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战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

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城乡发展不均衡也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但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大，而且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差异也大。 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既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也能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2］。 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是造成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只有推进农村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

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形成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差异造成的，例如张建民、段晓庆（2014）认为农村内部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和城乡间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是导致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不平衡的主要因素［4］。 也有学者使用泰尔指数、格兰杰因果检验法研究了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形成的原因［5］。 少数学者研究了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其他影响因素，赵春艳、谢国根（2021）研究发现，地方财权的扩大在长期能够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官员晋升激励在长期对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不显著［6］。 鲜有文献从数字经济和进口贸易视角探究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形成以及扩大的深层次原因，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模型系统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建立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门槛效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构建一个中介模型系统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探讨了数字经济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这一根本性问题。 第二，本研究从进口贸易占比的视角来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内部作用机制，加深了我们对于数字经济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之间关系的理解。 本文认为，虽然数字经济能直接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但持续增长的数字经济也会促进中国进口贸易不断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进口贸易会助推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不断扩大，本文计算了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影响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内在机理

第一，数字经济会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需求，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数字金融能够跨越传统金融的局限性，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数字金融能够改善农村青年对非农就业的态度，显著促进了非农就业［7］。 另外，互联网使用已深入到乡村中，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已扩大到农村非农就业，农村青年能够通过互联网接触数字金融所衍生的“闪贷”“e 贷”“随心贷”等产品，从而拥有足够的资金来避免因资金匮乏所导致的农村青年就业难的困境。 最后，农村青年社会信任程度会影响数字金融的广度和使用深度与非农就业之间关系的强弱，农村青年社会信任程度越高，数字金融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 因此，数字经济对农村人力资本有正向影响。

第二，数字经济会扩大城乡数字鸿沟，增大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庞大的城乡数字鸿沟会持续存在，虽然十年来中国城乡互联网使用率差异不断缩小，但数字鸿沟所导致的中国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更加严重［8］，中国城乡教师群体在熟练使用电子教学设备方面的差距很大，并且与城镇师生相比，中国农村师生使用信息技术的频率更低、时间更短。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城市居民和师生对信息化的重视程度大大高于农村居民和师生，中国农村与城市的信息化程度的差异大，会加剧中国城乡间教育不公平的数字鸿沟。 另外，疫情期间，中国各地快速完成了线下教学到线上教学的转变，但是中国城镇学生参与在线学习的比例高于农村学生，农村学生对在线学习的认同度显著低于城镇学生，并且在线学习困难对农村学生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更大［9］。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 和H2。

H1：数字经济能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H2：数字经济能扩大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二）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路径

不但数字经济能促进进出口贸易占比提升，服务业国际化的外部性也使得发展中国家能获得技术上的溢出效应。 数字化使得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具有可贸易性，服务产品数字化会显著影响服务业企业海外投资的进入模式，生产完全数字化服务产品的企业与生产部分数字化服务产品的企业选择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不同，生产完全数字化服务产品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进入海外市场，生产部分数字化服务产品的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进入海外市场。 在数字化时代，服务贸易创新速度加快，全球服务贸易的一半以上实现数字化，并且服务贸易加快数字化进程。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开启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服务贸易创新不断加快，数字化催生服务贸易新业态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极大提高了服务可贸易性，服务贸易企业形态、商业模式、交易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贸易开放能够显著影响就业规模，促进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农民工就业具有正向影响。 虽然贸易开放能提高中国就业质量，但城镇户籍的劳动力对就业质量有促进作用，而农村户籍的劳动力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小于城镇户籍，主要是因为农村户籍的劳动力的就业质量显著小于城镇户籍［10］。 可以看出，在贸易开放的作用下，进口商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会将进口资源配置在城市地区，导致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卫生防疫、文物保护等公共品供给的城乡差异扩大，进而对城乡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进口技术溢出对城市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大大超过农村地区，进口技术溢出能推动城市教育投入快速增长，从而导致教育投入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再加上农村居民在教育行业的平均收入低于城市，因此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其次，城乡差距导致城市人力资本的城市内溢效应显著大于农村的外溢效应，因此进口贸易会扩大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3。

