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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厚重与形式轻盈的“寻找叙事”

2022-05-24张国功何敏君王雨婷

出版广角 2022年8期
关键词:志军小海三江

张国功?何敏君?王雨婷

【摘要】杨志军的长篇儿童文学新作《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通过“寻找叙事”的模式,抵达精神的高地;在多样的书写中,建构丰富的意蕴与厚重的主题;在精巧的构思与轻盈的形式中,展现诗性抒情的特质。

【关  鍵  词】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寻找叙事”

【作者单位】张国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何敏君,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王雨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中图分类号】G252.17;I207.4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08.018

在儿童文学长篇力作《巴颜喀拉山的孩子》(“藏地少年”系列之一,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获得巨大的声誉之后,此前一直潜心经营成人文学世界的杨志军,似乎突然激活了内心深处烂漫的天性,不断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爆发惊人的创造力。近期出版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藏地少年”系列之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22年,以下简称《三江源》),再次将其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探索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在“寻找叙事”中抵达精神的高地

同样是儿童视角,但与《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中主人公喜饶一家重返巴颜喀拉山的“离开(破坏)—返乡(重建)”模式不同,《三江源》整个叙事呈现为一种“寻找”模式。小说以一个揪心的悬念开篇:远在三江源从事环保工作的父亲、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雄鹰支队”队长李强“失踪”了!于是主人公小海与妈妈开始与支队的巴雅尔叔叔一行,急忙踏上寻找之路。一行人沿着巴颜喀拉山西行,经黄河源区,抵达长江源区的各拉丹冬雪山。这一寻找之路,既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也是一种巧妙的空间叙事。在寻找的过程中,小海以外来者的身份,深入感受沿途藏地巨幅画卷般展开的奇异世界。以真实的地理空间来构筑文本空间,在游历式的叙述中延展开地域性的自然空间,是杨志军藏地探秘小说中的经典模式。在走向三江源的过程中,作者借小海的眼睛,导游式地对藏地奇异的风物进行生动的呈现,尤其是对三江源地区丰富而珍稀的生态资源——近二十种动物,作出详尽的知识性介绍,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形象的三江源生态百科全书。

寻找,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母题。值得注意的是,与常见的为解开内在的精神困惑而踏上寻求之路不同[1],《三江源》中寻找的动力是外在的,即寻找因保护生态而“失踪”的父亲这种写实性的故事,决定了这部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它自然地引出了三江源生态危机与保护这一现实的、宏大的社会主题。寻找之旅,伴随着焦虑与痛苦,历经考验与磨难。在一路的艰难寻找中,小海不断耳闻目睹生态问题,看到救护站面临关门的命运等现状。这些现实的艰难,尖锐地反映了三江源生态危机的严峻与保护工作面临的挑战。故事起于写实性的“寻找”,但并没有停留在“找人”这一层面。在与沿途藏地不断的遭逢中,小海陆续了解到父亲倾力救助大量动物、保护三江源生态的感人事迹。寻找之路不断将小海引向对父亲环境保护工作价值的认同,引向对沿途藏地生态的了解,引向对藏地精神的朝圣,引向在三江源洁净美好世界中接受灵魂洗礼,直至转换为主人公内在的追问:关于人与自然,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信仰,等等。

小海现实中的寻父,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皈依。读者跟随主人公寻找步伐的阅读之旅,超越了儿童故事的层次,而直面人的价值和信仰等本原性命题。杨志军此前在梳理自己的创作心路时说,“藏地系列”关注的是藏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信仰与精神。藏民的信仰预示着会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处理成什么样子。这种精神的升华,是信仰与现实的抗争[2]。在《三江源》这部藏地少年作品中,杨志军丝毫没有削减对信仰问题的追问,反而因为儿童视角与“寻找叙事”,更加强化了回归初心与本原、追问信仰问题的神圣感。三江源这一地理空间及其所蕴含的藏地精神,天然地有着多种与儿童文学相通的精神向度:它是中华“母亲河”的源头,是一个纯净澄澈、原初的童年精神世界;它相对“落后”“封闭”,处在发育成长的“童年阶段”;它独特的地域特征,在审美形态上呈现出童年奇异梦幻的特点。在个体的童年、初生的三江源与洁净的藏地精神等同构性因素融汇而成的文学世界中,追寻信仰更有着一种直指人心的纯粹力量。杨志军在自我拷问为何创作儿童文学说:“我想致力于建树,建树我的文学理想,建树‘人的精神底线和精神指标,我不仅想实现人的理想,还想做一个理想的人。”[3]《三江源》通过一个引人入胜的少年走向三江源寻找父亲的故事,让读者感受丰富多彩的三江源藏地资源,了解三江源生态保护的重要与神圣,探讨人的价值问题,最终抵达精神的高地。

