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突发灾害博弈的历史，水火，地震，瘟疫，天灾人祸，如影随形。国家的形成，也让突发事件产生了升级为公共事件的可能。人类有“避苦求乐”的天性，对于灾害的伤痛会在潜意识选择淡忘。而现实是，每位当时及以后的社会成员，都是默认的“未来可能”受害者，如何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对其记录并重现，是全社会绕不开的话题。在传播技术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选择了大众媒介作为思考过去最具影响力的记忆图式框架，并不断改变着公共突发事件记录与记忆的模式。大众媒介对国家公共突发事件记忆如何构建，人们如何通过媒介传播诸多记忆及其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也逐渐成为显性话题。

关键词：国家公共突发事件;媒介构建

一、突发灾害事故记忆研究概述

集体记忆的概念，源起可追溯到涂尔干的“集体记忆”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记忆可形成共享模式，从而对全社会成员产生凝聚力，进而实现维系社会的目的。关于其作用和特征，哈布瓦赫（Halbwachs）认为“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构建，是共同创造的结果，社会性是集体记忆的核心特征”[1]。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公共事件自然进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在大众传媒的社会实践中，媒介不仅为受众接触和参与集体记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工具和途径，而且将集体记忆的传播学研究推向记忆研究新范式。

根据《国家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界定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经济安全风险事件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发展造成企业严重社会主义危害，需要通过采取应急措施处理的事件” ，根据中国社会危害程度、影响研究范围和其他相关因素，可以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体四级别，根并按照诱发原因分四类，即自然灾害、意外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2]。本文的研究范围界定在自然灾害类和事故灾害类的范畴内。

从现有资料和经验看，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可以通过大众的口头传唱吟诵、纪念活动、大众传媒等形式传递下去，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媒体刊载、历史研究文献、纪念碑（馆）、纪念日、民间传唱和其他特定表达形式等，再现灾难、悼念逝者、铭记教训，以达到“减灾防灾”的目的，实现增强社会成员的防灾意识和防灾能力的预期。

二、对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记忆媒介研究的兴起

当国家公共事件可以通过各种形态的媒体，以相对比较固定的常规管理模式反映出来时，也会对以记者为主的媒体从业者和各地域与阶层受众产生相应影响，从而形成特定感知和理解，并在人际交往关系中跨越时空传播。因此，大众传媒自然而然成为承载灾难记忆的工具之一。

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和文学、影视等艺术教育，用多重方式表达了公共事件，形成了当代社会对于历史认识和现实记录的主要记忆图式。大众传媒不仅作为近代人类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提供者之一，而且也是帮助我们认知和思考过往最具参考性和影响力的图式框架之一。由于大众媒介在个体与集体不同记忆层面发挥了作用，使得集体和个体对于公共事件的记忆，无法摆脱传媒而单独存在。因而，促成了对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记忆媒介研究的兴起。

三、研究热点：传媒对灾难记忆的构建主题与方式

从我国相关文献的现状出发，传播领域研究灾难记忆的媒体建构，主要集中研究是媒体如何唤起、记录、表达和传承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记忆，进而这些记忆如何发展成国家和民族为中华民族和民族共同记忆的研究方法，即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记忆的媒体再现与重塑。

（一）自然灾害及研究重点：再现与重塑

根据《国家公共全事件进行总体应急预案》分类，自然灾害主要内容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关于灾难记忆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领域，分为两类：

其一是围绕灾难报道和记忆再现开展的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作为“他者”，见证和叙述的同时进行观察和复述。《南方周末》从2008年5月15日到5月29日的连续三期报纸中，按时间顺序，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呈现了不同侧重点。张辛、黄英平认为：地震发生时段——2008年5月15日，这期的报纸仅有几个版面是有关地震报道的，头版注明“本报记者5月14日晨徒步走向震中汶川”，表明由于时间和交通等客观原因，记者向灾区的实地报道相当困难，因此少有深入报道，但是第三版《生死瞬间人性展现》一文，奠定了报道的主题框架：“对生命的关爱，对人性的尊重”，体现了对大灾中人性的关注;救援进行时段——2008年5月22日，这期报纸打破了常规的排版方式，将36个版面分为九个板块，围绕“抗震救灾”主题，进行大篇幅报道，达到了本次灾难报道的高潮，各个板块始终统一指向“人”——受灾的人、抗灾的人、救灾的人，始终以“人文关怀”贯穿于整体报道中，并以正面报道为主要基调，凸显整个国家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凝聚力，加之国际社会对我国救援行动的关注，因此，媒体的报道力求营造这样的积极氛围;救援行动尾声——重建阶段，在2008年5月29日这期中，五大板块分别是学校之殇、重建之思、水火之紧、返乡之困、灾区之大，与上一期相比，减少了16版，几乎近一半，此阶段已由“全国哀伤，抗震救灾”转向“擦干泪水，重建家园”，并更多聚焦与灾难中和重建中负面事件报道和理性思考，延续了《南方周末》一向秉承的“以舆论监督展开深度报道”的媒体风格和报道特点。在此期间，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出现，需要有权威力量出现[3]，因此舆论开始转向对灾区重建的更多思考。

