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党的保密工作为中国革命夺取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作出了特殊贡献，积淀了极其丰厚的红色资源。与此同时，党领导的保密科技工作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回顾革命先辈为我党保密科技发展进行不懈奋斗的动人故事，挖掘保密科技红色资源的宝贵价值，以期与大家共同汲取前行的力量，用勇敢与智慧、执着与勤奋谱写保密科技新篇章。

周恩来

周恩来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也是党和国家保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南昌起义之后，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要求全党转入秘密斗争。此后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的秘密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等保密工作文件，成为我党最早的保密工作文献之一。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周恩来即着手筹建保密机构。他指示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下设保密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内保密检查工作，并于不久后推动政务院讨论通过《保守国家秘密暂行条例》。1953年，为确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等16人组成的中央保密委员会。在主持召开中央保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五条加强保密工作的措施，包括重新确定保密范围、制定完善保密制度、加强保密教育等。这些措施为我国在特殊国际环境下，顺利实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尖端科技研发提供了重要保障。周恩来是守口如瓶、严守党和国家秘密的楷模。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起，他就严格遵守党的保密制度，就连对与他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妻子邓颖超也不例外。1927年，他先后领导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这两次事关革命成败的军事斗争，他没向妻子透露半点。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夕，周恩来特别要求严格控制核试验方案的知悉范围，多次强调“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并且以身作则，明确而严肃地说：“邓颖超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

朱德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参与指挥了大量战役，功勋卓著。

《兵经百篇》曰：“谋成于秘，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朱德高度重视保密工作，为中国革命成功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提供了重要保障。红军长征之初，为躲避围追堵截，保存红军主力，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多次强调保密工作，要求对于部队行动必须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隐蔽原番号名称，一律使用代号，行动方向绝对保密。正如他在《灵活运用红军战术原则》一文中所指出的，红军战术主要原则是：秘密、迅速、坚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原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下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改编后，朱德在部队开展保密教育，要求军中不得随便谈论人员、武器、党的组织等。针对日军大量特务混入八路军队伍的情况，朱德与彭德怀、傅钟向全军发出《关于保守军事秘密之训令》，要求“各部队深入进行保密教育……严格执行保密纪律”。皖南事变前后，面对严峻的国内形势，朱德与毛泽东对新四军提出极为严格的保密纪律，要求“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长期的军旅生活使朱德养成了极强的保密观念。他在家既不向家属子女讲党内和工作上的事情，也不夸耀自己的过去。朱德的外孙刘武回忆说，“他老人家的保密观念极强，有些密级很高的事情他连与他一起战斗一生的奶奶都不讲。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从解密的资料中了解到的。”

邓小平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他从早期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政西南，始终高度重视保密工作。

1927年春，从苏联回来的邓小平立即投身国内革命活动，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职责是“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承担的保密责任重大。為做好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密工作，邓小平严格按照中央“秘密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的要求，先后在上海经营杂货店、古董店等，在“职业身份”的掩护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出色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1929年，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秘密前往广西，领导广西的革命工作。他在当地实行“单线联系、秘密接触的联络方式”开展工作，有效减少了敌人对革命工作的破坏，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壮大，成功发动百色起义，并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此前，蒋介石集团在西南留下职业特务约8万名，这批特务在西南地区解放之时未受到彻底冲击，时刻伺机破坏新生政权。为此，邓小平非常重视保密工作，加强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和泄密惩罚，开展经常性的保密检查，组建强有力的保密机构，有效保障了西南地区的秩序和稳定。

邓小平特别注重保密工作法制化。主政西南时，他指示当时西南局秘书处制定《西南区保密工作条例》，使之成为规范保密工作的有力推手。改革开放后，随着窃密与反窃密斗争日趋激烈，在他的指示和关心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引领全国保密工作走上法治化道路

陈云

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全党享有崇高声誉。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陈云多次结合工作实际，对保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曾参与和负责中央特科有关工作，对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体会极为深刻。1935年，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写道：“每个党员应该不忘记多年来由于疏忽秘密工作而受到牺牲的血的经验教训”，并强调“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并且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非常注重国家财经机密保护工作。1950年，他同薄一波联名给中共中央并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关于冻结现金、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的电报，其中对有关“目前财经情况”“国家银行存款”等方面提及的财经数据，特别指出“不要下达”“下达者亦请他严守秘密，不得外传”。1951年，陈云主持政务院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草案）》等文件，并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处于帝国主义和战争年代，加强保密工作十分必要。保密工作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全面性工作。只有保密纪律，而无保密教育，保密纪律是行不通的，要两者结合起来。”

在工作生活中，陈云以身作则、模范遵守保密纪律。他与亲属“约法三章”：不搭乘他的车、不接触他的文件、不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据他的女儿陈伟力回忆，陈云从来不会把国家秘密向家人透露，或者把这些事情作为聊天的谈资和孩子们讲。即便在家，他也不允许子女随便到他的房间，尤其是里面摆着文件的时候。他对孩子们说：“国家机密你们不能知道，不该问的就不能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能知道，不该看的就不许看。”

钱学森

钱学森是我国国防科技的带头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他赤诚爱党报国、献身科学事业，不仅在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中立下不朽功勋，还在严守保密纪律上堪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1955年，钱学森放弃在美国的优渥条件，不顾阻挠、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钱学森先后领导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力学研究所，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机构；先后组织领导地地导弹、地空导弹、岸舰导弹和固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燃料导弹、运载火箭以及卫星研制试验等系列重大任务，带领团队不断突破尖端技术，大大加快了我国国防现代化步伐和航天事业发展。

钱学森长期从事涉密工作，养成了严密的保密工作习惯，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行踪去向严格保密，有时出差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做了什么。有一次，他的妻子蒋英一个多月都没有他的音讯，只好找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询问下落。作为我国科技界泰斗，经常会有部门向钱学森征求科技发展意见，他总是在完成后将征求意见稿退回原单位，从不保留。其他同志要发表他的书信，他亲自对所有稿件进行保密审查，并仔细修改。在严以律己的同时，他还经常提醒战友、同事注意言行，严守保密纪律。

钱学森重视保密，但又能够以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保密。1956年，我国在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时，大家对发展有线还是无线通信技术存在分歧。支持发展前者的主要原因是有线易于保密，而保密是军事技术的一项根本要求。但钱学森认为，有线通信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形式多样和灵活反应的要求，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极易遭到破坏。无线通信比有线通信具有更好、更广泛的适应性，保密问题完全可以设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实践证明，他的这一论断不仅推动了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为后期保密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淦昌

王淦昌是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科学与核武器研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国家核武器研制工作，他化名“王京”，“消失”十余载，默默践行“以身许国”的诺言。

1961年4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淦昌，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王淦昌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化名“王京”，加入到国家最高核心机密——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从学界和公众视野消失了整整17年。当时，王淦昌已54岁，正是从事物理实验研究的黄金时期，他在基本粒子和实验物理研究领域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只要他继续研究下去，会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参与原子弹研制后，王淦昌担任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王淦昌马不停蹄，又参与氢弹关键技术攻关，直至氢弹成功爆炸。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王淦昌白天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思想工作，晚上又到职工宿舍动员科研人员重返岗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王淦昌，在自然條件恶劣的青海基地，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把大家团结起来，精诚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多年后，回忆起当年毫不犹豫参与核武器研制的决定，王淦昌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1999年，王淦昌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