二、在多样的书写中建构丰富的意蕴与厚重的主题

以“寻找”为叙事主线,《三江源》在主题上融合了当代儿童文学的多种话语与元素,经过艺术性的熔铸,呈现丰富的意蕴。

它是一部动物小说。“动物文学”在儿童成长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动物文学所描写的动物,一方面,唤起了儿童自身生活中的动物经验,另一方面,它又与现实中的动物不同,因为它是经过了文学家审美观照的文学形象,会给儿童带来能够反思、反观、共鸣的审美感动。经由这种独特的生命教育,儿童的成长中的生命无疑会变得更为辽阔和充盈。”[4]在《三江源》中,三江源独特的动物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围绕动物保护产生的冲突,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金雕小白、赤麻鸭丢丢、红嘴鸦阳阳、大灰狼星宿海、本地狼平措、小黄马遥遥、藏獒多吉等动物,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动物家族图谱。在作者笔下,每一只动物都有姓名,作者以人格化的方式赋予其平等的权利。作者借助小海的听闻或回忆,一一详细呈现它们获救的故事,仿佛在叙述一个个人的命运。小海与动物之间灵性的交流,给寻找之旅披上了奇幻的色彩。救护站里的动物义无反顾地追随小海一行,不畏艰难踏上“寻亲”之路。动物们知恩图报,尤其是最后在雪山冰洞中舍命探路寻踪、刨冰救人的情节,可谓惊天动地。这些人与动物相互救助的情节,深刻地表达了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给读者以深刻的生命教育。7331D6D2-D3A7-4637-AC70-6A1BBC5EEB71

它是一部生态小说。动物小说与生态小说有着天然的关联性,两者共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等核心精神,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环境保护、自然和谐、生物多样性、人性建设、人类持续发展等命题。一方面,《三江源》通过对动物命运的书写,尖锐地表现了破坏与保护自然生态之间的冲突,探索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在美丽的三江源,有屡禁不止的动物偷猎者、偷挖虫草者等,为一己私利而肆意捕猎。甚至是投资建立动物救护站的笑脸叔叔,也有其动机不纯之处。父亲李强失踪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为了追踪一群拍摄三江源万年冰纯净水采冰广告的登山者。小说多有这些对外来力量破坏三江源生态的情节描写,对生态危机充满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小说又以理想主义的情怀,倾力描写了平凡的生态工作者身上的伟大精神:雄鹰支队唯一的女队员金珊瑚,为保护小白唇鹿涉险,因缺氧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藏族女孩普姆的爸爸尼玛不辞劳苦地饲鹫,最终在雪崩中遇难。小说的主人公一家三代投身三江源的生态保护:爷爷奶奶来到三江源支边,长期在雪山草原从事野生动植物调查工作,致力于为三江源编写完善的动植物志;父亲李强,一直致力于动物保护,最终倒在生态逐渐恢复的湿地;小海在学有所成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三江源继续前辈的事业。一家三代对生态保护的坚守,体现了一种家风传承的力量。不断闯入的生态破坏者和坚守在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工作者的不同选择,仿佛竖立了一面人性的镜子,既映照出现代文明状态下生态危机的根源,也预示着重建人与生态理想关系的前景。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不少生态儿童文学作家,因为对生态问题缺乏现代的科学训练和理性思考,经常以“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来制造美学效应,实则回避了对当代复杂的生态问题的深刻描写与建设性思考。而在《三江源》中,基于此前在三江源几十年的生活经验、生态报道工作经历与深入体察,杨志军以其专业性的知识和现代性的生态理念,对当代三江源的生态保护给出了更具建设性的文学表现与思考。

