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卉

摘要：老龄化正成为引起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重大的全球性趋势，是人类前所未有的课題。如何能帮助老年人提高生活品质、提升幸福感是政府组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当社会处于风险时期，如何帮助老年人解决特殊时期的生活困境，更是衡量政府组织社会风险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本文从当下老年群体面临的困境出发，从技术权力的视角探讨其困境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技术权力 ; 老年人群;  生活困境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成为了成为各行各业关注的重点。如何在面临长期风险的同时维持正常的生活，其研究涉及到社会治理、人居环境、企业发展、传媒产业、教育改革、消费行为等各个层面。虽然行为主体各异，组织期待也不尽然，但在策略选择上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依靠技术力量，以数字化转型为主导。

从2020年两会期间的人大代表的提案中，也可以窥视到这一现象。例如：马化腾结合产业互联网在防控、复工复产复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加快制定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壮大数字经济;建议发挥“互联网+”优势助力“后脱贫时期”乡村振兴，加大新基建在农村地区的部署和投入，让广大农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提议开放人工智能平台、加强人工智能应用;雷军提议发展卫星互联网“新基建”建立灾害预警智能物联网，丁磊提议加快支持数字文化产品出海、数字音乐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可见，面对风险社会，组织更加期待借助数字新技术来应对风险和优化社会治理。

1、数字新技术与老年群体的生存困境

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约1.91亿。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中叶前，我国老龄化进程将不断加速加深，预计到2035年， 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将突破3亿人。

与老龄化相伴而来的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数字新技术革命，正以空前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态。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信息技术发展，以抢抓数字机遇作为中国未来发展优势的重大战略。然而，数字新技术的发展在带来机遇和红利的同时也对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带来了新数字鸿沟。

由于老年群体受技术、制度、文化与自身因素制约，他们较之于其他群体在信息技术拥有度、应用度上有着巨大差异，从而主动或被动地与数字信息化时代脱节，沦落为“数字难民”。特别是在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中，情况尤为凸显。老年人由于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练，对新技术不了解，在注册健康码、线上预约挂号以及在获取防控相关信息方面陷入窘境。

除了日常生活中遭遇技术困境的表象之外，由技术落差、信息落差、知识落差导致的贫富落差和阶层分化将随着社会整体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日益深化。从本质上看，老年数字鸿沟来源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科学技术进步发展不协调所产生的发展问题，也是老年群体技术权力丧失的体现。随着新时代对新技术依赖的逐渐增强，老年人群技术权力的弱势会越来越凸显。如何保障老年人更好的享受数字红利，是我国科学技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2、数字技术与技术权力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它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就其原初性而言，技术仅是人类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技巧和艺术，并没有渗透到权力之中。随着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日益增大它很快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并被权力所肯定。

技术权力是指技术的社会功能，人们与技术交往愈加紧密，表现在具体的权力形态上，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技术权力。

福柯认为：“权力……是人们赋予某一个社会中的复杂的战略形势的名称”。从这个角度，权力就是众多力的关系集合体的表述，不仅是局限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支配性力量，更是社会关系领域中的行为方式与行为力量。马克思关于机器权力的探讨，开启了对技术力量异化为权力的批判。他认为技术既有肯定性的“解放”力量的意蕴，也有着否定性的“控制”力量的意蕴。此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集权诉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社会”、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芬伯格的“技术代码”、劳斯的“知识权力”等论述中，都涉及技术权力问题。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开始规范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领域，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宰执世界的力量。马尔库塞也认为在技术环境中，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个系统吞没或排斥了一切选择的余地，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合理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技术与权力的紧密关联，就不仅体现在技术的使用之中，更体现在技术的设计之中;技术的权力不仅与技术的使用论相关联，更与技术的认识论相关联。这里的技术“权力”不仅体现的是政治结构的支配性力量，也包括更宽泛意义上的认知方式与行为力量。

3、技术权力弱化与数字鸿沟

“知沟理论”（Knowledge Gap Theory）是关于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理论。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纳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知沟”带来的知识不对称，除了一般的外在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内在因素的障碍所致。主要包括：时间障碍、空间障碍、技术障碍、语言障碍、知识结构障碍等。其中，技术障碍是指由于我们无法联入大量存在的知识网络，无法解读和共享目前许多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知识，如计算机和网络中普遍存在的已加载重重密码、权限和口令的知识信息，无法利用知识管理技术超越时空的限制与其他主体之间进行交流和互动造成的“知识鸿沟”。而知识鸿沟最终会影响到社会分层、社会权力与社会信任。可见，同中轻年人群比较，造成老年人群生活困境的本质原因是内在因素障碍引发的“知沟”，特别是技术因素。

数字鸿沟与知沟假说一脉相承，知沟着重于在大众傳播中形成的知识差距，数字鸿沟特指在数字传播时代，不同群体使用媒介的能力不同以及媒介内容获取行为不同而形成的信息获取差异。依据不同的形成原因Riccardini和Fazion将数字鸿沟分为接入沟和使用沟。接入鸿沟主要体现在接入端的不平等，使用沟的主要集中在不同群体使用网络的目的以及网络活动的内容方面。

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远远超越了简单的接入问题，他们在互联网使用的范围和强度上与中青年人都有显著的差异。在使用沟层面上，数字时代的来临，老年群体在智慧出行、健康医疗、生活服务、休闲娱乐等方面都出现不同的使用沟问题及表现。在日常出行中，由于智能手机使用不熟练，老年人打不到车、买不到票的状况比比皆是。

中青年人能够系统地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生活的多场景并受益时，老年人只会使用简单的应用程式，也并不能将数字新技术作为表达意见的工具。而今，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变量，由数字鸿沟导致的知沟的产生将会重塑社会阶层化机制，势必也会带来权力的异化。

数字化和老龄化叠加而产生的老年人数字鸿沟议题，其重点是要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在运用智能技术时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2020年11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指出到 2021 年底前，围绕老年人出行、医疗、消费、文娱、办事等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推动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更加普遍，传统服务方式更加完善;到 2022 年底前，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便捷性不断提高，线上线下服务更加高效协同，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为加深对老年群体数字鸿沟而导致的生活困境有更深层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赋权理论出发，弥合技术权力弱化造成的知沟。所罗门·阿希认为：“赋权”就是协助受到社会压迫甚至被边缘化的群体对抗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对待，同时减低个人的无能感的专业活动。赋权可以被看成是动机性概念或关系性概念，可以从个体心理与社会关系两个角度对赋权进行界定。从个体心理动机角度看，赋权是通过提升强烈的个人效能意识，以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如果从社会情境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赋权可以在对话、传播中得以实现，从而使整个老年群体的社会权力结构更趋公正。

总之，对老年群体技术权利弱化而导致数字鸿沟问题的关照和解决，一方面考验着政府的主角担当，如何强化政府的职能借用社会力量善待数字化时代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也是对科技的“社会温度”的测量，它拷问着数字时代的科学技术如何向善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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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武汉研究院开放性课题IWHS2020208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