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诗妍（1998-），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

摘 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生命政治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的“自由主义”，解释生命政治的内涵以及生命权利的运作机制，探究了二者的共性和异性，其共性在于二者内在运作机理都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由流转的逻辑规律，而其异性主要是二者对于“自由”和“人口”的定义存在分歧并导致各自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不同。本文将用生命政治的时代性特征和资本的安全机制分析当今网络生命权力，和中国三孩政策所关乎的生命权力机制，并据此得出结论，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仍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自由;人口;生命权利;政治经济学;中国实践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11.057

1 生命政治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自由”和“人口”的认同

“自由”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不受限制和阻碍。18世纪所理解的自由，就是人口迁移流通的能力，而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包括在道德和精神层面治理人、考虑人的利益、尊重人的需求。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运作的基本方式，也是生命政治的一個“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在历史发展中，“自由”使二者的轨道大体重合，他们的共同内涵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基于同种程度的调节。二是这种安全机制都赋予他们内部个体自由并限制个体自由，我们可以称之为“异化自由”。三是在社会治理和资本运作的过程中，都认同将“人”抽象为统计学概念上的“人口”。

1.1 都基于“自由”来发挥调节机制

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就是让市场用远优于政府运行效率的方式，减少对私营经济的干预，比如价格、生产、消费等，从而使经济运行得更好。生命政治虽没有直接提过资本压榨，但其中的事物运行机制都脱离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逻辑。福柯指出自由主义的游戏就是“让人们自己去做，有东西通过，东西移动，任其自由，放任不管，这意味着，根本上要做的事情是让现实自我发展和前进，根据其自身的规律在它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其原则和机制就是现实的原则和机制”。生命政治赋予人这样的自由，放任人们自由地去行使生命权力，放在资本的框架中，人就相当于市场的“私营经济”，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资本市场。这种调节的成果就是，不论是在政治治理还是经济运作模式上，都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化的收益。

1.2 同样的异化“自由”

“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实际上乃建立在生命权利所展布的安全装置上，并且以其为限度。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术’”。这就是在自由意义上的“自由”并以其为限制，人们根据自己的本性行使自由的权利，因此“生命权利”就是通过对生命在安全机制的维度上去调节从而使社会达到平衡和消除危机。“福柯所谓生命政治的诞生正是对于隐入市场背后的资本对于人及其生命仁慈‘圈养的揭示。’”“自由”在生命政治中的运作原理和一系列的权利机制挂钩，权利的任务就是为了保障权利。它与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的本质相同，即都通过一种无形的操控去实现社会的自行改良。

1.3 对于抽象的“人口”的认同

围绕生命权利布展，福柯提出“人口”这个在生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对象。数字上的“人口”和真实的人组成的“人口”，这意味着鲜活的个体已经不再重要，福柯的治理术就是要从这种抽象的“人口”概念入手。恩格斯曾肯定马尔萨斯的论述，他的肯定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从数字上的人口来说明一定的政治经济学事实，认为人口过剩导致社会冲突，而这项理论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必要过渡，为社会变革提供有力的经济证据，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也曾写过《人口论》这篇经济学的专著，人口被定义为一种抽象的量的概念。其粗暴的指出为了达到社会的平衡应该消灭过剩人口，认为贫穷就是犯罪，“用无痛苦的办法把穷人的孩子杀死，……把贫穷宣布为犯罪，把济贫所变为监狱——这正是英国通过‘自由的’新济贫法”。这样的论述是生命政治的一个初始形态，然而却在阿甘本的论述中达到了一种非常激进的状态。从而导致生命政治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待“人口”有所差异，这一点笔者将会在后文进行具体阐述。

福阿的生命政治的走向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导致雪崩，而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是像龙卷风一样内卷式上升的。政治经济学直指问题实质：私有制带来的竞争关系类似于一种屠杀，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所谈及的也是对生命的“调节性控制”，这种生命权力技术就是对个体生命进行调解和矫正，其工具是教养技艺，包括道德教化、行为矫正等，最终减少犯罪，达到人种优化的目的。但是并没有限制在这一层的权利安全机制的操控下，人们可以如何行使自由。他和政治经济学不同，他肯定这种自由带来的结果，而政治经济学看到了这种自由的弊端，从而寻求在自由压榨下的解放，可以说二者的轨道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个岔路口却奔向了不同的地方。