它是一部成长小说。在小说中,父亲李强对自己年幼无知毒杀对亲人有过救命之恩的雄鹰的过错忏悔终身,一生都在反思中投入生态保护工作。小海从寻找父亲、逐渐了解父亲到最终继承父亲的事业,这是个体身份的成长。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小海与几名遭遇父亲“失踪”的藏族、回族孩子成为挚友,在他们热爱的三江源成长,直至结婚成家。更重要的是,在“寻父”过程中,他们逐步体认到父亲所作所为的现实意义与精神价值。西方成长小说有启悟母题之说,多通过描述主人公通过磨难、历险等达到再生的一种经验。《三江源》的小主人公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父亲的认识而获得启悟,获得来自三江源的精神力量。他们的成长,既是个体的成长,也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最终找到了生命的方向与归宿。

它还是一部民族儿童文学。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具有浓郁的边地色彩,充满神秘感。杨志军的藏地写作,是一种典型的“汉写民”。近年流行的“汉写民”,常常被认为是因为一些社会问题,令“汉族作家自然地向边远少数族群文化寻求自救方案,以缓解现代性的挤压和逼迫,少数民族文化便被浪漫化处理为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一种镜像,汉族作家开始通过书写他者以达到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重建”[5]。而在《三江源》中,作者将小海在寻找之路上结识的小伙伴,意味深长地设定为藏族小孩诺布与普姆、回族小孩艾米尔等。他们为了生态保护这一共同的当代使命而互相帮助鼓励、共同成长,体现了多民族团结融合、和睦共处的深刻意蕴。三江源是“中华水塔”,保护生态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与价值观。作者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民族儿童文学中常见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冲突的命题,这种以多民族的力量保护三江源生态的书写,具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优秀的作品,总是在有限的篇什中,对多样的关系、多重的主题作出最大限度的涵纳与思考。一部《三江源》,不仅给予读者三江源地区动植物、民族地域风物、生态保护的知识科普,给予读者一种浪漫奇异的故事带来的欲罢不能的阅读体验;更重要的是,在多维的情节设计与精心的细节描写中,小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边地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救赎与新生、奉献与获取、转变与初心等多种价值维度之间关系的思考,浑融蕴藉地融动物、生态、成长、民族等儿童文学常见的主题于一体,在突出省思如何以保护生态“安身”的同时,深刻地思考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如何以精神信仰“立命”等主題。

三、在精巧的构思与轻盈的形式中展现诗性抒情

耐人寻味的是,《三江源》这样一部主题宏大、立意高远、意蕴丰富的作品,在文本形态上却表现出轻盈与诗性的特点。这不仅缘于“寻找叙事”与儿童视角等精巧构思带来的可读性,还缘于作者诸多独特的艺术手法所营造出的艺术魅力。

小说的环境描写有着浓郁的诗性色彩。在当代地方性的生态儿童文学中,西部独特的地貌特点等赋予其奇异的审美景观,为儿童文学特殊的童年想象展现出广阔的美学空间[6]。在《三江源》中,三江源独特的自然环境、地方风情,在作者笔下得到精细、生动的描写。甚至山雨欲来的情景,也显得动人:“云层的颜色深了一些,一副马上就要下大雨的样子,但很快又浅了。风把黑色吹向了远方,雨丝一根一根地折断着,一会儿工夫就断成一片亮闪闪的水,似乎云和雨都在说:中午我休息。河走来,快快地走到我们身旁,扬起浪花不停地招手。”与粗粝、荒凉的西部荒原体验不同,作者笔下的三江源,神秘洁净,层次分明,生机勃发,闪烁着灵性的生命之光。这一切,给读者以诗性的审美感受,产生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小说对动物的人格化描写,赋予文本浪漫幻想的色彩。“人格化一般是指对动物植物以及非生物赋予人的特征,使他们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7]在《三江源》中,十余种动物与主人公构成多个叙事的主体,有大量的动物心理描写与语言描写,充满奇幻色彩。人与动物之间自由适时地切换,对同一对象进行不同角度的观照。寻找之路上,小海与动物之间充满了调皮、默契的对话。小海不断用“藏起来了”描写父亲的“失踪”。而斑头雁大叔、红嘴鸦阳阳等动物则不停地喊:“我看见啦,看见啦,救了我的人就在右边的那个冰窟窿里,快快自己走出来吧。”……人与动物超越了泛灵论的层面,通过交感、暗语等交流。小说中人与动物互动营造的童趣感,甚至淡化了“寻父”的悲剧色彩,体现出游历性行走的特点,具有治愈性。7331D6D2-D3A7-4637-AC70-6A1BBC5EEB71

