国家形态从勾结型发展为俘获型，最终发展到“失败国家”边缘的关键因素[4]。苟利武基于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理论与后结构主义视角分别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维度，分析了乌克兰转型与国家建构的关系[5]。张艳波分析了乌克兰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认同问题，认为制度弊端、集团斗争、缺乏权威、经济衰落、外部同化、东部危机等威胁着乌克兰统一国家认同的形成和稳固，且在全球经济和安全形势不断变化背景下，其国家认同危机加剧[6]。赵会荣指出，泽连斯基时期的乌克兰应在尊重地区诉求差异的基础上继续构建乌克兰的民族国家认同，处理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构建之间的关系[7]。常士訚、郭小虎以乌克兰为案例，从国家建构的二维度理论视角分析了乌克兰国家失败的成因[8]。这些研究或注重国家形态（一种状态），或注重国家转型（一种过程），或注重民族建构（一个侧面），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理论启发。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国家在工具价值意义上的有效性出发，将国家建设作为一个综合概念，在其框架下讨论乌克兰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国家认同和民族建构，并通过乌克兰案例总结国家建设方面的教训与镜鉴。

国家可分为实体意义上的国家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后者是将国家视为重新组织社会的那套制度体系，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而建构起来的一套用于保障个体与社会权益、维护和推进整个共同体发展的制度体系[9]。国家有效性是指国家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实体国家意义上，包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和秩序;在作为制度体系的政治国家意义上，包括保障个体权益、维护社会正义、推进国家发展等。有研究认为，国家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国家安全、国内秩序、基本福利、社会正义。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前三项基本功能，就是失败国家[10]。国家有效性来自其拥有的适应力、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11]，而这些主要取决于国家建设水平。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11]1-2。在这里，政府是国家的代名词。正因此，亨廷顿又指出，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国家才能政通人和[11]1-2。

根据国家的实体意义和政治意义，国家建设也可分为两种理解路径。一种是实体国家的建设，也就是获得主权、领土、军队、行政、司法、税收等具体国家特征，可理解为国家的建立或形成;另一种是政治国家的建设，即建构国家、社会及个人之间的合理化关系[12]。本文重点讨论乌克兰的政治国家建设。从大历史视野审视乌克兰的国家建设，它面临来自全球化、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要求;与此同时，作为新独立的转型国家，乌克兰还面临成为新的国家主体这一任务。因此，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内容主要是处理四组关系：与外部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与现状的关系、与未来的关系，涉及国家制度建设、发展道路建设、国家认同建设、民族共同体建构等方面。如果在国家建设中不能处理好上述四组关系，国家将面临失去政策和行动独立性的危险，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或国际关系的牺牲品;将面临失去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度自主性的危险，无法按照本国意志实现国家现代化;将面临因国家发展成果无法惠及人民而失去民众认同的危险，进而失去合法性，陷入混乱和分裂;将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宗教等各领域发展缺乏建设性的危险，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充满投机性，只注重集团利益、近期利益。克里米亚危机、东部地区战乱及俄乌冲突都表明，乌克兰在国家建设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未完成获得独立性、自主性、人民性和建设性的历史任务，尚未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建设范式。

二、民主无序化：政治制度的不成功建设探索

乌克兰独立后，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完全抛弃了苏联模式，向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型，民主化是其主要方向。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具有双重性，既是国家治理得以实施的机制和凭借，又是民众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现代国家应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体系呢？一方面，在现代民主社会，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要求政治制度体系必须将保障民众权利和自由作为出发点，这是其价值性;另一方面，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诉求下，政治制度体系须能合理调配和使用资源，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秩序，这是其工具性。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价值性为工具性提供方向和指引，工具性则是实现价值性的保障。乌克兰的政治制度体系正因缺乏工具性，才未能实现价值性：既无法保障民众权利和自由，也无法促进国家和社会的正向发展。1996年6月28日，乌克兰颁布的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总统议会制。在该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下，总统的权力大于议会、总理，议会实行多数当选的单一选举制。2004年12月8日，乌克兰通过了修宪法案，自2006年1月1日起变总统议会制为议会总统制，总统权力被限制，议会和政府权力得到扩大，议会实行比例代表制。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于2010年9月30日宣布改回1996年宪法，恢复总统议会制。2014年“广场革命”后，乌克兰又将宪法恢复为2004年版本。独立后，乌克兰政治制度体系的调整方向相对明确，即由苏联模式向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模式转型。但在具体实践中，这套制度体系缺乏相应的工具性，出现了无序化。政党林立，总统、议会、政府之间如何分权成为困扰乌克兰国家建设的问题。尽管该问题在其他转型国家也存在，但在乌克兰表现得格外突出。

（一）探索与妥协：克拉夫丘克时期（1991—1994）

克拉夫丘克是乌克兰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建国与建制是其主要任务。在这一时期，乌克兰确立了转型方向，即从苏联模式转向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但由于在这方面缺乏准确的、足够的认识与经验，转型的具体实践呈现试错、摸索和磨合的特点。由于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基本大法的宪法迟迟未能出台，独立后乌克兰的政治体系依然留有苏联时期政治体系的残余，例如地方苏维埃仍在发挥作用。由于宪法权威和框架原则的缺位，总统、政府、议会就权力分配展开竞争，乌克兰当时的政治体系呈现过渡时期的混乱和无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落实成为问题，乌克兰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民众抗议声中，乌克兰于1994年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克拉夫丘克被库奇马击败。克拉夫丘克在苏联时期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与叶利钦相比，不属于超凡魅力型的领袖[13]。在总统与议会的权力争夺中，克拉夫丘克采取妥协立场，这使乌克兰在独立之初避免了动荡甚至分裂，但其确立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基础为后来的政黨林立埋下了伏笔。

