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小 成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5)

边疆防务是指在国土边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采取的政策，简言之曰边防。古人所讲的边防与今意相似，《南齐书·陈显达传》曰：“虏经破散后，当无复犯关理。但国家边防，自应过存备豫。”[1]489《新唐书》亦云：“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此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2]1328-1329这是早期人们对边防的理解。自古以来，我国对于边防事务的研究记录非常多，《史记》作为一部通史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亦详细记载了西汉时期对东越、南越、西南夷、匈奴以及朝鲜采取的军事策略，通过对这一时期边防事务的研究，能够了解西汉扩大边疆版图的发展，以及当时的边防策略对现今国家边防体系的影响。

学界对《史记》中边疆防务的研究不是很多，有间接涉及的，如弓建中的《公元前2世纪前后秦汉西北边防及其效果》分别研究秦和汉两个时期在西北地区对匈奴的边防策略。[3]严丽的《读〈史记·西南夷列传〉——试论汉武帝的西南边疆民族经略》探究汉武帝时期四次对西南地区的开通策略对当时的效果及影响。[4]彭文宇的《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研究西汉与东越在不同阶段的政治关系的发展。[5]王子今的《论杨仆击朝鲜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及相关问题》以军事和航海研究为基础，对在朝鲜置郡的问题上做深一步研究。[6]对于西汉边疆防务的研究，大多都是以西汉边界的发展过程来进行考证，而《西汉会要》中相关的边防事务记录作为西汉的典章制度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研究的内容相对较少。

在池万兴所著《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一书中，作者从司马迁的“各民族皆为天子臣民”[7]99的观点出发，分析了司马迁的边疆防务思想，司马迁记录了汉对周边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和西域的不同策略。张新科则从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出发，认为司马迁作《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汉武帝时期,天下一统,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内对外实行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向周边民族地区推广郡县制, 这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8]。

一、西汉的边郡与司马迁的边防意识

《史记》中涉及西汉边防事务相关的篇目主要有《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主要取材于班固《汉书》和司马迁的《史记》，每条记录均明其出处。其书分门别类，为十五门，共三百六十七事，其中与边疆防务内容较为相关的篇目有：兵、方域和蕃夷。

(一)边郡与边防

先有边郡的设置，后来才有了对“边防”的认识与具体做法。在边疆设郡始于先秦，但所辖面积小于县，后有秦在边疆设置郡县。既设边则防之，自然有其驻军与防御工程，“边防”的含义也在变化。在传统边防概念的基础上，《边防学》对边防的定义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国家为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敌入侵，维护边境秩序，增进睦邻友好，保障边境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陆、海、空的边缘地带实施的防卫、管理和建设活动的总称。”[9]9《边防学》还将边防的基本特征总结为四点：“其一，边防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这是一种国家行为；其二，边防的目的是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防御外敌入侵，同时还要维护边境秩序，保障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其三，边防的空间范围是在边境地区；其四，边防的内涵，不仅限于对外的防卫戒备，而且还有对内的管理和控制，不仅限于军事防卫，还应包括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和边防建设。”[9]11自古而今，人们对边疆的防务与策略都极为重视，并且针对具体的情势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略。

《史记》中与“边防”在行政管辖范围上相对应的词是“边郡”。有关“郡”的建置，较早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诸侯在征服一地之后往往会设立边郡，以示此地归于本国所辖。当时郡的范围一般比县大，由于郡的设立时间不长，它的地位比县低，并且两者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与后代的含义差异较大。《史记》载：“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10]2885《说文解字》释云：“郡，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春秋传》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11]12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国设县置郡的增加，为了更好地管理各地郡县，管理郡县的行政机构逐渐形成，郡县制度也在各地实行。秦统一六国之后，为加强中央王权在各地的统治，开始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而汉承秦制，西汉时郡县在全国的设立已是极为广泛。

