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甘肃文学的发生

2022-05-18吴哲

飞天 2022年5期

吴哲

作为当代文学期刊整体群落的必要构成，《飞天》的发展变迁亦是这一时期当代文学发展的侧影。从历史沿革来看，刊物走过近70多个春秋，经历过新生、高潮、低谷和停滞，它的办刊历程反映了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从文化历程来看，刊物成长于西部的文化土壤，秉持着西部精神和黄土性格，它在历史风雨中展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学品格。80年代伊始，《飞天》敏锐地意识到时代向文学提出的新要求，而寻求和推介适应时代变化的文学形式是刊物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刊物沐浴改革春风，确立“立足甘肃、放眼全国”的办刊理念，努力探索和呈现甘肃文学的更多面貌。“甘肃文学”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坛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学被命名、关注和评价开始于新时期。作为甘肃最早的省级文学刊物，《飞天》的改革和发展记录了甘肃文学的发展变化。尽管新时期“甘肃文学比起全国文学可能要慢若干拍或低若干拍”[1]4，但是凭借《飞天》的媒介平台，何来、汪玉良、赵之洵、李云鹏等重返文坛，林染、李老乡、张子选以诗歌创作引人瞩目，“甘肃青年作家群”（邵振国、景风、柏原、匡文留）以及“新一代”作家（雪漠、阎强国、张存学、叶舟）的崛起，不断打开新时期甘肃文学的局面。目前，有关新时期甘肃文学的研究，主要关注作家的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特点，对于《飞天》与甘肃文学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媒介史料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通过考察80年代《飞天》的办刊背景和发展变迁，试图还原新时期甘肃文学的发生现场，并探究刊物的编辑出版在甘肃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一、创刊、更名与办刊传统的庚续

1950年8月，《甘肃文学》由甘肃省文联文学工作委员会在兰州筹备发行。刊物的办刊初衷是“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设置有“民族歌谣”“地方戏曲”“生产快板”“工人诗选”等栏目。1951年7月，刊物改名为《甘肃文艺》，年底出版第17期后停刊。办刊初期，刊物坚持“工农兵群众为主”的编辑方针，推动甘肃文艺朝着群众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1954年底，甘肃省文联开始负责复刊后的《甘肃文艺》，刊物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参与“大众文化的大规模群众性实践。”[2]65出于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需要，刊物自1957年1月号改刊名为《陇花》，主要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民间文学等作品。1958年9月，在李季和闻捷的帮助下，《陇花》正式改刊名为《红旗手》，1961年2月号出版后停刊，设有“红色标兵”“群众创作专辑”“作家创作谈”“习作之友”等多个栏目板块。1961年10月，《红旗手》改版为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月刊《甘肃文艺》，增加相声、戏曲、歌剧、秦腔等栏目。1966年6月，《甘肃文艺》宣布停办。对于甘肃文坛而言，《甘肃文艺》的创刊意义重大，从创刊到停刊的16年间，刊发大量的戏曲、歌谣、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作品。刊物的文艺取向代表甘肃文艺界的办刊水平，这也为甘肃文学在新时期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飞天》的前身，《陇花》《红旗手》在办刊过程中坚持“立足本省”理念，刊物的办刊目标是探索甘肃文学的方向，培养本土的创作队伍。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刊物响应党的文艺号召，编辑部强调：“《陇花》是甘肃省文学创作者的园地，这里将培植文学创作的幼苗，在这个园地里，将开出甘肃省文学创作的花朵。我们欢迎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作品‘百花齐放’”[3]。《陇花》时期，刊物结合甘肃文艺的发展实际，确立了培养本土创作队伍的策略，即：“从群众生活和斗争生活中发现、培养作家;坚持业余创作的方针;大力培养工农及少数民族作者。”[4]在刊物的文学扶持下，甘肃形成由工农兵作家、业余作家、少数民族作家组成的创作队伍。《红旗手》时期，李季担任刊物主编，他连续创办14期的“兰州诗话”专栏，向作家提出有针对性的创作建议：“第一，要求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和谐、妥帖和统一。第二，诗歌创作要向民歌和古典诗学习。第三，写诗要感情自然流露。第四，诗歌语言须是群众语言的提炼和精选。第五，诗篇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也要多种多样。”[5]李季的诗歌主张对甘肃作家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例如这一时期活跃于刊物的何来、夏羊、汪玉良、李云鹏等诗人普遍重视诗歌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理念。同时，《红旗手》开设“作家谈创作”栏目（1959年第4期至1960年第2期），先后刊发蔡其矫的《诗句的组织》、叶圣陶的《给初学写作者》、楼适宜的《诗言读诗》、秦牧的《思想、生活知识和词汇》、吴强的《创作漫笔》、蹇先艾的《应当严肃认真地创作》、唐弢的《对话的运用》、柯蓝的《给初学写作者》等文章，这些知名作家从文学创作的素材积累、艺术技巧、审美鉴赏、编辑发表等方面为新人作家提供经验指导。质言之，李季、闻捷等人的办刊主张奠定刊物诗歌栏目的编辑传统，这也是刊物在新时期积极参与当代文坛诗歌实践的内在原因。

