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竹青

【摘 要】中共自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为“最大多数人”的革命宗旨。随着“人民”概念的启用和重构，为“最大多数人”的思想逐渐融入“人民”概念中，形成了人民思想，其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涵：“人民”的主体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让人民思想在乡村社会得以传播，中共极其重视教科书的编纂。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的儿童教材通过整体与局部结合的方法，将抽象的“人民”变成了栩栩如生的阶层形象，将中共的人民思想具象起来，形成了符合民众文化水平状况的语义代码，从而有利于人民思想在乡村社会快速传播。而不同革命根据地的读者通过领会教科书中的人民思想，形成了共同的“人民”价值理念，成功地实现了人民思想在乡村受教育者间的传播;受教育者又构成了传播中共意识形态的新生主体，使教科书中的人民思想向乡村社会广泛传播。

【关键词】概念史;根据地;教科书;人民思想;传播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2-0032-12

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得益于中共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扬弃，形成了独具中共特色的人民思想，并成功将其传播和践行。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人民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思想是抽象的、捉摸不定的，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来表述和传播，但从载体的角度对人民思想的传播进行研究尚未有专门的成果。在众多的载体中，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因其广泛的辐射性、严肃的权威性而成为思想表述和传播的重要载体。《红色星火·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广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共6册），收录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编订的《陕甘宁边区初小国语课本》《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晋冀鲁豫边区初级新课本》3种教材。这些教材面向革命根据地儿童，以“农村儿童为主要对象，适当照顾中小学城市儿童”为目的，与新中国成立后所编的教科书明显不同。从范围来看，它收录了华北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地区的教科书，而陕甘宁边区的教科书又是其他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编写模板，“被各地大量翻印使用”，“成为根据地最有影响的教科书”。从内容上看，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教科书中有不少课文相似。如《晋冀鲁豫边区初级新课本》上册原课本第二册有一篇（缺题目）内容为：“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人民的军队，他们爱人民，人民爱他们，朱德将军，是他们的总司令。”《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上册原第二册《朱德司令》，内容为：“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他们救人民，人民爱他们。朱德将军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前者表达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后者将八路军、新四军换为人民解放军，表达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内容。显然，两个时期两种教材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編者所言中可得到证实：各根据地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针对旧课本中（即抗日战争时期的课本）的缺点进行了改变，特别注意“以明确的阶级观点”来改编，重要目的之一是使学生“明白各种道理”。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是对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继承和发展，一直持续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因此，本文以该套教科书为视角，探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如何表述人民思想，并使其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得以传播的。

一、“人民”概念的选择和中共人民思想的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成为近代政治团体存在和争夺权力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但是，随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实践在中国的失败，国人对民主共和的理想“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因此，政治团体欲得到民众的认可，需要对“民权”思想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造，这对于中共而言也不例外。在革命实践和探索中，中共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表述——人民思想。不过这种固定表述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中共对“人民”概念的阐释和建构才确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蔽性，真正地实现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即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这就意味着“最大多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服务主体。因此用什么词表述“最大多数人”是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与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最终选择了“无产阶级”作为其服务主体的表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急速传播，其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思想也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吸纳。李大钊说：“从前是以富佣贫，以资本掠夺劳工，以地主奴役佃户，是纵的组织。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张闻天介绍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时亦说：“是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组织一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的首要任务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其实就是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在政权形式上的表达。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名词——“无产阶级”被中共所吸纳，在实践中中共注重的亦是工人运动。但是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并不构成社会的主要部分，即“中国无产阶级至今还是全国人民中很少的成分”，在中共成立前“中国产业工人约有250万”。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共一方面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决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而劳动阶级处于幼稚时期，工人运动“尚未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必须和国民党联合起来，“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资产阶级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中共更多地使用“人民”或“国民”来表述革命主体，这两个词语都是包括多个阶层的复合名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成为反革命的因素”，由“人民”重要构成部分的“我者”变为“他者”“敌者”。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开始实行土地革命，为此几乎抛弃了“人民”一词，主要使用“工农”之类的词语（“国民”因为是国民党的表述也被抛弃）。这种“苏式”话语表述虽然表明中共革命的依靠和服务主体仍然是“最大多数人”，但在当时艰难的革命环境中，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革命力量，反而将本可以利用或者中立的力量推到了敌人的一方，给中共领导的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毛泽东说：“先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说要拿主要力量来打倒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乎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说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着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惨烈的革命现实使中共意识到必须改变原有的对革命依靠对象的认知和表述，将革命主体延伸到所有可能参与革命的人。1935年尤其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重拾“人民”一词并对其进行建构，形成了意识形态化的“人民”概念，“人民”的用法被固定下来。概念蕴含着思想，随着“人民”概念重构的成功，中共将建党之初即有的为“最大多数人”思想逐渐融入“人民”概念中，形成了以“人民”一词为核心的人民思想。216D5842-606B-464E-ACFE-989AA7A5D378