（二）斗争与割裂：库奇马时期（1994—2005）

库奇马解决了建制的部分问题。1995年5月，乌克兰通过《国家政权和地方自治法》，撤销了地方苏维埃。库奇马试图打破总统与议会相互掣肘的局面，加强总统权力。根据《国家政权和地方自治法》，政府由总统组建，无需议会批准，总统即可独立任命总理和部长[14]。但这遭到议会反对，双方僵持的局面未发生质变。乌克兰1996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虽确立了总统议会制，总统是国家首脑和最高行政长官，可组阁，但同时受到议会制约;议会可弹劾总统，可通过不信任决议投票解散政府。权力斗争严重影响国家秩序，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开始在乌克兰凸显。库奇马任上更换总理（包括代总理）达11次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发展政策无疑是多变和低效的。乌克兰各政治阵营为了赢得权力，利用民族主义，借民族、语言、宗教等议题彼此攻讦，严重影响了国家认同和民族构建，不但进一步加剧割裂，甚至制造出新的矛盾。

（三）变动与摇摆：尤先科、亚努科维奇、波罗申科、泽连斯基时期（2005—现在）

2004年，尤先科成为乌克兰第三任总统。自此，煽动民众发动“街头革命”成为乌克兰政治精英权力斗争的重要手段。而放弃法律框架内的正常途径，热衷通过“街头革命”实现诉求，也意味着民众对乌克兰现行政治制度体系的不认同。由于国家权威日益丧失，乌克兰国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日益严峻。尤先科任上，总统与议会间的斗争仍然延续，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演变为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斗争。其他政治精英不能接受尤先科一家独大，通过2004年修宪把总统议会制转变为议会总统制，扩大了议会权力。如此一来，不同派系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总统与议会间的斗争之外，随着议会席位重要性的增加，各方还不遗余力地追求成为议会多数派。尤先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为了成为议会多数派，各方组建了尤-季联盟、季-亚联盟、尤-亚联盟等政治组合。2010年，由于尤-季联盟破裂，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随后废除了2004年宪法修正案，由议会总统制改回总统议会制，总统权力扩大。由于亚努科维奇上任后试图恢复和强化与俄罗斯关系，同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一事搁浅，引发国内亲欧洲派反政府示威，随后发生“广场革命”。为限制总统权力，乌克兰2014年2月21日恢复2004年宪法修正案，又“摇摆”回议会总统制。2014年5月，波罗申科上台，外交上“亲欧排俄”，仍未能理顺总统与议会间的权力关系，在国家治理方面不但未能解决克里米亚危机、东部武装冲突带来的国家统一问题，也未能清除腐败、改善经济。乌克兰现行政治制度体系表明，无秩序的民主是虚幻的民主，无论国家还是民众都无法从中获益。由于民众对政治精英及相关政治制度的失望情绪，“政治素人”泽连斯基在2019年4月当选总统。如果说诉诸“街头革命”是乌克兰民众对现行制度体系的失望，那么把国家交给“政治素人”则是这种失望的极端表现。

三、国家寡头化：发展道路的不成功建设探索

寡头是欧亚地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寡头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在国家转型过程中获得巨额财富，二是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能左右总统选举、议会选举等重大政治议程。由于国家建设能力不足，寡头问题在乌克兰尤为明显。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缺位，为寡头介入政治提供了广泛空间。寡头的挤占使国家权力更孱弱，反过来影响国家建设的推进。概言之，乌克兰的寡头化与国家建设能力不足互为因果。由于乌克兰各种制度设计、政策措施、文化建设都朝主要为寡头利益服务的方向展开，民众利益和诉求不能得到较好解决，最终导致民众失去了对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认同。优化现有制度体系和结构安排，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是乌克兰发展道路未来应遵循的方向。这意味着寡头的垄断地位将受到撼动，寡头会为此与国家和人民形成博弈。虽泽连斯基上台后出台了打击寡头的系列举措，但寡头短期内不会轻易退出乌克兰的历史舞台，其策略将更隐蔽和迂回。

（一）国家转轨造就寡头

乌克兰独立后，通过实行私有化推动经济领域的转轨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过程中，苏联时期的一些官员、企业负责人、科技精英等利用职务权力、政策漏洞和信息差，成为垄断相关领域的寡头。2018年，Novoye Vremya杂志与投资公司Dragon Capital评估乌克兰前一百名富豪资产是375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8%[15]。据福布斯乌克兰版统计，2021年乌克兰前一百名富豪资产达44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31亿美元[16]。寡头现象在乌克兰的能源、金融、矿业、冶金、化工等领域比较明显，如季莫申科、阿赫梅托夫、平丘克、科洛莫伊斯基、波戈留波夫等。寡头为了保住垄断利益，一方面会阻挠不利于自己的改革，构建有助于自己的政治制度，将国家“俘获”[17];另一方面培植政治代言人甚至亲自下场参与政治，以类似“控股”的方式对国家施加影响[18]，如季莫申科、波罗申科。国家“俘获”通常是指政府决策受到利益集团的过度影响，而这些集团为政客提供私人利益。寡头政治并非乌克兰独有，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转轨国家也都普遍存在。其形成需两方面条件：一是经济制度转轨提供了攫取国家财物的机会;二是政治制度转轨后，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为寡头干预政治提供了机会。这是新旧秩序转换过程中的产物，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以寡头的集团利益为引导，具体实践由寡头及其代言人主导，其国家建设就是不成功的，将给国家造成合法性危机。

