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海燕，吕少旭，林资龙

（1.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生态史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2；2.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汕头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韩江三角洲南端，扼韩江、榕江、练江三江出海口；以粤东地区为其直接经济腹地，［1］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辐射范围广阔；濒临南海，地处我国东南海岸中段，有“华南之要冲，粤东之门户”之称。［2］自1981年汕头正式成为经济特区以来，学界对近代汕头的研究日益增多。在自然环境演变、历史沿革、社会经济发展、港埠贸易等领域的研究已有非常丰厚的成果，但关于近代汕头开埠以后的城市空间演变研究尚未有专文。本文力图通过地方档案文献等资料，论述汕头城市空间演变的过程、特点以及土地开发格局的变化，探讨其演变背后的原因及规律。

明初，汕头在一片汪洋大海中逐渐显露出陆地，出现了乡村聚落。洪武二十三年（1390），蓬州都夏岭村设置了蓬州守御千户所。至明嘉靖初，人民开始设栅捕鱼，汕头在当时被称为“沙汕”，外马路至崎碌一带形成沙脊。此后沙脊逐渐连接成片，于万历三年（1575）改称“沙汕坪”。成片的沙滩为渔盐业的兴起提供了基础。

清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在东南地区实行严厉的海禁。澄海县因海禁被裁撤，其管辖下的沙汕坪成为荒沙滩，至复县后方得以复苏。康熙五十六年（1717），政府在此屯兵驻防，沙汕坪改称“沙汕头”。乾隆年间，渔盐业稳定发展，政府开始设关收税，标志着“闹市”的形成，也体现了汕头渔盐业的繁盛。

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被迫缔结《天津条约》。《潮州志》记载：“与台湾、琼州、芝罘、牛庄同时开辟为商港。时约文统名‘潮州’，后经再折冲，至同治纪元始改辟汕头为商埠。”［3］124不过，据学者考证，汕头正式开埠的时间应该是咸丰十年（1860）。①关于汕头正式开埠的具体时间有多种说法，其中赵春晨、周修东等多位学者通过考证奏折、海关记载等相关史料得出开埠时间应为1860年1月1日。

一、汕头城市空间演变进程

（一）传统时期汕头城市空间布局

明中后期，汕头地区因地制宜发展起了捕鱼业和晒盐业，渔盐贸易形成了一定规模。随着渔盐业的发展，汕头的经济地位日益提升。清前期，政府在此屯兵驻防、设关收税。居民的消费需求吸引了更多商人来到汕头，由此形成了“闹市”。“闹市”范围东起今民族路，西至今同平路，南至行街，北至今福平路，共有商户200 余家。［4］38嘉庆《澄海县志》记载：“每当春秋风信，东海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高牙错处，民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屯积，为海隅一大都会。”［5］375“闹市”的形成为汕头开埠奠定了基础。

1.道路交通

汕头开埠前已形成了以顺昌街、行街为主的“闹市”，包括新关街、行街、顺昌街、打锡街、打石街的商业区和万胜街、万新街、银珠街的闹市，以及外马路一带。［6］开埠时，西南侧已扩建至今永平路，西北部至北部扩展至今福平路，东部至东北部扩展至今民族路（详见图1）。［7］539

此时的汕头并非地方政治中心，其整体布局受到传统城市营造思想的影响有限，不具备明显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特征。城区道路是在自然形成发展的基础上整修而成的沙土路，［7］539建设简陋，规模较小，但各街道横直相交，分布有序，形成较整齐的方格式格局（详见图1）。［4］38

前来贸易的船只多在西北部的厦岭港和南部海岸停泊、装卸货物。天后宫前的海滩则为小规模的临时交易场所。厦岭港、南部海岸与“闹市”中分布的街道共同构成水陆相接并以集中、畅通为特征的交通布局。［4］38