汉代边郡称之为外郡或者初郡，而外郡为当时西北地区之称谓，初郡则是汉武帝对当时西南诸边郡的称谓。汉武帝初在西北的河西走廊一代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由朝廷直辖管理，其方式分为两种：一是其地守、令由中央派遣；二是郡守由当地原住民充任，但必须朝廷许可，是为土司，即属于土官体系。汉于西南“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10]1440，在西南夷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亦属土官体系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以其故俗治”[10]1440，尊重当地的习俗，但与西北不同的是，在西南地区的初郡实施移民屯田之策，修筑道路，加强与内地的交通往来，并在其地兴办学校，加强文化交流，这一点与西北的边郡之策有很大的区别。边防不仅是驻军、御敌措施和边疆戍守等，还包括边疆地区的对外交往策略、通讯和交通设施建设等内容，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发展都有紧密联系，这是广义层面上的“边防”概念。

(二)司马迁的边防意识

司马迁身处大一统的西汉盛世，这一时期的汉武帝一改前朝的治国策略，边疆策略由防转为攻，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识地体现这一转变。首先，司马迁在大一统的精神引领下，在撰写《史记》中把它化为具体的历史记载。作为史官的司马迁，他的目光从中原投向边疆，并为诸少数民族树碑立传。后来的《西汉会要》也具体记载了当时的军事与边防等各项事务，其中的军事建制、屯田、备边则与之密切相关。从文中提到具体的边郡地名，可以看出朝廷对疆域的扩展与巩固。“景帝后二年，发车骑、材官屯雁门”[12]644中的“雁门”，正是汉景帝时期在雁门郡与北方匈奴作战的记录。此外，边界地区边防事务的记录还有《蕃夷》三篇，《蕃夷上》中的匈奴，《蕃夷中》中的西南夷、南越、闽越和朝鲜，《蕃夷下》的西域，没有注明出处，但内容基本与《汉书》中《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记载的内容相一致。《史记》各边疆传记中出现边郡名较多的：北方与匈奴相关的是代郡、云中、朔方、北地、雁门；西北与西域相关的是酒泉、敦煌、张掖；西南与诸夷相关的是蜀、牂柯、广汉、益州；南、东南与闽越、南越相关的是南海、珠崖、苍梧、象郡；东北与朝鲜相关的是真番、元菟、临屯、乐浪。在《西汉会要》兵类出现边郡名与《史记》所载基本相同。

其次，司马迁重视汉与边疆战事、贸易等事务的记载。在《史记》和后来的《西汉会要》中边郡名出现的次数与当时战事、经济贸易、和平交往等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如敦煌、酒泉两个边郡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各出现三次，而《西汉会要》中出现五次，其中所载资料初源于《史记》，文字略有出入。《西汉会要》云：“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8]822而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则云：“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10]3179这里所载内容证明了在汉武帝时期国家为拓展西域的版图，选择在敦煌地区设立亭障，派使者校尉监护屯田，以此供应往来西域各国使者的休息生活。在边关道路上修建亭障以方便行军作战及完善屯田制正，这些设施正是边防事务的具体体现。《西汉会要》中仅“兵类”中涉及边郡地名五十多个(其他各类尚未统计)，对其中边郡地名的研究，可以作为《史记》中相关边防事务的补充说明。

二、《史记》中北方与西北的防务措施

西汉时期，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西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与西部地区沟通的咽喉，也是汉朝长期与匈奴、羌族等少数民族作战的重要场所。因此，汉王朝在此设郡置县、修筑关塞、移民屯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而深远的措施，为西汉边境的和平和北方与西北边疆的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和亲策略

西汉初建，国力尚不强大，北方的匈奴对汉侵扰十分频繁，成为汉王朝的较大威胁。自高祖至景帝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匈奴侵扰，民众饱受战争之苦。“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10]2901迫于当时的现实状况，为缓和双方冲突，选择和亲的权宜之计，谋求几十年休养生息的时机。

首先是北方的和亲之举。汉匈之间第一次和亲在平城之战败后，刘敬上书汉高祖：“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兵可毋战以渐臣也。”[10]2719但由于吕后反对，最终选择令宗室的女子与匈奴和亲来缓和双方关系。《史记·匈奴传》亦载“使刘敬结和亲之约”[10]2894，此为汉廷首次和亲，因初立国而实力不如匈奴，迫不得已而为之。第二次和亲，《史记·匈奴传》载：“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10]2895高帝崩后，吕后时，“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10]2895。文帝时，“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彊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10]2898。和亲之举为汉王朝赢得了喘息机会，自此以后，汉匈开始了和亲政策下的和平共处时期(见表1)。