叙述手法方面,小说有着明显的抒情化特点。《三江源》以“寻找”为叙述主线;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时时暂停,以回忆、插叙、旁叙等手法补充故事,丰富主线。小说以回忆的方式,呈现了父亲李强一次次救助动物的情景。在车上西行的小海,不断陷入像电影倒带一样的回忆之中。抒情插话是杨志军小说的突出特点之一,他常常在具体的事件描述过程、描绘抒情中,现身说法,发表激情四溢的叙事、描写、抒情和议论。这种旁白式的插话,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容[8]。自小对俄罗斯文学兴趣浓厚的杨志军,不自觉地吸取了普希金、果戈理等大家常用的艺术手法。在《三江源》中,他在叙述小海与大人之间天真的对话时,常常出现代言式的抒情插话。如见到红嘴鸦阳阳归来,“我”流着泪说:“你怎么才来?”父亲李强听了说:“它为了跟你好,先是抛弃了原野和自由,现在连它的爱人——那只母鸦也抛弃了,可见它对你的感情有多深,你可要好好珍惜。”作者代言式地插话道:“我似懂非懂地咀嚼着这个词:珍惜。”李强给小海讲解雨水的来源之一,就是正在迅速退化的冰川。“所以要珍惜雨水,它是冰川给我们最后的恩典,是冰川的眼泪。”这样的代言式叙述,令人忧伤而深思。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在叙述故事时,大量使用诗意的藏地歌谣。例如,作者借助歌谣来形象解释三江源源头三种发源形态:“百水归河,千水归海,万水归源,/源归高山,河归沟涧,海归平面,/三江有三源,名叫川、泽、泉。”新的救护站建起时,作者通过艾米尔的吟唱表达对三江源未来的祝福:“一条河的三江源,是长流不息的,/它说我要充盈、饱满和澄澈。/一片原的三江源,是开阔坦荡的,/它说我要草盛、花艳和滋润。/一泓湖的三江源,是吉祥富饶的,/它说我要干净、清冽和美丽……让所有的生命各得其所,让所有的日子扎西德勒……”这些沿途传唱的歌谣,既空灵地描画出了三江源的特有风貌,与作品的叙事浑然天成,也表达了作者对这片净土深情而忧伤的灵魂咏叹。

严峻、宏大的生态书写,需要知识分子健全的理性思维;但诗性抒情,却能赋予作品更加深入的思考与感人的魅力。与思想内容的史诗气质相比,杨志军的藏地题材作品往往表现出浓郁的诗性色彩。《三江源》再次体现了其独特的创作特色与文学品格。

|参考文献|

[1]韩潭. 论曹文轩图画书中“寻找叙事”的原创性:以《最后一只豹子》《羽毛》《柠檬碟》和《天空的呼唤》為中心[J]. 名作欣赏,2018(11):41-42+46.

[2]杨志军,臧杰. 人格·信仰·天赋:杨志军访谈录[J]. 百家评论,2014(2):20-27.

[3]杨志军. 我为什么写作儿童文学[N]. 文艺报,2019-02-13.

[4]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3  儿童文学概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

[5]李长中. “汉写民”现象论: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J].中国图书评论,2010(7):120-128.

[6]李利芳. 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现象及其精神价值[J]. 当代作家评论,2015(3):102-107.

[7]侯颖. 沈石溪动物小说的叙事策略[J]. 小说评论,2011(S1):67-72.

[8]马金录. 汪洋恣肆的诗性抒情:杨志军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三[J].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69-72.7331D6D2-D3A7-4637-AC70-6A1BBC5EEB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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