（二）寡头集团派系林立

由于行业和地域不同，乌克兰寡头形成了不同派系，这成为乌克兰权力格局“拼图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乌克兰权力格局一般可分为顿涅茨克帮、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基辅帮、敖德萨帮和波尔塔帮等，顿涅茨克帮代表有阿赫梅托夫、科列斯尼科夫、叶芙列莫夫、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代表有平丘克、科洛莫伊斯基、波戈留波夫、提季普科等;基辅帮有梅德韦丘克、菲尔塔什等。一些寡头派系有自己的政党，比如，顿涅茨克帮创建了地区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组建了工人党，基辅帮创建了社会民主党。乌克兰议会中的党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寡头派系间的斗争。这在亚努科维奇2014年的垮台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亚努科维奇上台后试图加强独立性，降低对寡头的依赖，培植包括自己家族在内的新寡头，这伤害了既有寡头的利益，失去了本派系寡头的支持。有的研究指出：“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在莫斯科、柏林、布鲁塞尔或者华盛顿，而是在基辅的乌克兰议会中，正是因为反对派赢得了那些过去支持总统的人，形成了多数，才最终导致亚努科维奇的垮台。”[19]国家寡头化造成的后果，除了使各种制度设计、政策措施、文化建设都为寡头利益服务外，还使寡头之间的利益斗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严肃的政治讨论反而无法实现，国家的政治文明退回前现代。寡头间的派系斗争占据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经过制度体系、大众传媒和文化生产的传导和塑造产生严重后果。一方面，不同地域、民族、派系之间的撕裂被放大，导致国家认同受损，引发国家分裂、地区分离。另一方面，执政精英从自己所属寡头集团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和措施，既无法得到其他派系支持，也无法得到民众支持，造成国家治理和运转的低效率。

（三）寡头策略性“离场”

随着国家发展，乌克兰寡头派系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初期，各派系之间为了争夺权力，更多表现为对抗性竞争，浪费了国家的经济资源，损耗了治理效率。这集中体现在乌克兰的系统性腐败上。清除腐败问题已成为乌克兰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尤先科、波罗申科、泽连斯基等数任总统竞选时都许诺反腐，但截至目前，没有一任总统能解决腐败问题，有的总统本人反因深陷腐败丑闻而被诟病。根据2021年“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乌克兰在180个国家中排第122位[20]。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表现出对国家制度和政治精英的不认同。正是在此背景下，寡头色彩较淡的“政治素人”泽连斯基上台。泽连斯基上台后，利用其所在人民公仆党在拉达占有多数席位的优势，于2021年9月通过《去寡头化法》。泽连斯基将那些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以及控制主流媒体的人定义为寡头，并提出将在《去寡头化法》基础上制定反托拉斯法、游说法和其他法律[21]。泽连斯基的上述举措有两个重点：一是经济领域的去寡头化，二是寡头的去政治化。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打击其政治对手的作用，也是乌克兰政治精英首次公开将去寡头化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总统代表的国家与寡头之间对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不是不同派系寡头间对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些举措将加强和扩大总统的权力，但也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总统代表的国家与寡头已经完全割裂乃至对决。事实上，泽连斯基能够当选并执政也与寡头的支持有关。像所有利益集团一样，乌克兰寡头不会轻易退出政治舞台。消除寡头影响似乎是乌克兰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17]。

受泽连斯基“去寡头化”措施影响，寡头让出部分利益。据Novoye Vremya杂志与投资公司 Dragon Capital统计，2020年乌克兰前一百名富豪资产相当于当年GDP的20%[22]，这一数据在2018年时为28%[15]。寡头开始模糊政治立场或退居幕后，与不同立场的政治精英合作，以保障自身利益不会因国家政策转向而受损。但寡头不会消失，其采取的是策略性“离场”和“退却”。如果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系统，乌克兰寡头的策略性“离场”和“退却”，旨在与政治精英的拉锯中形成有利于提升系统收益的机制。如果没有系统收益的提升，无论寡头还是台上的政治精英都将走到民众的对立面。如果说此前乌克兰寡头是无限制地追求绝对收益，那么寡头未来为保住允许其获得收益的制度土壤，会采取迂回性策略，其手段和目标都将更具隐蔽性，其与民夺利、窃国之财的本质不会发生改变。面对民众的积怨，各寡头已形成共识，当务之急是维护当前的国家状态，因为这种国家状态对寡头有利。如果寡头之间继续进行对抗性竞争，将导致整个寡头体系被否定和替代。因此，寡头彼此之间转为非对抗性竞争，通过更温和的方式对资源和权力进行分配。

四、认同碎片化：国家认同的不成功建设探索

国家认同是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既包括个体对国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发展道路、文化体系的認同，也包括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认同，还包括国家为个体带来的集体归属、身份定位和心理依归。概言之，国家认同协调人与国家的关系，二者互为主客体。现代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在人成为主体力量的现代社会，国家认同关系到国家建设本身，影响国家的生存与发展[9]。像其他欧亚地区转型国家一样，乌克兰独立后也面临建构国家认同的问题。尽管独立已30余年，乌克兰仍未能完成国家认同建构。一方面，外部疆域和内部空间始终处于变动状态，内部在文明板块上彼此割裂，使乌克兰民众缺乏统一的国家概念，较弱的国家认同影响了乌克兰的国家建设，包括政治制度选择、价值观念塑造、发展模式选择、文化体系建构等。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建设框架下的制度体系与结构安排不符合国情，由此出现的精英内斗、东西对立、效率低下等缺陷和问题使乌克兰缺乏塑造民众国家认同的能力，乌克兰民众至今未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统一共识的国家认同。就前者而言，乌克兰的国家认同建设要以其独特性为开展相关实践的客观基础;就后者而言，乌克兰国家认同建设的根本在于国家建设框架下的制度体系与结构安排能否使民众受益、得到民众认同，否则其他努力都是无本之木。

（一）历史地理逻辑：疆界多变与多元“拼图”

一般认为，乌克兰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1 000多年前，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斯拉夫人等都曾在这片区域活动。乌克兰民族是斯拉夫人的后裔，斯拉夫人9世纪中晚期建立了古罗斯，因首都在基辅又称基辅罗斯。基辅罗斯时期是乌克兰历史的奠基时期。12世纪下半叶，基辅罗斯一分为二，东北部由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公国主导，主要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西南部为加利奇-沃伦公国主导，主要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如果说这种变化主要涉及物理疆域，那么1240年蒙古人攻陷基辅带来的“东方式变化”则影响到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宗教信仰。14世纪初期至17世纪中期，乌克兰又成为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王国、波兰-立陶宛王国版图中的一部分，几乎不是作为独立民族和实体国家存在。这些被今天的乌克兰人解读为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实践。其间，为抵抗外来统治，16世纪到20世纪初，乌克兰境内出现“哥萨克人”，他们建立了自主、自治的政治组织——“哥萨克国家”，但未能帮助乌克兰摆脱外国统治。

