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爽 王世琪

中阿友好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时至今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薪火相传，本文选取阿拔斯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两部文学作品——《中国印度见闻录》、《黄金草原》进行分析，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分析古代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并探究这种形象形成的背后原因，挖掘中国形象作为异国形象背后的阿拉伯民族心理，以及阿拉伯社会诉求，这不仅有助于当今时代下中阿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对于促进双方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也有积极意义，是理清历史脉络，追本溯源的职责所在。

一、 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概述以及研究文本简介

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和独特的研究领域，其相关概念和术语的提出，基本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由朦胧到清晰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和其相应的范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理论：

一、“自我与他者”，其中“自我”可以是作家自己或者作者所代表的国家，“他者”用来指代自我以外异国的人或事物，包含作为自我认识主体对异国的文化习俗、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认识，还包括认识主体主观的意识和情感，同时主体在塑造他者形象时占主导地位。

二、“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一理论思想内核指的是全社会对异国社会文化的总体的看法，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按照主体社会的意愿来构造的，且本民族、本国度对异国异族的形象阐释具有两种倾向。

三、“注视者与被注视者”，我们把塑造异国形象的作家称为“注视者”，把与异国相关的文化、习俗等称为“被注视者”。作家在塑造异国形象的时候，描述异国的文化的同时把对本国的文化态度融入到了形象当中。按照作家自身对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了解与感知，注视者对待被注视者主要有以下四种态度：（一）狂热的态度;（二）友善的态度;（三）憎恶的态度;（四）反思的态度。

在以上理论的支撑下，本文选取《中国印度见闻录》以及《黄金草原》（后文均称《黄金草原》）为研究对象，《中国印度见闻录》记录商人苏莱曼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到目前为止，“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与印度和中国海上交通的最早的阿拉伯资料，是商人苏莱曼和回历三世纪时代其他人的报告。”该书是于“公元851年写成第一部用阿拉伯文写的关于印度和中国的见闻录”，同时也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记录中国国情的游记，比《马可波罗游记》还早了四个半世纪，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以此作为起点，半个世纪后马苏第于十世纪抵达“中国海”著成《黄金草原》，作为盛行于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学术旅行”的典型，《黄金草原》对各地的史地、政治、社会、宗教、文物、风俗、习尚无不有翔实而精辟的记载，阿拔斯王朝后期史书著作浩如烟海，但马苏第本人“他的学术成就，较同时代的学术旅行家，如著名的比魯尼和麦格底西等人更为渊博、精细、深入，他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阿地理学家。”这部凝聚了马苏第本人全部心血的历史巨著也成为了阿拉伯史学著作的一座丰碑。这两部作品都是阿拉伯人民耳熟能详的巨著，无论是创作形式还是创作内容都极具代表性，能够充分体现阿拔斯时期阿拉伯社会眼中的“中国形象”，映射当时阿拉伯社会的民族心理和社会诉求。

本文将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总结中世纪具有代表意义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范式及其形成原因，立足于阿拉伯民族看待事物的角度，以“中国形象”为切入点，探究这背后的阿拉伯民族心理和社会影响因素。

二、 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及特点

1. 公正贤明的中国君主形象

阿拉伯游记中对中国帝王的相关记载颇多，且多是公正严明、气度恢宏的正面形象。旅行家眼中的中国历代皇帝拥有智慧过人的统治才能，他们都对中国的君主有着超乎寻常的崇拜。

在阿拉伯商人面对不公的事情时，中国君主可以一视同仁人给出公正的评判结果，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就记录过中国君主亲自为蒙冤的阿拉伯商人平反的故事，在《黄金草原》一书中也记录了同样的平反事件。可见阿拉伯人对这类型的君主故事十分敏感，对这样的君主形象非常敬重，才会在不同人创作文章时使用同样的素材，并重复传唱。

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列举了中国的历代君主以及在位时间，并不厌其烦地重复臣民对君王在世时的爱戴，对于君王驾崩时的悲伤。他赞叹道：“事实上，他是一位治理得法、具有政治才智和治国艺术的尽善尽美的国王，任何一位国王都不会比他更为致力于审慎地和秩序井然地统治其文武臣民。他本人很勇敢、强大到难以接近，统帅一支装备优良的军队，军队定期得到军饷，犹如巴比伦国王的军队一样。”

