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春霞

落榜！落榜！还是落榜！老父亲屡试不第，两个儿子却在京城考场一炮而红。在考场上失落了一辈子，他却赢得了人生。

清 《苏洵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0岁之前的苏洵（1009年至1066年），在乡民眼中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小少爷。到30岁时，他在当地乡绅眼中是个一事无成的落第者。而45岁时，在京城士大夫眼里，他还是一个没有官爵的“京漂”。直到人生最后十年，苏洵的光芒才绽放出来，逐渐沉淀成一名学识超群的学者和文学家。

25岁，苏洵隐隐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读书的，但行动却相当迟缓。参加了一次乡试，但他不幸落榜。他感觉自己能与古人对话，而身边朋友的眼界、学识、胸襟都不如他，所以并不急于求学。27岁，苏洵突然对夫人说：“我感觉现在可以开始专心读书了，可是家里需要我来维持生计，如果只读书，那家人就养不活了。”夫人说：“我早就希望你能好好读书，但不希望你是因为我去读书的。如果你真的有志于学，那就把养家的事交给我吧。”于是，苏洵将之前收集的古玩字画都拿出来卖掉，再广置家产，终于安心读书了。

北宋 苏洵《道中帖》 35.3厘米×5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向自负的苏洵为什么到27岁又折节读书去了呢？这粗看是一个很私人的问题，但若是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却是历史的必然。苏洵生活的时代很讲究出身，这个出身不是说家世多好、有多少钱，而是看一个人是不是进士。即便你再有才华，如果不是进士，那也进不了士大夫的圈子。如果苏洵甘于寂寞、不求闻达，那完全可以忽略身份问题。可他偏偏又是个不认输的倔人，很多人没啥本事也考上了进士，凭什么自己就考不上？重拾书本的他，这次就是奔着功名去的，于是在学业上专攻考试所需的文辞知识。备考一年以后，他重新走进考场，可惜他又落榜了。

在宋代，两度落榜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苏洵这个年纪还没有考上进士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他却很难接受，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

就在此时，苏洵的次子出生了。他看着这个新出生的婴儿，想起自己半生落拓，不知将来能否给孩子以扶持，于是给孩子取名苏轼。“轼”是古代马车前方用作扶手的横木，苏洵希望这个孩子能在人生奋进的道路上时时有所扶持。苏轼两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夭折了，苏轼成了实际上的长子。

经历两次落榜，长女、长子先后夭折，长兄过世，次兄宦游在外，父亲年事已高，年近而立之年的苏洵终于不得不认真思考眼下的生活，他暂时放弃了远游的计划。两年后，夫人又生了一个男孩，苏洵感觉这孩子比苏轼要稳重，于是给他取名苏辙。从此，督导儿子们读书就成了苏洵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他默默地躺在竹椅上摇晃着，竖着耳朵听两个孩子背诵四书五经。谁背错了，他就用手里的竹篾条抽谁一下，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

大约在苏轼六七岁时，35岁的苏洵再一次远赴京城赶考。这次他想走另一条途径改变自己的身份，那就是参加朝廷举行的“茂才异等科”考试。“茂才异等科”首创于汉代，是皇帝求取特殊人才的一种方式。宋代除了“茂才异等科”，还有“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针对的都是有才学的布衣之士。夫人非常支持丈夫，她把教孩子读书的事揽到了自己身上。

苏洵此次上京，正好赶上了“庆历新政”，主导者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当时改革派革除了很多贪官污吏和没有才能的官员，急需提拔有识之士、有能之士补充到官员队伍中来。可惜，在如此利好的情形下，苏洵还是没有考上。

苏洵屡次落第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试着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些许推测。当时的科举考试比较强调写作上的博学雅致，也就是说除了读书多以外，还要精通音韵、长于修辞。比如天圣二年的状元宋庠、榜眼叶清臣和探花郑戬都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此时的苏洵既不够博学，音韵也很普通。另一方面，“庆历新政”的改革派需要的人才要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并且支持改革。苏洵没有從政经历，所论又偏于空谈，又是守旧派，自然很难被录用。