表1 《史记》所载西汉和亲统计表

从《史记·匈奴列传》等可以看出，匈奴入侵的频次以及规模都有所变化，在文帝十四年前后两个时期，匈奴的入侵态势有着很大差异：在文帝十四年前三十年的时间里，匈奴入侵的规模小、次数少，仅有四次。在之后的约二十五年里，匈奴南侵规律和频次增多，南侵的地域集中在北边，有上郡、云中、雁门、代郡、北地，此时的汉匈之间战和参半，双方的关系也逐渐恶化，匈奴侵扰汉边界后，西汉都会选择和亲并送大量财物以平息战乱。

自高祖到景帝时期，虽然在汉匈和亲之后，匈奴入汉边境的次数有所减少，但收效甚微。中元六年“匈奴入上郡”、后二年“匈奴入雁门”都可以看出，和亲并没能真正起作用，而“终景帝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10]2904，甚至起到了反作用，让敌方觉得你软弱可欺。

其次是在西北和亲的牵制方略。在武帝时期，西汉与匈奴停止和亲关系，双方在此时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战争，汉匈双方都争先拉拢西域诸国，想借此斩断对方的势力。所以西汉中期的和亲是与西域大国乌孙，并不是与匈奴。这一时期，西汉曾派遣三位和亲公主前往乌孙，分别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相夫公主。

《史记·大宛列传》云：“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10]3168-3169《西汉会要》亦云：“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是时，汉东拔藏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12]793此应为细君公主，和亲的时间与汉在朝鲜设置四郡的时间相一致。

细君公主在经营西汉与乌孙关系的活动中未起太大作用的原因，与当时西域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在汉武帝通西域之前，大部分的西域地区已被匈奴控制，“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13]3872。在细君公主和亲期间，西汉势力并没有渗透到西域。细君公主是汉王朝的象征与代表，只有汉王朝自身强大，对西域的控制才能强大。细君公主体弱，没几年就去世了，凭她的一己之力也并不能扭转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亲并未达到利益最大化。

博望侯张骞死后，汉又派使节前往乌孙，匈奴知乌孙通汉，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10]3170。其后，“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孙岑娶妻翁主。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10]3172。(《集解》：“《汉书》曰：‘江都王建女。’”即罪人刘建之女刘细君)细君侍二君，生一女，不习异域生活，请求回汉，帝未许，不久即亡。解忧公主在公元前101年左右出塞和亲，先后嫁给三任乌孙王：昆弥军须靡、翁归靡和泥靡，生育四男二女，宣帝甘露三年归汉，两年后亡，年七十岁。解忧在乌孙生活了将近五十多年，她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乌孙政局，改善了汉乌之间的关系，还为西汉经营西域提供了诸多便利。解忧公主在乌孙的活动和管理使乌孙成为西汉的盟友，同时由于西汉强大力量的帮助，乌孙最终成功地被纳入西汉的版图之中。解忧公主之所以能够改善汉乌之间的关系，与当时背后的政权实力有着重大关系。西汉在与匈奴的多次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匈奴势力日渐衰弱，乌孙也开始试图摆脱匈奴的控制。解忧公主之所以能够完成使命，离不开西汉、匈奴和乌孙关系的变化以及汉朝廷在西域影响力的增强。

和亲政策是西汉对匈奴的一种暂时性的妥协，从长远来看，属于汉王朝在边疆防务的一种积极性防御策略。在和亲政策实施下，西汉的确换得了几十年的社会安定，到汉武帝时期已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之后西汉反击匈奴做好了准备。从战略上来说，和亲以较小的损失赢取了长时期的休养生息，这一明智举措对西汉帝国的长远发展有重大积极的影响。

(二)边防工程体系的建立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与匈奴的一系列战争促使汉匈关系发生了方向性的巨大变化。面对一望无际的北方、西北边疆和行动作战飘忽不定的匈奴骑兵，汉王朝发现与匈奴的作战，设置郡县的点状防御起不了作用，于是开始在制度上改变革新，如在边疆地带设郡置县、通市贸易、屯田屯兵、候望系统，这些策略的实施也成功地抵御匈奴的南下。

