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曼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辉煌时期，也是开展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升党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坚持“严”字当头，“治”为基础，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为推动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思想建設从严

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和灵魂。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从思想上建党，号召把全党锻炼成为共产主义的熔炉，把愿意为党的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战士。毛泽东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他要求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1937年，他在《矛盾论》 《实践论》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有效提高了党内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巨大飞跃。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出全党自上而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伟大号召，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建设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并号召：“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为此，1940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将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总结每年的学习经验并奖励学习模范者。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热情浓厚，坚持随时随地学，见缝插针地学，“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延安出现“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浓厚学习氛围。

1941年1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全党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水平。3月26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和研究关于增强党性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同时，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自由主义、独立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把党性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并于1941年7月1日建党20周年之际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

从1942年2月起，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这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大创举，也是思想建党的一次有益实践，使全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达到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在同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要求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思想上也要入党。因为我们党“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党中央、毛泽东指导下开展的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思想理论教育，做到真正从思想上入党，成为政治上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共七大上，党中央再次提出从思想上建党，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写入党章，明确其为党的根本宗旨。刘少奇要求，“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上的改造，是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举措和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将“思想建设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是对党的思想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也是思想建党的深化和发展。

组织建设从严

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力保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着力，将一个人数不多、组织有限的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组织遍及全国、极具影响力而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大党，为壮大革命队伍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远落后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颁布后，党员队伍迅速发展起来，极大地满足了战时需要，使党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在大量发展党员过程中，党中央严格落实入党审查、教育程序。《决议》提出，新党员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要严防汉奸、托派分子、阴谋家、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同时，应注意对新党员进行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1939年8月，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强调，要详细审查党员成分，警惕和清刷混入党内的特务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东根据地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党的组织数量固然重要，“但不可为了数量而降低质量，而实行突击等办法”，否则于党有害无益。由于党中央严把党员入口关，从而有效保障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1937年5月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党内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在总结与张国焘、王明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明确提出“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些规定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进一步指出：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中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这些规章制度，有效完善了党的组织制度，促使党内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增进党内团结，推动了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员干部在组织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为大批培养和引进干部，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30余所干部学校，成为培养党员干部的重要基地。

关于干部的选用和管理，毛泽东强调，“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要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陈云认为，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的标准。选拔干部的标准同时也是干部检查自己的标准。每个干部都应该经常进行自我检查，有错即改，不足就补。这些政策的执行为党造就了大批优秀干部和领导人才。如，抗日军政大学创办9年间，向各地输送干部20余万人;陕北公学办学4年间，毕业生达1.3万余人。党员数量则由1937年的4万多人发展至1945年的120余万人，他们领导近1亿人口、120余万人民军队和260万民兵，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几十万名干部，大多是在延安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把在延安学到的知识和本领，成功运用于指导各地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将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从一个胜利推向另一个胜利。

党纪法规从严

延安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制定和完善各类党纪法规，在执行过程中，更是将“严”字置于头等位置。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纪法规面前无特权，更没有特殊人物。1937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发生的黄克功枪杀刘茜案，曾引起极大轰动，毛泽东就此案致信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如果赦免黄克功，“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汲取黄克功的教训。在公审大会上，张闻天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没有特权，即使像黄克功这样对革命有功的人，也不能例外。我们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能像军阀军队那样，可以任意杀害平民。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任何人不得违背，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杀人，罪大恶极，所以必须将他判处死刑，保障每个平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经审判，黄克功被判处死刑。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纪律是執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会议制定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对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等的工作职责和纪律作了明确界定和规范。同时，设立专门的纪律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增强了党员干部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并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贪腐行为作出严厉规定。如，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苦役……1941年，边区政府制定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之后，边区政府又出台各类法规条令，有效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作风，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加强纪律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尤为重要。陈云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只有对纪律和规矩心存敬畏，方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强调：“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纪律问题明确提出，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是每名党员都应遵守的铁的纪律。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规定，党的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这些规定使党的纪律和工作程序日趋规范化，约束了党员干部的行为，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