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对君王的描写篇幅是《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数倍之多，作为并没有到达中国，而仅仅止步于中国海的马苏第来说，书中对于中国的描写主要是通过其他人口授的内容以及其他著作的记载筛选整合而来，这样一个强大、沉着冷静、富有智慧且果敢坚毅的君主形象，不单指某个帝王，而是中国历代帝王的形象集合，通过各种商人游客的转述、历史古籍和他人游记的传抄从而形成了一种范式，是阿拉伯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这种情况下，《黄金草原》中对中国君主极高的评价就不是马苏第单个人的情感倾斜，同时暗藏着当时整个阿拉伯社会对“被注视者”——中国的一种狂热态度，这种描写的背后其实承载着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统治者的期待。

2. 井然有序的中国法规制度

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大部分游记中的描写并不准确，与中国记录在册的各种司法条款进行对比就可以了解到，游者们所记录的大部分条款都带有自己的想象和模糊的认知。在教育方面游者们写道：“每个城市有一学校，学校里有教员，对穷人及其子女进行教育。这些教员的费用由国库支付。”在税收方面：“没有土地税，但有人头税，根据表面的财富，每个男人必须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税收...当生活费用上涨时，政府从库中取出一部分食物，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因此百物昂贵的情况不会太长久。”此外还有一些刑法：“使行凶杀人和伤害他人者要受到同等报复的刑律生效;确定了合法的婚姻，从而使人有权占有妻子并确保亲子关系的合法性。”但在记录中仍有一些法律过于严苛，如：“在整个中国，在整个印度，凡属偷盗，不论多寡，一律死刑。”有关船舶登记，也有相应制度如：登记人员与事实不符则惟船主是问，下船时，进行货物登记，一旦查出货物数目与事实不符则全部充公等等。

与君王形象的描写比重相反，《黄金草原》中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描写极少，而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占比极大，这种描写比重的不同与“自我”在进行创作时，“他者”的形象与认识主体主观的意识和情感息息相关。由于时代大背景的不同，作者作为“自我”的情感无法与大背景割裂，描述的异国形象恰恰反射出“自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某种心理诉求。但无论是《黄金草原》还是《中国印度见闻录》，作家们笔下的中国的司法总是十分严苛的，同时这严苛的管理制度中又显现出公正和有序，这恰好反映出了古代阿拉伯人在这方面崇尚中国制度公有序的一种模糊认知。

3. 民殷财阜的中国神州大地

中国物产之丰富，城市之繁华，百姓之安乐，社会之稳定常常被阿拉伯的旅行家们赞叹。当苏莱曼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印度见闻录》里赞叹道“在这个国度里，有可供人们享乐的一切，有美丽的森林，有水量充足的、长流不息的河川，只是没有椰枣。”《黄金草原》中也记载道“在那里见不到市场，但街道都沿其长度开有沟，两边有栽成对称的树木和盖成的宽大房屋......该城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地区，植物生长茂盛，由无数的渠沟分隔开。”苏莱曼还在描写王公贵族的饮食时，提到了中国的水果，列举的数目足有20多种;在他看来，中国百姓的文化水平极高“不论贫富，不论老少，所有中国人都学习认字、 写字”。

但苏莱曼对于中国百姓的生活状况也不都是肯定的，如他提到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他们的宗教是来自于印度，“中国人崇拜偶像，他们在偶像前做祷告，对偶像毕恭毕敬。”以及“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声称他们的圣像会讲话，实际上，只是他们的祭司在讲话。”

古代阿拉伯人心中的中国大地，是个民殷财阜、地大物博、国泰民安的理想国。但苏莱曼描写中国时提到的“只是没有椰枣”、“甚至猪肉”以及“实际上，只是他们的祭司在讲话”证明他在描述异国的文化的同时也把对阿拉伯的文化态度融入到了中国形象的描写当，按照自身對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感知进行创作。相较于马苏第，苏莱曼在塑造中国这一异国形象时，注视者的态度总体是以友善为主，在赞美中国民殷财阜的同时对本国的文化仍持有肯定的态度。

4. 别具匠心的中国传统工艺

中国一向以云集能工巧匠著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刻画。阿拉伯游记更是钟情于对中国瓷器和丝绸的描写。自公元七世纪起，随着阿拉伯伊斯兰政权的逐渐稳固与发展，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民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贸易交往也更加频繁。阿拉伯商人扬帆东行来到中国，沿通海夷道多在广州、扬州上岸。大食商人带来了香料、珠宝、药物等数百种商品，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铁器、宝剑、麻纸等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中国印度见闻录》里对中国的瓷器有过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莹得如同玻璃杯一样：尽管是陶瓷，但隔着碗可以看得见碗里的水。”对于丝绸，则写道透过五件丝绸仍能看见身体上的黑痣，丝绸轻薄的工艺技术令他们啧啧称奇。除了丝绸、瓷器，游者也将目光放到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物件上，游记中对百姓的房屋;用竹子制作的竹盘等平常物件也极尽溢美之词。

