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夏梓平

(四川旅游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中国考试制度历史悠久。先秦尚贤思想通过考核、考察、选拔等方式“择贤”“举贤”“任贤”，可视为“考试”制度的萌芽。汉代延续了先秦尚贤思想，采取察举制，依据“德行”选任人才。两汉魏晋时期，随着“重才”思想的兴起，考试观念初步成形。隋唐时期以考试为中心的人才选拔制度基本成形，并建立起考试思想与制度的双结构。宋元时期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完善。明清是中国考试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学校考试都已基本定型。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思想运动的兴起，1905年结束了科举考试，西方自主招生考试被引入我国高校人才选拔中，致使中国考试制度出现了转折。[1]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7年高考恢复至今。我国各阶段的入学考试在不断调适中完善，从而建构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培养的考试体系。中国的考试制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塑造了中国人的“考试基因”，考试成为中国社会人才培养和选拔必不可少的传统。基于此，历届考生及其家庭在考试传统的延续中伴生出一套与之呼应的“送考文化”，并成为当代教育体系中独特的风景线。

如今，高考作为各类考试中牵动社会各界和各层民众最广的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少年未来的发展之路。因此，它所伴生出的“送考文化”内容最为丰富，形式也趋于多样。论文将以高考“送考文化”为研究对象，分析当今“送考文化”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同时，将“送考文化”与民众的日常思维相联系，探讨民俗学学科转向视野中的民众日常生活的“民俗性”。

一、“送考”及其“送考文化”

历史上，“送考”一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送交考问，如明朝王世贞的《科试考二》：“是岁始令先投诗文，礼部择可取者送考”。其二是送考生参加考试，如清朝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莅任·禀帖赘说》：“据禀，以其种地三十亩，节年欺隐未入流水，卑职以匆匆之曲阜送攷，但准差拘，未究其欺隐果实与否”。1923年，丰子恺在其散文《送考》中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学生参加入学考试时所表现出紧张、焦虑、担心的心理以及送考亲人、长辈与考生趣味互动的生活化场景。从中可以窥见当下“送考”的雏形。因此，当代意义上的“送考”因其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方式的规定，送考生参加考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高考作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创举，它承担着社会的巨大责任，关乎着我国各类人才的选拔、培养，促进着社会人员的合理流动，维护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实现了当下社会的教育公平。[2]由此，国家高考制度所伴生出的“送考”牵涉面较之传统社会更广。它涉及社会各界及其各阶层的个人、家庭及其相关人群的命运走向，具有较广的民间关注视野。随着高考成为一种周期性的日子，民众创造性地将其纳入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并采取一定的方式表达对高考、考生以及未来生活的向往。由此，在国家和民间的共促下，民众以“接力棒”的形式理所当然地将自己对考生未来的遐想转化为一种考场外的精神呼应，从而在年复一年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送考文化”新民俗现象。

二、高考“送考文化”的当代实践

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为了满足需求，达到某种目的，总会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当某种行为方式受到集体的共同青睐，则将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被强化，从而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和习惯逐渐发展起来。高考“送考文化”的产生及其发展，正是民众内生动力发展的结果。因此，高考期间一些送考人会在考场外自我导演一场具有社会普遍价值的文化盛宴，以表达一种精神的满足。

(一)高考“送考文化”的类型

高考“送考文化”具有娱乐性和民间宗教性。它既是当代社会大众娱乐精神的体现，又是民众寄期望于某种超自然力量，以化解生命历程中不确定感的传统文化实践。民众参与其中，一方面能够满足自我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因此，在抵达考试临界点的过程中，“送考文化”成为美好祝福、期望、戏谑等行为和精神活动的总和。根据送考场域的不同可划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具有娱乐性质的送考文化，主要集中在考试当天考场外的区域。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带“梗”的吉利谐音及其符号象征。比如，从服饰来看，妈妈们集体穿旗袍，讨个好彩头表示“旗开得胜”；爸爸们穿马褂，表示“马到成功”；东北地区，一些家长穿紫色内裤，表示“指定行”；一些家长穿耐克鞋，表示考试全是“√”。在服饰的颜色方面，送考人常穿红色，表示“第一门就考个开门红”；穿绿色，表示“高考出行一路绿灯”；穿灰色+黄色，表示“考完之后走向辉煌等等。从食物来看，高考吃蛋糕和粽子，表示“高中”；吃猪蹄，表示“金榜题名”；吃鲤鱼，表示“鲤鱼跳龙门”；吃必胜客，表示“考试必胜”；广东地区，一些家长手拿甘蔗和香蕉，表示“有蕉(朝)一日，掂过碌蔗(一切顺利)”等等。从植物来看，家长们手举向日葵，表示“一举夺魁”。第二类是带有戏谑性祝福的送考方式。比如，损友们拉横幅祝愿“XXX第N次高考金榜题名”；家长制作印有考生照片的宣传画配以滑稽的语言“以示天下”；结合当下网络流行语“奥利给”(打气，加油)的行为艺术等等。

