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

摘要：19世纪50年代西方人创作的油画《上海外滩》以开埠后的外滩为主题，采用全景化视角，由近及远，以点带面，描绘了开埠十多年后黄浦江上繁忙的航运场景，传递出丰富的港市信息。图中黄浦江上船只往来交错，中外船型各具特色，黄浦江沿岸外滩第一代西式建筑已拔地而起，唯一一所中式衙署建筑——江海北关尤为夺目。整幅作品色彩明丽，视野开阔，向世人展示了近代化开端时期中西交汇、颇具特色的上海港风貌。同时，作为19世纪中期西人绘制的油画，也定格了这一时期西人视野中的东方港口图像。

关键词：开埠;外滩;港区;航运;贸易

上海，踞中国南北海岸线中点，位于长江入海口，处太平洋西环航线要冲，水道贯通中外，航运条件优越。开埠后，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经济腹地，上海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这一时期的外滩，已不再是荒草丛生、坟冢隐没的自然滩地，而是上海港埠的核心区域。

中国航海博物馆收藏了一幅19世纪50年代西方人创作的油画《上海外滩》。该幅油画以开埠后的外滩为主题，采用全景化视角，由近及远，以点带面，描绘了开埠十多年后黄浦江上繁忙的航運场景。图中黄浦江上船只往来交错，中外船型各具特色，黄浦江沿岸外滩第一代西式建筑已拔地而起，众西式建筑中有一处中式官衙建筑尤为夺目。整幅作品色彩明丽，视野开阔。画家选取了来自海上的视角，呈现了全景视野中的上海港，向世人展示了近代化开端时期中西交汇、颇具特色的上海港风貌。同时，作为19世纪中期西人绘制的油画，也定格了这一时期西人视野中的中国港口图像。

1  外滩作为近代上海的核心港区：船只

油画中，首先进入观者视线的是黄浦江上的中外船只。这些船只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传递出鲜明的港口气息。其中的西方飞剪船形象，是开埠后的外滩作为外国商船停泊区的标志。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英国驻沪首任领事巴富尔宣布上海县城到吴淞江的水域为上海港，李家场（今北京东路外滩）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之间的浦西江面为外国船停泊区，供外国商船与军舰抛锚、靠泊和装卸。此后，外国商船纷至沓来。仅在1844年，就有44艘次外国商船进入上海港;到1849年，进入上海港的外国商船已达144艘次。从图中可知，在19世纪60年代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盛行航运业之前，活跃在外滩港区的外国商船还是多以飞剪船为主。

飞剪船是西人设计的一种船身狭长形帆船，因有长而尖削的曲线剪刀型首柱能在海上劈浪前进而被称为“飞剪船”。飞剪船，初为纯木结构，后为铁木复合结构，篷帆较多，且帆体面积大，船艏往往装有突出的斜桅。这种船的特点是轻型快速、驾驶灵活，顺风逆风都能行驶，而且配有枪炮等武器，船员人数比一般的商船要多2～3倍。19世纪30年代，飞剪船在就出现在中国海域，早期为西人贩运鸦片所用，伴随贸易发展，飞剪船成为外商运茶船的代表船型，盛行于1850—1870年。活跃在外滩的运茶飞剪船分属不同的洋行，诸如怡和、宝顺、沙逊等实力强大的洋行都拥有专属的运茶船。众所周知，茶叶与丝绸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商品大宗。开埠后，落户外滩的洋行一般设置6个部门，其中“茶叶部”总是位居首位，上海港茶叶、丝绸的出口量一直位居全国对外贸易前列。1851年，从上海出口茶叶运输量占全国比重的三分之一，1855年上海茶叶出口量比广州、福州两地运输量之和还多出30%。上海出口的丝茶数量长期位居全国对外贸易前列，一方面由于上海地理位置优越，紧邻江苏、浙江等茶丝产地;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上海便捷的水路交通网络，黄浦江的支流苏州河成为连接上海与周边丝茶产地的内河干道。运送茶叶的飞剪船出现在油画的中心位置上，是上海对外贸易的象征，传达出近代上海国际性港市属性。可以说，以走私鸦片、军事侵略为先声的远洋航运是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的开端，但是军舰与鸦片趸船终究无法承载日益增长的贸易货运量。1850年以后，以英国大英轮船公司（P. &O.）为代表的专业远洋运输公司应运而生，开辟了伦敦到上海的定期航班。自英国大英轮船公司之后，后续包括法国火轮船公司（Service Mariti mes Des Messageries Imperiales）、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Pacific Man Steamship Co.）、英国海洋轮运公司（Ocean Steamship Co.）、日本三菱邮轮公司（Mitsubishi Mail. S.S.Co.）等外国航运公司纷纷开辟了到上海的航线，各国航运公司在上海港拉开了激烈竞争的帷幕。

