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府谷县文管办

寨山遗址位于府谷县田家寨镇王沙峁行政村寨山自然村，处于黄河一级支流石马川中游南岸，石马川由此向东南约25千米汇入黄河，西南距神木石峁遗址约60千米（图一）。地貌以黄土梁峁为主，黄土堆积丰厚，地表沟壑纵横。庙墕地点位于遗址北部，东、北、西三面临沟，仅西南角与外界相连。

寨山遗址首次发现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经考古调查初步认定寨山遗址为一处面积约60万平方米的石峁文化石城聚落，遗址内还分布较多仰韶晚期遗存。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寨山遗址进行了试掘，在遗址南部揭露了部分石砌墙体，初步了解了寨山石城的年代、结构与砌筑方式等。在试掘城内北部庙墕地点时发现一座较大的竖穴土坑墓，墓室虽被盗扰，但壁龛内出土了一组完整的陶器，器类典型，为找寻寨山龙山时代墓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一 府谷寨山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二 庙墕地点远眺（西南—东北）

图三 2019M2 平、剖面图

图四 2019M2 清理后情况

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寨山石城系统考古成为“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陕西片区的主要工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庙墕地点西南坡（图二），共清理石峁文化墓葬24座，其中竖穴土坑墓21座、瓮棺葬2座、石棺葬1座。现将情况简报如下。

一、地层关系

庙墕地点中心位置有一座明清时期的椭圆形夯土堡寨，修建堡寨时挖土筑墙，对遗址造成极大破坏，大量白灰面房址暴露于堡寨夯土墙底部断面上。再加上后期水土流失、平田整地等原因，庙墕地点文化层被破坏殆尽，耕土层下即见遗迹。耕土层厚10～20厘米，为浅灰色沙土，土质疏松，呈东北—西南向坡状分布。墓葬均开口于①层耕土层下，多数墓葬打破房址、灰坑等遗迹，少数墓葬直接掏挖于生土之上。

二、墓葬

24座石峁文化墓葬，多数打破居址，无居址打破墓葬的情况，且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极少，仅发现2组。另外在墓葬周边还发现了2处“灰坑埋人”现象，可能与墓地葬仪有关。

（一）竖穴土坑墓

21座。根据葬具、壁龛及殉人情况可分为四类。

1.一类墓 3座。有木棺、壁龛、殉人。

2019M2、M3、2020M4属于此类。墓主均为男性，葬于长方形木棺内，仰身直肢，身上一般随葬5件玉器，多为小块残玉或改制玉器。墓主左侧棺外均有一殉人，经鉴定为女性，侧身面向墓主，身上遗留砍斫或绑缚痕迹。墓主与殉人身上均涂朱砂，身下有有机质铺垫物。壁龛位于墓主右侧墓壁，龛内一般随葬5～6件带石盖陶器，陶器组合常见喇叭口瓶、斝、深腹盆、小罐或壶，另有1件或1组细石刃。墓葬规模最大，出土随葬品最多，面积约10平方米。

（1）2019M2

位于2019T3北部，打破2020M15、H16。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方向12°。墓坑上部被破坏，壁龛未能保留，墓室下半部保存较好，填土为黄褐色花土，较疏松。墓口长4.06、宽2.54、残深1.26～1.64米（图三）。壁面可见密集的纵向齿槽状工具痕迹。坑壁中部有一周生土台，宽0.16～0.36、距墓底0.6米。

墓底有长方形木棺一具，残存黑色板灰痕迹。长2.74、宽1.1、残高0.22米，棺板厚8厘米。棺内葬一中年男性，仰身直肢，头向东北，面部微侧向东，右手两节指骨被放置于右髌骨外侧，可能存在割指现象。墓主身上涂抹朱砂，颜色鲜艳，身下有一层有机质铺垫物。

图五 2019M2、2019M4、2019M5 出土玉器

棺外东侧紧邻木棺有生土二层台，平面呈梯形，台面平坦光滑，长2.34、宽0.82、高0.2米。二层台上殉葬一名女性，侧身面向墓主（图四）。殉人下颌骨断裂，右臂外撇，左臂置于腹部，左腿交叉放置于右腿之上，左手两节指骨被置于颈部，疑与墓主一样存在割指现象。殉人尸骨上同样遍布朱砂，身下有铺垫物。