在国家开始调整文艺政策的背景下，《甘肃文艺》于1973年3月获批准复刊，“复刊筹备工作由杨文林主导，郑重、徐绍武、王家达、师日新、朱冰等人协助。”[6]1978年年底，甘肃省文联和作协甘肃分会恢复，刊物重新划归甘肃文联主办。《甘肃文艺》1978年第1期刊发《砸烂精神枷锁夺取新的胜利》和《成绩不容否定枷锁应当打碎》等文章，从而为甘肃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指明方向。1979年3月至5月，《甘肃文艺》编辑部联合作协甘肃分会和《甘肃日报》文艺编辑部先后召开“小说座谈会”“作品讨论会”“诗歌创作座谈会”，三次文学座谈会集中讨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的功能，文艺的题材，生活和技巧”[7]等问题。作为甘肃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甘肃文艺》联合举办的文学会议对甘肃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刊物通过这种交流创作经验的方式凝聚新的文学共识，组建创作队伍，确立新的文学规范和文学话语，从而为新时期甘肃文学的发展规划方向。这一阶段，《甘肃文艺》刊发浩岭的小说《春夜》（1979年1月号）、武玉笑的四幕话剧《大雁北去》（1979年5月号）、赵之洵的文学剧本《丝路花雨》（1979年8月号）等作品，体现刊物探索甘肃文学多种可能的努力。刊物主编杨文林曾說：“作家追求的是自己艺术创造的个性、风格和对某种流派的崇尚，而编辑家追求的则是多种艺术个性，风格和流派的群体大观。”[8]正是这种寻求“艺术个性”的办刊思想推动编辑部着手《甘肃文艺》的改版工作。

从1981年第1期开始，《甘肃文艺》正式更名为《飞天》。在改刊词《飞天寄语》中，编辑们希望立足甘肃的敦煌文艺传统，基于创新求变的发展目标，使得“文学艺术有一个大的飞跃，一如敦煌壁画中那冲决一切羁绊，穿廊出户，酣舞天宇，而且在不断地探索中开拓新天地的飞天。”[9]这篇改刊词富有时代气息和文化意义，一方面刊物响应思想解放的要求;另一方面刊物重新定位办刊方向。刊物的改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面向全国，培养文学新人。刊物“不薄名人爱新人”，重视通过专栏、笔会、研讨会和创作学习班等多种方式培养作家及推介新人。（二）立足本土，助推甘肃文学。刊物大力扶植和推介甘肃作家，邀请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举行座谈会并为甘肃文学新人提供创作指导。（三）立足刊物，发挥媒介影响。刊物甘作联系作家和读者的渠道和窗口，“编后”“飞天寄语”“心之桥”等栏目皆是编者、作家和读者互动的窗口。相较于其他刊物的更名，《飞天》为了彰显办刊个性，还将发展本土文化作为办刊方向。刊物的栏目固定为“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其中“新芽”刊发文学新人的作品，“甘肃漫游”“历代甘肃作家”等栏目宣传和介绍甘肃文化。刊物的复刊和更名就像一面历史镜子，反映甘肃文学在新时期发生和发展情况。当然，仅仅通过《飞天》的复刊和更名探讨新时期甘肃文学的“实绩”确实有所局限。因缘际会，随着“大学生诗苑”“塞声”“西部之声”“我与文坛”等栏目的设置，《飞天》开始踏上通往文學春天的道路。