虽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意识的载体只能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意识是由组织高度集中、具有高度纪律的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自发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农民在革命中只起到辅助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共接受的是列宁主义的思想，“所谓无产阶级者——工人，他们本身无知识无觉悟的居大多数，于施行独裁的最初期，不得不由主张这独裁制的共产党负指导的责任”，无产阶级并不一定就是共产党的“先生”。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的迅速发展与民众的支持分不开，特别是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表现出来的力量令国民党害怕。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责难，毛泽东在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革命的先锋是贫民的主张，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动性给予了肯定，不仅扩充了“人民”的范畴，而且提出了人民的特征——主动性问题。大革命失败后，针对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苏式”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实际上提出了人民并不是被动的，而是“最终会自己产生出革命知识和革命创造性”的主体思想。人民群众的这种主体作用要求中共要当学生，虚心向人民学习，“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形成了更为经典的表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观点的发展。列宁指出：“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这实际上是从人民的主体性出发提出了谁能代表、维护人民的利益谁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激发出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占有道义的制高点的主张。这就要求中共成为人民的代表。但是，“民治”同样是国民党所宣称的执政之基，“人民”也是国民党的常用之词。为了区别于国民党民治思想的话语表述，中共运用“人民”一词对人民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建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为人民服务”思想。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为人民服务”的说法，这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民治”表述。1944年，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一文，提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随后，中共七大发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复杂而丰富的人民思想以简单明了口号式的语言表述出来，既囊括了西方民治思想的内核和马列主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思想，又实现了超越，涵盖了最大多数的国人，还摆脱了国民党民治思想表述的弊端。而且，这种表述将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宗旨与目的浓缩为一句话，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意涵进入了“人民”概念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民”概念及其所蕴含的人民思想成为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化身，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撑起了革命意识形态这个大厦。

尽管中共建构起了自身的人民思想，但是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人民思想是抽象的。欲实现民众对其的认同，需要政治团体或国家的主动介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同意的民意社会”，这就需要借助各种载体。教科书因传统教育的神圣性和稀缺性使其既不同于活跃在民间的习俗、戏曲、小说等随意性媒介，也不同于家规村约、乡约等强制性媒介，而是一种魅力型媒介，比其他媒介更具有影响力、号召力和说服力，成为最具神圣性和效力的载体。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陆费速说：“立国的根本在乎教育，教育的根本实在教科书”，道出了教科书的独有作用。中共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就提出了针对广大民众的教育主张，要求“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毛泽东提出了“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这种教育，应该指示各种农民问题之来源及内容”，提出了教育应为大众服务的方针。为大众服务实际上是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宗旨在教育中的体现。教科书的内容既然是为大众的，教科书也就成为宣传作为“最大多数人”集合体的“人民”及其所含思想的重要载体。

二、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对人民思想的表达

《红色星火·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收录的3种教科书中，《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晋冀鲁豫边区初级新课本》各包含原有课本8册，其中1—4册是国语常识合编，供初小一、二年级使用，5—8册为国语常识分编，供初小三、四年级使用。《陕甘宁边区初小国语》包含原课本6册内容，供边区一、二、三年级使用。书中内容按照类型可分为生产、公民（即思想品德）、自然、卫生、应用文、史地等。在这些内容中，除卫生、自然和应用文（这3种有的也含有意识形态）外，大部分具有宣传中共意识形态的功能。其中一年级上册的课文主要以认字为主，从一年级下册开始，课文中以人民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逐步加强。