刘培培对《人民日报》上玉树地震主题相关报道和评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在该话题中，成功地进行了议程的设置，引导了舆论，有效地进行了宣传。《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针对地震灾害发展的评论文章，例如，灾难发生时，民众处于一种恐慌状态，这一时期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救灾动员和呼吁人民团结抗灾上;在灾害蔓延期，主要集中在慰问、抗灾以及灾民的安置问题等;后续评论则是关于灾后重建、典型人物事迹总结报告等方面。在安抚受众情绪中，在有效引导舆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4]。

作为灾难影像记录的新闻摄影的参与，有助于让媒体功能充分作用于实践。在汶川抗震救灾报道中，《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等新锐媒体把图片编辑部前移，媒介也在新闻摄影报道中，将特大地震的报道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直到一周年纪念日过后的半个多月内各大报纸的版面上仍然还能看到有关的新闻照片[5]。

2016年入冬的雾霾，横扫了超七分之一国土。《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两份报纸分别对雾霾天气变化情况给以了持续不断的关注。从关注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政府高层或宏观经济因素，忽略了对社会公民中雾霾亲历者的聚焦，少了些人文情怀。缺乏公共视角和报道中对“人”本身的关注，传播效果的力度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党报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周报应在社会关注政府作为和宏观环境问题的同时，增加以普通民众为主要对象的内容，将雾霾问题与社会公民的活动和利益结合起来，加强雾霾报道的传播效果[6]。

2018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各大媒体均抓住这一重要结点开展新闻报道。黄月琴研究后发现，在媒介对灾难的仪式化构建中，权力与媒介共谋，用“心灵鸡汤”唤起情感认同，用集体规训方式对社会记忆产生影响，增进凝聚力和团结感，而这种共同情感通过仪式化的共享和传播，带来精神的神圣感和升华感，有助于强化政治文化和社会认同[7]。

其二是媒体如何重塑灾难的研究，即利用各种文艺创作形式塑造灾难记忆。汶川地震后，国内影视界推出《生死时刻》，《重归杜鹃》，《妈妈别哭》，《生命的托举》，《72小时》，《倾城等5+2》，《汶川不相信眼泪》等剧情片，以及《人民至上》，《汶川168小时》等纪录电影，人物范围涉猎广泛，在反映极端环境下，剧中人和受众的特定记忆，调动了多种视听手段，采用戏剧性手法，重现灾难或是凸现大环境下人性的真实与丰富。

（二）事故灾害研究

生产企业安全管理事故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而发生的。突发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显著性和不确定性，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直接影响到公众舆论和政府权威。

灾难报道的新闻框架构建方面，闫岩的研究发现，框架随事故发展显著迁移，并具有显著规律：一是政治话语（救援和处理方法）随内部消长变化，但仍主导事物的媒介呈现;二是技术规定的持续稳定所传达的特大事故技术中，功利化取向与体制规定的最终退场或（被）收编;三是个体故事（包括构建受害者个体故事的人道主义框架和救援者个体故事的道德框架）的最终遗忘;四是经济框架的涨势，未来可期[8]。

在官方救灾话语结构体系的演变中，灾难事故报道中，“受害者-救援者共同体”几经演变，报道的呈现方式，从凝聚、分化到退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治权力放弃了对社会民众政治认同的动员，而是相反，官方媒体始终致力于对共同体意向的构建，只是载体出现了变化。当重大事故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投射，社会报道逐渐失去政治意义，降格为一个技术性或程序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国家公民共同体的任务，已经从以往的重大事故报道上转移到对其他问题的报道中。[9]

