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蓉，韩舒婷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50）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进步，国家间的互动日益频繁，人们对文化交流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中国赴英留学生面临不同社会背景、文化机制的冲击，往往会经历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压力，产生一些误解或冲突从而降低交流的有效性，导致焦虑、抑郁、孤独和身份危机。

近期，英国本土内爆发了严重的大流感，患流感比率相比往年急剧攀升，严重影响了英国境内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中国赴英留学生在此期间也深受其害，除了流行病的爆发带来的健康危害，他们的跨文化焦虑原因也随之发生改变。

美国学者威廉·古迪康斯特 （William B.Gudykunst）[1]在跨文化交际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代表性理论——焦虑/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AUM）理论，AUM 理论探讨如何调节焦虑，消除不确定性，从而进行有效交际。古迪康斯特用两种类型的理论陈述构建自己的AUM 理论阐释框架，他认为理论由定理和原理组成。定理是直接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命题；原理是定理的逻辑组合，其中8 个变量论述了AUM 理论中的24 个跨文化公理和50 个跨文化定理，该理论认为这8 个变量与焦虑和不确定性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客居国文化知识（knowledge of host culture）、共享网络（shared networks）、群际态度 （inter-group attitudes）、 思维定势（stereotypes）、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文化相似性（cultural similarity）、有益接触（favorable contact）和二语能力（second-language competence）。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基于AUM 理论进行了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赫利特和威特[2]的研究基于AUM 理论，以国际学生作为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建立了EPPM 模型，得出的结论证明此模型可以应用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当中。在国内，张卫东[3]、谢娟[4]等学者基于AUM理论将跨文化交际与教学、演讲等联系起来，为跨文化交际、竞赛及外语教学提供了指导性的建议。此外兴越[5]、魏雁楠[6]等人基于AUM 理论调查了中国赴美、日、德留学生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焦虑，结果表明AUM 理论中客居国文化知识和二语能力为焦虑性影响的主要变量。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该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及访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参照古迪康斯特在1990年研究中的问卷设计对该问卷进行设计修改。其中，问卷调查的参与者是目前在英国高校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就读的中国硕士研究生，共发放问卷90 份，收集到有效问卷78 份。问卷调查对象中男性40 人（51.28%），女性38 人（48.72%），所有参与者年龄在21～25 岁之间，他们都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汉语作为母语，且所有问卷参与者都通过了IELTS 测试，分数均在6 分以上，具备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

问卷由3 个主要部分组成：个人信息统计、单项选择和开放性问题。个人信息统计部分包括性别、年龄统计、赴英时间；单项选择题的设置以流感爆发期间的沟通焦虑测试为主，问题背景参照古迪康斯特在《跨文化交际理论构建》[7]中设置的八种沟通情境（如表1 所示），它们分别与AUM 理论中八个变量相关。研究主要采用Likert 五级量表测查研究对象的跨文化焦虑程度，以8 个变量为基础，将影响焦虑情绪的变量依次从高到低排序，探究影响焦虑的主要变量；开放性问题将随机抽取20 人进行线上语音访谈，调查他们在面对焦虑时采取的具体措施。

表1 八种沟通情境对应的影响焦虑的8 个变量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大流感时期留学生沟通焦虑调查结果

以AUM 理论为基础，本研究问卷第二部分（单项选择题） 主要调查了流感爆发期间影响中国留学生焦虑程度的主要变量。利用Likert 五级量表测量焦虑程度，数据统计结果将按照焦虑程度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焦虑程度得分表

统计结果显示，“二语能力” 影响沟通焦虑的程度最大，最大值为4.78，“文化相似性”影响沟通焦虑的程度最小，最小值为1.64；大流感期间中国赴英留学生焦虑程度平均值为3.05。数据结果显示二语能力与客居国文化知识是导致中国留学生焦虑的主要变量，结果表明大多数参与者认为英语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他们沟通焦虑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他们对英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在流感未爆发时期，影响留学生跨文化焦虑的主要变量亦为二语能力和客居国文化知识，说明大流感并未改变影响中国留学生跨文化焦虑的主要变量。

2.2 大流感时期留学生跨文化焦虑分析

通过流感爆发期间留学生跨文化焦虑的调查发现，大流感影响中国留学生焦虑的主要变量与流感未爆发时期相似。但通过对访谈结果的整合分析发现，此期间留学生由于网课形式与英国教师存在一定的沟通障碍，以及由于英国人对待流行病的不同态度从而产生社交焦虑。

跨文化交际往往是通过言语和非言语两种形式进行的，其中至少65.00%的交际信息是由非言语方式传递的[8]，非言语行为具有更真实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表达情感等功能[9]。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非言语行为的作用也不可忽略。而受英国大流感加之疫情的影响，英国高校选择由网课代替线下课程的形式进行授课，网课大多由教师线上教学以及学生记笔记的形式进行，授课期间教师和学生缺乏非言语交际使沟通障碍增加，导致留学生学习效率降低，从而焦虑感增强。

此外，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和态度，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在大流感期间中英两国媒体和民众对待流行性疾病的不同态度凸显了文化差异。例如，在大流感爆发期间，口罩是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必备的日常用品，从交际角度看，口罩属于客体语言，客体语言一般指具备实用性和交际性的双重功能的个人用品，可以传递非言语信息并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特性，而在不同文化下其传递的信息和含义也不同[10]。口罩功用在英美国家的内涵为医用物品，仅供患者和医生专用；从文化背景上看，英国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社会审美倾向于健康强健的体魄，而把体弱多病当作一种羞耻，对作为生病符号之一的口罩存在忌讳。因此，在英国人看来，即使在流感爆发期间戴口罩也是患病的表现。而在中国，口罩的应用范围较广，不仅用于医务人员和患者，还可以用于普通大众的疾病防护。戴口罩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不但能阻断疾病的传播还能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因此大流感时期中国留学生戴口罩出行时，往往被英国人视作是感染疾病的表现，难免不受到排斥。通过访谈发现，大多数留学生经历过因戴口罩受到不平等看待而感到不自在，从而影响表达，降低沟通有效性，焦虑感也随之增加。

3 留学生跨文化焦虑情绪管理措施调查

研究设置了问卷第三部分开放性问题，收集个体在面对跨文化焦虑时主要采取的措施。结果发现，除了有意识地锻炼英语口语能力，例如：多参加当地社会实践、结交英国本土朋友、适时适当地增加与当地人交流的机会等； 以及在当地新闻网站、 电视节目、Instagram 和YouTube 网站中了解英国本土信息，以此增强对英国文化的了解。此外，在大流感期间，大多数留学生主要通过有效的情绪管理来缓解社交焦虑。当面对单一的网课形式和负面的新闻报道时，大多数受访者选择在课程当中更加专注于授课内容，避免纠结、抱怨因网课形式和日常课程模式带来的差异，并通过科学可靠的媒体获取信息，控制自己每天投入关注负面消息的时间，以免沉溺于负面情绪之中。

4 研究结论

对英国大流感爆发时期中国赴英留学生跨文化焦虑调查发现，AUM 理论中二语能力与客居国文化知识为流感期间影响中国赴英留学生跨文化焦虑的主要变量，同时发现大流感对他们的影响多为心理焦虑和情绪焦虑。影响流感爆发期间留学生沟通焦虑的主要原因为网络授课形式的影响，中国留学生与教师之间沟通障碍导致的学习效果不佳； 以及留学生与英国人对待疾病不同态度造成的跨文化焦虑。大多数留学生除了选择有意识地锻炼英语口语能力，以及增强对英国文化的了解之外，在流感爆发期间主要通过有效的情绪管理来缓解社交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