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科的建立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其扩张自身研究规模、提升学术质量的必经之途。近年来，全民阅读逐渐从一个业界概念发展出自身独特的交叉研究范式，但是尚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知识体系，未来还有必要走向“全民阅读学”，朝自觉的学科建设方向发展。文章基于历史梳理，对“全民阅读学”的学科历史、归属及其与新闻传播学、编辑出版学、图书馆学、阅读学等周边学科的关系进行初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未来学科建设中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关  键  词】全民阅读学;新闻传播学;编辑出版学;学术史;学科建设

【作者单位】祝帅，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08.003

中国的阅读教育、阅读学科发轫于编辑专业。新中国高度重视编辑出版工作。1949年10月3日，毛澤东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1951年8月，胡乔木在全国第一届出版行政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高等院校创设出版系，加强出版人才培养”。北京大学编辑专业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出版高等教育，于1952年在中文系设置，比1953年成立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早一年，也比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设置的出版班早四年。2022年是全国院系大调整以及北京大学从沙滩红楼迁入海淀燕园办学的第70个年头，也是北京大学编辑专业设置70年，但是北京大学早期编辑专业的历史研究不足。在本文中，笔者将从早期编辑专业的史实入手，逐步梳理“新闻”“编辑”“出版”“阅读”等几个学科的历史与现实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作为学科的“全民阅读学”的建构进行定位与思考。

一、从新闻与编辑学科历程看阅读学的建立基础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原燕京大学新闻系转入北京大学。此前，北京大学虽然有1918年创办的新闻学研究会，但并无新闻系，更遑论编辑出版专业。因此，燕京大学新闻系整体并入当时在学科划分上与新闻最为接近的中文系，成为中文系新闻学教研室。新闻学教研室设立的新闻与编辑（同时期很多场合也写作新闻编辑、新闻及编辑）专业，成为院系调整后北大12个学系（不分院）33个专业中的一个[1]。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即转入该教研室，讲授新闻编辑专业课程，并担任北京大学总务长，兼北京大学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学教职员政治学习委员会委员，改任基本建设委员会委员，1957年任大学办公室主任。原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师罗列任中文系副主任。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杨晦曾为北京大学原哲学系学生，并曾参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对新闻学、编辑出版等也有学习和参与。

院系调整后，根据1952年8月25日“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办公室”颁布的《新北大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设置“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与编辑”两个专业。其中，新闻与编辑专业的教员为原燕京大学教员5人，并接收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在读学生97人，另新招生20人[1]。1952年10月22日，校长办公室通知：“本校中国语言文学系‘新闻与编辑专业自即日起改为‘编辑专业，除报部备案外，特此通知。”此外，1952年的北京大学还设有7个专修科（两年制专科，有专业而无系），其中包括“图书馆专修科”（独立行政单位，下设“目录参考教学小组”“图书整理”两个教研室）。据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教育部1953年9月14日《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专修科因适应国家的急需暂时设置，应逐步少办，但尚无同类本科专业的专修科（如图书馆专修科）宜暂时维持” [2]。

1953—1954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下设“中国语言文学”“编辑”两个专业，以及文艺理论、新闻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国语言五个教研室，但在《1953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设置和规划设置的专业》中，仍称为“新闻及编辑专业”[2]。1955年受苏联影响，该专业名称又从“编辑”改回“新闻”，且“对于1955年入学的学生，都要施行五年制的要求”[2]。1955年9月，苏联专家斯洛巴加纽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进行教学工作一年，讲授苏共报刊史。1956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公布《北京大学系、专业、教研室名称表》，此时全校共设14个系、37个专业、1个专修班、88个教研室，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系设“汉语言文学”和“新闻学”两个专业，同时将原“新闻学教研室”改称“新闻史教研室”，另设“编辑与写作”“政策与宣传”两个教研室[1]。此时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与编辑专业达到鼎盛时期，尽管没有“阅读”的字样，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编辑”与“宣传”等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58年。1958年，由于此时北京大学仿照苏联学制，因此在1958年初印制的教学计划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语言、文学两个“专门化”[2]。由于“专门化”（类似于三级学科或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对科研能力要求较高，因此新闻专业并没有进一步设置“专门化”，修业年限一律为五年。6月21日，《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为集中师资力量搞好新闻学和多快好省地培养又红又专的新闻战士，新闻专业召开跃进大会决定，北大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合并。马适安副校长在会上表示祝贺，人大新闻系主任安岗在会上表示热烈欢迎北大师生。” [1]至此，北京大学的编辑（新闻）专业全部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包括蒋荫恩等人在内的原燕京大学新闻学师资和燕京大学新闻类图书资料、学位论文等均随迁中国人民大学。此时期受到苏联影响，新闻专业教学中“新闻”的比重要高于“编辑”，但是仍然保留编辑类课程，直到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置撤销。