2.官署区

3.商业区

清乾隆至嘉庆年间，汕头的商业贸易已较繁荣。咸丰四年（1854），漳潮商民在安平路头建漳潮会馆。《潮州志》记载：“其时闽漳商人驾舶远至，互市于此。……至是乃与州人共建斯馆，藉敦商谊。惟时会馆组织，有船仔业、米业、药材业、柴炭业、汇兑业五行档而已。是斯馆为汕头市最初商民结集之所也。”［3］83

漳潮会馆位于闹市范围之外的西南部，反映了咸丰年间已经出现的向西南发展的趋势。城市格局发生了变化：商业区面积扩大，与居住区混杂，“闹市”逐渐退化成为市区腹地，即老市。此时的发展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沿“闹市”扩展，仍呈现横直相交的方格式；南部则以升平路与今民族路交叉口为圆心，呈整体为扇形的环形放射状路网，［4］39其整体格局为方格式与扇形相结合（详见图1）。

4.居住生活区

明初设蓬州守御千户表明商业贸易和人口聚居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天顺七年（1463），厦岭村渔民起义被镇压后，村庄被焚毁。清康熙年间的海禁使得逐步恢复的北片居住区再遭劫难，在解除海禁之后才继续发展。随着沙脊浮露，海岸线南移，北部的居住区逐渐向南扩展。此时的商业区也是百姓聚居的居住区。“闹市”是早期汕头进行商业贸易的最重要区域，商业贸易又为维持区域内的人口生存提供物资。

5.娱乐区

元代在妈屿岛建立天后古庙。明初，海边渔民在今光华路厦岭路建娘妈宫，俗称厦岭妈宫。清前期，在升平路口建天后庙、关帝庙［8］286-287（详见图1）。妈屿岛位于汕头港中部，厦岭港则位于汕头西北部，皆为商业贸易来往兴盛之地。自渔盐业成为汕头最重要的生产行业之后，升平路口所建天后庙、关帝庙东北又逐渐形成“闹市”这一早期商业中心。这些庙宇是渔盐生产者、商人为祈求贸易顺利而兴建，而庙宇又吸引人们前往朝拜祭祀，促进了“闹市”的繁荣。

图1 传统时期汕头城市空间结构

（二）开埠至民国前期的城市空间演变

《潮梅现象》记载“潮海关贸易之概况”：“辟港之初，中外各国汽船之入港者，每年四百至五百艘，约共廿万吨。……至民十五年间，出入船数超过二千五百艘，总约三百万吨；及至最近廿三年，已增至四千三百余艘，六百余万吨。以来往船只吨数较之吾国繁盛通商口岸，实占重要之地位也。”［9］80《潮梅现象》之记载虽非官方，也未计入“常关”的统计数据，但单以潮海关的数据仍能推断出开埠以来汕头贸易的部分发展情况。另《汕头海关志》记载，自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七年（1868），包括与外洋和各通商口岸在内的贸易额同样快速增长。［10］344-348《汕头指南》记载开埠后的汕头：“其时政治中心当在潮州也。……遂成今日五方杂处，商业交通集中之要地。”［11］3总体而言，开埠促进了汕头进出口贸易的逐步发展，在部分年份也出现了小幅回落或大幅增长。

汕头商业的繁荣带动城市建设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功能区雏形职能分工更加明确。基础设施完善、近代管理机构设立和文化事业发展使得汕头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逐步进入兴盛期。

1.交通运输

道路布局：开埠以后，汕头的城市建设以“通商口岸”为核心展开。列强在南部海岸一带建立洋行、领事馆、教堂、学校、医院；内地小工商业主要分布于西北部，临近韩江、榕江；新兴的出口商则主要分布于西南部。商业发展具有西南、西北两个趋势，道路建设因此向西南海岸继续延伸，将环形放射状路网进一步扩展（详见图2）。

这一时期的道路建设以沟通海运为主要特征，将内陆工商业与沿海港口航运联系起来，符合汕头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除城区道路建设之外，河道、铁路、电车、码头等交通运输建设也有所发展。

