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梦珑 余 红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武汉 430074)

社会化媒体时代，连接激发着科学传播新的想象。在微博这样并非专门用于普及科学的场域，越来越多行动者加入到科学传播的话语建构中，这些行动者在科学传播实践中基于复杂行动立场扮演着多重角色，且每种角色结构与功能下都对应着不同的角色规范，行动者们需要在多重角色之间进行切换。与此同时，与行动者角色相对应的行动者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各个行动者在不同角色关系下产生的正式或非正式互动连接影响着科学传播关系网络的结构，不同角色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话语拼凑构成了科学信息的话语熔炉。这就对处理角色多样性与角色间关系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当多个行动者参与传播过程，且他们的期望和目标彼此不同时，行动者间便会呈现出复杂的社会角力与关系重建。研究科学传播中行动者的角色呈现，找到行动者在不同角色间产生关系连接的动因及互动规律具有必要性。

1 文献综述

科学传播行动者的多元角色构成了传播网络中的角色集[1]，角色多样性交织带来了行动者间逐渐演变的相互依存关系。行动者的角色呈现很可能取决于它处于什么样的关系网络之中，与谁进行互动。反过来，行动者的角色呈现又在形塑新的关系网络。不少研究者已经关注到了科学传播中的角色问题与关系问题，但整体而言这两部分的研究还是相对独立。

1.1科学传播中行动者角色研究科学传播是指借助大众媒介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思想、培养科学精神的传播活动[2]，其行动者主要是指参与到科学传播内容生产与传播扩散的组织、个体与媒介，主要包括媒体、科学家(科学共同体)、政府、公众与平台。与之相关的角色研究主要有：a.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研究指出在技术变革与经济需求的驱动下媒体在科学传播中往往身兼数职，不仅是科学传播的桥梁、二传手或纽带[3]，在扮演传统渠道的提供者、记者、监督者与议程制定者等媒体角色外，还扮演着更广泛的角色，包括策划人、召集人、公共知识分子和公民教育者等[4]。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的功能与作用来看，其角色类别大致包括科学知识的普及者；科学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键仲裁者”[5]；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与政策辩论中的“关键参与者”[6];有能力传达、翻译科学发现并将其置于政策环境中的“知识中间人”[7]。这些角色中媒体的报道角色(告知与解释)往往被认为是最核心的角色[8]，其他角色和功能都延伸于报道角色。b.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有研究从科学家在传播中的功能视角切入，将其划分为“纯粹的科学家”“科学仲裁者”“问题倡导者”与“诚实的中间人”[9]等角色；也有将科学家在大众媒体报道中的角色划分为“客观专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两种类型[10]。前者主要是解释科学知识与问题，使科学工作与程序更加透明化；而后者则是对科学现象与发展进行评估与讨论[11]，并在这个过程中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促成舆论动态的变化。c.政府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主要有代表官方权威声音作为常用科学信息补贴的信源角色；为科学传播搭建沟通平台，科学传播公共领域的建设提供支持的政策制定角色；处理应急事务及科学传播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角色；对科学传播活动进行监督管理，规制失范问题的监管角色；以及在争议性科学议题上的舆论引导角色。d.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研究，大致跟随着科学传播的传统科普(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公众参与的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三个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从作为科学传播中的受众，被动的接受角色，逐步转向作为科学传播中的行动者，积极地参与角色研究。e.平台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一开始仅被概括为科学信息的传播渠道[12]，但此后研究逐渐指出由于其潜在的算法，平台可能以不同于传播者预期的方式呈现科学信息。平台中嵌入线索的准确性、重要性或受欢迎程度也在影响着科学传播的信息流与影响流，成为科学传播“内容塑造者”[13]。

可以看出，科学传播行动者的角色研究大部分基于行动者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的功能作用及其延伸属性来展开，侧重于从行动者自身的特性去界定角色，形成不同类别行动者之间角色划分的差异性。

1.2科学传播行动者关系研究科学传播系统是一个动态反馈系统，行动者之间存在复杂关系连接[14]。现有关于科学传播行动者关系的研究主要有：a.基于两两行动者的关系研究。主要是以“科学”为轴心展开“科学与媒体”“科学与公众”“科学与政府”这样有针对性和侧重点的关系研究。这其中又以前两者的研究居多，科学与媒体、科学与公众之间往往被认为存在着隔阂，障碍和藩篱[15]，这些研究通常是以做好沟通达成彼此共识为落脚点。b.基于多元行动者关系研究。将三种及其以上的行动主体纳入关系范畴。这其中既有将“科学、政府、媒体、公众”作为整体的关系研究；也有将“科学、媒体、政府”作为行动派别A，“公众”作为行动派别B，研究A与B之间的关系(如“科学、媒体与公众”；“科学、媒体、政府与公众”关系)或研究A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如“科学与媒体”“科学与政府”“科学、媒体、政府”间的关系)。