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撤校后，该校新闻专业整体转入北京大学，其中既包括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大学原中文系编辑（新闻）专业的部分师资，也包括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自有师生。但由于北京大学不设新闻系，因此由中国人民大学调入的新闻师资再次加盟北京大学中文系，在中文系设立新闻专业。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7月29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商定《关于北大新闻专业教工按建制调回人大和学生如何安置等问题的会谈纪要》，师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无论是人大新闻专业原有的还是在北大期间新补充的，一律回归中国人民大学[1]。至此，北京大学新闻、编辑出版相关学科和图书资料等全部转回中国人民大学。而北京大学新闻与编辑学科的发展历程，也为阅读研究做了必要准备。

二、全民阅读学研究的学科定位

1985年，北京大学在中文系重新设置编辑专业，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的编辑专业之一。1995年，该专业转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原图书馆系），成为编辑出版专业。2001年，信息管理系编辑出版专业及该专业的部分教员又从该系转入新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但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仍保留了少量编辑出版专业的师资，开设编辑出版史、阅读学方面的课程，并曾短暂招收“出版专业硕士”。由此，北京大学编辑专业经由文学、信息管理转入新闻传播领域，开启了我国三大类编辑教育的格局，并形成今天“新闻传播型”和“信息管理型”两种编辑出版教育模式并存的局面。

可见，阅读学专业虽然孕育于编辑出版专业，但与编辑出版专业仍有不同。应该说，阅读学是编辑出版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出版产业的生态，是由作者、编者、读者、中介四个主体共同构成的。如果说文学研究的是作者這个主体，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是编者这个主体，图书馆学、图书发行学、市场营销学等研究的是中介，那么在这样一个学科体系中，关于读者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所以研究读者的学问——阅读学应运而生。传统的编辑出版研究对象侧重于文献的生产方，在策划、版权、营销这方面，出版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阅读学则是一个真正的研究读者的学科，因此是编辑出版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如果出版产业的研究者只把目光盯着专业的作者、出版机构、发行和流通机构，而忽视了作为出版产业生命线的读者群体阅读品味的培养和整体利益提升的话，那么出版产业的趣味、规模无疑都会大大受到制约。

如果说学科从“编辑出版”到“阅读”代表一种拓展的话，那么研究视角从“阅读”走向“全民阅读”更是一种新时代的飞跃。伴随着“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等理念的提出，阅读学的研究也发展到“全民阅读研究框架”建立的新阶段。所谓的全民阅读研究框架，指的是“因国家倡导、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阅读范式变革，引发众多研究者从阅读学、出版学、图书馆学、传播学、教育学、脑科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取径理论与方法，以国民阅读调查、阅读指标、阅读政策法规、儿童阅读、数字化阅读等研究议题为重心，逐渐构建起的以促进国民阅读为目的的研究框架”[3]。

尽管如此，目前全民阅读的学科建置仍严重滞后于业界前沿实务。在我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里出现一个学科的命名，是学科获得承认的标志。虽然经历了70年以上的学科建设，但现行的学科目录里并没有“编辑出版学”，更遑论“阅读学”或“全民阅读”的字样。目前的学科目录设有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包含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制定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则包含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等二级学科。笔者认为，未来的学科目录和专业目录中，完全可以新增“全民阅读学”，与其他新闻传播类二级学科并列。此时，学界、业界需要联手做一些积累，开设“全民阅读学概论”等理论课程并出版相应教材。

既然“全民阅读学”要提升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那么它的研究对象、理论内涵等，就要与传统的编辑出版学，甚至一般的阅读学有所区别。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本专业及特定群体的读者，还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受众，它与一般阅读学的关系，有些类似于“社会美育”和“专业美术教育”之间的关系，无疑前者面临的问题更新，担负的使命更重。所以说，全民阅读学是阅读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一门带有新时代阅读学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新兴学科，体现了中国编辑出版学、阅读学研究的主体性发展和探索之路。