河道：同治十二年（1873），潮州总兵方耀召集十八都豪绅捐款开凿洄澜新溪，将汕头西北部梅溪在入海口处截弯取直（详见图2）。梅溪是汕头联系潮州府城的重要水运路线，洄澜新溪的开凿使得河道更为顺畅，能够减少河道的泥沙淤积，同时又缩短了运输距离，对潮州府城的商品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华侨张煜南、张榕轩倡办潮汕铁路，至三十二年（1906）九月建成。全线从汕头出发，经庵埠、枫溪等地（详见图2）。潮汕铁路控制着闽西南和粤东的出入口货物必经的出海冲要，因此运输繁忙，营业兴旺，“收入几与日本之东海道相等”。［3］767

民国四年（1915），杨俊如、萧亦秋等倡议铺设汕樟轻便车路，1918年筑成通车。起初只由汕头通至下埔站，后经三次修筑延长至澄海站，总长十英里，分八站（详见图2）。汕樟轻便车路的运行仍用人力推行，且两车相遇时须有一方移车让行，下雨时道路泥泞更为不便，［3］769其整体运输效率还是较低。

码头建设：据《汕头地图（1919 年）》，至民国八年（1919）止，汕头已有10 座较具规模的码头［12］36（详见图2）。码头的修建加强了航陆运的连接和转换，提高了从航运转为陆运的效率，为汕头西南部、南部的货物集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洄澜新溪、潮汕铁路在北部贯通汕头与内地，汕樟轻便铁路修建后其沟通范围更加扩大。［4］41码头的修建则在西南部、南部加强了航陆运的联系。这一时期交通建设从南北两个方向加强了航运和陆运、汕头和内地的联系，推动了汕头交通近代化发展，促进了港口贸易的繁荣。

2.官署区

同治四年（1865），潮海关迁至老妈宫（即天后庙）前。同治六年（1867），汕头在旧公园路设惠潮嘉分巡道。光绪十五年（1889），潮海关在外马路以南沙滩填海造海关用地。

审判、检察、警察等机构也相继出现。光绪三十三年（1907），汕头在惠潮嘉行署设官办巡警总局，专司治安、民刑案件及洋务交涉等事务。巡警总局将汕头分为五区，每区设巡警分局。宣统二年（1910），汕头设澄海地方审判厅和检察厅（详见图3），后增设汕头埠审检厅。［13］959清朝被推翻后，国民政府接管巡警总局，改称警察事务所；民国八年（1919）改为汕头商埠警察厅，增设第六分署于新马路，共八警区（详见图3）。［13］911

从地理分布来看，官署区的发展是在南部原官署区基础上增设扩张，北部则增设分巡道，形成了集聚于北、东部（原南部）的两大官署区。开埠以后官署设置和变迁的速度明显加快，并随着商业贸易发展而变迁。潮海关由妈屿岛迁至老妈宫附近，临近放射状路网中心，管理海关事务更为便利，厦岭港东设分巡道也是如此。同时治安管理得到加强，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开埠以后，列强为方便管理侨民和其他领事事务在汕头设立领事馆。自清咸丰十年（1860）开始，英、法、美、德、日、荷兰、挪威陆续在礐石、崎碌、外马路、居平路等地建领事馆（详见图3）。［11］187，［14］64-70

图3 民国前期汕头官署区

3.商业区

同治六年（1867），方耀组织潮州府下辖六县商民在今商平路小学校址建六邑会馆（又名万年丰会馆），光绪末年因其地无契被迫缩地重建。［15］83光绪年间，广州旅汕商民建广州会馆；客籍八属商民建八属会馆；洋人建洋商会馆［16］345（详见图4）。广州会馆和八属会馆分布于老市范围之外的东北侧，广州会馆更是远离老市位于崎碌，显示这一时期已有城区的开发接近饱和，出现向东发展的趋势，且崎碌的开发已有一定规模。

