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春华

我国古代先贤认为“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是“大乱之道”，因此要使孤老得其所。

我国最早的养老场所出现在奴隶制社会，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商时代就已有了养老院的雏形。据《礼记·王制》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这里提到的“序”与“学”，就是我国养老的最初机构，也兼有教育下一代的职能。

时至周代，也注意到对老病残废鳏寡孤独的照顾。《管子·入国篇》载的慈幼、恤孤、养老和问疾等事，显然包括了养老保健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下令：司州、洛阳两地的贫病老人可以住在别坊的养老机构，在这里可以免费为贫病老人提供药品和衣食。南朝梁武帝笃信佛教，于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在京师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养老院——独孤院，专门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供养他们的生活。《梁书·武帝纪下》载：“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从此以后，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也更为普遍，养老院制度正式形成。在长安设有养病院，又名“悲田院”“济病坊”， 类似平民医院、养老院之性质，收养贫病无依的老年乞丐，政府派专人负责其事，并由佛教寺院具体管理。《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载：“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

宋代，养老院流行起来。北宋初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立有东福田院和西福田院，专门收养孤独有病的老年乞丐，供给口粮和零用钱，但是能进院的老人极少，最多时只有24人。后来到宋英宗年间，又增设了南福田院和北福田院，四个福田院共可容纳300多名老人。东南西北福田院是按京城的四个方位开设的，虽有佛家的“福田”名称，但同寺院没有直接关系，由政府管理，皇室供给银两。《宋史·食货志》记载，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汴京大雪，宋神宗下令于四福田院定额外，收养老幼贫病乞丐，供养到第二年春。

元代，汉臣刘秉忠在上书中建议“鳏寡孤独废疾者，宜设孤老院，给衣粮以为养”。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赈济天下鳏寡孤独废疾者。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官府在各路（相当于今地、州市）设济众院一所，收养鳏寡孤独、殘疾不能自养的老人，供给一定粮食和柴薪，当众发放，不得贪占。同时还规定了收养标准和操作过程。据《邵武府志·名宦》记载，元至正年间，在福建邵武任职的郭瑛，于城西建立“惠老慈济堂”， 为堂买田，收取地租供养入堂老人。

明代初期，朱元璋诏令各府县设立养济院，钦定《诏天下养老之政》，而且《大明律·户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私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这也是养济院建立的法律依据。养济院由国家开办，地方官府具体管理。《明会要·仙鳏寡孤独》记载，为了防止舞弊，派巡按御史加强监察。到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仅京城历年赡养的鳏寡孤独就有7500人左右。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又令北京五城各设养济院一处，尽数收养孤老贫民。与此同时，朱元璋还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其一个儿子的所有徭役，而这个儿子要专职供养老人。

清代，延续了明代养老院制度。康熙年间先在北京设立普济堂，并要求其他地方政府仿效。普济堂有政府分发的公田，靠地租维持其日常开销。普济堂管理严格，制定了详细条规，派专人具体管理。江苏松江普济堂规定，收养老年贫民，视其经济状况决定供养人数和生活水平。该堂规定每年收养220名，投堂的人要年满50岁，无依无靠。乾隆年间的养老待遇，以山东的淄州普济堂为例，有公田200余亩，年收地租100余石粮食。普济堂内老人每月每人供给粮食6斗、盐柴钱百文。如遇歉收年，老人们只能以稀粥度日，其他费用全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