1.西域都护府的设立

对西域的争夺始于汉匈关系剧变时期的武帝时期，汉匈民族的融合进一步影响了当时汉末的汉匈关系。西域是西汉时期阳关、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其主体是现在的新疆地区。汉初，西域诸族便臣服于匈奴，这可从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回信中得知：“今以小吏之败约故……以夷灭月氏……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10]2896公元前177年，匈奴大败月氏，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赶出了祁连山一带的河西走廊。从此，匈奴势力深入西域，并逐渐控制了西域。汉初，匈奴频繁骚扰、肆意侵略汉区，迫使西汉王朝采取和亲的屈辱政策，以维持和平局面。匈奴人大胆无畏的行动，离不开西域诸国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

汉武帝时期改变了以前以防御为主的战略，西汉凭借充实的国力，在武力进攻匈奴的同时，也开始注重联合外部力量对匈奴进行打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系被匈奴逐出故地的大月氏，从东西两面夹击匈奴。张骞通西域，所达最远至西之大宛、大夏、大月氏，即今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等地。《大宛列传》云：“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10]3159-3160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西汉政府对西域有了深入了解，同时认识到西域诸国对西汉的重要性，尤其在打击匈奴方面，不管是在地形还是物资兵力的支援上，控制西域诸国对匈奴都有着重要的牵制作用。于是，武帝与匈奴双方都展开对西域诸族控制权的争夺。后武帝又遣骞出使乌孙，“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鳁及诸旁国”[10]3169。张骞等人二次出使西域各国，更加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加深了对西域的了解。

元狩二年，在河西发生的两场匈奴之战，使汉朝抢占了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开辟了西域之路，也使此处成为汉匈在西域作战的前沿根据地。武帝连续对匈奴发动军事进攻后，匈奴继续衰落，最终从西域撤退。西汉先后在西域地区设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1)戊己校尉：始置于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掌管屯田事务，治所在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隶西域都护，单独设府，有丞、司马、候等属官。所领吏士亦任征伐。秩比二千石。汉成帝时“汉徙己校屯姑墨(今阿克苏)”。，“都护”相当于边郡太守，主管西域，全面负责该地区的边防事务。神爵三年，宣帝任命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由此，西汉取得了对西域诸族的管理权，匈奴势力从此退出西域。“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压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垂、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13]738作为汉朝统辖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设立在乌垒城(2)乌垒城：在今新疆南疆的轮台县东，为巴州所辖。乌垒是当时汉西域都护的治所。太初四年，汉于此置使者校尉屯田。至唐为安西都护府所辖。，其作为西部地区的中心位置，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地区，设立在此处便于掌握西部地区的局势。据《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四十八国，遍及天山以南的广大区域。都护府在西域的设立，标志着西域各地区自此被纳入我国统辖的版图范围，此后便成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

2.屯田体系

作为边疆防御体系的屯田，是为了使在边地的戍卒能够自己生产日常生活所需，且生产军事所用的物资而开展的一项军事策略，因为边关距内地路途遥远，军需粮草运输费时日久，不便作战之需。屯田兵则是指守护边疆的戍卒，是主要在边疆从事农业劳动并为守护边防安全服务的军事人员的总称。屯田是守卫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屯田兵也是边塞防御线上的重要一员。

专门主管屯田相关事务的是农都尉，这是汉王朝在边郡地区设置的长官，也是管理屯田的最高官员，主管郡内各屯田区所有与生产有关的事务。《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13]742这些官职的设置，对西汉边疆防务起到了很大作用。

最早在边地屯田的是汉文帝，晁错的建议“徙民实边”被采纳，为实现巩固北方边防的目的，开始在边境屯田。随着汉匈之间的战争频次越来越多，屯田的规模也逐渐扩大。而由于屯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内地运送军粮到边疆地区的消耗越来越大，因此开始在边境地区建立永久性的防御体系，在西北地区征用几十万士兵来开垦田地，同时还负责修缮水利以及交易道路，加强军事防御的管理，开垦土地并改善农业设施等。元狩年间，“匈奴远遁，而漠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10]2911，西汉此时的屯田规模已经逐步成型。此后，屯田兵进一步发展，元鼎年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3]1149。北方的各个郡征用了几十万屯田兵，在此处开辟官田，为方便管理又在此设置田官。屯田制能够解决军粮，安置百姓，对边疆的安定起到了很大作用，自西汉之后，屯田体系被沿用了两千多年，直至清代。