二、地方性专栏策划与西部诗潮的迎合

1980年3月，“九个兄弟民族省区文艺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西部期刊地方文化意识的自觉。西部省份的刊物普遍认为“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有助于多民族地区的文艺期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0]在“开发大西北”战略的影响下，西部各省份的刊物纷纷通过推介西部诗歌提升地方文学的影响。1981年1月，新疆的《新疆文学》开辟“边塞新诗”栏目，刊发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人反映西部文化的诗歌作品，奏响“新边塞诗”的前奏。在《新疆文学》的影响下，西部各省份的刊物相继意识到西部诗人只有以一种集体的形式出现才能引起重视。1982年，林染担任编辑的刊物《阳关》提出建立“敦煌文艺流派”的构想，随后《阳关》又创立“丝路上·飞天的花瓣”“新边塞诗”等栏目。同一时期，《飞天》先后创立“塞声”“西部之声”栏目，有效实现与《新疆文学》《阳关》等西部刊物的文学联动。在此之前，甘肃诗人李老乡、林染、何来等人都处于一种“独立”的创作状态，尽管诗人们重视西部文化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汇聚成一股创作力量。在西部刊物的文学联动下，杨牧、周涛、章德益、林染、高平、何来、李老乡、唐祈等众多诗人掀起一股绿色的诗歌创作浪潮，他们“创造性地把中国当代人的思考溶解于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之中”[11]，而甘肃诗人则因借助《飞天》融入这场西部诗潮而获得更多的关注。

“大学生诗苑”作为重要的“文学事件”贯穿了80年代《飞天》的编辑出版的整个环节。自1981年第2期开始，刊物设置“大学生诗苑”专栏，每期以固定页码刊发全国高校大学生的诗歌作品。1981年2月至1989年12月，“大学生诗苑”共出刊93期。刊物创办“大学生诗苑”的原因是“大学生的诗作，有继承，有借鉴，有突破，有发展，能给诗坛带来陌生而新鲜的气息。”[12]虽然刊物地处西部，但办刊视野不局限于西部，而是密切关注最新的文学动态。在“朦胧诗”风靡校园的时候，刊物便以一种探索的姿态寻找当代诗歌新的可能。“大学生诗苑”先后刊发于坚、周伦佑、尚仲敏、王寅等人带有先锋色彩的诗歌作品。作为重要的诗歌栏目，“大学生诗苑”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展输送骨干力量，也为甘肃诗坛培养了一批诗歌新人。当甘肃校园诗人刚刚在文坛展露头角时，刊物便注意到他们的创作特点和文学潜力。这一时期，刊物刊发了彭金山、张子选、尚春生、封新成、任民凯、韩霞、崔桓、于进等校园诗人的作品，推动甘肃以西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大学为中心的校园诗歌创作走向高潮。彭金山、张子选等校园诗人将文学的笔触对准西部的自然和人文，着力描摹西部开发者的群像、勾勒西部的自然风光、张扬西部的文化性格，他们的作品既有对西部历史的深沉思考也有对西部建设的热情讴歌。《飞天》于80年代扶植和推介的这批校园诗人相继成长为甘肃诗坛的中坚力量，这也显示出刊物地方文学意识的自觉。

