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林

（一）

村子东头和西头，各有一座小庙，何时修建的，活着的老人们谁也说不清。反正至少在民国以前吧。日子久了，风吹雨淋，已破败不堪。逢年过节，偶尔有村里人送些水果、包子、馒头类供品，平时便很少见香火。

这四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没有几户富裕大户。土改时，连一户地主都没划上。老实巴交的村民们，按照庄稼人“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习俗各自相安而居，过着平常的日子。

村东的小庙前，原来还有两根竖着的旗杆，我小的时候和淘气的小伙伴们，在村南大凌河边的沙窝窝里掏了几只狼崽子，还曾绑在旗杆上玩过呢！那小狼崽儿们嚎叫着瑟瑟发抖的样子，至今还记在脑子里。

“大跃进”开始后，不知哪一天，那旗杆突然被人锯断拿去炼钢铁了。从此，那个小庙也不见了，原来的庙址便成了一片耕地。

村西头这座小庙，是用一块块花岗岩修建的，又在村子里边，虽然香火不多，但没有被破坏，而且由全村人出份子钱，在它的周边用砖石砌了个高台，把小庙围在了中间。这高台高两米，长宽各二十米。对这个既无高墙大院又无街碑牌楼的小村来说，可算得上是个标志性建筑了。过往的人们都不妨瞄上一眼，时而还上前去用手摸一摸。后来，心善的村民在高台附近打了一口水井，装上了轱辘和木桶。村里村外过往的行人、车马，渴了，累了，都会在这儿停下来，喝口沁心拔凉的甘甜井水，坐在高台上歇歇脚儿。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高台成了全村人的聚会圣地。“开会啦！到村西高台……”每当村子里有集体活动时，生产队长就这样扯着嗓子喊着。听到喊声，人们便三三两两地朝着高台方向走去。高台上铺着灰砖，又平整又干净，不像地面上坑洼不平，一下雨泥泞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时，村子里还没有通电。庄稼人干了一天活儿，到了晚上，既无娱乐活动又没什么事儿，累了乏了，就早早钻进被窝摸黑睡觉。

自从有了这个高台，晚饭后，闲着的人们便常来这里凑凑热闹。尤其是到了“挂锄”后农闲季节，这里便渐渐火热起来。

炎热的夏日里，火辣辣的太阳照着大地。地面上的庄稼叶子，晒得打了蔫儿。人们裸露的脊背也晒得冒出了油。偏偏小村里又没有几棵遮阳的树，农闲的人们，只好搬个小木凳或拿块砖头，躲在自家的屋檐下乘个凉。一直挨到夕阳沉下去，才能感受到晚风吹来的丝丝凉意。

高台地势较高，周边又无遮挡，相比屋檐下要凉快得多。晚饭后，不知从何时开始，休闲的人们便从自家的院子里向高台处转移。开始三三两两，而后逐渐增多。有大人也有孩子。大人们吧嗒着辣得呛人的旱烟袋，唠着闲嗑。孩子们有时爬上高台托着下巴听大人们闲聊，大多时间围着高台疯跑或玩撞拐、弹球等古老的游戏。

高台的人气越来越旺。尤其是小孩子们，有时连晚饭都没吃完便急忙撂下饭碗，到园子里随手摘上一根带刺的嫩黄瓜或拽下几个茄蛋子，揣兜里就往外跑。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每到这时，母亲总是重复地叮嘱着听得烂熟的那句话：“慢点，别摔着！早点回家睡觉！”

夏夜。蚊虫多，天又闷又热，一般人家都睡得很晚。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要盘问几句：“今天都跟谁玩了？听到啥事啦？”我如实地回答：“没听到什么，就是谁家下马驹了，谁家生猪崽了那些事。”我停了一下：“还有，张老四竟说些荤段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母亲听后，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外号叫张老歪，快50岁了也没娶上媳妇。没正经形，以后离他远点。小孩子不要听那些东西。”母亲接着说，“要听故事，听历史，讲南朝北国，谁也比不上你爹。愿意听，让他给你讲。”

早就听村里人说，父亲别看也是庄稼人，但有点文化。讲起三皇五帝一套一套的。但父亲整天忙着干活没空儿;又经常跟母亲吵架，也没心情。所以，很少听父亲讲故事说历史。

听母亲说，我的故乡，原来是姥姥家住过的小村。父亲带我们一家人是后迁入的。父亲身单力薄，个子又小，庄稼活不太在行。平时做点小买卖，挣点零花钱。村里人欺生，父亲只顾干自家的活，很少同左邻右舍交往。在生产队里也是派啥活干啥活，话语不多。