自17世纪中叶开始，乌克兰的历史与俄罗斯纠缠在一起。1654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与俄罗斯沙皇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合约》，乌俄正式合并。此后，俄罗斯逐渐控制了东部乌克兰。进入18世纪，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强大与扩张，乌克兰（大部分领土）彻底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并逐渐“俄罗斯化”，被称为“小俄罗斯”。但在同一时期，西乌克兰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该地区相对西化，是俄罗斯帝国时期、苏联时期乃至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的主要区域[6]。这部分乌克兰人住在曾是波兰-立陶宛王国东南部的加利奇，加利奇在波兰1772年被瓜分后归入哈布斯堡王朝治下。也就是说，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后，乌克兰土地分属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统治。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政府被推翻，乌克兰获短暂独立。1922年12月30日，乌克兰加入苏联。1939年，苏联通过对波兰的军事行动，又使西部乌克兰加入苏联。1954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至此，今天的乌克兰疆域基本形成。1990年7月16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

梳理发现，乌克兰的历史十分驳杂。蒙古、波兰、立陶宛、俄罗斯帝国在入侵和统治时，对乌克兰国家认同的规制和同化，无疑削弱和覆盖了乌克兰的历史主体性。前者如同刻刀将乌克兰的主体性一点点削弱、剔除，后者像油彩对乌克兰的主体性进行一层层覆盖、遮蔽。对乌克兰人的不同称呼佐证了这一点：乌克兰人在波兰被称为卢森人（Rusyns），在哈布斯堡王朝被称为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在俄罗斯帝国则被称为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s）。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他们选择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来定义自己的土地和族群[23]。由于外部疆域和内部空间变动不居，乌克兰人无法形成关于“乌克兰”的统一认同，西部乌克兰人、中部乌克兰人、东部乌克兰人对“乌克兰”各有各的认知，而且这个始终变化的空间内部是割裂的。这既与乌克兰自身的地理条件有关，也与分属不同文明形态的外部力量在不同方向上对乌克兰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影响有关。割裂的各个板块在“乌克兰”名义下凑成一张拼图。因此，历史学家浦洛基说：“不讲述乌克兰各地区的故事，就无法讲述整个乌克兰的历史。”[23]

对于这种割裂与拼接，库奇马有形象的描述：乌克兰由轮廓很清晰的、拥有不同面貌的、平等的历史地区编织而成，“对于漠不关心的人和仇敌来说，这是用布头拼凑的被子;对爱乌克兰的人而言，这是充满了深刻涵义和美的图案”[24]。浦洛基认为，构成这一拼图的不同文化空间包括：被匈牙利人统治过的外喀尔巴阡、历史上曾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曾被波兰占领的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第聂伯河的哥萨克左岸及下游、斯洛博达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帝国开拓的殖民地——黑海沿岸地区和顿涅茨盆地[23]。中国学者刘显忠将其总结为，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乌克兰、斯洛博达、新俄罗斯地区（包括克里米亚）、顿巴斯地区、西乌克兰地区等[25]。这种拼图式的构成使乌克兰民众至今难以对国家形成统一认同。如库奇马所说，目前乌克兰公民往往没有把国家看成自己的家，而把城市、州、地区看成自己的家[24]94-95。地区认同压倒国家认同，地区利益压倒国家利益，各说各话，甚至相互对立，无论是通过议会还是“街头革命”，不同地区的斗争和倾轧成为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各方就政治制度建设、发展模式选择、价值观念塑造、文化体系建构等无法达成一致，严重影响了乌克兰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缺乏国家认同成为乌克兰出现政治动荡、经济脆弱、腐败盛行、国家分裂等各类问题的根源之一。

（二）国家建设水平低下：缺乏塑造国家认同的能力

独立30多年来，乌克兰政治制度多次发生变动。1996年6月，乌克兰第一部宪法基本确立了总统议会制的基本制度;2004年12月，通过修宪法案，自2006年1月1日起转变为议会总统制;2010年9月又改回1996年宪法，恢复总统议会制;2014年“广场革命”后，又恢复为2004年宪法版本。宪法每一次修改都与乌克兰的政权交替有关，1994年是库奇马当选总统，2004年是尤先科当选总统，2010年是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2014年则是波罗申科当选总统。2019年5月泽连斯基当选总统后，乌克兰宪法虽未再次质变，但也就议员数量和豁免权等问题进行了修改。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不仅为国家确立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權力框架，还因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体系，在塑造国家认同时发挥着凝聚民众共识的作用。乌克兰政治精英出于自身利益轻易修改宪法，令宪法庄严感消失殆尽，导致民众失去了国家认同的焦点。

如果说乌克兰政治精英对国家政治制度的任意修改使民众失去了国家认同的焦点，那么精英之间的斗争则使社会撕裂与隔阂愈加严重。乌克兰历任总统、政府总理都带有明显的政治集团色彩，例如亚努科维奇属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帮，季莫申科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克帮，波罗申科属于基辅帮，即便是被称为“政治素人”的泽连斯基，其背后也有科洛莫伊斯基等寡头的支持。各集团之间斗争激烈、互相否定，严重影响了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致性。即便是集团内部，也会因利益而反目成仇，例如季莫申科2005年4上任后与盟友尤先科分裂，季莫申科2006年1月为通过对叶哈努罗夫的不信任案与宿敌亚努科维奇结盟;2006年亚努科维奇与宿敌尤先科联手打击季莫申科领导的祖国党;2007年9月季莫申科为能成为政府总理与尤先科重新联合;2008年，季莫申科与尤先科分道扬镳[14]。这种朝秦暮楚的权力游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运转效率。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被漠视，使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民众意气式的政治选择，反映的是对国家的失望。如此一来，乌克兰政治精英在塑造民众国家认同方面实际已无从着手。