2019M2棺内共出土5件玉器，3件位于墓主身上（图六），2件压于墓主左髋骨下，均为小件残玉或改制玉器。

图六 2019M2 墓主身上出土玉器

图七 玉坠饰（2019M2:1）

图八 2019M3 平、剖面图

玉坠饰 1件。标本2019M2:1，由玉琮剖切改制而成。平面近“凸”字形，较薄，表面受沁大部分呈现乳白色，局部为墨绿色。顶端中部有一单面钻孔。正面横向等距离刻划出6组凹槽，中间4组凹槽每组由3道凹槽组成，两端的凹槽每组由2道凹槽组成，是玉琮原有纹饰。器表留有磨制痕迹，局部附着朱砂。背面平坦光滑，中部有一道双向切割遗留的错缝。长7.3、宽6.6、厚0.2～0.5、孔径0.9～1厘米（图五，5；图七）。

图九 2019M3 壁龛

图一〇 2019M3 壁龛出土器物

残玉饰 4件。标本2019M2:2，由玉管纵向切割改制而成，残存顶端。器表光滑，素面无纹。背面留有玉管钻孔，上大下小，孔内可见钻孔的横向螺纹。残长2.4、宽1.5～1.8、厚0.4～0.6、孔径0.4～0.7厘米（图五，1）。标本2019M2:3，由残断的柄形器顶端改制而成。台状柄首，方柱体柄身。下端残断面磨平，可见清晰的磨制痕迹。素面无纹。长1.2、宽1.2、高2.2厘米（图五，3）。标本2019M2:4，由残断物柄形器底端改制而成。从器形、玉质等方面看，可能与标本2019M2:3为同一件器物。器身近长方形柱状，四面微内弧，底端呈台状，上端残断面经磨制。素面无纹。器身长1.3、宽0.9、高1.9厘米，底端长1.3、宽1.1厘米（图五，4）。标本2019M2:5，平面呈长方形，一端残断。平面平整光滑，两侧平直。素面无纹。残长2.8、宽1.4、厚0.2厘米（图五，2）。

（2）2019M3

图一一 小陶罐（2019M3:2）

图一二 喇叭口陶瓶（2019M3:6）

图一三 小陶罐（2019M3:3）

位于2019T4西部，部分延伸到西侧探方外，填黄褐色花土，较疏松。墓葬东北角有一不规则形盗洞，口小底大，直达墓底，墓室被盗扰严重，盗洞中散落2具破碎人骨，一男一女，当为墓主与殉人。

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剖面略呈袋状，斜直壁，底部南高北低，方向5°。墓口长3.3、宽2.06、残深3～3.3、底长3.6、宽2.06米。壁面较光滑，可见清晰的纵向齿槽状工具痕迹（图八）。

墓坑西壁中部距墓底0.96米处有一壁龛，拱顶，直壁，平底，口部长0.9、高0.62、进深0.36米。龛内南部紧密摆放5件带石盖陶器与1件细石刃（图九；封三，1）。

墓室底部有一长方形木棺，残存板灰痕迹。长2.52、宽0.94、残高0.38米，棺板厚6厘米。因盗扰，棺内人骨及棺外殉人，葬式不明。

随葬品均出自壁龛，共6件。陶器均无使用痕迹，推测为明器。圆形石器盖由砂岩打制而成。

陶斝 1件。标本2019M3:4，夹细砂黑陶。口微敞，方唇，腹微弧内收，圆弧裆，乳状袋足。外壁素面，口沿及内壁均可见修抹痕，腹部内壁可见泥条缝。口径10、高12厘米；石器盖直径9.8、厚0.8厘米（图一〇，3；图一四）。

小陶罐 2件。夹细砂褐胎黑皮陶。标本2019M3:2，敞口，尖圆唇，领部略内弧，溜肩，微弧腹，平底。外壁素面，领、肩抹光，腹部较粗糙，内壁可见修抹痕。口径6.2、底径6.5、高9.2厘米；石器盖直径6、厚0.6厘米（图一〇，1；图一一）。标本2019M3:3，口微敞，圆唇，斜直领，圆肩，弧腹，平底。外壁素面经修抹，内壁有修抹痕与泥条缝。口径6、底径6.2、高8.7厘米；石器盖直径6.4、厚0.6～1厘米（图一〇，2；图一三）。

双耳陶盆 1件。标本2019M3:5，泥质灰陶。侈口，圆唇，口沿外折，微弧腹，腹部饰一对桥形耳，耳下有一周凹槽，底微内弧。内外壁均素面磨光，内壁附着较多水垢。口径15.5、底径6、高12厘米；石器盖直径15.6、厚0.9厘米，边缘打制出一缺口，长2.4、宽1厘米（图一〇，4；图一五）。