为了避免资源重复，作为一种过渡方案，笔者建议“全民阅读学”的设置可以尝试从传统的编辑出版学转型。一方面，全民阅读学本身就是传统的编辑出版学发展的新阶段，它可以在保持现有编辑出版学传统经验的基础上扩展规模和应用领域。另一方面，在出版产业的各个主体中，读者的涵盖面最广，编辑、出版、发行、流通者本身也是读者。更何况，由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冲击，在新闻传播、信息管理类高校中，传统的编辑出版专业有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如考虑加入全民阅读学专业，除了培养出版人才、图书馆人才，还可以培养阅读产业、创意写作方面的人才。有了这样的课程和相关领域成果的准备，把全民阅读学提升为二级学科，则不管依托于传播学还是信息管理学，都有利于建立相关的学科规模。

相对而言，就学科门类来说，未来的“全民阅读学”归属于新闻传播类的“文学”，似乎要比归属于信息管理类的“管理学”更名正言顺一些。这是因为尽管图书馆和全民阅读关系非常密切，但全民阅读显然不是图书馆这一个机构关注的问题，还包括出版机构。作为收藏、分类、服务中介的图书馆，其更关注出版物的流通层面，这是全民阅读的重要支持，但很难说是全民阅读学的核心学科。在传播方面，尽管传统的传播学，也就是狭义的施拉姆式传播学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首创。受多年来“内卷化”现象的影响，施拉姆形成了自己核心的知识和核心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常人所理解的“传播”。但学界也一直在呼吁“开放社会科学”，凡是和传播有关的现象都可以纳入传播的研究对象，从而突破传播学既有的定义、范围和方法。在狭义的传播学体系中，影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图书馆学、全民阅读学等学科，想要往“传播学”里面挤出一席之地相对较难。但随着中国互联网、传媒产业的崛起和新闻理念的自主性建设，中国学者正在以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对世界传播学进行重新定义，这正是全民阅读学科建设的机遇所在。

2021年底，国家最新版的学科目录（征求意见稿）通过网络公开。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门类下的新闻传播相关领域，并没有出现此前传闻已久的专业博士学位“新闻与传播博士”，“0552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只招收专业硕士，相反，新出现了“0553出版”的专业学位，并且明确可以招收专业博士。此外，在管理学学科门类下，原有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1205信息资源管理”，仍可授予学术型硕士、博士学位，新增加了“1255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目前，这一目录尚停留在征求意见阶段，未向社会公布。笔者认为，全民阅读研究领域的学者、机构应该发出声音，呼吁将阅读纳入学科目录，让“阅读”或“全民阅读”字样直接出现在学科目录中，为培养专业人才等争取资源便利。

三、全民阅读学的理论反思

不可否认，全民阅读目前还是一个不甚成熟的研究领域，但它应该有朝学科独立、学科建设方面发展的决心。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涂尔干）在论证社会学已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之时曾说：“一门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特别的学科，是因为它所研究的现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4]我们可以这样补充，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独立，是因为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全民阅读正在形成传统意义上的既有学科不研究的研究对象，全民阅读的兴起对传统出版业、图书馆业来说是一种行业重构。在业界，全民阅读在很多城市乃至国家层面形成了热点。

然而，这种业界的繁荣景象并不等同于学界的理论前沿。学术理论可以为全民阅读实务提供一些理论论证、智力支持，与业界热点相比，学术研究更讲究长远而不是时效性。据此来看，全民阅读研究在学界还没有形成热点，至少没有形成理论的热潮。体现在学界，目前高校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领域中，专门从事全民阅读理论研究的力量非常少，分配给全民阅读的相关研究资源也非常少，专业领域比较边缘。尤其是在倡导交叉学科的当下，给全民阅读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学术边界是很难的事情，如很难简单回答“全民阅读应该对应哪个学科或学院来研究”，“有关全民阅读的研究课题申请国家科学基金应该属于传播学还是管理学学科”这类问题。