3.候望系统的建立

候望是古代的军事防御的报警系统，西周时已有之，主要是采用烽燧即烽火台传递信息。它是一种提前预防机制，以逸待劳，正如《汉书·赵充国传》所谓的“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13]2898。西汉王朝二百年的统治，在整个边疆建立了烽燧制度和候望组织。烽燧与候望的组织结构和职责相当严密细致，与军队结合种田，并对成功驱赶匈奴出漠北，对消除大量边疆动乱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汉代西域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也有着巨大的贡献。

候望系统主要是以驻守烽火台的驻军士兵为基础的边防侦察预警制度，是汉代边防组织的基本核心。主要的职能是探测敌情，传递警报。基层组织机构主要由两层人员组成：候官—候。实际上，候官是基层候望系统中的小指挥中心，它是汉代长城防线下都尉下管辖的一级组织，管辖的范围通常处于交通要道或军事要塞。候官的主管范围通常在交通要道或军事要塞内，《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注：“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13]1614部—候长。将每段塞分为若干个部，每个部都分别设置候长、士吏各一人，候长是负责各部事宜的长官，士吏是候官派往各处督察边务工作的官员。今新疆哈密市尚保留自汉代以至后代各朝遗存最多，张坤、程正荣、赵丛苍在《哈密地区的烽燧调查与初步研究》一文中说：

经确认，哈密境内现已被发现的烽燧共81座。2019年，哈密文物局在哈密南湖一带新发现了库鲁克墩烽燧、景霞烽燧、大水烽燧；本次调查新发现烽燧14座；在星星峡东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新疆一侧新发现了转井烽燧；在巴里坤湖东岸新发现了南园子北1号到南园子北10号共10座烽燧，以及三个墩烽燧、西老湾烽燧；在巴里坤西山新发现了塔斯墩烽燧。[14]28

哈密是新疆保存烽燧最多和最好的地区，其中巴里坤县保存的烽燧数量最多。这些烽燧的建筑方式多是黄土夯筑的，其次土坯垒砌和石块垒砌，张坤等人调查文中还说：“巴里坤境内土坯垒砌的烽燧基本都位于山顶甚至是山尖上，利用山岩和石块做基础。”[14]29这些都是侯望系统的历史见证。

由于候望系统处于中国北部防御系统的前线，所以它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匈奴作战模式并形成针对性模式。它共有三个作用：一是观察敌人的动向。二是燃放烽火，传递情报，这是设置烽燧最重要的任务。烽火传递的意义就在于，在观察探测到敌情后，将所得到的信息情报尽快且准确地发送出去。三是抵御入寇与外贼。匈奴入塞后遇到的第一道防线便是烽燧，所以燧卒的职责除了传递信息，同时必须能够抵御外敌的入侵，保护边地百姓的安全。《汉书·匈奴传》中载，汉昭帝之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13]3784。汉宣帝时期，由于数千“乘塞列燧”的吏卒辛勤戍边，“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13]2989。由此可见，候望系统只要能够正常运作，对西汉边防的巩固就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史记》中战略层面上各地区边疆防务的有机联系

《史记》中记载的西汉边疆防务逐步形成完整的体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版图扩展较大。据《史记》以及《西汉会要》中的补充内容可知，汉朝廷在针对各地区开展边防事务时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东南地区分封为王，西南地区修筑道路，北方和西北地区对外和亲等。但同时从边防整体上来看，西汉政府采取的政策具有统一的互相协作性。

(一)《史记》中各地区的边防情势与策略

在西汉初期休养生息的基础上，汉武帝积极进取，开疆拓土。《史记》在大一统观念指导下所载疆土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东起朝鲜，西至大宛，北起匈奴，南至诸夷，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司马迁的民族观。