行动者关系研究大致有3个取向的结论延伸：一是积极的互动关系。由于科学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科学家、媒体、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对科学传播十分重要，这个互动过程本身也是重要的科普过程。特别是在有争议性的科学问题上，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对共识达成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对立的冲突关系。科学传播行动者的立场和责任不同，在开展科学传播时会有不同的议程，这些议程有时是互利的，有时是彼此冲突的[16]。三是竞争性的共生关系，认为在科学传播中各行动主体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彼此合作但又充斥着竞争与操控的关系。

1.3文献小结与研究问题的提出从现有关于科学传播行动者的角色与关系研究来看：a.现有角色研究多基于科学传播行动者自身特性与功能视角展开，既有行动者可以共同扮演的角色，也有某一类行动者无法被替代的角色功能。这样的角色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但也使得关于各个行动者的角色研究相对分离。若要以角色为起点进行关系研究，首先需要将各行动者的角色划分置于统一范畴下进行，从而更好地确定科学传播中行动者扮演的角色以及科学传播网络中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b.现有关系研究通常是将某一类行动者固化为一种角色特征而展开的关系分析，但事实上，行动者之间产生积极互动、对立冲突、竞争共生的关系都不是恒定的，不同行动者在差异化立场与不同角色下的关系结构和产生关系的动机也是不同的，这部分的研究仍有探索空间。c.在角色与关系的研究中，将这两个领域进行接洽，从角色理论的视角对科学传播行动者展开的关系研究相对缺乏，特别是对多元行动者整体角色关系网络的研究。随着越来越多的行动主体参与到科学传播实践中，有必要去了解这些所属不同领域、基于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声音的行动者在科学传播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同一角色和不同角色下它们之间的关系连接情况如何以及它们间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互动动机是什么。

2 研究设计

2.1数据采集研究以“新冠疫苗”议题为研究对象，将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科学家、平台媒体、公众作为行动者。前四类行动者每类选取10个代表，平台媒体代表选择的是新浪微博自主平台账号粉丝数超1亿的“头条新闻”，公众采集的是与上述41个行动者产生关联的用户。时间选取了2020年1月20日至2021年3月14日，该时间段包含疫情爆发、疫苗研发、疫苗上市、疫苗接种四个重要阶段。利用微博的API数据接口，以“新冠疫苗”为关键词，采集了上述行动者的全部微博文本，共得到有效数据5 142条。其中，专业媒体2 538条，机构媒体722条，自媒体1 385条，科学家359条，平台媒体138条。需要注意的是，围绕新冠疫苗议题展开的传播实践是一个包含政治政策、医疗科技、社会行动、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的复杂公共议题，围绕科学健康知识传播、答疑解惑等科学内容的传播只占到相关议题框架的一部分。因此，以文本中是否含有“科学知识、科学文化、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内容为指向进行了二次数据筛选，得到相关文本1 141条。

2.2角色确定与编码为了将行动者的角色划分置于相对统一的标准下，研究从科学传播的核心即传播内容出发，根据行动者在报道文本中的内容框架及其主要发挥的作用与功能来进行角色确定。通过对所收集数据的预处理分析，最终将科学传播行动者在新冠疫苗议题中的角色类型划分为：报道者角色、解释者角色、裁判者角色与引导者角色。其中，报道者角色主要承担着客观、中立对科学信息进行传播的功能，框架文本信息主要是与疫苗相关科学信息的发布、包括接种指南、研发记录、临床试验数据等。解释者角色是针对某一类具体问题进行内容阐释、答疑解惑，其框架叙事特征通常以问答的形式展开。裁判者角色通常代表个人或机构针对议题中具体内容，发表看法、做出评议与判断价值，内容文本中含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与情感倾向。引导者角色则是有明确的思想指向性与行为引导性，文本框架中常用关键词有“鼓励、倡导、建议、提醒”等。角色编码规则为(报道者角色=1，解释者角色=2，裁判者角色=3，引导者角色=4)。

2.3关系确定与编码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针对“新冠疫苗”议题在微博平台的科学传播，遵循社会网络分析数据收集与整理的原则，将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量化为：在文本中是否转发、提及、引用其他行动者(有=1，没有=0)。以上述采集的传播行动者样本为起点，将它们之间的关联及其在报道中所关联的其他行动者进行纳入，最终形成了121*121关系矩阵数据。变量编码由两位研究员对框架类目与框架元素进行讨论，达成充分理解与共识后独立执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信度系数均达到0.85以上。

3 研究发现

3.1行动者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呈现针对“各行动者在科学传播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研究对不同行动者在“新冠疫苗”议题科学传播实践中的角色呈现进行了统计分析。