开埠以后列强便纷纷在南部沿岸建立洋行和货栈仓库，也有少数位于崎碌一带，［4］40但也有部分洋行分布于商业街之中［12］36（详见图4）。洋行经营航运、贸易等业务，在汕头航运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媒介。但洋行的建设也对汕头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由洋行所建码头对促进航运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汕头开埠后商业繁荣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兴起。汇兑庄又称银庄，收受不定期的存款并给予固定的利息，部分汇兑庄还发行纸币。汕头最初的汇兑庄是由澄海人创办的诚敬信庄，开埠以后汇兑庄纷纷设立。汇兑庄的发展反映了商业发展之后商人群体经济实力增长、拥有财产盈余作为存款的社会经济状况。官方银行难以融入当地、程序繁琐，因此“只有汇驳官项税款及少数特殊阶级之款项……而受私人银庄之打击，不能参加营业”［3］1383，大部分在设立不久后即停办。私人银庄则“先后设立，所有商民对内对外资金汇兑皆由此项银庄经营”［3］1383。

汇兑庄行业发展壮大之后，在漳潮会馆附近设“汇兑公所”，“以供买卖汇票换纸决定息价之用”［3］1418-1419。虽然它没有对金融行业发展做出制度性规定，但是“新同业入会必须经会员全体同意，所以限制纸币滥发，保持同业信誉也”的入会门槛阻止了金融行业无序扩张。汇兑庄成立反映了金融业的发展不止是规模的扩大，更是整个行业组织化、规范化发展。据《汕头地图（1919年）》，这一时期所设立的银行分布于老市和南部海岸附近，［12］36分别是放射状路网的中心和商品集散的重要区域。商人利用汇兑庄更加便利，而汇兑庄掌控着大量存款，能够增加进入商业中的资金，对于汕头商业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

收找业又称银业，是以银钱货币作为商品经营收入找出的商店。汕头数量众多的华侨归国时常携带着侨居地所用货币，［3］1424收找业为出入境人员提供货币兑换服务，维护了商业贸易运转的流畅性。

至1935 年，银庄等金融机构集中分布于永泰街、安平街、永和街、镇邦街、至平路、升平路、永兴街、永安街等自老市贯穿汕头的道路，也有部分集中于纵向的商平路、海平路、永平街、海墘内街，［11］264-268均位于西部（详见图4）。金融机构的集中分布意味着该区域商业经济的繁荣，由此可推断上述诸街道即为商业中心所在。

图4 民国前期汕头商业区

4.居住区

汕头开埠以后涌入大量人口，分布于老市北部的居住区难以承载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膨胀，居住区因此扩展。开埠至光绪三十年（1904）是汕头住宅建设的初盛期，共建设30 万平方米。建设范围从老市的直街、银珠街等街道向西南面拓建平房和楼屋，［17］48-50与商业区混杂，共同形成扇形放射状城市格局。与此同时，在沿河、沿海的船舶码头和加工场、仓库、堆场附近所建的简陋栖身之所，后来逐渐发展为贫民居住区［7］557（详见图5）。1905-1937 年为兴盛期，商业繁荣推动了住宅建设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新增住宅148.99 万平方米，约为初盛期的4.97 倍。［17］50一战期间，汕头的商业快速发展，华侨投资建房增多，房屋建设更加兴盛。

新建住宅面积较广，向崎碌扩展新城区的趋势愈加明显。南部、西部位于临海地段，且在汕头开埠后的初盛期西南部是重点发展地区，此二区已得到充分的开发。若对陆地进一步大规模开发，则需继续向西部、南部填海筑地，这是一项任务繁重、耗费时间长的市政改造工程，在短时间内只能进行小规模的穿插点缀式开发建设或在已开发地区基础上延伸扩展。北面则沿岸线两侧填筑，使梅溪两侧建设沿河道呈较整齐的带状（详见图5）。