80年代前期，《飞天》开辟“塞声”专栏（1982年至1985年），共出刊39期，大量刊发林染、高平、何来、夏羊、汪玉良、李云鹏等诗人的作品。这一办刊实践既助推“新边塞诗”的创作浪潮，又及时打开甘肃诗歌的创作局面。“塞声”的创办初衷正如编者所说：“这是一片岷山和祁连山下的土地，也是一片心灵的土地，由西部众多的诗人和诗作者来耕耘。我们期望它能成为沃土，长出缤纷的新花异卉。”[13]活跃于该栏目的甘肃诗人“从传奇色彩的西部中国现实出发，又超越西部中国的现实”[14]，他们的创作内容聚焦三个方面：一、回望历史，营造深沉的历史感。西部的人文历史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抒情主人公的情感表达、时代情绪和文化立场。林染、何来等人审视西部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风俗时，除了粗犷豪放的抒情之外也会流露出历史苍凉感。二、感受自然，深描朴素的地方感。在诗人们眼中，戈壁、草原、雪山、荒漠、绿洲、黄土地都是家园和乡土的标识。李云鹏的《特殊记忆里的篁村》、周梦诗的《回乡素描》等作品发掘西部日常生活的细节与环境的内在特征，展现生活在西部的人们之于家园的情感认同。三、着眼发展，张扬拓荒精神。林染的《采撷自戈壁和绿洲》、李老乡的《光，在大地上徘徊》、何来的《灵感在西陲飞动》、韩霞的《从沙漠飘出的歌》、李云鹏的《种子·旋律·山杏树》（组诗）、师日新的《镍都歌》等作品赞颂西部儿女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建设西部和改善生活的乐观精神和昂扬状态。在“塞声”栏目的推介下，甘肃诗人以个性的姿态融入“新边塞诗”的创作大潮，并在深描西部历史和人文风貌的过程中拓展了各自的创作视野。

80年代后期，《飞天》倡导甘肃诗人跻身“西部文学”的旗帜下寻找创作可能。刊物将“塞声”改为“西部之声”栏目（1986年至1987年），共出刊24期。刊物进行诗歌栏目调整的原因，一方面是“时代的鞭策，读者呼声，使刊物总要开拓，总要创新”[15];另一方面是“西部文学，这面寻求突破和面向未來的旗帜，它鼓舞着西部作家和诗人在璀璨夺目的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16]“西部之声”栏目反映出刊物对“西部文学”这面旗帜的积极回应。因为市场经济的影响和读者文化取向的多元，“新边塞诗”逐渐退潮，刊物继续推介西部诗歌既为保持栏目的活力也为助力甘肃文学的发展。这一阶段，刊物发表的甘肃诗人的作品集中于“开掘西部人的心灵，揭示西部人的文化沉淀，抒发西部人在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撞击中内心的隐痛。”[17]11甘肃的地域文化影响甘肃诗人的思考，而诗人的思考又重塑着甘肃诗歌的内核。甘肃诗歌的文化内核是西部精神，即“它是外在文化生活的贫乏与内在精神传统积存的浑厚充实的矛盾统一，它是出自历史责任感的忧患意识与深刻而不浮泛的乐观精神的统一。”[18]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西部精神成为凝聚甘肃作家队伍的重要纽带。除此之外，刊物亦鼓励和扶植甘肃少数民族作家的诗歌创作，例如“塞声”“西部之声”“民族花环”等专栏集中刊发完玛央金、韩霞、匡文留、舍·尤素夫等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诗歌创作增强了刊物的民族风格，同时也丰富了甘肃诗歌的精神文化内涵。