其次，具有民间宗教性质的祈愿文化，一般集中在具有信仰偶像的空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祭拜中国民间宗教里的神。比如，祭拜佛教文殊菩萨，以开启考生的智慧；祭拜道教神仙文昌帝君，相传其是中国古代学问、文章、科举士子的守护神；祭拜魁星，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故有“魁首”“魁元”一说。此星神主金榜题名，主文章兴衰，在古代考生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要想“高中魁首”必拜魁星。第二类是拜古今人物。比如，校园里的各类先师前贤雕塑，给孔子、鲁迅等历史雕像人物送上鲜花、零食，给他们“写信”传达心愿；或者通过互联网拜虚拟人物头像。比如，理科学生拜李宗盛，意为“理综胜”；文科学生拜余文乐，意为“语文乐”；拜葛优，意为“各科都是优”；拜杨超越锦鲤以求获得幸运，考个好成绩等等。

综上来看，民众所呈现的各式吉利谐音、符号象征、祈愿考神、祭拜古今人物等行为和精神活动，是对考试理想命运的美好追求。这些具有民俗性的思维模式，融入民众的生活世界，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传统神秘、严肃的俗信思维在历史的演绎中，逐渐成为社会大舞台上具有娱乐、戏谑性的狂欢盛宴。

(二)高考“送考文化”的形成机制

高考“送考文化”是当代教育体系的产物。它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群体存在特征，是一种临时性、陌生化的群体文化组合。因此，当这种社会关系脱离了原有的熟人社会时，就需要用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去审视。

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高考场域如同一个舞台，为民众提供生活际遇的展示，以延续日常生活的民间真谛。欧文·戈夫曼提出“舞台设置”和“个人前台”两个术语。[3]20其指称表达性装备场景和在表达性装备场景中采取行动和精神传递“表演者”与“观众”所产生内在认同的那部分。戈夫曼采用“表演性”对个人行为进行社会解释，以说明社会互动的重要性。由此，戈夫曼提出“互动仪式”的概念，并将其置于社会情境中去观察民众世俗化的行动符号意义。他认为人类际遇性的互动是维护社会团结和赋予生活意义的方式。兰德尔·柯林斯发展了戈夫曼的思想，并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意旨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情感交换和象征性意义的程序化活动。柯林斯从社会情境出发，认为小范围、即时即地发生的面对面互动，是行动的场景和社会行动者的基点，这是社会生活的能动根源。[4]31意味着，民众的生活世界是由无数微观的生活事项组成，它们所蕴含的运动和变量决定着整个民间社会的发展和营造出意趣横生的世界。由此来看，“送考文化”的出现正是民众对生活意义的捡拾，在一种美好愿望中构建日常生活舞台互动的价值。根据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送考文化”是宏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情境。其在周期性的时间上经由事件相关人的不断接触而形成的互动结构。当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送考文化”的际遇过程中，才得以实现从微观情境到宏观社会的建构。

图1 互动仪式模型

仪式是民众生活实践的常用手段，从狭义层面来看，往往被限定于宗教和特殊族群，从广义的层面来看，则可以包括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各种行为，甚至是会话和交往活动。[5]因此，民众的生活实践是一种互动仪式的过程。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的核心是一个过程，参与者在其过程中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由彼此的身体感受产生情感的共鸣。高考“送考文化”作为整个社会互动仪式链上的重要环节，调剂着民众际遇的流动关系。为此，笔者将根据柯林斯的互动仪式模型(图1)[4]87来解读高考“送考文化”的组成要素、过程和结果，以此构建其文化生成机制。

根据互动仪式模型来看，相互关注焦点和共享的情感状态是形成互动仪式的核心要素。高考作为周期性事件，在历史的发展中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比如，历年的高考作文题目直接而策略性地反映时代主题，正面而巧妙地传递社会价值观念，这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传播中往往能够成为社会民众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在具体的高考事件中，高考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在即时即地的仪式互动中构成共同事件的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符号，可分为高考场域内的身体共在和高考场域外的身体共在。前者是指参加高考的考生通过考试仪式的过程；后者则是由高考相关人所形成的“送考文化”共有的实在。一般而言，送考人的仪式行为与考场中的具体人相对应，具有指向性。而他们不管彼此是否特别关注对方，却总能通过身体在场的形式相互影响，以形成“送考文化”的群体聚集。此时，仪式互动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送考人通过身体在场以显性和隐性的仪式互动感知到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而在局内人中形成共享的情感状态。此时，共享情感开始主导送考人的意识。在高考场域外的持续等待中，送考人有节奏的仪式互动逐渐强化彼此的情感认同和认知体验。