H3：虽然数字经济能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数字经济会通过增加进口贸易来扩大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三）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受自身门槛特征的影响，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溢出效应。 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各地做大做强乡村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对农村的非农就业具有正向影响，数字经济能显著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另一方面，随着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不断缩小，很难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作用，由此导致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作用呈现边际递减。 同时，虽然互联网使用能显著提升中国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参与率，也能提升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但是互联网使用无法改善非农就业的质量，如果考虑家庭照料强度和农村妇女年龄等因素的影响，那么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参与率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11］。另外，非农就业难度也不断增加，数字经济对农村的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弱。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4。

假设H4：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四）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随着网上零售的快速发展，许多通过线下渠道销售的制造商也开始涉足网上销售。 互联网宽带订阅行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各国之间存在强烈的空间相互依赖性，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互联网接入和宽带订阅受到另一个国家的互联网接入和宽带订阅的影响［12］，因此，该行业溢出效应明显。 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加强了区域间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不断缩小的广度和深度。 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也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赵春艳、谢国根（2021）使用地理邻接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研究了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空间关联特征，认为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Moran’s 指数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与空间分布的相关性逐渐增强，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内的数字经济对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在空间上也存在溢出效应。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5。

H5：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不断缩小。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首先建立模型（1）来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直接影响

Hugap 为城乡人力资本差距，Digl 为数字经济， C 为控制变量（包括劳动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占GDP 比重、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研发费用占比，使用对一产占比、二产占比和三产占比进行加权求和来衡量的产业结构升级）。

除了式（1）所体现的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直接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作用机制，就要分析进口贸易占比（进口贸易占GDP 比重）是否为二者之间的中介变量，因此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对于进口贸易占比（imtr）的线性回归方程，以及数字经济与中介变量进口贸易占比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线性回归方程，根据回归系数e、h、i 的显著性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数字经济除了通过进口贸易占比等传导机制间接影响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以外，还应该考虑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数字经济和中国各地区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因此建立以全国和各地区的数字化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模型，验证中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间的关系：

β1、β2为门槛变量在不同范围时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系数，f1为门槛值，I（■） 为指标函数，βit为随机干扰项。 式（5）为单门槛模型，可以根据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来选择双门槛或多门槛模型。

最后，本文将空间滞后模型（SDM）设定如下：

使用经济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是否相邻矩阵等三种空间权重矩阵（Wn）进行空间计量回归，WnHugapit为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空间滞后项，WnDiglit为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的空间滞后项， 式（6）不但包括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也包括被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

本文构建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来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是否相邻矩阵。

（二）变量选取

城乡人力资本差距（Hugap）。 本文采用由李海峥教授主持的“中国人力资本的测量及人力资本指标体系的构建”项目所测的人均人力资本数据，为了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用城镇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占农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比重来衡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Digl）。 构建由4 个一级指标（基础指标、产业规模、融合指标、数字媒体指标）、16 个测度指标（基础指标一级指标中的固定宽带普及率、移动宽带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企业拥有网站数，产业规模一级指标中的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互联网消费金融交易规模、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场规模、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规模，融合指标一级指标中的互联网保险收入、互联网消费金融交易规模、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中小企业B2B 营收规模，数字媒体指标一级指标中的主流媒体覆盖人数、网络视频总覆盖人数、主流媒体总页面浏览量）构成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首先对16 个测度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然后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和综合得分，其次使用熵值法与TOPSIS相结合的方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最终得到各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

中介变量。 进口贸易占比用各地区进口贸易额占GDP 比重来衡量（imtr）。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劳动生产率（Laty）、外商直接投资占GDP 比重（Fdip）、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Ldc）、研发费用占比（Rdp），对一产占比、二产占比和三产占比进行加权求和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Inde）。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中的GDP、就业人数、外商直接投资额、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研发费用、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进口额来源于Wind 经济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样本数据选择的是2013—2020年30 个地区8年的面板数据。

三、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2013—2016年，数字经济Moran's 指数不断增长，并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各省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马太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快的地区与其他数字经济发展快的地区相邻，数字经济发展慢的地区与其他数字经济发展慢的地区相邻，这表明各地区的数字经济依赖于邻近地区的数字经济，但极化态势明显。在2017—2020年，数字经济Moran's 指数逐渐下降，也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数字经济的极化态势得到缓解，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区域差距不断缩小。