乌克兰政治精英试图制造“他者”来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特别是尤先科、季莫申科、波罗申科等持疏俄立场的政治精英。他们将俄罗斯与乌克兰对立起来，强调通过去俄罗斯化实现乌克兰化。这虽有助于在乌克兰中、西部地区赢得广泛支持，但忽视了东、南部地区民众的现实利益和文化归属。这种将俄、乌对立的策略，人为地扩大了乌克兰东部、南部与中部、西部的裂痕，为国家认同一体化制造了新障碍。由于乌克兰自身缺乏主导塑造国家认同的能力，这种带有“恐俄”或“反俄”色彩的意识形态又为美国、欧洲（尤其是东欧国家组成的“新欧洲”）所利用和鼓噪[26]。当乌克兰试图倒向西方时，俄罗斯采取的反制措施又“确证”和强化了乌克兰“反俄”意识形态中对俄罗斯的担忧。

五、族群对立化：民族共同体的不成功建设探索

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境内有100多个民族，主体民族是乌克兰族。根据该国200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乌克兰族占总人口近78%，第二大民族俄罗斯族约占17%，此外还有白罗斯族、摩尔多瓦族、保加利亚族、匈牙利族、罗马尼亚族、波兰族、犹太人、亚美尼亚族、希腊族等[27]。由于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占乌克兰总人口的绝对多数，乌克兰的民族问题实际涉及的主要就是这两个民族。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常用的表述为“构建”或“建构”）是乌克兰独立后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共同体或者说民族构建，是一个与民族生成涵义不同的概念。民族生成依靠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等维系，兼具“种族-文化”意义;民族构建则与国家相联系，指的是在国家这一共同区域内形成一种不依赖于血缘的认同，从而组成一种文化政治共同体，强调“政治-文化”意义。于国家建设而言，民族构建有助于凭借情感上的强大感召力和黏着力塑造国家认同、助力社会整合，增强国家动员能力;通过文化叙事缓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对立，增加国家制度体系的韧性，降低国家治理成本。乌克兰的民族构建路径以确定乌克兰族的主体民族地位为主轴和导向，强调文化、语言、宗教相对于“他者”俄罗斯的独特性，其逻辑是对立而非包容。这种以反对“他者”为指针的民族建构路径，不仅未能在乌克兰形成国家层面的民族共同体认同，反而制造和加深了内部对立，给乌克兰的国家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完整和统一。

（一）确定乌克兰族为主体民族

乌克兰1996年通过的首部宪法规定，乌克兰民族由全体乌克兰人民组成，不分种族。但其还明确规定，乌克兰族是国家的主体民族，包括人数众多的俄罗斯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属于非主体民族。综合此后乌克兰在历史叙事和语言政策上的具体实践可看出，将乌克兰族确定为主体民族是其民族建构的主轴和导向。乌克兰独立后通过官方文件、学术研究、媒体传播等形成的主流历史叙事，均强调乌克兰族的主体地位，突出乌克兰族不同于俄罗斯族，系摆脱俄罗斯族压迫而获独立。例如，在这些叙事中，乌克兰族被视为基辅罗斯公国的正统，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是旁系族裔;强调苏联对乌克兰族的压迫，重新书写关于“大清洗”“大饥荒”的历史[28]。最引发关注和争议的是关于斯捷潘·班杰拉的历史书写。二战期间，班杰拉曾与纳粹德国合作，旨在将乌克兰建成独立国家。乌克兰当代编撰的历史选择性忽视班杰拉曾对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进行屠杀，而强调其“民族解放”“追求独立”的一面，将其重塑为英雄的民族主义者。2010年1月22日，即将离任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签署命令，授予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此类历史再造虽为乌克兰独立和乌克兰族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历史资源，但却引发了俄罗斯族的不满，加深甚至平白制造出乌、俄两族的矛盾。比如，乌西部历史教科书关于二战的内容，重点关注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苏联政府的“反抗”，而乌东部的历史书则保留了苏联史观。2014年乌俄关系恶化后，亲欧执政党曾试图将西部历史观推行到全国范围，但至今仍未实现[29]。

（二）确定乌克兰语为主体语言

乌克兰独立后在语言政策上提高乌克兰语地位，削弱俄语地位。独立之初，俄语较乌克兰语在乌克兰更占有优势，说乌克兰语的乌克兰族有2 100万人，说俄语的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有2 800万人[30]。乌克兰1996年首部宪法将乌克兰语定为国语。此后乌克兰又推出一系列推广乌克兰语的措施。2004年“橙色革命”后，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客登上舞台，在语言政策上更加激进，大规模减少俄语学校数量，禁止毕业生用俄语参加高校入学考试。2005年，基辅只剩6所用俄语教学的中学。2005年春，乌克兰又出台法令，要求各司法和护法机关只能使用乌克兰语，包括在俄罗斯族聚居地区[25]。但由于历史惯性和民众现实交际需要，乌克兰语未能真正成为乌克兰民众认可的唯一语言，俄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乌克兰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受访者在回答“用什么语言填写表格更简单”时认为是俄语，该人群占比在卢甘斯克地区甚至达到了99%，在顿涅茨克地区为96.8%，在克里米亚地区为95.6%[31]。

亚努科维奇2010年就任总统后，积极解决乌克兰的俄语地位问题。2012年7月3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根据该法律，俄语可在乌克兰27个州中的13个州成为地区官方语言，但该法律最终因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抗议被废除。这表明，乌克兰说俄语人群与说乌克兰语人群间的隔阂已不可调和。其实，2003年乌克兰进行关于是否授予俄语作为第二国语地位的社会学调查时，逾70%的乌克兰民众倾向于赞成[31]。然而，当时的乌克兰政治精英并未根据这一客观实际制定语言政策，而是选择了更具对立性的“抬乌打俄”政策。今天即便有人再有意从包容性出发平衡乌克兰语与俄罗斯语，已不具备当时的条件。