3.1.1 角色分布 如图1所示，不同行动者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呈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a.从数量来看，专业媒体围绕“新冠疫苗”议题展开的科学传播总量最大，平台媒体内容较少。b.从角色类别来看，专业媒体最主要角色呈现为报道者角色，自媒体主要呈现为裁判者角色，机构媒体、科学家和平台媒体最主要角色呈现为解释者。c.从角色呈现的均衡程度来看，通过计算五类行动者在四种角色呈现上的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C·V =(标准偏差 SD / 平均值Mean)× 100%)，发现自媒体(CV=36.93%)与机构媒体(CV=32.46%)的变异系数相对偏高，说明其角色分布的离散程度大，表现为行动者更(不)凸显于某一项角色的呈现。比如机构媒体中的解释者角色与裁判者角色，自媒体中的裁判者角色与引导者角色呈现有较大的极差。科学家(CV=26.42%)的变异系数居于中位，平台媒体(CV=20.62%)和专业媒体(CV=22.73%)变异系数相对较小，在四种角色分布上更为均衡，在关于新冠疫苗科学传播的内容呈现上更为多面。

图1 行动者角色呈现

3.1.2 角色组合 在对不同行动者的角色类型编码过程中，研究发现同一行动者存在两种及以上角色特征的现象(275:1141)，占整体行动者角色的24%。在角色内部的组合类型与占比情况中“解释者与引导者”(25%)、“裁判者与引导者”(21%)、“解释者与裁判者”(20%) 有较高的组合比例，其文本叙事特征通常是对内容进行科普解释后展开观点评议或引导；“报道者与解释者”(16%)、 “报道者与裁判者”(10%)、“报道者与引导者”(3%)的组合也占有一定比例，通常是进行内容报道的基础上进行引导或裁判，三种角色同时出现的情况有5%。

默顿将这种行动者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关系的总和称为“角色丛”[17]。从角色间组合关系来看，行动者在科学传播中对框架叙事要素的选择与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对应角色功能组合上的关联。报道、解释、裁判、引导之间的内容相关性以及行动者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功能依附与互补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角色间的组合具有必要性与必然性，其优势在于内容与功能上的相互补充，提升科学传播的内容质量。但在科学传播中，同一行动者同时扮演多重角色也存在着一定的传播隐患。一是角色与角色之间的边界问题，这种情况可能造成角色边界不清，角色功能模糊等问题；二是行动者是否具备同时实现多重角色功能的能力，这就为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角色互动埋下了伏笔。

3.2多元角色下的行动者关系网络针对“各行动者在扮演多元角色时的关系网络”，研究将行动者之间彼此关联的共现矩阵数据导入进Gephi软件，通过FR算法布局运行，得到了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图谱(见图2)。关系图由121个节点、285条边构成，节点表示参与互动的行动者，连线表示行动者之间的转发、提及、引用等共现关系。连线粗细程度与共现频次呈正相关，在不区分角色类型的情况下，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3.2.1 角色共同性中的常态性关系互动 结构角色论的代表林顿认为角色是构建社会系统的基石，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并有着与之对应的位置及其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因此，在既有的结构与框架中，行动者的互动轨迹往往具有方向性与常态性。从行动者的网络关系来看，基于行动者结构共性带来的角色常态性关系互动包括：a.同一组织系统的内部互动连接，如新华网与新华社；环球网与环球时报；丁香医生与丁香园等。b.同一类别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连接，如专业媒体之间的央视新闻与新华社；机构媒体之间的国资小新与中国生物CNBG等。c.基于地域共性的关系连接，如北京发布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封面新闻与四川公安等。d.基于领域共性的关系连接，如共处于健康垂直领域带来的政府机构媒体与企业机构媒体的互动，疾控科普与网易健康；疫苗领域的疫苗圈与疫苗与科学、卤煮疫苗等。

图2 行动者关系图谱

3.2.2 角色阈限性下的偶发性关系互动 过程角色论的代表特纳认为“社会戏剧”创造了“阈限”[18]，规定了角色扮演的结构与秩序。阈限的空间具有模糊性、开放性与暂时性的特征，且能够在不同的结构状态中进行功能转换。角色阈限性下行动者间偶发性集合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临时性与阶段性的特征。正如布鲁默所言，“互动是一个暂时性的过程”，具有结构化而又流动性的本质。从行动者的关系网络来看，这种临时性的互动关系包括：a.交流性互动关系。基于答疑解惑的关系连接，如科普自媒体与公众的互动，对提问者的具体问题进行解答；基于领域专家间的观点与意见交流，如“麻醉医生凌楚眠”与“协和医生DO先生”之间的互动等。b.合作性互动关系。基于共同目的协作生产、内容创造。如“人民日报”联动“天目新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展开的疫苗报道。在共同生产内容的诉求中，实现了中央与地方媒体的纵向互动连接。c.共享性互动关系。基于信息交互与内容共享的关系连接，如“共青团中央”转发引用了“毕导”关于新冠疫苗的科普视频，一个是政府机构媒体，一个是微博认证为搞笑幽默博主和科普博主的自媒体，这也说明优质内容是促进行动者“破圈”互动的重要纽带。