人太老实，难免被人踩踏。父亲有时在外面受了欺负和奚落，回家后就拿我們几个孩子出气。他把他埋在心中说不出的苦，都在孩子身上发泄出来。怪不得好几次求他带我一块儿去高台，都被他拒绝了。

有一天晚上，母亲心情不错：“孩子让你去就去呗！咱也不缺胳膊少腿差到哪，有啥见不得人的？再说，比那些睁眼瞎强多了！”平日里因生活拮据和性格差异，父亲和母亲总是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难得听到母亲这番鼓励的话。

吃过晚饭，父亲带我早早去了高台。我们临走时，还特意带上一捆搓好的艾蒿绳。那艾蒿，是过端午节时从后山精心采的。善良的母亲，每到蚊虫肆虐的季节，都会把父亲摸黑搓成的艾蒿绳拿出来，分送给邻居们。

（二）

月光下，我们把带到高台上的艾蒿绳点燃。那火光像飞来飞去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时而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它不仅能驱赶蚊虫，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就这样，我们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讲起了那古老的趣事……

“很久很久以前，咱东北这地方豺狼虎豹，獐子、狍子、野猪可多了。有猎物就有猎户。尤其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以后，猎户们就开始行动了。听老一辈人说，咱们村北30里外有一户姓张的猎户，人称张一准儿，那可是个真正的大把式。出去一趟，总是收获满满，没有空手的时候。

“打猎，当然不是一个人去，还要带上几条猎狗。这些狗是经过训练的，尤其是‘头狗。一只好的头狗抵得上半个猎人呢！不但花费大也不容易训出来。

“训练猎狗，吃得太饱了不行。猫吃饱了还不逮耗子呢。吃不好也不行，追起猎物没力气。这张一准儿啊，就会掌握这个火候。经他训练的猎狗各个能征善战。但在训练头狗上，也有过失败的教训。

“有一次，他带上头狗和其他几只狗上山了。恰巧碰上几只野兔，他就把狗放出去。这是最容易逮的小动物。结果收回来时，发现老二、老三那两只狗都叼回一只野兔，唯独头狗两手空空。狩猎嘛，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论猎物大小，猎狗必须先带回来见主人。然后再由主人根据它们功劳大小，用猎刀割一点猎物的耳朵、蹄子等分给它们。一方面，缓解它们的饥饿;另一方面，也训练它们的味觉、嗅觉和寻踪的能力。当然，训练对主人的忠诚更重要。张一准儿一看就明白了。不是头狗能力不行，一定是它私自贪吃啦！

“回到家以后，张一准儿把头狗锁进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准备再出猎。当张一准儿把猎枪扛在肩头时，几条猎狗已围着他蹲在那里等待命令。这时，只见关在笼子里的头狗焦急难奈，两只后腿立起来，用头砰砰撞着笼门，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主人，它多么渴望主人带它一起出发啊！可是主人呢，就是不理它。临行前还隔着笼子踹了它一脚。这头狗似乎已经明白，这是对它所犯错误的惩罚！它不再跳也不再闹了，乖乖地缩回到原地，趴下……

“此后，大约有一周左右时间，主人出猎都没有带它。就这样，这头狗每次目送着其他‘兄弟们出行，独自被关在笼子里思过。

“终于有一天，笼子被打开了。主人要有一个大行动。有人报告说，在后山见到了一头野猪。这家伙个头不小，有三五百斤。不久前，还咬伤了上山砍柴的一位老汉。猎手们都知道，尤其是受过伤的孤猪，更难对付。张一准儿为能捕获这头野猪，为乡亲们除害，他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条头狗带上。他完全相信自己训练的这条头狗，经过反思后一定会立新功。何况，虽然把它关了禁闭，但吃喝一顿不差，这头狗的体能不成问题。

“这头狗跟着主人一路小跑到了后山。目标很快出现了。张一准儿选准时机放出头狗，又陆续放出它的几个‘弟兄们。合在一块有七八条吧，很快形成了包围圈。起初，这些猎狗在头狗指挥下围而不攻，主要让野猪左突又冲，进而消耗它的体力。大约半个小时以后，由头狗冲上去迎面发起挑衅，激怒野猪，同时注意躲闪保护自己。直到这头野猪筋疲力尽，坐在那里喘着粗气，只顾防守时，头狗才以长长的吼声向主人发出信号。这时，张一准儿穿沟过坎，玩着命地向狗叫的方向跑去。他在距野猪十几米的地方停下来，含着手指吹了一声口哨，猎狗们迅速地向野猪正面两侧散开。张一准儿端起猎枪，便向野猪暴露出来的胸部扣下扳机。平日里，野猪习惯到松树上蹭痒痒，久而久之松油和皮毛粘在一起，非常结实，一般猎枪的枪砂很难击中要害。所以，等着野猪露出肚皮和胸部才开枪，就是这个道理。