画面中，与外国船形成对照的是中国船，其类型丰富、功能多样，呈现了中国传统造船图景，传递出非常丰富的航运信息。图中右边的海船为从广东出发的远洋商船，特点是尖底、两头翘，帆折叠，船首涂成了红色，又称“红头船”，这是活跃在上海南洋航线上的代表性船只。除了商用船外，图中还有内河船。上海地区的内河船往往被称为“船屋”，有“水上客栈”之名，主要航行于上海与周边太湖流域城市。开埠后，对外贸易的发展促成了上海城市中心的北移。苏州河逐渐成为连接上海与太湖流域茶丝产地的内河航道。往来于江浙沪地区的人们，包括来到上海的外侨，乘坐船屋经黄浦江到苏州河，北上或南下，即可到达江南苏杭等城市。有意味的是黄浦江上的舢板。根据晚清《上海杂志》记载，“舢板即沿浦摆渡小船也，粤、闽、宁波人业此者最多，一橹在左，一人独摇，上唯一小蓬遮蔽雨日，只能载客两三人。”外滩的舢板船体常常涂成朱红色，又称“红头舢板”。晚清外滩的舢板摆渡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方性质，是经官方许可并发给执照;另一种是私人性质，这类摆渡船主为追求盈利而超载，常常造成翻船事故。开埠以后，随着航运发展、租界辟设，外滩一带的码头、堆栈、渡口逐渐增多。在轮渡还没有出现的年代，人们从浦西到浦东需要搭乘舢板。几乎所有19世纪中后期的外滩绘画、摄影等图像作品中都少不了“舢板”这个形象，红头舢板堪称黄浦江上一景。如果说来自西方的飞剪船代表了连接近代上海与世界的远洋航线，那么这些形态各异的中国船只则勾勒出上海与中国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流域、太湖流域四通八达的国内航运版图。

2外滩作为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中心区域：建筑

当观者视线掠过船只帆影，向远处延伸，触及静立在蓝天白云下的建筑剪影。航运与贸易的发展，不仅使外滩成为近代上海港核心，也成为外国人从事贸易的中心区域。开埠后最早来到上海的洋行抢占先机，在外滩租地建屋。根据1844年外国人土地登记，当时已经有八家洋行租借了外滩沿岸的土地建造，分别是：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洋行[7]。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埠后十余年，在外滩沿岸出现了第一代西式建筑。

油画生动记录下了19世纪50年代的第一代外滩建筑样态。这些西式楼层普遍不高，大多为2～4层，多有醒目的罗马拱券建筑元素，充满浓郁的复古色彩。一些建筑上飘扬着美国、英国国旗，标识了这些洋行的国别，令人联想起实力强大的英国怡和洋行、美国旗昌洋行等。旗昌洋行的第一代建筑始建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楼为砖木结构，外立面为砖砌。下层立面是典型的罗马拱券，神似“古罗马广场”;二层立面有两个尖券窗龛，具有鲜明的哥特风格。这些房屋层层叠叠，鳞次栉比，反映了早期上海的西方人在异域的贸易与生活场景。作为异文化符号，这批建筑较早出现在外滩这片曾经封闭的土地上，改写了外滩的视觉景观，从规模和风格上虽然不及20世纪后外滩万国建筑群的磅礴气势，但有一股捷足先登的先声力量，拉开了近代上海西化影响的帷幕。

在这组西式建筑中，有一处中国传统官衙风格的建筑颇为引人注目，这是江海北关的第一代建筑。1843年开埠后，时任上海道台宫慕久在洋泾浜北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征收进口货物税银。1846年，宫慕久撤盘验所，在盘验所对面拨款建新关，专司外国商船税务。由于位置位于原江海大关的北面，所以被称为“江海北关”，又称“北新关”。1853年小刀会起义爆发，江海北关受到冲击，外国人趁机窃取了海关实权，晚清政府形成了外人帮办的税务制度。1857年，江海北关迁至汉口路外滩（今中山东一路）。画面中的中式建筑呈现了这一时期的江海北关关署。该建筑为传统衙署风格，“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分布，正门向东开在马路上”，主要由正厅、厢房构成。正厅二楼为关长办公室，两层厢房为海关工作人员办公用房。从图中看，外国画家突显了正厅楼层，在写实的基础上以写意的手法突显了建筑的中国元素，比如朱红色的建筑外立面，飞檐翘壁的结构形态，都与周围西洋白色楼群、罗马拱券廊柱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想象，在19世纪50年代外滩一字排开的西洋建筑群中，矗立着一座中国传统风格建筑，是一道奇观，冲击观者视线。一些侨民觉得它是“飞檐画栋的中国大庙”，夹杂在“一排朝东高耸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金辉的洋楼大厦间”显得很不协调;也有侨民赞美它，堪与欧洲许多地方的皇宫相媲美。19世纪中期以后，上海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海关职能范围与业务的拓展，海关机構日益庞大，对晚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的影响深远。1891年，衙署式关署已经无法满足税务办公需求而被拆除，1893年江海北关第二代建筑拔地而起，这是由英国人设计的充满浓郁英伦气息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从1857年到1893年，衙署式海关建筑矗立在外滩近40年，仿佛一道坚实的空间隐喻，被往来上海的外侨写在文中、留在图里，维系着19世纪中后期外滩建筑中西交汇的独特气息。建筑背后承载的是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洋人帮办税务司制度，从1859年开始，中国各地通商口岸均按照江海北关的税务司制度设立新关，形成了以上海口岸为中心、集合中国自北向南沿海、长江、内河沿岸城市对外贸易管理的海关新关版图。