第三次落第的苏洵满心郁闷，没有喜讯可以带回家，百无聊赖的他决定南下江西，去游游庐山。他此时的心情可以从其《道中帖》中得窥一斑：

洵顿首再拜：

昨日道中草草上记，方以为懼，介使罪来。伏奉教翰，所以眷藉勤厚，见于累纸，感服情眷，愧怍益甚。晨兴薄凉，伏惟台候万福。洵以病暑加眩，意思极不佳。所以涉水迂塗，不敢入城府者，畏人事也。宠谕常安之行，仰戢爱与之重，深欲力疾，少承绪言。但闻台候不甚清快，冒暑远行非宜，兼水浸道塗，恐今晚亦未能至彼。虚烦大旆之出，曷若相忘于江湖。不过廿日后，便可承颜。或同塗为鄱阳之行，如何？更几见察，幸甚！匆匆拜此，不宣。洵顿首再拜，提举监丞兄台坐。

此信虽然不能断定为苏洵亲笔，但内容却比较符合苏洵落榜后南行的情形。他以水路为主，夜宿时也少到城里去，这可能是因为落榜不好意思见朋友。他在江西游历的地方比较多，一直走到了比较蛮荒的虔州（今江西南昌），游历了庐山，结识了几位高僧和隐士。正当他在偏远的南方慢慢修复那颗受伤心灵时，一封家书穿越千山万水送到他的手中——父亲苏序去世了。苏洵匆匆结束旅行，千里奔丧。

父丧困住了苏洵的双腿，也让他有时间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他把之前为了功名所写的诗文付之一炬，然后开启了真正的读书时期。绝意于科举的苏洵再也不想委屈自己去学什么韵文，而是扎根六经，浇灌自己的思想之树。直到他感觉读得差不多了，才开始撰写注入了自己思想的文章，短则几十字，多则数千言。

苏洵的人生转折点始于45岁，这时苏家遇到了两个贵人——张方平（1007年至1091年）和雷简夫（1001年至1067年）。

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是一位天赋异秉的人物。他生来就记忆力非凡，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书，只能借书看，看完就记住了。参加工作以后，有一回监修国史的宰相章得象发现从真宗乾兴到仁宗庆历年间（共约18年）的史料不齐全，张方平则凭记忆补全了这段历史，令老宰相刮目相看。

至和元年（1054年），48岁的张方平以户部侍郎的身份担任益州知州。作为一名有社稷责任感的大臣，他除了处理日常公务，还注意搜寻四川的人才。有人跟他提起苏洵，张方平便约其一见。张方平看了苏洵带来的文章后很是赞赏，甚至认为苏洵的见识与写作水平可以与司马迁相媲美，并想聘请苏洵担任成都学官，但不知为何迟迟没有兑现。

苏洵在等待中又去拜访了雅州知州雷简夫。雷简夫对苏洵的见识和文采非常惊叹，他没想到在如此偏僻的西蜀还有这么超异的人才。雷简夫与宰相韩琦较熟，就给韩琦写信推荐苏洵，然后又给欧阳修写信。他在信中很直率地说：“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惧，赏之可乐，生之可即，死之可避，而知执事之笔舌可畏。”这样的话也敢说，只怕欧阳修看了要笑死。雷简夫又给老熟人张方平写信追问让苏洵担任学官一事，并请求张方平也向韩琦和欧阳修推荐苏洵。如此一番折腾，可见雷简夫对苏洵是有多欣赏了。

在为苏洵写推荐信之余，雷简夫也鼓励苏洵送两个儿子进京赶考。苏洵照做了，并且在进京之前带两个儿子再次拜访了雷简夫，雷简夫又被苏轼和苏辙的才气给惊到了，觉得这两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苏洵趁热打铁，让两个儿子双双拜入雷简夫门下。有了这层关系，雷简夫更加不惜代价地向当时的重量级人物推荐“三苏”。