（三）获得乌克兰东正教教区独立性

宗教在乌克兰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信教人数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信教民众仍占大多数。根据乌克兰2019年的调查数据，66%的乌克兰民众信教，2014年时这一数据为76%[32]。乌克兰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但主要信仰东正教。2019年的数据显示，64.9%的受访者信仰东正教，这一数据在2018年为67.3%，2014年为70.2%，2010年为68.1%[32]。目前，乌克兰超过97%的注册宗教团体属于基督教，其中约50%属于东正教，其次是天主教、新教[33]。鉴于宗教的重要地位，乌克兰精英一直试图借此促进民族构建。1991年独立后，乌克兰政治精英支持乌克兰东正教教会脱离莫斯科，以“适应”乌克兰已是独立国家的现实。莫斯科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会（УПЦ）传统上受莫斯科牧首区管辖。1991年末，在乌克兰独立后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的支持下，该教会牧首费拉列特召集教会部分高级主教集体上书莫斯科牧首区，要求“成为自主教会”。1992年5月，费拉列特被俄罗斯东正教会撤销神职，6月便联合乌克兰自主教会部分神职人员成立了具有明显反俄立场的基辅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会（УПЦК）[34]。此外，另一持反俄立场的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УАПЦ）在1995年正式获得乌克兰国家注册资格，该教会最早由西部乌克兰反苏维埃民族主义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34]。经过尤先科、波罗申科等几任乌克兰总统的推动，2018年10月11日，君士坦丁堡牧首决定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教会的权利。自此，莫斯科牧首不再具有管辖乌克兰东正教会的权力。当年12月，乌克兰国内前述三个东正教会的代表共同召开了“统一会议”，将三个教会合并为一个新的“乌克兰东正教會”（ПЦУ）。2019年1月5日，君士坦丁堡牧首签署赋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牧首教令[33]。至此，乌克兰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教会，不再是“莫斯科的从属”，在宗教世界拥有了与俄罗斯平起平坐的地位。

乌克兰政治精英的东正教政策带来了一些未预料到的影响。第一，信仰问题政治化降低了民众的信教热情，近年来信教民众数量下降即部分缘于此。第二，乌克兰国内尚有数百万人信仰天主教和新教，其中天主教徒约有四五百万，新教徒占总人口1.3%～2.4%[35]。随着东正教在政治上日益受到重视，天主教徒、新教徒产生不安全感。第三，官方对东正教“独立”的肯定虽在西部、中部获得民众积极支持，但在东部、南部引发隐形抵抗。2019年，乌克兰社会调查机构“拉祖姆科夫中心”一项关于乌克兰民众信教问题的调查显示，西部21.9%的受访者会定期资助教会，而东部只有5.6%[32]。如果说东正教此前作为统一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可弥合乌俄两族间的分歧，那乌克兰获得独立教区后，分属不同教区强化了乌俄两族的宗教身份差异，东正教作为统一信仰的黏合作用被部分抵消。

总体而言，乌克兰在广义的民族构建（包括历史、语言、宗教等）方面，采取强化乌克兰主体民族、弱化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俄罗斯族）的策略。这种策略在哈萨克斯坦等其他转型国家中也存在，但乌克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俄罗斯（族）作为他者，通过制造差异甚至对立来建构自我。从历时角度来看，这是对历史上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政策的反动（reaction），是过去不满情绪在获得民族独立后的爆发;从共时角度来看，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具有共同的历史，族群、语言、文化接近，而在乌克兰独立初期，俄罗斯族及俄罗斯文化又更占优势，所以不得不通过打压俄罗斯族来改变这种于乌克兰族不利的现状，并通过强调差异甚至制造对立来消解二者的相似性，“族群只有在保持文化差异时才能够存在”[36]。此外，外部力量也利用乌克兰以反俄为主要表现的民族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如有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乌克兰主义”不仅是一种恐俄的意识形态学说，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反俄地缘政治项目，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为欧洲国家——波兰、奥地利、梵蒂冈、德国的相关利益服务，现在被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作为工具使用[26]。这种以反对“他者”为指针的民族建构政策并不成功，不仅未能使乌克兰形成国家层面的民族共同体认同，并且加深了东西部的隔阂，给国家建设造成消极影响。而国家建设的失败又令民族构建缺乏制度保障和纠偏路径，成为政治家迎合民意的廉价噱头、党派斗争的攻讦话题。有研究指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使乌克兰已由原来经济转轨失败走向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全方位失败[37]。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建构与国家建设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六、教训与镜鉴：政治国家有效性缺失

苏联解体后，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苏联失败、西方成功”的认知框架。作为相关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乌克兰从政治精英到民众，均以该认知框架为指导，加之西方以提供各类“民主建设”资金等方式进行推广和输出，“民主迷思”在乌克兰付诸实践。由于国家建设水平低下，乌克兰民众看似拥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但实际都是虚幻。政治制度多变、国家寡头化、国家认同缺失、民族对立冲突等导致了国家的无效性，民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无法获得真正保障。乌克兰的国家建设实践为转型国家及正在探索国家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教训与镜鉴。乌克兰1991年独立后开始国家建设进程，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东部地区战乱及俄乌冲突都表明，其在国家建设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未能处理好秩序与民主、自主发展与外部影响、历史与现实、民族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未完成获得独立性、人民性、主体性和建设性的历史任务。

（一）缺失独立性：西方民主迷思导致失序

乌克兰独立后，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完全抛弃苏联模式，向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型，民主化是其主要方向，但乌克兰没有处理好民主化与秩序化之间的关系。民主化的逻辑起点是个人，价值归宿在于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秩序化的逻辑起点是作为集体的国家，价值归宿在于确保全部人民的利益。理论上，民主化与秩序化之间确实存在一定张力。因此，有观点认为民主化与国家建设属于政治现代化的两个不同维度，前者指向的是公民权的确立和扩散，后者指向的是国家权力获得和巩固[38]。这就引出了谁先谁后、谁主谁从的问题。