自1988年开始，“西部之声”栏目的停办标志着西部诗歌的发展进入落潮期。在市场经济、文学审美、诗人创作转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西部的文学刊物以方阵的形式推介西部诗歌难以为继。与此同时，西部诗歌也存在诸如“诗歌本体观念中文化意识的喧宾夺主、主体意识钝化、人的放逐、创作与审美中的模式化及单纯的雄性、崇高和悲剧心态的同质反复”[19]26等创作局限，因此西部诗潮不可避免进入低潮。在西部诗潮的落潮期，甘肃诗人在低谷中负重前行，曾经站在诗歌潮头的诗人林染、李老乡笔耕不辍，而诗坛后起之秀也默默耕耘。由“大学生诗苑”到“塞声”“西部之声”，张子选、彭建山、阳飚、高凯、娜夜等校园诗人完成身份转化;由“塞声”到“西部之声”，少数民族诗人韩霞、舍·尤素夫、匡文留继承老一辈作家丹正贡布、伊丹才让、汪玉良等人的“衣钵”，自觉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将自己的创作置于社会发展背景之下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尽管西部诗潮已经变成一种当代文坛的“余音”，但是“地方抒情”依旧是甘肃诗人坚持的文学传统。在《飞天》活跃的甘肃诗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直接调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资源进行表情达意。”[20]在新的发展时期，刊物依旧大力扶植甘肃诗人，鼓励他们以一种张扬自我和追求超越的创作为甘肃诗坛带来新的发展生机。

三、“多向度”推介与甘肃作家的“经典化”

80年代初期，甘肃文学在当代文坛是一种“隐身”的存在，甘肃作家的创作队伍比较单薄，像赵燕翼等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数量较少，青年作家断层严重，新一代文学新人正在成长中。在此背景下，《飞天》发挥期刊的媒介作用，继承创刊以来的“育苗”精神，设置“新芽”“大学生诗苑”“青年诗坛”等栏目，举办创作学习班、读书会、飞天笔会以及文学函授园地，不遗余力地培养甘肃作家。在刊物的扶植和推介下，甘肃作家群呈现出多梯队创作的繁荣，其中以赵燕翼、汪玉良、夏羊、何来、益西卓玛等人组成第一梯队;王家达、景风、林染、冉丹等人组成第二创作梯队;邵振国、柏原、张驰、牛正寰、匡文留等组成第三梯队;同时，刊物也发掘了阎强国、叶舟、张存学、雪漠、雷建政、和军校等一批年轻的作家。刊物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包容的胸怀，坚持培养和推介文学新人，给甘肃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办刊的过程中，《飞天》通过举办文学讲习会、创作学习班、“中年作家读书会”、“飞天笔会”等多种方式培养甘肃作家。80年代初期，刊物助力甘肃文学打开局面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让甘肃作家和全国知名作家、周边省份的作家对话，帮助甘肃作家开阔视野、拓展思维。1982年9月5日-10月30日，《飞天》编辑部联合作协甘肃分会等举办文学讲习会，邀请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张贤亮给甘肃作家讲课，鼓励甘肃作家同贾平凹、和谷、权延赤等青年作家交流创作经验。这次讲习会收获颇丰，《飞天》随后在1983年2月号设专栏刊发《杏花村落》（匡文立）、《霞光中的少女》（浩岭）、《夜行车》（何生祖）等一批甘肃青年作家的学习成果。结合甘肃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飞天》编辑部联合组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学习班，刊物重点培养韩霞（葛根图雅）、匡文留、尕藏才旦等本土的少数民族作家。《飞天》编辑部也联合相关单位联合举办“1983年的飞天笔会”“1984年的创作学习班”“1987年的嘉峪关笔会、定西笔会”“1988年的陇西笔会”，并及时刊发张存学的《迷茫的丛林》（1986年1月号）、叶舟的《现在不是另一只手出现的时候》（1988年3月号）、王新军的《四村的人们》（1988年9月号）、阎强国的《山调》（1989年3月号）、雪漠的《月晕》（1989年5月号）等文学新人的作品。事实上，甘肃省文学院在新世纪采用“持续编队和整体包装的方式”的文学创意成功推出“甘肃小说八骏”，这也得益于《飞天》早期对雪漠、张存学、叶舟、阎强国、王新军等作家的早期关注和发掘。