在2015—2020年，城乡人力资本差距Moran's指数逐渐下降，也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大的地区与其他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大的地区相邻，各地区的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极化态势不断增强。

表1（见下页）列出了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 模型和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AR 估计结果，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 模型为最优选择。 使用经济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是否相邻权重矩阵时，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分别为-3．326、-3．178、-3．403，因此，数字经济能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假设H1 得到支持。 从数字经济的空间滞后项来看，模型4、模型5、模型6 中的数字经济空间滞后项系数分别为-0．847、-1．436、-1．713，因此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差距的缩减均依赖于临近地区的数字经济，周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缩减有显著作用，假设H5 得到支持。 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滞后项来看，当期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受到往期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显著影响，在模型4、模型5、模型6 中，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分别为0．630、0．624、0．606，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往期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每提高1 个百分点会使得当期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分别提高0．630%、0．624%和0．606%。

表1 数字经济和其他变量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模型4、模型5、模型6 的rho 值分别为0．234、0．234、0．601，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分别使用经济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是否相邻权重矩阵时，本区域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每增长1%，会带动周边区域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分别增长0．234%、0．234%、0．601%。

使用经济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是否相邻权重矩阵时，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并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数字经济每增长1%，会直接导致本地的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分别降低9．733%、8．505%、3．452%。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因此本省的数字经济增长1%会影响周边省份的发展，从而导致临近省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分别增长2．812%、0．875%、0．252%。

（二）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机制分析

表2（见下页）列出了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模型7 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总效应显著为负（-1．225），即数字经济缓解了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模型8 显示数字经济能显著提高中国进口贸易占比，即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进口贸易增长，由于本文研究表明中国进出口贸易加剧了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模型9 中imtr 的系数估计值），这意味着数字经济会通过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间接效应为正，假设H3得到支持。 模型9 也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直接效应为负（-2．664）。其中，控制了中国进出口贸易占比的影响后，模型9 中数字经济变量的系数比模型1 的系数要小，这意味着中国进出口贸易在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表2 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三）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分别以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下页表3。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均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

表3 门槛值及置信区间

以全国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临界值检验通过了单一门槛效应的1%置信水平的检验，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值为0．14；以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临界值检验通过了单一门槛效应的5%置信水平的检验，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值为0．48；以中部地区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临界值检验通过了单一门槛效应的1%置信水平的检验，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值为0．09；以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临界值检验通过了单一门槛效应的10%置信水平的检验，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值为0．09。

表4 （见下页）为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在模型10 中，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作用逐渐减弱。 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会快速缩小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回归系数为-1．855，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也会缩小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但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作用减弱，回归系数为-1．325，也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 在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各地区过度追求数字化会引起效率损失和负担增加，从而削弱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贡献程度，从而假设H4 得到支持。

表4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在东部地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会快速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回归系数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不能缩小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反而会扩大该地区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因此，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在东部地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作用会逐渐减弱，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从而造成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截然相反。

在中部地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会快速缩小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缩小该地区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作用不断减弱。 在东北地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也会快速缩小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缩小该地区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作用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多种空间权重矩阵研究了地区数字化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造成的影响，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进口贸易是否在数字经济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之间起中介作用，最后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能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不但本区域数字经济能缩小本区域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而且本区域数字经济能够缩小临近区域的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第二，进口贸易在数字经济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间起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总效应显著为负。 第三，虽然数字经济能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作用逐渐减弱。

因此，应采取以下对策：第一，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和规范对数字经济监管。 各地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生物、能源等技术的融合，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第二，全面深化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促进服务贸易不断发展。 中国要以高水平开放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要借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提升创新效率、促进高水平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第三，加速数字创新，激发中国创新活力。 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及运用，不断提升创新效率。 企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创新要素集聚创造良好的载体和环境。企业数字化承载的不仅仅是传统生产要素，更要实现企业数字化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协同合作，同时必须改变高端要素集中于设计方面的事实，促进高端要素不断向研发领域流动，加快形成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