可以说，画中的洋行与海关建筑都是近代上海港市的标志，因为这是对外贸易发展的产物，也是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见证。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以洋行、海关、银行等为核心的租界建筑不仅继续改写外滩的天际线，而且重组了外滩空间，日益形成上海的中心区域，主宰着上海的经济命脉，成为上海这座近代化城市的枢纽与权势象征。

3外侨视野下的东方港口形象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对外贸易发展、租界形成、城市经济结构的外向性转型，外侨纷至沓来。据统计，上海外侨人数从1843年的26人增至1910年的15 012人。外侨来到上海，为上海带来异质文化。同样，以外滩为核心的上海也真切地进入外侨视野。

事实上，中国的港口风景是外国人并不陌生的主题。从18世纪中叶起，就有一些欧洲职业画家随商船航海在南中国沿海地区写生，比如：曾经随库克船长航海的约翰··韦伯（John Webber）就画了澳门港埠的风景画、1793年随马噶尼使团访华的专业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在画册中绘制了中国的运河、港埠、帆船。1793年随18—19世纪在“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制度下，广州出现了将中国题材与西方趣味相结合的外销通草水彩画，港口风情是通草外销画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区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除了广州之外，不允许擅自闯入中国其他城市;到访广州的外国人不得在广州过冬，贸易季节后必须返回澳门居住等。因此，这一时期外销画中的港口画面主要以南中国海岸的澳门、广州为主，广州则以十三行商馆风貌、虎门、黄埔古港等重心。“五口通商”之后，除广州外，外国人可以在上海、宁波、厦门、福州等口岸城市通商贸易，上海港作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风景进入了西人视野。

中国航海博物馆收藏的这幅油画作者信息不详。从画的时间大致推断他是开埠后比较早来到上海，面对的是19世纪50年代的外滩。富有意味的是，此时的上海港，经过开埠后十几年发展，已经超越了千年东方大港广州港，成为中国的贸易大港，未来之势已经不可阻挡，往来交错的中外船只、错落有序比的洋行楼宇暗示着这座城市日后蓬勃的种子。与早期西人绘制港口风情相比，这幅画中的东方风情不再圆融自足。对于怀揣“异域想象”的外国人，图中的外滩既陌生又熟悉，既古老又现代，遥远的东方港口，停泊着他们熟悉的飞剪帆船，陌生的天空下矗立着母国的建筑，飘扬着熟悉的旗帜。航运打开了上海的大门，远洋航线已将上海与世界相连，西方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已经显现。西洋船只与楼宇不是上海的点缀，从很大程度上暗示着城市发展模式的主导力量。相反，行驶于黄浦江上的中国船只、夹杂在众西式房屋中的衙署式海关楼，成为一种符号，似乎提醒着观者：这里是中国。这幅油画中港市元素众多，但并不拥挤，空间布局比较舒朗，呈现视野非常开阔。绘画叙事并非线性呈现，而是一种现代性的绘画思维，将动态的船只、静态的建筑以共时同框的方式呈现，彰显对比，在有限的画面中形成了历史张力，刻画了19世纪中期承前启后的上海港风貌，也记录了上海从“东南壮县”逐步走上“东方巴黎”近代化历程的转型步履。

参考文献

[1] 辛元欧.中外船史图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2] 彭德清.中国航海史（近代航海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3] 张姚俊.外滩传奇[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4] 周武.边缘缔造中心：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

[5]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6]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傅林祥著.浪奔浪涌黄浦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校出版社，2019.

[7] 薛理勇.外滩的历史和建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8] 阿道夫.克莱尔（Adolf Drayer）.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9] 程存洁.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