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想

主题的对话性与风格上的荒凉美学，是《繁花》这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特征。对话性的文学表达古已有之，但直到巴赫金的时代才进入到小说的诗学概念当中。他认为诗歌是独白的世界，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应该是杂语世界。既然是杂语，就需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想、主题、风格存在，从而产生“对话性”。

小说的杂语特征带来的基本效果就是“不协”和“合声”，也就是不同声音之间的对抗和共鸣。《繁花》之中充满了声音的纠缠、暗讽与合奏。它既有古典话本小说的流畅，又有沉思默想的哲学的冷峻;既有狭邪小说的风流，又有破执扫障的僧侣一般的虚无。这些似有似无的声音，在叙述中交错缠绕，在建造起意义的同时，又消解掉意义。在声色与虚无的流转中，释放出了极具感染力的荒凉美学。

《繁花》的总体形式，建立在不同主题的流转、应和、并置之中。早在《旧约·传道书》中就传递出了对于世界的这种看法：“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繁花》与古老文本之间有着遥遥邈邈的互文关系。二者都传递出这样一种思想：一切人类事务——动物性的也好，社会性的也好，精神性的也好——都蕴藏着辩证法与对话倾向。它启迪我们以变动的眼光看待人生，既要看到光明之中的阴影，又要看到阴影之中的光明。除此之外，它还透露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巨大厌倦，这种厌倦是来自于光影永恒交替、一切都无法永存的荒凉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