2010年7月16日18时20分，一艘30万吨级外籍油轮在大连新港附近卸油操作过程中，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直接引发原油输油管线爆炸，并导致部分原油泄漏入海。大火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会直接威胁到不远的大连城区。当地2000余名消防指战员，连续奋战15小时，成功扑灭爆炸引发的大火。救援过程中，一名消防员牺牲，一名消防员重伤。“7·16”大连输油管道爆炸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原油管线储罐爆炸事故中救火难度最大的一次，这次成功扑救也创造了世界消防史上的奇迹。事后，1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起诉，29人受到相应的党和政府纪律处分。根据作家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最深的水是泪水》改编的电影《烈火英雄》于2019年上映，对事故进行了再现和重塑。作为国产灾难电影，《烈火英雄》采用了惯常的现实主义表达。电影作为近代社会常用媒介，在建构对灾难的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等方面提供了可参照性，强化了大众的集体记忆同时，也降低了记忆风化的风险，加固了媒体形态与受众之间的黏合。借助灾难片对集体记忆的构建，使我们不仅可以利用艺术化的形式、先进的数字特效技术来进行宏大叙事，还可以充分借助微观视角作为切入点，通过捕捉角色下的个体特征，触发社会成员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共鸣共情，进而更便于大众对灾难的集体记忆进行传承和传播。作为事故灾难的救援工作主体，“逆行者”消防员变成了《烈火英雄》中的真英雄（为国为民的牺牲者），这里的英雄指涉不仅可以指电影中的，更指向现实中的消防员全体，从电影中的英雄文化符号升华成为一种意指内涵，关联起的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期许与褒扬。

四、研究走向：灾难记忆数字化

以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为主导的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对时空和权力关系的看法，也促使社会成员对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书写方式发生了蜕变。多媒体对人类记忆进行再生产和再定义，然后对其进行编辑和存储在一个虚拟空间中，其中的内容继续被各个“终端”接收者作为认知工具加以识别，由此引发了对突发公共事件构建研究新趋势的思考。目前国内学界对灾难数字化成体系的学术问题分析研究并不多，仅集中于网络传播媒介技术管理和应用范围。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灾难现场的图像、视频或文字等内容第一次被上传到互联网的“公域”和“私域”，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的纸质和电子版本，经过时间沉淀，逐渐从个体发展到集群，内化为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存储空间和建筑模式基本上已经改变。网络条目的编辑、数字博物馆和纪念馆的建设，使灾难记忆从物理学习空间转移到了一个虚拟环境空间，数字化管理已经可以成为我们一种更加便捷、高效的认识和回顾工作方式，为完善、扩展和重塑灾难记忆、重构和增强灾难记忆、通过研究虚拟空间构建新感知，最大化利用空间势能的前瞻性建设。

五、结语

国内外关于突发公共事件与灾难记忆的媒介建设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存在对文本的重视和轻量化，媒介对大众记忆的塑造研究多于受众对媒介反向流动研究，对过程的分析大于对效果的分析等不足。所以在系统的、历史的、生态的视角下，进行灾难记忆的媒介构建和研究，成为我们以后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方向，比如针对目前公共突发事件的灾难记忆与媒介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如何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通过大数据绘制出网民的公共突发事件记忆，并对其变迁及与官方记忆的异同比较结果之间进行不断深入探讨;如何对比同一事件的全球记忆与本土记忆等等。

参考文献

[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等，郭金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222-230

[2] 国家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Z]北京：国务院，2006

[3] 张辛，黄英平. “5.12汶川大地震”媒体报道的框架分析——以《南方周末》为例[J]. 现代经济信息. 2008，（07）： 91-92.

[4] 刘培培. 浅论灾难性事件报道中新闻评论的重要性：试以《人民日报》玉树地震评论为例[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8）：72-73.

[5] 于文国. 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成功实践：从汶川特大地震报道看我国新闻摄影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与运作创新[J]. 新闻战线.2009，（09）：89-91.

[6] 苏敏哲. 雾霾报道的新闻框架构建分析：以《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为例[J]. 新闻与传播视听. 2017，（09）：145-146.

[7] 黄月琴.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训：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9）：114-118.

[8] 闫岩.新世纪以来我国特大事故的媒体框架构建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7，39（03）：32-40.

[9] 闫岩，王冠宇.共同体的凝聚、分化和退场：建国以来官方救灾话语的共现结构之演变（1949-2017）[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25（10）：97-110.

作者简介：何卓旎（1979—），女，满族，上海黄浦，上海市消防协会网 网站站长，本科，上海市消防協会，传媒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