1.北方与西北：策应

汉初的汉匈关系是汉弱而匈强，和亲也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产物。从高后六年到景帝后元二年时期，匈奴仗着兵强马壮频繁入侵汉朝，在短短四十年间，匈奴对汉朝进行了数十次骚扰，平均每四年骚扰一次，每次出动的人数有几万人，巅峰时甚至高达十万人。西汉边疆长期处于战争之中，每一个重要的关口都会有匈奴骑兵寇关。为保百姓安全，城门在白天也被关闭，严重影响边区人民的日常生活，长此以往民不聊生。西汉朝廷在汉弱匈强的情形之下，暂时无法一举击退匈奴，只能被迫采取了收缩防御的战略。从高祖到武帝期间，汉廷先后派出多名公主与匈奴、乌孙和亲以缓和双方的冲突。采取“和亲”之策后，边郡互通关市，汉与匈奴关系缓和。

汉武帝时期，由于文景之治期间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施，经济方面逐渐繁荣日上，在国力强盛的情势下，汉武帝逐渐不再愿意继续与匈奴进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准备武力主动反击匈奴。因此，汉武帝开始加强军事力量，为之后反击匈奴提前做好准备。从元光二年(前133)到征和三年(前90)期间，汉匈之间的摩擦不断，征讨边疆几乎贯穿武帝一生。在元光二年到元狩四年仅仅十四年之间，西汉与匈奴就爆发了大大小小不下二十次战争。此时，由于匈奴特殊的生活模式，受季节以及生态因素影响，长时间的作战使匈奴的国力逐渐下降，于是开始主动向汉请求和亲。从此，双方关系出现转变，汉匈之间由几十年的武力抗争逐渐变为长久的和平相处。

司马迁之后的汉元帝时期，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向汉王朝请求和亲，汉元帝为了边境的和平而应允其请，派王昭君前往匈奴。《汉书·匈奴传》载：“单于自言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上谷以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卒吏，以休天子人民。”[13]802汉与匈奴的这次和亲与以往不同，王昭君是汉文化的传播者，她给匈奴人带去了汉人的纺织、刺绣和播种，还教他们学说汉话、传习礼仪，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汉匈和亲，而是民族友好的纽带，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之间文化与情感的融合，使匈奴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除了和亲之策，还有迁徙关东贫民以充实边关，发展农垦，屯田以供粮草等物资之需。在沿边与内地之间建烽台，设候望，能迅速传递军事情报﹐又在边境筑受降城﹐以接受匈奴降者。诸多策略的实施﹐使得边关户口渐增，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西北，其策大致与北方相同，亦徙民充实西北边郡，屯田，修水利，设置田官，又筑障塞亭燧，绵延长城外数千里。敦煌郡西境设有玉门关、阳关，为中西往来的门户，后世之丝绸之路即经由西北各边郡通往中亚﹑南亚乃至欧洲各地。

2.西南方：互用

西汉时的今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地区，因其少数民族众多﹐泛称为“西南夷”。早在秦朝时，就在西南设黔中郡、桂林郡和象郡，以行使行政管辖权，如秦在桂林修筑灵渠灌溉农田。秦在西南边疆主要是打通道路，《史记·西南夷列传》曰：“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10]2293修五尺栈道，以利于与关中的沟通。经过文景之治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国力逐渐得以增强，汉武帝刘彻时期，汉朝已是天下富足，财源广进，人马强壮。汉武帝北伐匈奴、南接南越、西联西域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为汉朝开发西南地区免除后顾之忧，为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发展西南地区已大势所趋。因此，汉武帝决定采取大规模行动来开发西南地区。

相互支持，相互为用。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出使南越，上表汉武帝称从蜀地路经夜郎，有一条水路可通番禺，因此在西南地区招降夜郎，然后再去攻打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10]2294元光五年(前130)，武帝遣唐蒙通夜郎，命令司马相如出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立都尉，管辖十余个县。

为了便于有效控制西南夷，交通是首要问题，汉武帝又派遣司马相如与唐蒙两人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但由于筑路耗费过多，引起沿途部分西南部族的反抗。于是，朝廷有持不同政见的人乘机反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键为自葆就。”[10]2295西南地区山高水多，修筑道路耗时费力，是得不偿失的做法。于是，开发西南夷的活动搁置下来。