人类对社会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象征系统提供的”，象征系统可以让人们解释看到的世界，“也就是解释我们是谁”。而中共人民思想的象征系统是和“人民”概念密切相关的，对教科书中的人民思想进行认知，还必须借助中共对“人民”概念的定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人民”概念给予了明确定义：“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制，实行独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也就是说，“人民”并不是单一主体，其不仅是由多种阶级成分构成的、有层次的复合体，而且是通过“敌者”的身份来衬托其正义性的。这正符合概念史研究的要求。德国学者约尔丹认为：“每一个概念事实上都同它的上下文有关。特别是，假如没有反义概念、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同义概念与相近概念，任何概念都无法得到分析。”英国学者蒙克也认为：“概念式的认知对象并不是个体概念，而是整个相互自我支撑的‘概念性。在一种结构化的概念图式中，‘概念相互界定。”因此，对中共的人民思想进行认知，既要有“人民”概念所呈现出来的人民思想的全局观，也要有与“人民”相关的各种下位概念、反义概念等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的人民思想的局部观，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216D5842-606B-464E-ACFE-989AA7A5D378

从“人民”概念的角度，可以将教科书中与中共人民思想有关的课文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涉及“人民”概念范畴的内容，直接以“人民”一词来表述，以此抽象地概括人民思想的理念。如《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第八册《胜利的秧歌》一文：“人民的力量从来没有这样大，扭呀扭，歌呀歌，人民要稳稳当当的来当家。”这里直接用“人民”一词来歌颂人民的力量，表达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人民具有自主性、中共的奋斗目标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思想。由于“人民”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复合名词，所以教科书中“人民”出现频率不高，只有56次，可见“人民”一词在教材中并不占主导。但“人民”多以固定表述的方式存在，直接表明了中共执政的法理基础，且有的表述本身就具有扩散和传播思想的功能。如教科书中有教如何写对联的母版：“向阳门第风光好，边区人民幸福多”“大家动手推翻蒋家旧统治，万众同心建立人民新中国”。这就表述了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幸福新生活的人民思想。而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雅俗共赏，其语言本身来源于群众的语言习惯或日常表达，体现的是群众的心理诉求和生活愿望。中共的对联写法不仅寄托了民众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而且将人民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人民”嵌入对联中，提升了民众的主体地位和历史作用，寓意层次更好，具有时代感。教科书将其吸收进来，并通过教师传递给了学生，受到教育的学生又将其运用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实际上是人民思想实现社会化的一条路径。当越来越多的民众使用“人民”一词的时候，它就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词汇，变为民众的口头语，此时的“人民”所包含的思想便有了更宽泛的扩散性。

第二类是涉及“人民”的下位概念，以此将抽象的“人民”具体化，形象地阐释人民思想。据笔者统计，教科书中涵盖工人、农民或与劳动相关的乡村生活的课文数量达到教材总课数的21%。与抽象的“人民”概念相比，工农的形象和历史创造性更加具体化了，如《工人与农人》一文：“房是工人盖的，布是工人织的，使用的家具也是工人做的。农人种了庄稼，咱们才有饭吃，没有工人农人谁也活不成，所以工人农人应该当家，应该做国家的主人。”“房”和“布”都是可视可触的实物，课文将“人民的力量”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语言实物化，通过实物化的表述将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特征“劳动”概念展现了出来。不仅仅如此，工农还具有忠贞爱国、顽强不屈等高尚品质，是民族解放和政权建设的主体力量。《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上）通过对不出卖八路军的儿童小英雄温三玉、拾金不昧的小学生玉花、铁路工人模范黄园、劳动英雄胡顺义等具体人物的塑造，使工农的形象高大起来。经过如此讲述，“人民”在教科书中被塑造成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工农形象，这些人创造了社会财富、保卫了国家安全，是值得歌颂和学习的对象。如此，中共要传达的工农（即人民群众）是最主要的历史创造者和社会进步推动者的思想就具有了说服力。