2 于“人口”的分歧和二者在“自由”发展道路上的不同走向

二者在对“自由”和“人口”的初始概念上是没有分歧的，出现分歧是在事情运作的过程中导致了不同的走向。所以下文主要阐述三点不同。一是对待抽象的“人口”的处理方式的不同;二是两者所强调的“自由”基于的现实条件不同;三是在“自由”框架之下产生的竞争最终导致两者在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不同。

2.1 对待抽象“人口”的处理方式的不同

虽然生命政治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认可抽象的“人口”，但他们对于“人口”的处理方式是大相径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针对“人”的治理，强调“个人”，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存在的。而福柯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将数字上的“人口”概念，完全用在了真实的人组成的人口上，福柯从整个社会出发，为了社会的优化不择手段，让人口的自然性自行选择，人口固有的那种其繁衍超过可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将这一点展现的过于极端，认为“永远是整体人口的安全而非个体的安全是国家治理的最终落脚点”，这也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阿甘本收到强烈指责的重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福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意在优化整个社会。虽然二者都肯定人道主义，只不过人道主义精神是贯穿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的，而生命政治的道德和人道精神-例如不同于规训的教养技艺，比如对神学中牧羊人对人引导的一系列阐述，比如关注“怎样更好地活”的问题，这些论述都是处于一定高点，自上而下压制并让人无意识地接受“调节”，福柯指出“规训在个体的身体上实施，安全在整个人口上实施”，可见生命政治的安全机制是在整体上调控，并不对个体过多干预，人口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其中的生命个体可以自由流动，它默认了社会的残酷竞争。福柯也并没有在生命权利中过多谈及阶级对立这方面的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对人做出了鲜明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划分。生命政治中是“人口”内部竞争，而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意义上的“人口”属于一个阵营“讲求团结一致”共同发展。可以说生命政治最终服务于国家，而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落实在人民。

2.2 二者所强调的“自由”基于的现实条件不同

生命政治的“自由”是由至高权力向下赋予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是基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自下而上推动的。

福柯所称的“自由”是国家伸出多只触角，虽然不是对人肉身的惩罚，而是间接通过调节、监视等自上而下地对生命进行操控和内化，正如柏拉图所指，立法者不可能一辈子坐在每个人边上，给他们规定做什么事，并告诉他们怎么做。国王的臣民所受的文化和教育与受他们领导的人是接近的。 福柯也将这称之为“知识—权利”，通过知识教育，使人口形成规范内化进而自由流转，最终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是受生产力支配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靠这种生产力进行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发展只在下述情况下才成为可能，即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 ”，而这其中“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的人”只是暂时被排除在发展之外，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后，这部分人还会被纳入进社会发展之中。

2.3 “自由”框架之下产生的竞争最终导致两者在历史发展方式上的不同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强调由生产力决定人会获得何种程度的自由，他不会像福柯那样的超范围自由，夸大自由，福柯的自由另一方面是让人口内部互相筛除，強者击败弱者，适者生存。

“商业是合法的欺诈”，所以当福柯讲到关于粮食短缺不进行干涉的例子时，上述的商业原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最终自由贸易会使社会粮食短缺回归常态。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幻象，国家的安全机制换句话说是纵容权利阶级对普通市民采取合法但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这种类似幻象的粮食短缺现象，最后淘汰了一批人，即弱者，从而整体局面的改善就是由那些在此事件中的获利者扭转的，这一直都是资本力量在起作用，是知晓信息的商人运作的结果。或许我们可以看到福柯通过安全机制使社会优化的成效，但其中牺牲了一些人的利益，其中暗含的是激烈的竞争，不顾良知的竞争。比如企业家给工人自由的工作时间，并不通过规训的方式限制他们，能者多劳，会根据加班时长进行奖励，逐渐的工人之间形成了竞争，“较强的工人把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把较小的资本，较大的土地占有把小土地占有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事实上，在自由的框架下，政治经济学否定竞争，意在消除竞争，而生命政治是默认肯定这样的竞争从而达到“人类”优化，它会刺激安全机制中的某些要素，使人口重新整合，这其中淘汰的就是阿甘本所说的“赤裸人”—通过筛掉“坏的”来使人口达到最好的状态。所以福柯的这种自由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因为它是被社会上掌握大多数资源的人所主导的。