但难题的存在并不是我们不去研究和建立全民阅读学的理由。笔者观察到，在业界和学界之间很多时候存在一个认知落差，学界和业界的步伐并不总是保持一致的。从现象来看，现在有很多提法，学界和业界的称谓都是不一样的。如广告专业，现在广告学是传播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三级学科;但从业界归属来说，广告受原国家工商总局（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而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广告学又从属于工商管理（F），而不是新闻传播（G），原因是《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是按所属的行业系统而非学科目录来分类的。目前，全民阅读在业界已有一定积累，在这种积累基础上，及时开展全民阅读的理论研究，深化学界对全民阅读概念，有助于行业的持续发展。眼下，全民阅读正在从业界的一個热点现象上升为学界的研究前沿，这正是学科建设的好时机。

一个学科建立起来，往往伴随着一些重要的标志。除了大学成立相关的院系和专业，学界还需要成立相关的学会和协会，以及拥有公开发行的期刊和出版物。从高校来看，虽然还没有出现以全民阅读命名的院系和专业，但一些高校已经成立全民阅读研究院，只是这样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目前还太少。在学会层面，我国有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这些都和全民阅读息息相关，但目前成立二级委员会“全民阅读专业委员会”的还很少。如果能够成立全民阅读相关的一级学会或协会，无疑将会是对全民阅读学科建设的重要促进。在期刊方面，倘若设立《全民阅读研究》或《全民阅读学刊》，都会对全民阅读学科建设有很大的推进。有了相应的基础，就可以开始从国家层面建立全民阅读学的理论研究体系。

全民阅读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也是一个重要突破口。从近些年的重大项目选题来看，有关全民阅读的理论方法和学科建设的选题极其欠缺。只有当国家重大项目里出现全民阅读的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类选题，全民阅读学科在国内才能得到普遍的承认与关注。目前，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年的选题中，虽然出现过《中国报刊阅读史》（2016）、《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研究》（2018）等阅读类选题，但“全民阅读”从未出现。就连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带有“全民阅读”字样的立项项目名称也只有《公共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与建设学习型社会研究》（2013）和《全民阅读时代青少年数字阅读行为的实证研究》（2017）两项，这与业界热烈讨论全民阅读的局面极不相称。

全民阅读是非常有潜力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的独特研究对象。尤其重要的是，全民阅读要突出“全民”：“全民阅读的‘全民二字的提出，让阅读推广共同体得以思考‘全民的构成与分类，强烈意识到国民阅读不均衡的现状，关注需要重点促进的群体 （如儿童、残障人士、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居民等），思考分类推广的具体措施”[5]。大学图书馆服务的对象是高校师生，甚至更多时候是文科师生。但公共图书馆是有条件实现全民阅读的，与面向特定群体的大学图书馆相比，公共图书馆可以面向各个群体，引导全民读书，塑造“书香中国”的氛围。笔者对多年前造访的日本上野公园附近的儿童图书馆印象深刻，目前国内很少有大型的公立儿童图书馆。在这方面，不管业界还是理论研究领域都有许多可以突破之处。毕竟，全民阅读可以支持国家教育方针的各个层面，在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都有用武之地。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显然用既有的学科观念来涵盖全民阅读是有困难的。例如绘本研究，在全民阅读学视野中，绘本研究可以综合艺术学、设计学、传播学等方面的学科背景，进而往新媒体、文化产业、文创方面拓展，这都不是传统的单一学科门类所能够涵盖的。相对来说，目前的全民阅读不管依托于传播学还是信息管理学都只是权宜之计，是阶段性现象，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独立的全民阅读学。在这个意义上，全民阅读学是一个包容、超越新闻传播学、编辑出版学、图书馆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学科。

四、结语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倡导古籍阅读”“深化古籍学科理论构建”等内容。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考察工作时提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随着全民阅读的领域不断扩张，关于全民阅读学的研究再一次成为学界、业界瞩目的焦点。笔者作为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同时以作者和读者的身份，对全民阅读提出个人的思考和感悟，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吸引学界同仁努力推动全民阅读向学科建设方向发展，共同提升全民阅读学的学科地位。

|参考文献|

[1]王学珍.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杜勤，睢行严. 北京大学学制沿革（1949—1998）[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张文彦，袁继慧.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阅读生态体系建构的理论思考[J]. 出版广角，2021（12）：23-26.

[4]埃来尔·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 胡伟，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5]张文彦，卢迪. 全民阅读在中国：范式、共同体与变革[J]. 中国编辑，2020（4）：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