陈云曾强调：“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自恃功高、无视法纪，贪污3050元。案发后，他曾向毛泽东写信求情，毛泽东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对林伯渠说：“这次和上次（指黄克功案）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严管党治党、维护党纪法规的坚强决心和执行力。

民主监督从严

民主监督是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将权力运行置于监督之下，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进行自我修正和完善，形成自上而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第一，党内监督。1938年，中共中央在区党委之下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和审查党的机关、干部及党员违规违纪、破坏道德的行为等，在党内起到良好的警示和约束作用。中共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应设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同时，边区政府还设立了审计处、区公署、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机构，对各级政府部门形成全方位监督。

第二，参议会监督。延安时期，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外监督的重要途径。边区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和民意机关，负责监察、弹劾边区政府党政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督促检查边区各级政府决议执行情况，对政府的监督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参议会设立审查委员会和常驻委员会，负责在开会和闭会期间监督政府日常工作，检查政府行为。

第三，民主监督。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其他党派及非党派民主人士合作，极大地提高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质量，保证了人民民主权利得以有效实现。1941年4月30日，边区中央局提出，边区境内的党外人士可以对边区工作进行自由批评，并表示热烈欢迎。10月15日，西北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党委落实聘请非党派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并详细说明中共实行“三三制”的决心和诚意。11月6日，在边区参议会上，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并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这就为非党人士参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敞开了大门。

在1941年参议会上，非党人士占到议员总数的2/5，而常驻委员会和政府委员又实行“三三制”原则，给非党人士提供了在边区政府说话做事的机会，使中共中央听到许多有益意见，也使边区各阶层人士对政府的观感得以改变。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就是针对边区政府机构庞大、头重脚轻以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破坏政策等现象提出的，这个提案对改进政府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此外，边区各地通过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获得了许多有关政权建设和边区稳定的经验，也活跃了边区的民主气氛。

第四，群众及舆论监督。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法律形式赋予人民真正的选举、监督、罢免、控告等权利。如《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提出：“人民对各级政权有检查、告发及随时建议之权，每届选举时则为大检查”“各级政府人员，违反人民的决议或忽于职务者，应受到代表会议的斥责或罢免，乡村则由人民直接罢免之”“人民有不论用任何方法控告失职的任何公务人员之权”。中共中央还创办《新中華报》《解放日报》 《边区群众报》 《解放》 《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杂志，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对边区党政机关一些违纪违法行为、腐化堕落现象毫不客气地及时揭露、尖锐批评，使违纪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身作则、严格自律，以无私忘我的精神和清正廉洁的作风树立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形象，使边区形成“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的良好社会风气，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

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政治清正廉洁、社会风清气正、人民安居乐业，其重要原因在于领导干部能够率先垂范，为党员干部树立了模范。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他不但这样说，而且带头这样做。例如，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来信，求他在延安介绍工作。毛泽东于1937年11月27日复信婉拒：“（你）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1941年1月31日，他写信告诫两个儿子：“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在边区，上至党的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党员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生活朴素，即便接见外宾仍穿着“延安牌”粗布衣服，抽的烟也是“延安牌”土烟。朱德“简朴得像个农民”，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褥子里的棉花已结成硬片，他宁愿往被子里装些松软的麦草继续使用也不愿更换新的。他统帅着千军万马，却连接济饥荒中的母亲都无能为力，无奈之下，他只能向好友戴与龄“募二百元中币”，以尽一个孝子的本分。周恩来在南方局工作时常告诫身边同志，要时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像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吐出来贡献给人民。刘少奇告诫身边同志，凡是还能用的东西谁都不能随便拿去换新的。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别人，三怕用钱多，等等。正是这样一大批人民公仆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创造了兴国之希望、胜利之根本的“东方魔力”。

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垂范的领袖风范，不仅在全党树立了模范，也给黄炎培、陈嘉庚等延安访客留下深刻印象。黄炎培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希望是无限的”。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并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从严管党、治党的成功举措，为迎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仍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和挑战，只有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不断改革创新，勠力奋进，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才能永葆青春，立于不败之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