图一四 陶斝（2019M3:4）

图一五 双耳陶盆（2019M3:5）

图一六 2020M4 平、剖面图

喇叭口陶瓶 1件。标本2019M3:6，夹细砂褐胎黑皮陶。敞口，圆唇，斜直领，折肩，斜直腹，平底。口沿、肩部素面磨光，颈部中部饰一周凹弦纹，凹弦纹下戳印三周三角形凹坑，上腹部饰一周凹弦纹，凹弦纹下有一周戳印纹，下腹部及外底素面经修抹。内壁腹部可见三周泥条缝，附着一层水垢。口径12.4、底径8、高22厘米；石器盖直径11.6、厚0.8厘米（图一〇，6；图一二）。

细石刃 1件。标本2019M3:1，燧石质。平面近三角形，两面均经压剥而成，三边较锐利，短边与长弧边呈锯齿状。长7.7、厚0.7厘米（图一〇，5）。

（3）2020M4

位于2020T6西部，打破2020H12。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直壁，平底，方向330°。内填黄褐色花土，较疏松，壁面遗留明显的密集纵向齿槽状工具痕。长4、宽2.46、深2.84～3.02厘米（图一六）。

墓葬西壁中部距墓底1.66米处有一壁龛，拱顶，直壁，平底。长0.7、高0.45、进深0.5米。壁龛内排列5件带石盖陶器、2件细石刃、1件石镞（图一七；封三，2）。

墓室底部有一长方形木棺，已腐朽成黑灰。长2.92、宽1.04、残高0.3米，棺板厚约12厘米。墓主葬于棺内，男性，仰身直肢，头向西北，面部微侧向西，上半身经扰乱，骨骼凌乱，部分骨骼缺失，下半身骨骼处于原位。墓主身上涂抹朱砂，身下有白色有机质铺垫物。

墓主左侧棺外殉葬一名女性，侧身直肢，上半身侧向墓主，面向棺内。双臂微曲置于身前。殉人身上遗留多处劈砍痕迹，上颌骨、耻骨被砍下放于上腹部，左肱骨上有密集劈砍痕迹（图一八）。殉人身上亦涂抹朱砂，身下有铺垫物。

随葬品共13件。陶器均为明器，其中4件器身涂抹红彩。圆石盖均由砂岩打制而成。棺内出土5件玉器，其中2件位置被扰乱。

陶斝 1件。标本2020M4:5，泥质灰胎黑皮陶。敞口圆唇，折肩，腹微弧，折肩处附一对正装鸡冠状鋬手，裆部外鼓，袋足，有矮实足跟，足尖较平。器表素面磨光，口沿内外及折肩处涂抹一周红彩。口径9.8、高14.9、石盖直径11.2、厚1.3厘米（图一九，9；图二四）。

喇叭口陶瓶 1件。标本2020M4:1，泥质灰胎黑皮陶。喇叭口，圆唇，高领，折肩，斜直腹，底微内弧。器表素面磨光，口沿内外与折肩处各涂抹一周红彩。内外壁皆附着一层白色水垢。口径11.2、底径7.2、高21.4厘米；石盖直径13.1、厚1.2厘米（图一九，13；图二〇）。

图一七 2020M4 壁龛

深腹陶盆 1件。标本2020M4:2，泥质灰胎黑皮陶。侈口，圆唇，高领，腹略弧，平底。器表素面磨光，领、腹连接处有一周折棱。口沿内外与折棱处涂抹一周红彩。内壁附着一层水垢。口径16、底径6.7、高15.6厘米；石盖直径19.8、厚1.8厘米（图一九，10；图二三）。

图一八 2020M4 殉人身上劈砍痕迹

细颈陶壶 2件。标本2020M4:3，泥质灰陶。侈口，圆唇，细长颈，矮折腹，平底。器表素面磨光，口沿内外与颈中部涂抹一周红彩。口径6、底径7.2、高14厘米；石盖直径7.5、厚0.9厘米（图一九，11；图二一）。标本2020M4:4，泥质灰胎黑皮陶。侈口，圆唇，细长颈，鼓腹，平底。器表素面磨光。口径6.8、底径4.8、高14.8厘米；石盖直径9.4、厚1.1厘米（图一九，12；图二二）。