苏联解体后，美国鼓吹的民主制度被“赋魅”，甚至被盲目推崇为所谓“历史的终结”，欧亚地区国家纷纷开启民主化转型。这些国家的转型在意识形态上从属于所谓“西方民主优胜”叙事;在规范上，因希望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不余遗力地与美国民主改革要求“对标”;在实践上，西方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灌输了具体议程[38]。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不顾本国实际情况，完全照抄西方模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乌克兰由此失去（包括主观上放弃）了政治制度选择的自主性，成为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俘虏”。

乌克兰的教训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片面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化而偏废经济社会秩序并非正确选择。后苏联空间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则结合本国实际，更注意秩序化的国家建设。尽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内也存在着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派系斗争等问题，但得益于找到了比较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国家建设方案，确保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基本避免了国家分裂、安全赤字和内部混乱。实际上，这些后苏联国家使用的是一种组合策略，即在框架原则和行动方向上仍选择民主化，以此获得西方承认，但更重要的是立足本国实际以确保政治制度有效性。正如亨廷顿所言，一个国家首要的问题就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11]7-8。有了秩序的保障，一个国家才能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最终才能确保民众的权利与自由，真正实现优质、有序民主化。在国家建设中，秩序与民主完全可以统一起来。

（二）缺失人民性：国家被寡头“俘获”

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转型国家普遍存在寡头体制，但乌克兰的国家“寡头化”最为典型，甚至出现了国家被寡头“俘获”的现象。亚努科维奇、季莫申科、波罗申科等寡头直接以政治人物身份走上前台，是国家“寡头化”的极端体现。由于寡头占有经济、政治、媒体等优势资源，其将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结构安排都朝有利于寡头的方向设置，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乌克兰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成为虚妄的规定，即便民众通过“街头革命”（2004年“橙色革命”、2014年“广场革命”）的形式影响政权更迭，但无法改变制度体系和结构安排。由于民众利益难获保障，诉求不能得到解决，乌克兰民众无法对现有制度和结构安排形成认同，反而更愿意通过制度外的街头革命来表达诉求和保障权益，这使国家在政治层面处于不稳定状态，可谓乌克兰国家建设的重大失败。如西方學者指出的那样，对乌克兰最重要的伤害是系统性腐败和在乌克兰媒体领域为西方利益行事的极具影响力的寡头阶层，以及那些数量众多的西方和亲西方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监测网等[26]。

如何改变现有制度体系和结构安排以保障民众真正的权利与自由，是摆在乌克兰国家建设面前的重要任务。毫无疑问，未来的制度体系和结构安排要触及寡头集团的利益。在与寡头的博弈中，民众处于弱势地位，且因集体行动的困境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力量。正如戴高乐描述法国时所说的那样，由于个人主义、分歧和历史上留下的分裂因素，国家陷入不幸的处境：“各种变化无常的思想意识产生对抗，部门间存在竞争，政府对内对外的措施似乎既不能持久又毫无价值。”[39]这样的问题同样摆在乌克兰面前。对于如何破解这一困境，法国的经验是建立和依靠权威，即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超党派的元首。这被认为是法国实现统一和“全国最高利益”的必要条件。戴高乐创建的“超总统制”既保障了民众的自由，又具有行动力，使国家真正成为“人民持续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39]。当然，乌克兰未必要照搬法国的超总统制模式，但应由此意识到，民主的实现路径并非一条，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民主实现路径。在乌克兰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像法国那样使国家成为“人民持续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是一项重要课题。

（三）缺失主体性：国家认同丧失自身特性

国家认同处理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独立30余年来，乌克兰未能较好地完成国家认同建构，成为影响其统一和发展的短板，为国家建设带来了挑战。乌克兰国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使民众国家认同薄弱。乌克兰国家建设之所以存在各类问题，缘于其制度体系与结构安排不符合乌克兰的客观实际。一种国家制度只有契合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才能够获得发展巩固[9]，才能获得最广泛的认同，才能确保制度的有效性。

实际上，乌克兰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缓冲国家”存在的。从物理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形成，理论上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内而外地扩张形成现有国家，另一种是在外部势力扩张的交界处形成国家。当然，在国家的现实形成过程中，二者兼而有之。后一种路径形成的通常被称为“缓冲国家”，阿富汗就是典型的缓冲国家。19世纪，阿富汗处于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对峙之中，当没有任何一方可绝对胜出时，双方达成了某种均衡，在既有的地理基础上，阿富汗作为缓冲国出现了。这避免了英俄直接兵戎相见，又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不危及核心安全的空间，合乎双方之需。由此，阿富汗的国家疆界在19世纪末大体固定下来[40]。乌克兰的情形与阿富汗相似，历史上是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波兰、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等各方展开战争或拉锯的地带。在语义上，乌克兰“Україна”即指“在边界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浦洛基才称乌克兰具有“边界”的特性[23]。

外部疆域和内部空间始终变动不居，使缓冲国家的民众缺乏统一的国家概念。而受外部力量在不同方向上的不同影响，缓冲国家内部在文明板块上彼此割裂，形成拼图式的国家版图。这是乌克兰、阿富汗等相关国家今天种种问题产生的历史逻辑。概言之，作为缓冲国家，无论乌克兰还是阿富汗，变动的历史疆界与多元构成的现实版图是其进行国家建设的基本实际，是其制定相关政策和实行相关制度的最大前提。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缓冲国家围绕实现政治现代化而进行的国家现代化就绝不能简单复制别国模式，而应寻找和探索契合自己实际的模式。历史经验和理论推演都显示，缓冲国家推进国家建设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可归结为主体性不足、易受外部影响，因为这些国家本来就是在外部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在这一视角下，乌克兰无论做“欧洲的乌克兰”，还是成为“俄罗斯的乌克兰”，都仍是缺乏主体性的乌克兰。做“欧洲的乌克兰”，就无法获得东乌克兰民众的国家认同;做“俄罗斯的乌克兰”，就无法获得西乌克兰民众的国家认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这一岔道口，无论选择何方，都将导致国家分裂。只有建立起自身主体性，即“成为乌克兰的乌克兰”，其国家认同才能找到出路。其实，在乌克兰独立初期，库奇马等政治人物就已意识到乌克兰的国家独特性：“乌克兰既是一个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亲密相处、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家，至今同它们还有着特殊的关系。我们走向西方，不脱离东方，在这两位一体中，蕴藏着我们发展前景的巨大潛力”，“不应坚持亲俄或亲西方的方针和价值观，而应坚持本民族的方针和价值观”[24]172-173。但在“颜色革命”式街头民主和西方民主输出的压力下，乌克兰政治精英往往选择做“欧洲的乌克兰”，最终造成了国家分裂局面。在这个意义上，独立的主体性是实现独特性的重要前提。