第三类是与“人民”间接有关的同位概念（主要指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以及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的中共领袖、革命英雄人物等），以此将中共“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思想生动地表现出来。教材通过对中共典型人物的塑造，强调中共与中华民族、中共与人民间的一致性和紧密联系性，建构起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完美形象，这类课文数量占到教材总课数的13.7%。如《朱德的扁担》，通过“劳动”表达了中共领导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理念，将中共与普通人民间的共通性、一致性讲透了。《人民歌颂毛泽东》将中共带领民众过上幸福生活的宗旨说得更透彻：“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领导咱们翻了身。翻了身，拔穷根，他们是咱们的带路人，组织起来呀大生产，互助起来栽富根。边区人民一条心，古树开花耀山新，千年的古树盘了根，开花结子靠山稳。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生产互助搞得好，边区地方没强盗，夜不闭户狗不咬，都是毛、朱同志领导好。万里长征毛泽东，朱德担任总司令，抗战有功是贺龙，周恩来外交是第一名。大人小孩喜盈盈，以后要过好光景，边区人民三千万，个个都是满脸红;有吃又有穿，光景往上升;若问这从哪里来？只因为有了毛泽东。”课文将中共领导人的事迹和功劳与“人民”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引导性，呈现出明确指向性的道义色彩和政治色彩，而这些人物又是中共的象征，从而塑造出中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带领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领导团体形象，呈现出了党民一家亲、中共为民与民选中共的道义指向性。这样，中共革命和执政的合法性不言而喻。

第四类是描写与“人民”相敌对的群体（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等）的特性和本质，展示其反面的、非人民的行為，从而使抽象的人民思想有了对比和参照，在相反的层面具象起来。以课文《贾四儿的话》为例：“我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村边还有日本鬼子的岗楼。我爹给地主家赶车，娘带了我给他家做饭。不知谁报告了哥哥是八路军，爹被捉到岗楼上，活活让凉水灌死了。我和娘都哭得眼红红的，地主家也不要她做饭了。后来俺娘儿俩只好要起饭来。腊月天，我穿不上棉裤，更没有鞋，只穿着一件大破褂子，满街乱跑，黑夜睡在破庙里。一天，娘到河西唐魏庄去要饭，不知是掉在河里冲跑了，还是冻死在那里了，连个尸首也没找见。从那时起，就剩我一个人要饭了。地主家的孩子们见了我，常用沙土扬我，骂我‘讨吃四儿！还有时拿半块馍馍，站在高石台上，把狗也叫来，再往下扔馍馍，叫狗和我争着抢。有好几次我的手背被狗咬破了。他们还拍着手，笑着唱：‘讨吃四儿，长着手，抢馍馍，不如狗。那时候，我也常想上学。记得有一回，我听得学校里许多学生唱歌，就偷偷地溜到学堂的院里，不想碰到了一个戴眼镜的人，大声骂道：‘滚出去！这里没有剩饭！我只得悄悄地‘滚出来。现在常有人问我：你十五岁咧，为什么才上小学呀！我说，要不是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我二十岁也上不了学哩。”课文通过贾四儿的家庭和个人遭遇将地主阶级、日本帝国主义凶神恶煞、残酷无情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控诉了旧社会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这些与“人民”相敌对的群体是历史发展的阻碍，是工农追求幸福生活的阻碍，从而从反面讲述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思想。此类课文数量虽只占教材总课数的7.3%，但塑造出来的形象和表达的思想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16D5842-606B-464E-ACFE-989AA7A5D378

第五类是描写人民的实践性目标，包括美好生活和新中国，表述人民创造历史、翻身做主人的人民思想。如《和平建设新中国》言：“和平建设新中国，全国老百姓都喜欢，共产党坚决的实行这个协定。”但是直接以建设新中国这种宏大目标的课文不多，这类愿景一般多是通过前述第二类和第三类来展现未来新生活的美好，和歌颂劳动人民、歌颂中共的课文交织在一起，如“新社会，大转变，人人自由，男女平权。男人女人同过好时光，男人女人一样搞生产”。

中共的“人民”概念是抽象的，人民思想也较为深奥，而教科书通过将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方式，使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从不同层面共同阐释人民思想，使其具象化和有亲和力。这些“人民”的构成者或解释者在课本中还配有插图。如课文《工人与农民》插图：火炉边一个工人手握铁块，另一个工人高高地挥起锤子，再一个工人的锤子落到铁块上，火星四溅;农民戴着帽子，挽起袖子，弯着腰在锄地。插图以图画的形式，将“人民”概念赋予了容易辨识的标准化外观，如汗水、高大威武等。相对应的“非人民”则是剥削、不劳动，人物形象往往是猥琐、尖嘴猴腮或肥头大耳、凶神恶煞的。这种形象和教科书中的内容相映成趣，将强烈的排斥、炽热的支持、激烈的控诉等情绪形象化和符号化了，使“人民”概念连接的抽象人民思想更加鲜活起来，从而使哪些人的生活值得被讲述和提倡、哪些人的生活不值得被讲述并且受到唾弃有了标准化的符号，成为个人或团体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准则。对中共而言，这也会产生更大的意义，会促使人民思想在乡村社会口耳相传并广泛传播。