图一九 2020M4 出土器物

细石刃 2件。燧石质。标本2020M4:6，平面近梯形，通体压剥，周缘锐利。长4.5、宽2.1、厚0.3厘米（图一九，2）。标本2020M4:7，平面近长方形，通体压剥，周缘锐利。长3.5、宽1.7、厚0.3厘米（图一九，1）。

石镞 1件。标本2020M4:8，燧石质。平面近三角形，通体压剥，锐尖，边缘薄锐。长2.6、厚0.3厘米（图一九，5）。

图二〇 喇叭口陶瓶（2020M4:1）

图二一 细颈陶壶（2020M4:3）

图二二 细颈陶壶（2020M4:4）

图二三 深腹陶盆（2020M4:2）

图二四 陶斝（2020M4:5）

图二五 玉锛（2020M4:11）

图二六 玛瑙环（2020M4:9）

玛瑙环 1件。标本2020M4:9，出自棺内填土，原位置不明。残存一半，晶莹剔透，外缘较薄。直径5.6、孔径3.2、厚0.5厘米（图一九，4；图二六）。

玉锛 3件。标本2020M4:10，扰乱至墓主左胸部，原位置不明。残存底端，横截面呈长方形，单面直刃，器表有磨制痕迹。残长2.2、宽0.9、厚0.5厘米（图一九，6）。标本2020M4:11，位于墓主口内，可能为口含。平面近三角形，单面刃。长3.3、宽2.5、厚0.4厘米（图一九，3；图二五）。标本2020M4:13，位于墓主左髋骨下，残存底端。横截面近梯形，单面直刃。残长1.8、宽1.7、厚0.5厘米（图一九，7）。

玉锥形器 1件。标本2020M4:12，位于墓主右手部，可能为手握。柱状，横截面呈圆形，一端磨成钝圆尖，一端磨制成扁平面。长4.5、直径0.8厘米（图一九，8）。

2.二类墓 4座。有木棺、壁龛，无殉人。

2020M8、M11、M12、M13属于此类。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墓主葬于木棺内。壁龛均位于墓主左侧墓壁上，龛内均放置猪下颌骨，多者10件，少者1件，数量不等，经鉴定为家猪，无其他随葬品。

2020M12 位于2020T17南部，原为村民一处打谷场。上部被破坏近2米，其上覆盖约10厘米的垫土，填土为褐色花土，较疏松。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剖面略呈袋状，平底，方向80°。墓口长3.4、宽1.98、墓底长3.46、宽2.06、残深1.06米。壁面较光滑，可见清晰工具痕。墓底中部放一长方形木棺，已朽。长2.66、宽0.9～1.04、残高0.24米，棺板厚8厘米（图二七）。

墓主斜置于棺内，男性，仰身直肢，头向东北，面朝上。骨骼保存较差，可能因盖板坍塌压于人骨之上，导致头骨、上肢骨等多处骨骼破碎，肋骨、脊椎骨等较杂乱，腐朽严重，左侧髌骨移位至左股骨外侧（图二九）。墓主股骨上残留少量织物痕迹，织物上可见红彩。

壁龛位于南侧墓壁，距墓底0.68米，平顶，弧壁，平底。长0.9、高0.34、进深0.24米。龛内成排竖向放置10件猪下颌骨，其中6件为成年猪下颌骨，4件为小猪下颌骨，经鉴定为家猪（图二八）。

3.三类墓 7座。有木棺，无壁龛、殉人。

2019M1、M4，2020M5、M7、M14～M16属于此类。均为单人葬，墓主均仰身直肢。此类墓葬规模较小，随葬品稀少，仅2019M4出土1件玉刀，2020M15出土1件骨镞。

2019M4 位于2019T4南部。平面近圆角长方形，剖面略呈袋状，平底，方向24°。填土为黄褐色花土，较疏松。墓口长2.6、宽1.3、墓底长2.54、宽1.42、深1.16～1.52米（图三〇）。南壁中部靠下有一窄台，宽约10厘米，其余三壁为斜直壁，壁上遗留有工具痕迹。

图二七 2020M12 平、剖面图

图二八 2020M12 壁龛

图二九 2020M12 清理后情况

图三〇 2019M4 清理后情况

墓底中部有一长方形木棺，残存板灰痕迹，脚端棺板凸出于两侧棺板。长2.08、宽0.72、残高0.26米，棺板厚6厘米。棺内葬一成年男性，保存较好，仰身直肢，头向东北，面东，口大张，双臂紧贴身体，脊柱微曲，双腿并拢，左臂肱骨中部以下缺失，断面可见砍斫痕迹（图三一）。棺外东西两侧有生土二层台，台面平坦。东侧二层台长2.42、宽0.34、高0.26米；西侧二层台长2.38、宽0.28、高0.26米。