（四）缺失共同性：民族建构背离多元一体目标

民族建构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为国家打造情感、文化基础，提供合法性、认同性资源。在诸如乌克兰这样的多民族（族群）国家，民族建构往往会出现两种路径：一种是掌握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主体民族，通过市场推进、历史建构、语言政策、宗教扩散等，挤压其他少数民族空间，推动国家与民族同质化，但因忽视了少数民族的权利，不可避免会引起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另一种是通过构建超越血缘种族的国族（或者国民）身份，建构起包容各民族、受到各民族普遍认同的“多元一体”格局。前者的逻辑起点强调各民族的不同，后者则强调各民族可以和合共通。乌克兰在广义的民族构建（包括历史、语言、宗教等）方面，采取强化主体民族、弱化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俄罗斯族）的策略。这一策略不仅未能形成国家范围内的同质民族认同，还给国家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克里米亚的分离主义、东西部之间的对立隔阂皆与此有关。

由乌克兰的民族建构实践可以看出，多民族国家如不能处理好族际文化差异和利益纷争，文化层面的隔阂会引发和加剧现实冲突，造成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影响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乌克兰目前遭遇的挫折警示，多民族国家在进行民族建构时，一方面，应更多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出发，其相关实践（包括方针、政策、措施等）绝不能脱离多民族这一客观实际，不能人为抹杀多样性，更不能过分强调甚至制造对立和差异。构建狭隘的血缘意义上的民族注定是短视的，应以“朝前看”的国家建设眼光发掘、创新和转化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构建注重公民身份、文化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国族，在国家层面构建多元一体格局。另一方面，要加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国家认同等其他领域的国家建设，为民族构建提供良好环境、制度保障、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框架等，并能在民族构建出现偏差时及时予以纠正。更重要的是，成功的国家建设可以为一个国家从本国实际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完成本国民族构建任务提供可能，有效抵抗和消除来自外部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乌克兰的教训同样深刻。国族身份具有超越性，在承认多元差异的基础上归于包容性的一体，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一进程具有长期性，既有赖于客观上行政体系、市场体系、文化体系的交融汇通，也有赖于正确和谨慎地制定、实施相关原则、制度、政策等综合举措。

七、结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同时叠加世纪疫情，各国发展与治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有些国家甚至陷入动荡和混乱。能否成功应对内外挑战，取决于国家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家建设成为这个时代每个国家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只有在高水平的国家建设框架下，一个国家才能有效应对内外安全挑战，保持稳定和发展，保障民众权利和自由，进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构、传播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扩散至全球，一度成为“主流叙事”。受此影响，一些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按这种范式转轨。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国家的作用是被批判的，鼓吹一切应交给社会和市场。但种种情形却证明，新自由主义范式并不必然带来稳定、发展和繁荣，甚至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失序和混乱。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国家开始被召唤“回归”。在国家、社会与人的关系中，国家的功能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国家建设遂成为政治学研究议程的重要内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国家转向”。无论是米格代尔等学者提出的国家能力，还是福山等学者强调的国家构建，在结果上都指向国家有效性。缺乏有效性的国家，无法适应内外变化，治理绩效低下，极易爆发危机，而这些危机又会溢出国家的边界影响世界秩序，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在循环互动中将历史引入非正向发展轨道。这暴露了新自由主义范式自身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扩散在一些转轨国家有主动接受的一面，但更与西方国家的主动诱导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叙事话语中混杂着经济利益、地缘政治等动机。比如，美国内部对乌克兰危机的认识也体现了这种“民主”与权力的杂糅。2022年3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将乌克兰危机与“捍卫民主”联系起来;而以特朗普为首的保守派极右翼势力认为，乌克兰是民主党打击普京和攻击特朗普的“政治工具”;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甚至称乌克兰“不是民主国家”，而是“美国国务院的附庸国”[41]。事实表明，西方国家依靠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民主输出带来的往往不是新自由主义许诺的繁荣，而是使相关国家陷入困境的失序与混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最终必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新自由主义范式与相关国家不匹配已导致诸多问题，我国需对其保持足够警惕。

一种范式占上风的情形延续特定时间之后，会逐渐让位于另一种范式占上风的情形。某种范式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就不能吸纳自己的对立面可能提供的有益补充，政策绝对化导致的失误概率因此上升，修正错误以减少失败的机会降低，危机往往成为重大转变的催化剂[42]。现实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也给出了答案。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南美三国的骚乱动荡进一步说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果国家建设存在短板，国家有效性不足，就难以因应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全球安全等带来的冲击，随之爆发各类危机。因此，一个国家的国家建设范式不能盲目接受、照抄照搬某种思潮或既有模式，而应以独立性为基础，以人民性为遵循，以自主性为保障，以共同性为追求，处理好与外部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与现状的关系、与未来的关系，探索能够确保本国国家有效性的特色路径，以因应大变局时代的内外变化，维护国家核心安全和利益。一个国家的国家建设如不能适合本国国情，就会出现疏离社情民意、组织体系无效、治理能力低下等弊病，也就缺乏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最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抛弃。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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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

DOI：10.13946/j.cnki.jcqis.2022.03.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