在推介作家方面，《飞天》也重视通过与大区刊物的互动提升甘肃作家的影响。1984年，《当代》刊发了王家达的中篇小说《清凌凌的黄河水》（1984年2期）和邵振国的短篇小说《麦客》（1984年第3期），这两篇描写西部偏远农村人性和人情故事的小说引起全国读者的关注。在此之前，《飞天》已发表王家达的《丑角》（1981年3月号）和邵振国《争场》（1983年1月号）等作品，表明刊物编辑们较早注意到他们在书写“西部农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问题”[22]方面颇具特点。同一时期，《当代》刊发的柯云路的《新星》、苏叔阳的《故土》、水运宪的《暴雷》反映的是国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当代》刊发王家达和邵振国的作品，一方面说明甘肃作家的创作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也显示甘肃作家的不足。在改革文学大放异彩的时候，甘肃作家未能跟上文坛的发展步伐，其创作观念相对落后。在此背景下，1984年12月10日至20日，《飞天》编辑部、《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在兰州联合召开“1983-1984年甘肃中、短篇小说创作讨论会”。这次会议将甘肃文学发展较慢的原因归结为甘肃作家局限于“小题材、小冲突、小场面、小格局。”[21]面对甘肃文学的发展困境，《飞天》围绕邵振国策划相关座谈会和专栏，并将邵振国作为创作典型重点推介，旨在影响和指导新时期甘肃作家的写作。《当代》发表邵振国的《祁连人》（1987年第4期）之后，《飞天》编辑部迅速同中国作协甘肃省分会等联合举办“甘肃省评论家作家对话会”，集中讨论《祁连人》在反映西部农村改革方面的意义，同时将邵振国的《祁连人》、柏原的《洪水河畔的土庄》、阎强国的《红色的云雾》、浩岭的《野美人》等作品放在一起讨论，其目的是通过比对分析，探讨甘肃作家在创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查漏补缺以实现更好的创作发展。一定程度上，刊物有意引导甘肃作家突破文学创作的固有局限，并鼓励他们书写更具多样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主题。

《飞天》的文学评奖是推动甘肃作家经典化的重要举措。该举措不仅扩大刊物影响力，而且也提高本土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例如牛正寰的《风雪茫茫》、柏原的《在那个早晨》获得1980年《甘肃文艺》短篇小说奖;杏果的《幸福沟轶事》获得1981年《飞天》短篇小说奖;林染的《出塞》、阳飚的组诗《他们还年轻》获得1982年《飞天》文学奖;高凯的组诗《在田野上》获得1983年《飞天》文学奖;浩岭的《赵家祠堂》、韩霞的组诗《草原，女人们的轶事》获得1984年《飞天》文学奖;王家达的《烂宪书和任扣香》等获得1985年《飞天》文学奖。80年代以来，《飞天》的文学评奖促成以牛正寰、柏原、王家达、景风、韩霞等人为代表的甘肃中青年创作方阵的形成。除此之外，《飞天》也重视通过“我与文学”专栏提升甘肃作家的创作自信和文学影响。“我与文学”栏目原本主要刊发汪曾棋、公刘、湛容、宗璞、林斤澜、邓友梅、张贤亮等知名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在这样一个名家荟萃的园地，刊物发表了浩岭的《吹到黄沙始到金》、景风的《蝴蝶总是要跟它的蛹决裂的》、师日新的《我学习“写作”的情况汇报》、何来的《我无从企及的追恋》、匡文留的《走向黄河，走向黄土》、林染的《我是沙漠里追蓝蝴蝶的孩子》、邵振国的《我的文学自白》、王家达的《哦，我那土拨鼠一般的童年》等文章，集中介绍甘肃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许文郁曾说：“甘肃作家总是存在由历史和地域造成的潜在的自卑情结”[23]，“我与文坛”栏目恰好通过引导甘肃作家讲述创作经验的方式帮助他们打开文学心结，引导他们摆正自己的位置，树立文学创作的信心。刊物的文学评奖和专栏推介有效提升本土作家的文学影响力，也着力更新社会对甘肃作家的认识和了解。