图5 民国前期汕头居住区

汕头的商业繁荣也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口迁入。《六十年之岭东纪略》中记载汕头“外国人及其籍民之住址调查录”。据统计，大部分外籍居民分布较为分散，在包括崎碌在内的各大街巷零星分布，而以外马路和联合里西巷最为集中，分别有37 家和16 家［18］99-108，从服务业、医疗卫生、工业、宗教文化等方面推动汕头发展。

5.文教区

汕头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大量人口迁入定居，其人口年龄结构逐渐趋向于各年龄阶段比例相对合理均衡。人口年龄结构均衡化和社会行业多样化对教育事业提出更高的要求，清末的教育近代化措施和教会的文化渗透共同推动了汕头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然，鼓楼文化精髓强调的关爱，不仅仅是让员工多一份爱心、关心，更是将关爱体现在流程设计、建筑设计等方面。如为了万人门诊秩序井然，医院门诊每一层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诊疗流程，患者不需要上下楼梯。同时，在门诊楼设置了4300多张椅子，供医院穿行的患者和家属在看病过程中稍事休息。

汕头开埠以后，官方出面主持办学，教会也以传教为目的加快在汕头建设学校。自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官方和教会陆续在外马路等地创办小学、女学。［19］63此外，英长老会还创办聿怀学堂；丘逢甲将潮州的东文院移至外马路，改名岭东同文学堂。［19］93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实施教育改革，汕头的教育事业加快发展。英长老会在崎碌创办华英中学堂；［19］94由于社会发展需要，汕头开办中等商业学堂、警察学堂；［19］197另有广州商民在广州会馆创办广州旅汕小学。民初教会和慈善界又在外马路、崎碌、礐石等地创办多所幼稚园。［19］49民国元年至十六年（1927）潮汕政局动荡，官办中学发展缓慢，体制也不完善。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捐款兴办私立中学，希望以教育“救民救国”。［19］94这一时期汕头新办、改办中学共13 所，其中公办2所，教会办2所，私办9所，共有9所（觉民中学具体校址不明）位于崎碌［8］25（详见图6）。

宗教信仰空间围绕着商贸港口这一特点形成，开埠以后又随着教会迁入而出现变化。开埠后妈屿天后庙经历被毁、重建和重修，另建新天后庙。光绪二十五年（1899），赵进华、李泰丰于外马路建立存心善堂（大峰祖师庙）。据《汕头地图（1919 年）》，在外马路与新马路之间，教会沿外马路两侧建设了整齐的片状区（详见图6）。宗教信仰空间在城区边缘或未开发地带形成，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开发建设，推动城区向东扩展。

新的社会思潮不断冲击下，接受了新思想的有识之士通过新兴媒体传播其思想主张，新闻事业由此在汕头逐渐兴起，其中以报馆为典型。汕头阅报公所［20］和岭东阅报所［11］115接连成立使得汕头进入读报时代，［21］8培养了部分群体的阅报习惯，为汕头人民接纳这一新兴媒体做了铺垫，也为报业兴起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辑译局日报》和《岭东日报》先后出版发行，成为汕头报业的滥觞，汕头报业迅速发展。［21］8从该年到民国之前就有18 种报纸创刊；1912-1921 年汕头分治有20 种报纸创刊；1921-1937 年创刊数更是达到了110 种。［21］249-256报馆的分布呈现南北相对集中、其他地区零散的特征。北部集聚于升平路、永和街、公园（现中山公园）附近一带、外马路天后庙附近，南部则在育善街一带较集中，万安街次之，大部分仍位于早期到初盛期的汕头城区（详见图6）。1925-1929 年和1931-1933 年创办报纸数量剧增，平均每年有11 种报纸出版。报纸的出版促进了汕头思想文化的近代化。