三、人民思想在乡村社会的认同与传播

中共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因地域、形势、任务的不同而内容有所差异。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目标则是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但是，教科书的主旨是相同的，即贯穿着中共的人民思想。这就使得不同时期、不同根据地的教科书在“人民”这个层面上有了共通性，中共的人民思想得以在乡村社会传承和传播，实现了文化意义认同的再生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读者通过教科书形成了共同的人民价值理念，由此实现了人民思想在乡村受教育者间的传播。教科书经过对“人民”直接的、下位的概念或敌对观念、间接观念的阐释，将抽象的人民思想转化为在情感上可以产生共鸣的、真实的、极具感染力的形象。虽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这些形象不会立即或直接转化为信息和指令，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但会促使读者去思考。诸如现在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谁造成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潜移默化中，教材所表达的人民思想及其所蕴含的文化观念、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就被读者所接受，塑造着读者的行为方式、评价体系和观念系统。曾在延安接受教育的刘昌亮后来谈到其孩童时代的教育时说：“少年时代在延安保小度过的那段革命摇篮生活是我终生难忘的，我朴素的革命人生观是在延安保小形成的，我的理想信念最早也是在这里萌发的。”教材对理想信念的形成不仅仅属于个人，还属于大多数读过教材的读者。

传统乡土社会民众的文化生活缺乏，民众受教育是为了成为“在上者”，教育成为特权阶级“治民”的工具。而根据地的教科书则以乡土文化为内容，服务的对象是以往没有受教育机会的“泥腿子”;且根据地的儿童一开始所受的教育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思想，而是扎根于“大众的常识和情感结构”的思想。这一方面打开了底层民众受教育的通道，使根据地的儿童可以普遍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尽管各根据地间并没有完全连成一片，其教科书的具体内容亦有所不同，但在教育为大众的方针下，人民思想始终贯穿其中。而且人民思想的素材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叙事所展现出来的情节和矛盾（舊社会的黑暗、地主阶级的残忍、帝国主义的凶恶与民众的不幸）的最终来源是同质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众的生存体验本身，包含着民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如平等的新生活）。这种矛盾体验具有超越个人的共性，会跨越时空的界限，与各根据地受教育者的经历、秉性和所见所闻、切身体会产生碰撞（即受教育者在教材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说：“每个人物、每个历史事实在记入这个记忆时就已然被转变成了道理、概念、象征;它由此获得意义，成为社会思想体系一部分。”因此，通过教科书，受教育者的思想得以交流，营造出一种无形的舆论氛围和社群网络，形成共同的话语表达和思考程序、共享资源和预期目标，进而产生共同的记忆，并借助这种记忆建立起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犹如曾彦修所回忆的：“当时的青年，判断对方是不是可靠，要通过谈话。一谈话，就知道对方站在什么立场了，因为用的名词不同，一谈就知道。当时我们到延安去的人，往往先不认识，但一谈话，就知道了，用的名词，表达的思想完全一样。”而“人民”无疑是其中常用的概念之一。

第二，受教育者构成了传播的新生主体，使中共的人民思想进一步向乡村社会辐射。中共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密不可分。学习教科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或教室里的集体行为，还是一种组织行为和社会行为。在革命根据地，学生既是受教者，也是施教者，肩负着帮助家人和村民脱盲的教员职责，成为教育运动的推广者和中共政治理念的传播者。这在中共教科书中有大量反映。《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第一册有1篇、第二册有4篇、第四册有1篇甚至第七册仍有2篇课文反映了学生当教员的情况。《晋冀鲁豫边区初级新课本》有一篇课文形象地阐述了小学生在传播教科书中的作用：“村里冬学开学了，全村人都要上冬学，妇女白天上课，男人黑夜上课，大家都能生产，大家都能学习。小先生，我去当，东邻西舍，嫂子大娘，我说：冬学日子不久长，快快来认字，不要白过好时光。”这种行为是中共一以贯之的社会教育特色，利用组织优势将学生发动起来传播文化知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延水“暑假期中学员回到农村去后，对各村庄的识字运动的领导，在学员中发动大家讨论，……据最近考查，确实收获了很大的成绩，各农村均已建立起识字墙报与碑板，农民均纷纷地在进行识字比赛云”。这种传播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人稀地广的安边罗区自教育运动开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青年“每人认会了三十多个汉字，大部分的也认会了二十多个，并且还学会了三个歌（如打日本打骑兵，红军纪律等）”。可以说，随着新型学生群体的扩大，以他们为中心和辐射点，中共的人民思想也在向附近的人群辐射，被广泛传播到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216D5842-606B-464E-ACFE-989AA7A5D378