事实上，《飞天》也通过刊发文学批评文章推动甘肃作家的“经典化”以及甘肃文学的建构。从1980年年初到1989年年底，《飞天》的“评论”和“文艺争鸣”栏目共发表批评文章465篇（含评论和文艺消息）。其中涉及甘肃作家和甘肃文学的文章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作家作品专论。这些文章肯定甘肃作家的创作成绩同时又为作家提供创作指导。例如，管卫中强调林染等人的诗歌“以民族名苑为己任，对丑陋的现实和沉重的历史、民族文化、国民特质作了深沉的反思。”[24]陈德宏指出甘肃年轻作家“既要在设计情节、打磨技巧、熔铸思想方面有所提高，也要在生活的开掘和作品思想容量扩充方面有所突破。”[25]其二，对甘肃文学发展问题的总结。“评论”专栏先后刊发《甘肃文学：沉默中的思索与躁动》《十年：陇上小说创作简论》《塑造中的诗歌群落——甘肃青年诗歌创作漫评》等文章总结80年代中后期甘肃文学处于孤寂状态且创作队伍散兵游勇的原因，并指出“甘肃作家必须在创作思想、审美追求和当代意识等方面进行观念调整。”[26]刊物的评论专栏建立编辑、作家、读者和评论家互动的渠道，使得刊物有效参与甘肃文学批评空间的建构。作为考察新时期甘肃文学发展的媒介史料，《飞天》“评论”专栏刊发的作品评论、会议综述、作品争鸣等文章，不仅推动甘肃作家及其作品的经典化，也为甘肃文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

总的来说，随着80年代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媒介生态的变化，《飞天》的期刊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它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刊物改革和文学推介取得重要的成绩。具体来说，刊物主动地介入文学现场，一方面通过策划作家专题、召开文学研讨会、设置文学评奖，不断挖掘甘肃作家的创作特色和文学潜能，致力于帮助甘肃作家走进当代读者的视野;另一方面刊物体现出自觉的办刊意识，积极通过专栏策划，推动甘肃文学融入新时期的文学发展潮流。刊物有效发挥传播当代文學的媒介功能，反映甘肃的文坛动态、引导甘肃的文学流向，记录西部重要的文学事件，在此过程中，它也承担扶持甘肃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总之，《飞天》鼓励本土作家发掘沉淀于西部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与人性力量，扶植评论家探究甘肃作家的创作局限和优势，其最终目的是期盼甘肃文学展现出揭示个体精神诉求、呼唤民族文化复兴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季成明.西部风情与多民族色彩——甘肃文学四十年[M].北京：红旗出版社出版，1991.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陇花》编辑部.读者·作者·编者[J].陇花，1957，（1）.

[4]《陇花》编辑部.大力培养工农及少数民族作者[J].陇花，1958，（3）：2.

[5]李季.兰州诗话（一）[J].红旗手，1959，（1）：47.

[6]马青山.飞天60年典藏纪事卷[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

[7]马青山.半世纪跋涉五十年纪程——《飞天》五十年大事记[J].飞天，2000，（8）：38.

[8]杨文林.主编寄语[J].小说月报，1987，（12）.

[9]《飞天》编辑部.飞天寄语——写在卷首的话[J].飞天，1981，（1）：3.

[10]九个兄弟民族省区文艺期刊编辑工作会议[J].甘肃文艺，1980，（5）：4.

[11]谢冕：崭新的地平线——论中国西部诗歌[J].中国西部文学，1986（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