墓主左髋骨下出土小玉刀1件。标本2019M4:1，受沁呈乳白色。平面近长方形，双面直刃。素面。长4.5、宽2.7、厚0.2厘米（图五，7）。

图三一 2019M4 平、剖面图

图三二 2019M5 平、剖面图

2019M5，2020M1～M3、M6、M9、M10属于此类。均为单人葬，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两类，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侧身屈肢葬仅1座。此类墓葬规模最小，多无随葬品，仅2019M5出土1件玉锛。

2019M5 位于2019T2西北部，直接掏挖于灰坑2019H5之上，填土与2019H5一样为灰黑色土，土质疏松。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直壁平底，方向16°。长2.66、宽0.92、深0.3～0.34米（图三二）。

墓内葬有人骨一具，无葬具，女性，仰身直肢，头向东北，面西。墓主脊柱严重扭曲变形，可能存在脊椎类疾病。双手、左脚缺失，左腿向外侧翻折180°，左腿的翻折导致左髋骨破裂移位（图三三）。推测墓主可能遭受折磨而死。

墓主腰部左侧出土玉锛1 件。标本2019M5:1，平面近梯形，器形规整平直，单面刃略弧，较钝，刃缘有磨损。素面无纹。长3.1、宽2.8～2.95、厚0.6厘米（图五，6；图三四）。

（二）瓮棺葬

2座。相距较近，均位于2020T12内。墓坑均为圆角长方形，坑内放置2件套扣在一起的陶器，陶器内埋葬婴幼儿，均无随葬品。

2020W1位于2020T12南部，部分压于2020T11北隔梁内。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直壁平底，方向76°。填土为灰褐色。长0.83、宽0.39、残深0.3米（图三五）。

葬具为两件套扣在一起的陶器，西侧为双鋬鼓腹罐，东侧为折肩瓶底部，折肩瓶底部扣在双鋬鼓腹罐口部。因埋藏较浅，两件陶器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内葬一婴儿，骨殖已朽，仅见少量粉末，无随葬品（图三六）。

双鋬鼓腹陶罐 1件。标本2020W1:1，夹砂灰陶。侈口，圆唇，矮直领，上腹圆鼓，下腹斜直，平底。领部素面经修抹，器身饰纵向绳纹，上腹部附加一对舌状鋬手，鋬手上饰绳纹。器表附着烟炱与黄泥，黄泥经过火烤，说明此件陶器为生活实用器。口径23、底径15、高38.8厘米（图三七，1）。

折肩陶瓶 1件。标本2020W1:2，残存下半部，泥质灰陶。下腹斜直，平底，器表饰篮纹，内壁附着一层水垢。底径14.5、残高20.5厘米（图三七，2）。

（三）石棺葬 1座。

2020M17 位于2020T12北部，方向74°。墓坑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长1.38、宽0.46、深0.3米。内置石棺，由顶板、侧板、墓主脚下垫板组合而成，材质为砂岩，部分有人为加工痕迹。顶板为两块平整石板，侧板6块，不甚规整，左右两侧各2块，头端、脚端各1块。侧板插埋于长方形浅槽内，左右两侧石板因受挤压而向内倾斜。另外在墓主脚下还还发现一小块长方形石板。墓主仰身直肢葬于石棺内，为一女童，头向东北，面朝上，部分脊椎、肋骨、指骨已腐朽，无随葬品（图三八）。

图三三 2019M5 墓主尸骨残断痕迹及玉器出土情况

图三四 玉锛（2019M5:1）

图三五 2020W1 平、剖面图

图三六 2020W1 清理后情况

以上是庙墕地点2019～2020年发掘墓葬的大致情况。

另外，2016年在庙墕地点试掘的2016M5为一类竖穴土坑墓，墓室底部有长方形木棺，墓主与殉人尸骨被盗扰，但壁龛内随葬6件带圆形石盖陶器和1件细石刃，器物组合丰富且典型，在此简要介绍（图三九）。