图6 民国前期汕头文教区

6.工业区

光绪三十二年（1906），侨商高绳芝筹建汕头自来水公司，翌年在西北部的乌桥海旁成立；后又于潮州庵埠大鉴乡动工兴建水厂。水厂从梅溪抽水，完成净化后输至位于今民族路的水塔，供应全市用水。但由于水塔容量小，平均每人每日用水量仅为城市夏季用水量标准的三成左右。［9］68

汕头位于滨海地区，但由于井水多含铁锈而水质较差，因此饮用水一般利用河、湖、塘等地表水。地表水的利用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洪涝或干旱都会导致可用水资源不足。在水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部分地区长期饮用不洁之水容易引起疾病传播。［8］383此外，抽水位置地势低洼之处所抽取的水难免带有咸味，其应用推广程度也有所不足，甚至干旱时还有断水的危险。［18］141即便如此，对抽取的河水进行必要的净化仍然改善了整体的用水质量，对疾病控制具有积极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1905），方仰欧、方廷珍在今五福路创办昌华电灯公司。开业不久因遭雷击只剩一台发电机，公司亏损严重，于三年后停业，将机器、地基转卖给高绳芝。后者于同年九月在今永平路开设开明电灯公司，翌年正式供电，主要供商业照明使用。［16］140-141开明电灯公司供应发电改变了汕头开埠近50 年无电力路灯的局面，供电同年即有电力路灯设置。起初照明范围只在小公园西南部商业区一带，即升平路南面，民国十四年（1925）向东扩展至民族路和崎碌一带［7］549（详见图7）。由于当时房屋多为易燃材料所建，发生火灾波及范围大、灾后修复难，［17］50使用电力可以取代部分火力照明，减少火灾发生，安全性显然更高，对城区的房屋建设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推广电力照明也使得室内活动和室外交通条件都得到改善，生产生活、商业贸易更加便利，完善了汕头城区的基础设施。

图7 民国前期汕头市政公司及路灯分布范围

自来水公司和电灯公司均位于金山街附近，北部的厦岭港一带被列为工业区，同时又面向以小公园为核心的整个商业区，［12］46为这两大城市功能区服务成为这两家公司的重要营业方向。其设立与商业的繁荣相辅相成，解决了工业生产水电需求，为汕头的工业发展奠定基础。

汕头从传统时期到近代的城市空间演变过程反映了城市的兴起与其所处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聚落的交通优势决定了城市能否兴起和城市今后的发展规模。［22］15传统时期的汕头依托以整个粤东地区为腹地、韩江流域中扼三江口的位置和港阔水深等优势成为粤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港口。港口附近的聚落快速发展，逐渐形成汕头的城市雏形。汕头开埠以后，城区向西南大规模扩展，形成新的商业中心，并逐渐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向近代化城市转变。

二、近代汕头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

（一）自然地理条件

汕头河港位于梅溪河口，是韩、榕、练三江物资的集散转运港，［23］281其交通地位之重不言而喻，但如此重要的交通地位并非一开始便形成。宋代以前，潮汕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为潮州港。随着河流淤积、沙洲浮露，南宋以后东陇、柘林、庵埠等港将其取代，但同样逐渐淤浅。自清乾隆年间开始，潮汕地区人口膨胀促使土地围垦加速，也导致该区水土流失加剧，航道和港口加速淤浅。［24］嘉庆《澄海县志》记载：“安溪港湮塞，船舶往来皆由莱芜径达南港，而旧东西港三埠亦遂耗焉。此旧志所载也。然沧海桑田，变迁之无定数，十年来或徙泊珠池，或转泊涂泊，今则尽泊沙汕头、东陇港两埠矣。”［5］375东陇和汕头成为潮汕最大的商贸港口。

汕头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其商港规模迅速超过东陇港，成为“商船停泊至总汇”的粤东第一港。［24］港口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以此改变汕头城市布局，推动不同功能区的出现、分化发展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汕头的产业结构更加完善，城市功能更加完备。因此，优越地理条件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是汕头港成为重要商贸港口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汕头城市兴起的基础。