考试结束成为“送考文化”参与者情感能量释放的高潮。考生走出考场的瞬间给现场人们的情感造成刺激，并形成集体兴奋的场面。送考人以个体内心的情感状态为基础，通过行为符号的展演表达对考生的肯定以获得积极的心理暗示。象征符号是互动仪式的关键，它以娱乐、戏谑的姿态表达对高考结果的愿望，并成为人们“抱团取暖”式的狂欢仪式，以缓解高考带来的紧张和压抑情绪。巴赫金认为“全民性是狂欢节的本质特征”。[6]14高考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在高考事件中“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6]295可见，互动仪式促成了送考狂欢的发生。使得人们在一种美好祝福、期望、自信中实现情感能量的际遇传递。而旗袍、耐克鞋、向日葵、诸神等与高考相关的文化符号成为高考事件中的“圣神物”。它维护着民众普遍的道德标准，让每个参与人在相互关注与情感交流中实现价值的认同。因此，当高考“送考文化”建立起文化符号与特定人群的情感联系时，符号的传播者与接收者实现各自的情感满足，“送考文化”便将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社会文化现象。

三、在生活世界中追寻“送考文化”日常生活的“民俗性”

生活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同时，也是一种民俗世界。从民俗学的视角来看，生活世界是蕴涵着共同体的普通人的本源性文化价值的日常实践领域。[7]2其首先是人的日常活动世界，涉及围绕日历的活动和作息时间两个方面所决定的活动，具有广泛的共同性。其次是日常活动围绕人生的活动，涉及人生礼仪等对于个体独特且对于社会普遍的事件。最后，日常活动是分类处理的活动，它将民众生活中大量偶发、意外事件纳入自己的生活分类体系，从而成为一种“预料之中”的普遍事件。[7]100由此，高考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如同经历了一场人生的“仪式”，成为绝大多数青少年生命历程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事件。“送考文化”与之相伴，是民间社会对这一生活事件的认知，并在传统经验的指导下建构具有“民俗性”的日常生活。

(一)生活世界中日常生活的“民俗性”

“日常生活”是民俗学界近些年常提及的术语，意为民众每日、经常的一种生活模式。因此，剥离了人的生活是一种抽象的、空泛的状态，它需要通过人们的思想、行为、活动等填充，以使得生活内容具体化、形象化。这意味着，生活是人意向性的建构，两者密不可分。

民俗学建立之初是对“文化遗留物”的民族主义情怀的追思，之后民俗学走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求其价值和意义。现代意义的民俗较之传统社会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社会的民俗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民众的日常生活普遍存在“天、地、人”的思维。民俗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一种民俗化的生活。随着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技术嵌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致使传统民俗的生活化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民俗性。赫尔曼·鲍辛格认为，传统之于当下，“脱域”历史转化为无时间的因素，并在现实生活中成为社会塑造的因素以显示其长期的有效性。[8]157可见，当代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一种脱离历史的规定性，民俗成为一种历史经验内化到民众的现代知识体系中，以呈现动态的延续。因此，岩本通弥提出“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吗？”，他回到柳田国男对民俗学研究最初的认识，倡导从“当下的日常”中确立自身的定位。[9]旨在通过民俗研究背后的日常生活。高丙中通过“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意识，将民俗学置于其中以健全学科，从而在“日常生活”的概念中去成就民俗学。[10]户晓辉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路径，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关照来认识民众的实践。因此，日常生活具有实践的概念。但是，日常生活的研究范式应基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俗活动而言。民俗具有的规范性决定了民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规范性。实践的规范不全来自经验，还来自先验和超验。对于民众来说，先验与超验的规范更为重要。因为它是“过去经验”实践的有效结果，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道德实践、伦理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11]刘晓春提出民俗的“后传承时代”，认为民俗之于现代化语境已失去传统的传承模式，其融入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新的文化样态。因此，“民俗学需要在流动、异质、多样的‘日常生活’中，在实践主体与文化、社会、情境互动的语境关系中，研究‘民俗’、解释‘民俗’的意义”。[12]

笔者认为，日常生活与民众的日常思维密切相关。当下，民众的日常思维受限于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呈现两种基本思维图式。第一，国家层面属于现代社会制度层面上的范畴，实践主体依据当代社会制度，凭借一种社会经验思维自在自发地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各种活动，具有自发、重复、实用的特点；第二，民间层面属于礼俗制度层面上的范畴，实践主体依据民间传统，世代传承各种习俗、风俗等进行日常生活的交往，表现为一种民俗经验思维，具有情感、礼俗的特点。可见，传统与现代构成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意味着，从民众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国家制度对民众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决定着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方向。反之，民众的集体行为又对国家制度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表现为一种民间层面的国家活力。两者互为视野，并存于民众的日常思维中以指导其日常生活。