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后，说明开发西南夷的好处，“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10]2295。于是，汉王朝又重新开展对西南地区的开拓。汉元狩三年，朝廷重新着手开拓西南夷，在长安挖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在西南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

元鼎六年，汉兵平定南越，“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依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10]2296。然后再诛杀邛君、笮侯，因此冉胧等其余部十分害怕，纷纷请求汉王朝在本地设县置郡。汉王朝便设立四郡：邛都为越郡，笮都为沈黎郡，冉胧为汉山郡，白马为武都郡。由此而后，蜀西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王朝的统治下。汉元封二年，汉武帝攻打滇王，将其地命为益州郡，之后仍由滇王管理，以夷制夷，行土司制。至此，西南地区设立了蜀郡、犍为郡、越嶲郡、益州郡、牂柯郡、交阯郡(今之越南河内市)，西南夷基本被纳入汉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3.东南与南方：牵制

西汉之东南东瓯、闽越、南越等地，主要是会稽郡、丹阳郡，南方主要是指岭南地区，秦时已为疆域版图之内。随着汉王朝的建立，汉族地区的人不断地迁入，这一地区和中原联系越来越紧密。

起初汉朝廷还难以牵制千里之外的东越少数民族，而东越、闽越道狭多阻，民性彪悍，多反复不定，对此，西汉采取分封异姓王、提拔侯爵为王的策略。“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世俗号为东瓯王。”[10]2979此举的目的是遏制闽越王的势力，以加强国家的形式与东越建立君臣关系，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这一政治手段也颇为有效，使得东越与西汉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自吕后到文景时期，西汉王朝逐渐转变对东越友好的态度。“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13]3851吕后听信谗臣，导致西汉王朝与东越间的政治关系出现裂痕。吕后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取消与南越的关市贸易，禁止本国的铁器及雌性的牛、马、羊与越人进行交易。这种政策的推行直接导致闽越与南越的不满，引起不同程度的反抗，南越王赵佗一度称南越武帝，国土及于红河三角洲一带，吕后兴师征讨，无功而返。但并未对西汉王朝造成根本性的军事威胁。汉武帝时期则在继续奉行以往的分而治之、让其自治政策的基础上，开始对东越进行干预，不再任其自然，不闻不问。汉武帝之初，对战争还是持慎重的态度，两次决定出兵南下打击闽越王，但都没有借机侵入东越之地。此时对东南地区的态度，类似西汉初期对待匈奴的态度，选择积累力量，等待时机。汉武帝在初期对用兵东越地仍有疑虑，不敢贸然挺进。这不仅有效地阻止了闽越王势力的扩张，同时也使中央王朝在东越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进一步加强了西汉王朝与东越之间的政治关系，迫使闽越的反汉活动有所收敛。武帝元鼎四年，南越王兴与太后请求归附，然下属反对，杀王、太后和汉使者，汉即发兵击，后南越平，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元封元年，又于今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二郡，西汉政府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巩固。

4.东北：分散北方压力

汉武帝时期，匈奴虽然在公元前119年被打败，但他们并没有投降。随着匈奴的西迁，西汉的军事阵线也在西迁。公元前109年，卫氏朝鲜叛杀涉何之举在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了对西汉王朝的军事遏制。为了避免东线和西线的作战，尽全力进攻匈奴，最终武帝决定东征卫氏朝鲜。

早在惠帝元年，辽东总督与卫氏朝鲜签订了条约。此时，卫氏朝鲜作为一个地方民族大国存在于古代朝鲜半岛。作为外臣，卫氏朝鲜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但其本质仍然是一个汉族地方政权。卫右渠时期，西汉与卫氏朝鲜的关系开始紧张，后来逐渐走向敌对。为了防止匈奴再次进入东北，西汉王朝在进攻匈奴的同时开始了对古代朝鲜地区的用兵。《史记·朝鲜列传》：“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右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10]2987但这次战役并没能一举拿下朝鲜，因此这为战争双方都提供了一次恢复和平的机会。但由于卫山与荀俞处置不当，导致西汉的政治招降失败，和平收降卫氏朝鲜的战略最终也宣告失败。在之后的战役又安排公孙遂协调二将，使荀、杨中能各引其部合力速破敌。之后卫氏朝鲜中有大臣参加了拟降密会，最终朝鲜王城内不攻自破。最终“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10]2989，即真番、临屯、乐浪、玄菟(治所在今朝鲜的平壤)四郡。