辞别雷简夫，苏洵携两个儿子北上成都拜见张方平。张方平见到苏家兄弟后的反应跟雷简夫一样，而且他认为长子苏轼更是少见的天才。张方平遂成为继雷简夫之后第二个为“三苏”“鸣锣开道”的重要人物，他也给韩琦、欧阳修、富弼等朝中要员写了推荐信。从政治派系来讲，张方平与韩琦、欧阳修本属不同派系，当年范仲淹和宰相吕夷简死磕的时候，韩、欧是范仲淹一派，而张方平则属吕夷简一派，但此时为了给国家推举人才，张方平不计前嫌。张方平的推荐显然比雷简夫更有作用，因为此时的张方平已经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二年的科考正好是欧阳修担任主考官，苏轼和苏辙在科举考试中双双上榜，一举成名而为天下知，成了欧阳修的门生。

为感谢张方平的大力推荐，不肯为科举考试而折腰的苏洵居然为张方平写了一篇《张益州画像记》，高度评价了张方平临危受命、安抚西蜀之乱的事迹。这篇文章文辞古雅、中气磅礴，将一篇“拍马屁”的文章写出了可与古人名篇相比肩的高度。张方平去世后，从不轻易给人写墓志铭的苏轼，无比感恩地写了一篇长达7000多字的长文，详述了张方平的一生，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两个儿子金榜题名、名扬天下，深深安慰了苏洵那颗受伤的心灵，埋在心头30年的阴霾终于烟消云散。两个儿子中，弟弟苏辙无论性格还是才气都非常像苏洵，寡言少语、稳重缜密，若有所发，一击便中。苏轼的天分远远超过父亲，性格也开朗得多。有了张方平的推荐，又有了文坛盟主欧阳修做老师，苏家兄弟一夜之间身价倍增。不幸的是，苏洵的夫人没来得及安享两个儿子带给她的荣耀就匆匆辞世了。苏洵带着儿子返回四川老家卜葬亡妻，两个儿子也要在家服丧三年，他们便在老家度过了几年清闲的乡下生活。

苏洵虽然僻居乡下，但仍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可最大的障碍就是韩琦。韩琦对苏洵不是很感冒，认为苏洵的纵横思想已经过时，不适合当时局势。后来朝廷发布“诏试舍人院”，雷简夫和大诗人梅尧臣立即写信给苏洵，让他赴京赶考。对考试深恶痛绝的苏洵婉言谢绝了，他给梅尧臣写信回忆当年参加“茂才异等科”考试时的心情说：

清 《苏轼像》（左） 《苏辙像》（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年过半百的苏洵得到了他喜欢的工作，并且两个儿子也成了达官贵人争相结识的对象，“三苏”名声大噪。这或许可以让多次参考不第的苏洵心灵上有所安慰吧。

自思少年嘗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邪？

按苏洵的说法，参加考试的过程就像是乞丐为了求一口饭吃而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可见苏洵是何等清高，内心又受了多大的委屈。

等儿子们的丁忧期结束之后，苏洵又与两个儿子一起回到了京城，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家。苏洵这次到达京城后的境遇完全不同于以往，他的才华终于被世人所知晓与认可，两个儿子也成了达官贵人争相结识的对象。他不再掩饰自己的好恶，对不喜欢的人和事都毫不隐晦地批判。比如他批评位高权重的宰相韩琦为仁宗皇帝的葬礼花了太多钱，又比如他从不给王安石好脸色看。王安石的母亲在京城去世，很多人都去悼念，连韩琦、欧阳修这类权力顶层的人物都是人到礼也到，而苏洵非但不去，还写了一篇《辨奸论》痛骂王安石。瞧这架势，真是只图自己痛快而不顾自己和儿子们的前程。

在仕途上，年过半百的苏洵终于得到了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官职，负责编纂礼书。研究学问是苏洵的最爱，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最终与姚辟共同完成了100卷《太常因革礼》。此书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礼仪制度方面的知识，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典籍。后来他又完成了三卷本的《谥法》，撰写了具有首创之功的《谱例》，以至后来欧阳修编修家谱图，都是受了苏洵的启发。苏洵能于短短几年时间内完成这些学术著作，说明他的确不是沽名钓誉之徒。此后苏洵又开始专注于易学研究，可惜未竟而亡，临终前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儿子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