图三七 2020W1 瓮棺葬具

图三八 2020M17 平、剖面图

图三九 2016M5 壁龛

陶斝 1件。标本2016M5:2，泥质灰陶。敛口，内折沿，圆唇，上腹斜直，裆部圆鼓，袋足，有实足跟，足尖平坦。口沿及口沿下磨光，沿面饰两周凹弦纹，口沿下饰三周凹弦纹。腹部、足部饰绳纹。口径13、高17.7厘米；石盖直径14.8、厚0.6厘米（图四〇，2）。

双耳陶盆 1件。标本2016M5:3，泥质灰陶。侈口。尖圆唇，斜沿上挑，微弧腹，腹部附一对桥形耳，平底。内外壁皆素面磨光，口沿下饰一周凹弦纹，中腹部刻划两周凹槽。口径16、底径8.4、高12.3厘米；石盖直径16.2、厚1.1厘米（图四〇，1）。

喇叭口陶瓶 1件。标本2016M5:4，泥质黑陶。喇叭口，高领斜直，折肩，斜直腹，平底，肩腹部附加一对桥形耳。口沿内外、肩部、上腹部、耳部皆素面磨光，领部饰四周戳刺纹，戳刺纹之间以凹弦纹相隔，上腹部有一周凹弦纹，下腹部素面经修抹。口径15.5、底径9、高26.7厘米；石盖直径15.1、厚1厘米（图四〇，7）。

双耳陶罐 1件。标本2016M5:5，泥质灰陶。侈口，圆唇，高领，圆鼓腹，颈腹部连接一对桥形耳，平底。器表及口沿内侧素面磨光，内壁有白色水垢。口径9、底径7.3、高15.1、石盖直径10、厚1厘米（图四〇，5）。

图四〇 2016M5壁龛出土器物

高领鼓腹小陶罐 2件。泥质黑陶。标本2016M5:6，侈口，圆唇，高领近直，圆鼓腹，平底。器表及口沿内壁磨光。口径7.4、底径6.7、高12.4、石盖直径8、厚0.6厘米（图四〇，3）。标本2016M5:7，侈口，圆唇，高领近直，圆鼓腹，平底。器表及内壁素面磨光。口径7.2、底径5.9、高11.7、石盖直径7.3、厚1厘米（图四〇，4）。

细石刃 1件。标本2016M5:1，燧石质。呈柳叶形，通体经压剥，边缘锐利。长10、厚0.6厘米（图四〇，6）。

四、结语

府谷寨山遗址庙墕地点的发掘工作，最大收获是发现了一批石峁文化的典型墓葬。尤其是一类墓2016M5、2019M2、2019M3、2020M4等规格高、随葬品丰富、器物组合典型，最具有石峁文化墓葬特征。目前已发表的考古材料中，与这4座墓葬形制相近的有神木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M1、M2、神圪垯梁遗址M7等。石峁韩家圪旦M1、M2虽被严重盗扰，但依然可以看出墓葬形制：墓主葬于木棺内，棺外左侧有女性殉人，侧身屈肢面向墓主，墓主右侧墓壁上有一半月形壁龛。韩家圪旦M2盗洞中也发现了细石刃，形制与寨山遗址墓葬壁龛内出土的细石刃相似，可能也出自壁龛。神圪垯梁M7保存完好，墓葬形制与寨山一类墓类似，区别仅在于殉人和壁龛都位于墓主右侧，壁龛内随葬6件带石盖陶器，陶器组合与寨山一类墓相同，但不见细石刃，墓主身上也不见玉器。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确定，府谷寨山遗址庙墕地点墓地的年代与石峁韩家圪旦地点、神圪垯梁遗址等出土的墓葬年代相当，为石峁文化典型墓地。另外庙墕地点发现2019M2→2020H16、2019M5→2019H5→2019H4、2020M4→2020H12及2020M8→2020F3等几组墓葬打破居址的现象，而以2019H4为代表的居址遗存为典型的石峁文化中期遗存，所以庙墕地点墓地的年代不早于石峁文化中期。

寨山遗址庙墕墓地是首次全面完整揭露的石峁文化大型墓地，也是河套地区首次发掘的等级区分明显的龙山时代墓地。这批墓葬保存较好、葬式葬俗清晰、器物组合典型，四类竖穴土坑墓规模由大到小、数量由少到多、随葬品数量由丰到俭，体现出明显的等级之分，应当分别代表四类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群，反映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与社会复杂化现象，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模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墓葬材料。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5(2).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4).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神木县文管办.陕西神木县神圪垯梁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4).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府谷县文管办.陕西府谷寨山遗址庙墕地点居址发掘简报[J].文博,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