（二）政治因素

汕头的商贸走向兴盛并成为全国性大港始于开放为通商口岸的政治背景。咸丰八年（1858）签订的《天津条约》约定将汕头开放为通商口岸。自此，汕头从地方性港埠逐渐发展为贸易网络遍布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大型港埠。开埠通商赋予汕头更高的港口地位，粤东第一大港地位更加稳固。同治四年（1865），潮海关通过两广总督获得鲁粦洋行东部的50亩海坪，［25］75-138以该地为基础向南填海作为潮海关用地，由妈屿迁入汕头。这成为汕头城市空间形态向外扩展的开端，也推动了其他势力的土地开发行为。

（三）商业贸易因素

汕头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成为潮汕地区重要的商贸港埠，商业贸易发展的客观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促使城区不断扩大并使各个区域逐渐呈现鲜明的特点。

起初闽粤赣交界区域中心位于韩江上游的汀州，至明万历年间逐渐南移至潮州。韩江流域经济区的形成、发展及中心的南移为汕头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商业基础，独立的贸易网络和广阔的经济腹地被汕头继承并充分利用。汕头的兴起最初在厦岭港，随着贸易规模扩大，人口快速增加，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于是顺昌街一带出现供应日常生活的行档，形成早期的商业中心“闹市”。汕头的早期发展阶段显然以维持港埠贸易正常运转为主要驱动力，港埠贸易发展带动了汕头内部的商业贸易发展。

至开埠时原有土地开发已近饱和，多方势力对近海区域进行人工填海造地，并为保障土地价值不受损害而不断向外扩展，城市空间由此大幅扩展。内外商人和教会在汕头进行填海造地、兴建码头也改变了汕头的城市空间结构。在潮海关开填海造地的先例之后，耶士摩、漳潮会馆和各洋行争相向海争地。各方势力在不断争夺的过程中使城市空间形态大规模扩展。城市向西南方向推进，道路经过修筑后，最终形成放射状路网，城市整体形态则为扇形。［26］

随着填海筑地的不断发展，城区不断向海延伸。但是汕头周围的浅海区域是有限的，填海筑地并不能完全不受限制地进行。当城区周围较浅的海坪地被完全填筑，城区的扩展方向从西部和西南部被迫转向东部。与此同时，开埠以后汕头加强道路、航运、铁路等交通运输建设，形成了潮汕铁路等多条新的交通线路，沿线地区也成为向东发展率先建设的区域。

三、结 语

汕头不是一座传统的中国城市。由小渔村发展而来的汕头从外部形态到内部空间布局都与中国传统城市相距甚远。汕头城区的范围最初仅在“闹市”及其周围地区，开埠以后受到列强各方面的强烈冲击，城市空间演变围绕着“通商口岸”这一性质发展。潮海关掀起了多个势力在土地开发上的争夺，形成了汕头的外部形态，前期以西南方向为主，后期则转向东部；商业发展推动不同功能区的出现和发展，这一过程与城市形态的形成同时进行。不同的城市功能区各自存在集聚现象，在开埠以后集聚特点更加鲜明，体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社会需求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在空间上的协调。

在影响近代汕头城市空间演变的因素中，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是汕头兴起并最终超越潮汕地区其他港口的首要因素。开埠通商和潮海关填海筑地成为汕头城市空间发生剧烈演变的导火索。商贸因素影响了城市的形态、功能区分布、社会生产方式，在城市空间演变的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不同地理要素的建设则受到时空因素的制约，在不断协调中最终形成了各功能区在城市中的集聚情况。在汕头逐步向近代化城市转变过程中，人类活动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政局变动、社会发展需求、文化思潮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之下推动了内部功能区的演变，使得汕头的城市职能更加完备，城市发展更加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