西汉平定卫氏朝鲜后，解决了东部的隐患，加强了与东北民族的交流。在元封二年的一次战争中，汉王朝都实现了断匈奴左臂的目标，解决了长城防线东北段的隐患，不仅保证了东北地区的稳定，同时也使武帝集中力量继续与匈奴作战。从汉元后二年到汉居摄三年，汉王朝被新王朝取代，朝鲜半岛西汉管辖的地区没有发生影响地区稳定的重大事件。

(二)《史记》中各地区边防事务的高度统一性

首先，各个地区之间的边防策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各有不同的策略。在面对西南地区时，由于当时兵强力壮且其他各地区基本已经收复，所以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先在基础设施上达成作战交通的便利，此后又练习水战，为作战时能够适应西南地区的地形。在针对东、南越地区时，西汉统治阶层选择分封异姓王，将侯位擢升为王，对东、南越当时的统治者进行形式上的裂土封王，使之无法团结一致进攻，达到维护边郡安全的最终目的。面对北方匈奴进攻时，在国力衰弱、局势不稳的西汉初期，采取和亲策略。后来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联合西北实力较大的乌孙，拆散匈奴的联盟，打掉匈奴的右臂，具体做法是派出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等和亲，与乌孙、匈奴进行军事战略上的联盟，为之后的反击谋求休养生息的时间。此后和匈奴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在此期间汉王朝并不只在抵御外敌，在边防体系上开始逐步设立西域都护府，建立屯兵制，完善候望系统。不仅在当时有效地抵御了外敌的入侵，在此后的边防中也逐渐形成属于西汉的边防体系，为我国的边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次，在制定针对一个地区的边防策略时，会考虑其他地区的影响，在战略部署上采取互相配合、互相牵制的策略。在北方对付强悍的匈奴时，逼迫还击和正面出击惨遭不利时，就采取瓦解对方联盟的策略。在面对西南地区时，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能够通番禺，因此在西南地区招降夜郎，以便之后攻打南越地区。同样，在之后匈奴地区战况的缓解，也是汉王朝恢复对西南地区的开拓的重要因素。而东越、南越在地理位置上相近，且民生风俗一致，于是在针对此地区时会选择相似的策略，都在南越与闽越地区分封异姓王，将侯位擢升为王，“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13]3851。而在东北地区与朝鲜作战时，卫氏朝鲜的不臣，军事上分散了西汉打击匈奴的兵力，于是战胜朝鲜地区削弱匈奴周边地区的势力，其最终目的是加强对匈奴地区的控制。武帝派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把乌桓迁于五郡塞之外﹐让他们替汉侦探匈奴动静，其首领每年去长安朝见一次。因此，在看西汉时期的边防事务时不应割裂看待，而应在整体宏观上去看各个地区不同的作战策略，分析不同的时间和作战原因，从而全面地看待西汉的边防事务。

四、结语

为了全面地研究《史记》中的西汉边疆防务，除了司马迁所写的内容，还要结合后人的研究，如《汉书》和《西汉会要》等资料，《西汉会要》在《汉书》基础上将相关的内容进行整理分类为十五门，每一条都可以在《汉书》中找到出处，能够更全面体会边防在西汉王朝不同时期的战略变化。其中与边防相关的内容对于研究《史记》中的边防事务有重要意义。在《史记》所列的东越、南越、西南夷、朝鲜、匈奴、大宛的各个传记中，在全面记载其政治、外交、战争及地理环境、习俗风情的同时，还涉及朝廷对这些地区的防务策略。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史记》中的边防事务也对后世的边疆防御提供了借鉴，具有重要的价值。西汉的版图规模逐步扩张，它的边防策略如设立西域都护府、建立屯兵制等，在现代的边防系统中仍然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今天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国、印度、日本等国不断在我国周边挑衅，边疆的防务尤其显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