“枪起声落，这头疯狂的野猪嚎叫两声后便倒下了。张一准儿赶上前去，又向野猪前胸处补了一枪。确认安全后，掏出猎刀，熟练地割下4个猪蹄，劈开分给立了功的猎狗们。头狗功劳大，自然多分了一份。接着，他麻利地把野猪捆好，命令猎狗们看着，自己到村子里找人来把这个庞然大物抬下山去。”

大家静静地听着。夜深了，仍围坐在高台上久久不愿离开……

后来，父亲又被我磨着去了几次高台。他不仅给大家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生活故事，还能讲历史故事。什么《水浒传》啊，《东周列国》啊，一套一套的，让人听了着迷。最让人称奇的是，讲到清朝十三帝，他可以对各个皇帝的名号倒背如流。这时，连那些文化水平不高，平时欺负过他的村民，都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认为父亲原来也是个“人物”。这时，我才发现，父亲只有在高台上讲故事时，才获得他本应有的尊严和敬重。心想：“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人呐，还是不要隔着门缝把别人看扁。你们平时少欺负点父亲，多积点德该有多好！”

（三）

夏日的云，飘忽不定。突然一场暴雨降下。小村的院子里，又窄又弯的街上积满了水，刹时间成了泽国。干渴的庄稼吃饱喝足了，一扫往日蔫头蔫脑的样子，又呈现出一片墨绿。

高台，被大雨洗过冲过，面貌一新。太阳照上去，台面上不时散发着一股股热气。但因雨后潮湿，人们一连多天都不去那里光顾了。

说来也真怪。就是这么个普普通通的高台，却与那时的小村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但乘凉、听故事，谁家孩子在家受委屈了，也跑去高台那躲着。家长到那儿，保证一找一个准儿。谁家两口子吵架了，总有一方跑到高台上去散心、消气。

上世纪60年代初，我离开故乡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上高中，然后，又考上大學。从此，告别了故乡也告别了故乡的高台。

再后来，“文革”来了。在那场风暴中，听说曾经教过我们的一位杨老师，被揪出来批斗了。他犯了什么罪，好像谁也说不清。只是后来听说从北村拉来批斗那天，他脚上戴着镣铐，是批斗者在钉马掌的铁匠铺现打上去的。批斗的场地就设在这高台上。高台太高，他拖着镣铐上不去，摔下好几回，鼻子、嘴巴都出了血。样子很惨。

因为早年他在这高台后边的小村学校里教过书，所以拉过来让村民们揭发罪证。可村民们一看，各个面面相觑。“这杨老师教学可认真了，早来晚走从不误事。对学生对村民可好了，见人点头说话，一点架子没有。”人群里有人小声嘟囔着。批了半天，见没人说话，主办者就把杨老师拉走了，此后再无音讯。

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前些年我有幸重回故乡看看。变化最大的是路和房子。全村原来的土坯房变成了清一色的“北京平”。重新规划后的街道，也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离小村不远处，就有公交汽车站，小巴招手即停，交通方便多了。

那个夏日午后，我专门漫步村西，去寻找当年的高台。那个儿时熟悉的高台不见了，如今已盖上了一排房子。原来的那座花岗岩砌成的小庙也已荡然无存。问问碰到的村里年轻人，他们只是摇头，说是没有任何印象。顺便打听了几位老人的名字，我在小村时那些熟悉的身影，几乎全部去了“天国”，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独自一人默默地伫立在原来大约有高台的地方。自言自语道：“没就没吧。又不是什么文物。即使留下来，如今家家有电视、电脑，人人有手机、平板电脑，网络这么发达，也不会有人来这里听故事了。”

人老了，只是有点儿怀旧而已。

我不知自己在那里停了多久。离开时，已是晚霞满天。小村，被涂上了一抹金灿灿的光泽。阵阵晚风吹来，小村是那么恬静，那么迷人！我仿佛又见故乡熟悉的炊烟，又闻鸡鸣犬吠，又听到马嘶牛叫。

那高台上，晚来聚起乘凉和听故事的人群，也仿佛又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