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彩霞

躬耕杏坛七十载，她是“人民教育家”荣誉获得者，数百万字专著、数千节公开课，让她的名字和语文、和教育紧紧相连。

她是于漪。如今93岁的她，双眼都做过手术，心脏曾八次骤停，“就只有脑子还行”，但只要一讲到教育，她就“怀有一颗青春年少之时易于激动的心”。她是“教文育人”的代名词，而她却谦逊地说自己只是“草根教师”。

1929年，于漪出生于江苏镇江。父亲早逝，弟妹众多，生活非常艰难。战争时期，她一边逃难一边求学。

中学时，她的国文老师讲“茕茕孑立”时，由“茕”想到“穷”，便重重写下“茕”的那一竖，激动地对学生们说：“穷，再穷脊梁骨要硬，是一竖！记住了！”那个穿长衫的身影留存在于漪记忆深处。

18岁时，于漪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师从曹孚、周予同等著名教授。她深感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心怀感恩的她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做好“中国人的教育学”。

1951年，大学毕业的于漪被分到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担任历史老师。她刚摸索出历史教学的门道时，领导找她谈话，语文组缺教师，要她“转行”。“我不是中文系毕业的，所学高中语文都是文言文，老师不讲究教学方法，学汉字用的是章太炎的注音符号，‘b、p、m、f’都不认识，怎么教？”于漪急了。领导却只扔下一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从此，每个夜里，于漪都与一盏明灯为伴，从语音、语法、修辞到文学史，硬是通过自学把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啃”了下来。她给自己立了规矩：教给学生的知识，自己必须真懂。备鲁迅的小说《药》这一课时，文中有句“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读到这儿，于漪卡住了。这里的“着”该怎么读呢？是“zhe”，还是“zháo”？那天晚上，她翻资料翻到凌晨，才终于吃准应该读“zháo”。

对于历史类文章，她坚持“深挖九尺”，从作者资料到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再到文本细节，反复推敲、琢磨。讲《过秦论》时，她要求自己先熟悉秦汉史，备课用了20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解剖了上百头牛”后，她自觉对语文教学游刃有余了。

然而有一天，她生出了挫败感。她在课后和学生聊天，有位课堂上从不发言的男同学嗫嚅道：“老师，我喜欢上语文课，您讲得很好，可惜我学不会！”说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学生没学会，我这个教师合什么格？自认为讲得一清二楚，为什么学生不会呢？”一番反思后，她找到了症结：忽略了人。在教学心得里，于漪写道：“学习者是第一要素，没有学习者就没有教学。”此后她要求自己“胸中有书，目中有人”，要走进每个学生的知识世界、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

“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老师得有一汪清泉。”此后的执教岁月里，于漪不断进取。每堂课前，她都悉心设计教学方案，怎么铺开、怎么发展、怎么掀起高潮、怎么收尾……再把可有可无的内容去掉，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

到了讲台上，于漪全情投入。上《最后一次讲演》时，她从闻一多的《红烛》读起，通过背景渲染，推动授课层层深入；讲《指南录后序》时，说到文天祥“南乡拜而死”，她眼含热泪、声音颤抖，学生无不动容。

教学中，于漪还增加了演示互动。讲《卖油翁》时，她准备了一枚铜钱，让学生直观地感受通过铜钱孔沥油的难度。学生既领会了“沥”字之妙，又惊叹老翁的绝技，进而领悟了文章蕴含的价值。

在学生眼里，于漪老师秀美典雅。预备铃一响，她往教室门口一站，学生就像期盼节日一样，期盼着她的语文课。一位1967年毕业的学生回忆：“离开学校之前，我们走过学校走廊时，于老师在讲课，我们就将耳朵贴在教室后门上。听好这堂课，我们就正式离开了。”

心中深厚的爱国情怀，让她自然而然地把爱国教育、品德教育融入语文教学。她有一届带了两个“差班”，便借助《共产党宣言》等内容，引导学生意识到学好文化才能建设国家。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最后这两个班的学生全部考入大学，其中有9人被复旦大学录取。

“既教文也教人。”于漪在上海教育界渐渐有了名气。1977年，上海电视台邀请她讲一堂语文公开课时，她选了高尔基的《海燕》。那天，人们守在电视机前，争相目睹这位语文老师的风采。感动之余，大家评价：“这是用生命在歌唱。”

就这样，于漪被推上了公开课讲台，几千节公开课讲下来，她成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1978年，面对当时教学大纲、教材不完善的情况，于漪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录制了一批教学磁带，这对全国的语文教师来说是极为宝贵的资料。接着，她又完成了“现代教师自我发展丛书”和《现代教师学概论》等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全国教师培训的指定教材。

1986年，在于漪的推动下，全国第一个教师学研究会成立了，她担任会长，提出：“我们要让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带着神圣的使命感，56岁的于漪担任了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她把培养青年教师当作重大任务，提出“师带徒”模式，亲自示范教学。

她的身影常出现在青年教师的课堂。路遇大雨，浑身湿透，她就换上学校清洁工的衣服，端坐课堂听课。听完课，于漪还要参加评课活动，特级教师谭轶斌说：“于老师的评课就像‘点金術’，每一次都在我止步的地方给出指示牌。”

根据每个老师的特点，于漪还制定了不同的培育方向。有位语文老师喜欢写字，于漪建议他专攻硬笔书法，总结出规律后再教给学生。后来，这位老师成为当时上海唯一的书法特级教师。“当校长要海纳百川，要培养教师，要对得起他们。”在于漪的带领下，学校语文组一共出了7位特级教师，这在全国都属绝无仅有。

1991年，已是中学语文教育名家的于漪收到一封求教信，这是江西的程红兵老师寄来的。尽管素昧平生，于漪还是认真回了信。几年后，程红兵调到上海，工作不太顺利。“乡下人到大都市，有点水土不服。”于漪又写信给他：“请到我家坐坐。”程红兵忐忑上门，令他感动的是，讨论语文教学时，于漪耐心细致，还不时问“你怎么想呢”。这种平等的态度，给了程红兵莫大的鼓励。此后，他做了于漪的关门弟子，35岁时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特级教师。

多年来，于漪甘当铺路石，培养出了三代特级教师，“带教”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教学专家，其中不少人成为语文课改的中坚人物。而她自己也不断探索，提出新理念，从“工具性与思想性结合”，到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再到“语文学科要德智融合”。在上海语文课程标准制定和教材编写上，她被称为“定音锤”，是青年教师眼中“活的教育学”。

2002年，73岁的于漪退出一线岗位，但她继续听课、开讲座，为教育土壤输送养料。看着一批批年轻教师成长起来，她很欣慰：“用自己有限的经验，帮助别人开花结果，是一种幸福。”

2019年，于漪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于漪教育教学思想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上，年过九旬的她脱稿演讲，声音洪亮。“当我把生命和国家命运、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永远有力量！”

演讲者坚定有力，聆听者激情澎湃。一位年轻教师对于漪说：“于老师，当初我从电视上听到您说，‘茕茕孑立’的那个‘茕’字，那一竖就是民族脊梁，我深受感动，我也来当老师了！”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足以告慰那位穿长衫的国文老师。

如今，于漪依旧满怀激情：“如果下辈子还叫我选择职业，我仍然选择这永远光辉灿烂、青枝绿叶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