苏莱曼叹服道：“在真主创造的人类中，中国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娴熟的，没有任何民族能在这些领域里超过他们。中国人用他们的手，创造出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

总体而言，《中国印度见闻录》与《黄金草原》记载的中国形象是正面的、美好的，且这种正面形象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其次，苏莱曼和马苏第在作为他者进行创作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侧重点各有不同，马苏第着墨最多的部分是中国的君主形象，而苏莱曼更偏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两者作为注视者对中国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苏莱曼持有的态度总体来说是友善的，但到马苏第时就逐渐发展成了狂热的态度;同时两位作者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均有通过他人口授以及借鉴前人著述的情况，经后人考证，有许多描写掺杂了当时人们的主观想象，有虚构的成分，是当时阿拉伯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

三、正面形象的连贯性与形成原因

1.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性增强

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人进行第二次对外大扩张后，异族改信奉伊斯兰教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博古通今之士，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注入到阿拉伯社会中，大量波斯、印度、希腊的典籍被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统治者进入一个前所未见的崭新世界，由于彼时伊斯兰政权的版图不断扩大，整个社会上至哈里发下至百姓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探索精神和求知心理，外面的世界对那时的人们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当时的阿拉伯文化状态是离心的、外向的，整个国家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哈里发派大量文人学士周游列国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某些商人同时也担任了使者的角色，除了为本国运送中国的商品外，还带来了新鲜的思想与先进的技术。‘哈里发王朝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也鼓励历史家编写“通史”同时期的“学术旅行”蔚然成风。

除了政治原因外，真正跨过穆斯林地区的边界，见到外面的世界的契机是由于商人们选购商品，谋求生计的初衷。他们东至印度、中国选购丝绸、象牙，西至直布罗陀山，北至皮毛地区，南至努比亚谋求矿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宗教原因——朝觐。朝觐是穆斯林的五功之一，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朝觐者踏上去往麦加的神圣之路，许多朝觐者会把旅途中的见闻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详。出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需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甚密，八世纪中叶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两国交往再次达到高峰，由于沙漠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水土肥沃、地大物博的大国形象给来访的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经入眼就再也挥之不去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性增强，阿拉伯世界对探索中国的热忱具有一贯性，所探索的“中国形象”也有延续性和一致性。如中国君主礼遇阿拉伯使者的故事同时出现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和《黄金草原》中;表现中国匠人精神的故事也为不同游记所传唱;中国是工艺大国，中国的君主治理有方形成了一种彼此认可的套话刻在人们的认知里并在不同文本中进行重复;“瓷器”、“丝绸”也变成了专门来代表中国的词汇;国泰民安、工艺精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形象出现在不同时期的游记中并相互参照进而形成了一种范式。

2.注视者的态度逐渐狂热

《中国印度见闻录》与《黄金草原》在刻画中国形象时侧重点很不一样，《中国印度见闻录》列举的中国社会的规章制度是《黄金草原》的数倍，而《黄金草原》对中国皇帝公正睿智的描写是《中国印度见闻录》的数倍之多。这跟当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公元7世纪到第9世纪之间，阿拉伯人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非、欧各地，当时的哈里发一边加紧建设行政，税收等管理机构，一边加强各长官的友好联系。许多旅行家们担任重要任务，他们云游各地，进行地理测绘、收集物产资料、了解各地风土民情、谋求统治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助等活动。阿拔斯时期可以大致划分成三个阶段——全盛期（公元750-847年）;衰退期（公元847-945年）;崩溃期（公元945-1258年）。苏莱曼在公元851年写成《中国印度见闻录》，王朝的兴盛给予作者不卑不亢看待异国形象的底气，而《黄金草原》是在公元943-955年写成的，这个时候，阿拔斯宫廷政变屡屡发生的同时?帝国境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哈里发权势日益衰微?边远 省区将领拥兵自重?独立的小王朝相继出现。”《黄金草原》正是在衰退期和崩溃期交接时刻下的产物，阿拉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当权者的期盼也诉诸到了对异国形象的想象中，由此关注者的态度也由友善的态度逐步过渡到了狂热的态度。

四、结语

通过中世纪阿拉伯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的描写是正面的、美好的。虽然有些记载是模糊的、夸张的，但随着双方的交往变得更加完善和具体;其次，中世纪阿拉伯游记中关于中国的记载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最后，游记中记载的中国形象是中阿友好交往的历史产物，与彼时中阿历史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既是中阿友好交流一以贯之的佐证也为未来中阿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