第三，教科书的具象化表达形成了符合民众文化水平的语义代码，推动中共的人民思想在乡村社会快速传播。一方面，教科书将中共的人民思想不仅具化为不同形象进行传播（如毛泽东、朱德、高岗、谢子长等人在不同年级的教材中出现），而且对同一形象进行不断的反复的传播（如对毛泽东的歌颂）。另一方面，教科书还将在社会上已流传的一些歌曲（如《东方红》和《二月里来》）加以收录或改编使其权威化。通过这些方式，课文对革命主体不断强调，不仅使中共所宣传的故事和思想由单纯口耳相传的“口头代码”（传播范围速度和范围有限），扩展为通过口头和文字的方式形成了包括视觉和听觉在内的“一系列极易被唤起且容易被翻译为意象的具体时事物，即所谓的‘视觉代码”，而且这些视觉代码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被高度抽象和归纳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语义代码”，构建了“为人民服务”“人民子弟兵”“军爱民，民拥军”“人民大救星”等具有谚语色彩的固定用法。通过这一过程，中共抽象的人民思想化为了通俗化和情感化的口号表达，契合了乡村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认知程度，更易于被接受，具有强烈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且，这些固定用法间相互支撑，相互呼应，可使人民思想的传播产生叠加效应。随着这些语义代码的家喻户晓，中共核心的意识形态得以传播，民众对中共的认同感也与日俱增。党外人士刘少白在任职发言时说：“我的誓也宣了，职也就了，人民所献的花也戴了，就只丢下（北方方言，剩下的意思——引者注）自己要为人民负的责任了。”吴满有参加宪政座谈会，发言道：“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套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这些给谢觉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前日座谈会，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自豪、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当老百姓喜欢用“人民”符号来表示对新政权的喜爱时，反映出了中共的人民思想在根据地已经落地生根。

四、结论

概念蕴含着思想，思想表征着概念。中共自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为“最大多数人”的革命宗旨。但用什么词语来表述“最大多数人”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最终“人民”一词在众多的指代用语中脱颖而出，其原因与“人民”自身的特性和中共革命的选择有关。随着“人民”概念的启用和重构，中共将建党之初即有的为“最大多数人”思想逐漸融入“人民”概念中，并形成了以“人民”一词为核心的人民思想的话语表述，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涵：“人民”的主体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中共的人民思想是抽象、复杂的，欲让其在革命根据地乡村社会生根发芽，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在中国乡土文化中，教科书是一种最具权威和合法化的教化系统，为了让人民思想在乡村社会得以传播，中共极其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尽管不同根据地的教科书具体内容不同，但都贯穿着中共的人民思想，这就使得不同时期不同根据地教科书在人民思想这个层面上有了共通性。《红色星火·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收录的根据地教材将抽象的“人民”变成了栩栩如生的阶层形象，从而将中共的人民思想“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无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民众的日常观念、情感和诉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有了一套容易衡量和辨识的标准。在对与“人民”相关的自身、下位、同位、敌对等概念的阐释过程中，教科书塑造着读者的行为方式、评价体系和观念系统。而读过相同教科书的学生通过共同的言说和思考程序、共享的资源产生共同的记忆，并借助这种记忆建立起对中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革命根据地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联系，受教育者又构成了传播中共意识形态的新生主体，使人民思想成功地实现了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的传播。而且，教科书使人民思想具象化，形成了符合民众文化水平的语义代码，这些语义代码被重复一次，蕴含于其中的人民思想就会被“激活、被复述、被重新教导和灌输”，进一步加速了人民思想在根据地乡村社会的传播。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216D5842-606B-464E-ACFE-989AA7A5D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