最终发展方向是不同的，前者革命，后者变革。福柯的生命哲学是利用这种自由进行内部竞争，人口中的个人直接可以任意选择组队相互自由竞争，并维持这种自由安全机制带来的秩序，而马克思恩格斯是意识到这种自由后对其进行批判，并寻求突破，使被压迫者获得解放。

3 生命政治在中国实践中继续延续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资本运作方式更为理性，也有一系列无形的力量在约束着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通过建立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各种安全技术，生命权利旨在降低人口所面对的各种外在与内在的危机或风险，并用总体平衡来确保人口的安全”，福柯的安全机制意在使人达到规范化的状态，在现今社会规范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通过知识—权力这样的连接，整个人口已经是一种足够优化的状态，但是出现了一种例外情况，那就是在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每个人都可以用网络发挥自身的潜力，同时我们的微观权力也在通过网络被各种力量资本操控，个人信息和任何一次点击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们应该完善网络生命的安全机制，思考安全机制如何保护我们在网络上的生命权力。

当今的网络威胁是非常多样的，并且其发展变化趋势迅猛，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网络更是将触角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从国家和个人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在这一次的互联网浪潮中，维护好国家和个人的网络生命权力。对于网络安全机制的建立，笔者将从两个方面讨论，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即从国家层面讨论，国家网络安全是在国家间网络冲突的大背景下探讨的问题，“简单地说，国家间网络冲突是扩展到网络空间的国家间敌对活动”国家间网络冲突是没有国界的，而且会间接影响到参与网络活动的无辜群众，网络巨大的触角会延伸出无数个微小的分支，所以要建立网络生命的权力的安全机制，一定要处理好国家间网络冲突，才能将保护网络生命权力的安全机制渗透到网络空间的底层大众中。

“同时，大国间围绕网络安全的战略博弈日益激烈，造成网络空间治理处于失序状态”，面对以上背景，中国应该着力加强网络防御，构建好国内完善的网络生命权力安全机制，中国可以做这方面的先驱者，在建立完备的安全机制后再扩展到国际社会。比如出台网络人权的相关立法，自上而下约束整体，就如福柯的规训机制，再在整体的大范围内，规范个体，形成自上规训，自下规范的针对生命权力的网络安全机制。

自下而上则是从个人网民的规范性谈起，中国应该在年轻的一代中普及网络安全教育，像生命政治一样进行真正的知识—权力渗透。由于网络的飞速发展，国际法已经很难跟上其发展速度，国际规范也不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那么中国就应该在新一代中将网络安全机制下放，深入人心，严加管控网络舆论环境和技术使用条件。

另外根据中国现在的人口大环境，建立网络安全机制是可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人口低速增长、老龄化加速以及低生育率时代。中国出台三孩政策已与过去的社会不同，当今社会中国的人口，尤其是有条件生三孩的家庭，已经可以很容易做到生命的“规范化”状态，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化劳动力，加大力度在新一代中灌输网络生命权力的合法合规形式和网络安全机制的维护。

从关注人口出生率和福柯的生命权力角度出发，国家在出台三孩政策的同时还颁布了相关配套政策，这些政策都是为生命服务的，所以三孩政策充分说明了生命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充分融合。对人口的监管体现了福柯生命权力的一方面，也从而影响着政府的未来施策方针。因此，结合马克思主义，从生命政治的角度解读三孩政策，可以更加使权力向生命靠拢，坚持人民至上，充分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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