因此，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性”是民众凭借民俗经验思维，延续一种传统习惯，在特定情境中应对社会环境的指导，以实现用民俗的手段诠释当代生活的意义。由此，社会环境和特定情境决定了民众如何选择民俗经验、如何运用民俗经验、如何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民俗经验则是应对社会环境和特定情境的一种手段。三者是形成当代民众日常生活“民俗性”的关键。

(二)日常生活中“送考文化”的“民俗性”

高考“送考文化”是传统与当代结合的产物。黑格尔认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3]11因此，高考“送考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其存在是合乎理性的。从两个层面来思考。第一层面，高考是国家制度的安排，是社会环境中的特定情境，具有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及其条件。第二层面，“送考文化”是民间层面的安排，民众将高考视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在延续民俗经验、保留传统和习俗中维持当代社会的依赖理性。因此，两者之于当代社会的理性虽有区别，但又合乎时代精神。“送考文化”属于第二层面民间社会的文化创造，是对第一层面国家制度安排的回应。基于此，高考“送考文化”的“民俗性”是直接从民众日常生活中获取内容来源，并超越一般传统民俗世界和当代社会制度的理性，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具有“民俗性”的大众文化。

从“送考文化”的形式来看，具有大众文化的特征。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基于城市的出现和现代化的科技传播手段，大众文化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14]就“送考文化”而言，国家制度的安排形成临时群体分类系统。城市化的空间造成相同际遇的实践主体互为陌生人，这是“送考文化”群体性特点。当代社会激发了民众的自由与个性。伴随高考的社会影响力扩大，通过现代传媒技术的批量生产，“送考文化”打破地域性的文化垄断，成为一种广泛的大众文化现象。至此，“送考文化”的日常生活价值在于实践主体对于高考事件的回应，是参与主体情感共鸣的文化创造。而“送考文化”的多渠道传播，成为“阅读者”日常生活中的“调味料”。因此，高考场域就像一个叙事场，而“送考文化”则是这场叙事的一种方式。正如约翰·费斯克认为：“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而被阅读时才能产生社会关系”。[15]3可见，“送考文化”这一文本在实践主体与“阅读者”的互动中才成为一种大众文化。

从“送考文化”的内容来看，具有民俗性。一般而言，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习俗层面各种仪式的限制，而习俗(习惯)决定了人们的情感参与。在当代社会中，社会和精神越解放，民众的联想和回应就越广。然而，民众的习俗、趣味、时尚等因素都能指引当代社会的情感回应。[16]正因如此，当高考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遭遇时，传统民俗思维便操纵了这场“送考文化”。总体上看，民俗属于一种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民众的思维方式在文化传承中同样凝结了这种文化精髓。因此，民众的日常思维本质上更多地表现为重复性、经验性、习俗性等民俗特征。“送考文化”呈现的各式吉利谐音、符号象征、祈愿考神、祭拜古今人物等活动重申了民俗的力量。因而，对于民俗的挖掘是民众对日常生活认识的方式，这种认识是民众对当下生活意义的深度体认。

综上来看，“送考文化”既是当代的又是传统的。它在多种社会形态中呈现多元文化景观共同作用的局面，使得民众的日常观念世界杂糅成一个“不安分”甚至有些混乱的复合体。[17]90究其原因，首先高考是国家制度的安排，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节奏及其应对方式，最终成为人们自愿、主动参与的社会事件。其次，日常生活是民众思想观念承载的主体，民众在认同国家制度的同时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注入其中，形成民间层面的文化呼应。在此意义上，“送考文化”才得以成为国家和民间的共同逻辑，并在传统与当代错综复杂的文化制约中使得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四、结语

在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世界中，“送考”可能是其生命历程中的流星，一闪而过。“送考文化”对于个体来说是独特的，从整个社会来看又是普遍的。它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是可预见性的事件，从而在社会现实中总是以某种庆典的特征出现，成为一场具有生命转折的仪式。 在这场仪式中，高考是“通过仪式”的渠道，它是实现个体生命在社会“位置结构”中转换的“阈限时期”。[18]123与之呼应的“送考文化”是另一种“阈限”表现，它构建出社会共同体道德价值的表达，并在仪式中以一种模式化的进程表现为民众生活理想化的景观。因此，高考作为一种周期性的社会现象，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具体的事件。只有这种社会现象的重复性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具体、细腻的方式建构民众的生活意义时，它才能维系个体、群体和社会三者之间的情感联系。

如今，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演绎的民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俗。在当代社会的舞台上，民俗摘去了传统的面纱，以新的模样融入民众的生活世界，成为一种生活自觉。在历史传承的张力中，民俗成为一种流动性、意向性的建构，并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具有当代意义的“民俗性”景象。它将时间的距离融汇到同一个空间中，在实现自我革新的同时成就了世界的欢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