3.2.3 角色共振中行动者关系动态平衡 结构角色论强调了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既定的、结构化的一面，即社会系统与结构因素对角色行为关系的方向性引导与规范制约作用，角色所在的组织系统、行业类别以及领域范畴等方面的共性会带来行动者之间的常态性互动。过程角色论则强调了行动者在关系互动中的流动性、能动性的特征，即角色实践过程中发挥创造性的互动过程，在观点交流、合作创造与信息共享中带来行动者之间偶然性集合。在科学传播的具体传播情境与交往动机中，不同行动者在多元角色组合共振中满足行动者的传播需求，带来传播价值的提升以及功能与视域的融合。

3.3同一角色下的行动者关系网络针对“不同行动者在扮演同一角色时的关系网络”，研究通过Ucinet软件中的关系可视化、中心性与密度计算，对四种角色下行动者的关系结构、关键行动者、关系紧密程度进行了分析。如图3所示，行动者在四种角色下的关系网络存在显著区分度。研究进一步发现，四种角色关系网络的差异：包括行动者连接的互动半径、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位置以及行动者关系的紧密程度，很大程度都与角色理论中的“角色距离”有关。角色期待与角色实践之间的“角色距离”，构成了行动者们互动连接的空间。行动者间连接互动的动机便是，在有相关角色功能的需求下，其他行动者能够为彼此的角色扮演提供什么功能，使之强化角色实践和弥补角色距离。这就决定了行动者与谁进行互动以及互动频次和范围，具体来看：

图3 四种角色网络关系

3.3.1 关系网络：角色距离与互动半径 角色距离影响着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半径。报道者角色的最基础功能是对科学信息进行报道，其角色功能的补充主要是关键内容信息的获取，这就决定了其关系连接的半径主要是同领域的其他专业媒体和作为科学信息重要来源的官方政府机构媒体，引导者角色的关系网络亦是如此。解释者角色的功能弥合主要体现在科学领域和传播领域的专业能力互补上，主要表现在，专业媒体在进行科普解释时需要寻求政府机构媒体与科学家，而自媒体与科学家常常是在专业媒体或机构媒体所发布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科普解释。因此，在作为解释者角色时，行动者间的互动与联系开始明显加强。如果行动者已经具备扮演该角色所需要的功能，那它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互动就会明显较少，行动者间活动半径缩小，裁判者角色关系网络便呈现出这样的特征。

3.3.2 度中心性：角色实践距离与关键位置 度中心性越高在网络关系中处于关键位置，越能够控制与影响其他节点的活动。从研究数据来看，行动者越具备实现某项角色功能的能力，角色期待与角色实践之间的角色距离越小，那么他在该项角色关系中的中心性就越强，越处于网络中的关键位置。

报道者角色最重要的角色功能是需要具备(组织)获取信息、编辑信息、传播信息的能力。从其中心度来看专业媒体与机构媒体有较高的数值，二者在作为专业的信息报道与主要的官方信息发布机构，具备报道者角色功能实践所需要的能力。同理，解释者角色关键的角色功能是要对科学内容进行专业化的分析与阐释，此时科学健康领域的自媒体和科学家在行动者网络关系中的中心性开始凸显。而作为裁判者角色，行动者是否具有对议题内容进行评价、审议的角色能力，更多取决于行动者的自我判断和行动者是否主动扮演这种角色，从上述发现可知自媒体和科学家较多扮演为裁判者角色，其中心性也开始有所凸显。引导者角色重要的角色功能是需要具备专业权威性与话语影响力，使其引导的内容能从纷繁信息中凸显出来。专业媒体和机构媒体在这方面有很强的优势，特别是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在引导者角色的关系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

3.3.3 网络密度：角色距离大小与关系密度 “密度”可以反映网络中各个节点关系的紧密程度，密度越高说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越紧密，信息流通的频次与合作的效率更高。从行动者的角色关系矩阵密度数据来看，解释者角色关系网络的密度(0.0492)相对较高，裁判者角色关系网络(0.0241)的密度偏低，报道者角色(0.0356)与引导者角色(0.0323)的关系网络居中位。

将四种角色关系网络的密度差异与角色功能、行动者实践相结合，研究发现，不同行动者之间关系密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行动者的角色距离所影响。当行动者扮演某一角色时与“角色期待”间的角色距离越大，自身越无法独立实现该项角色功能时，那么他在“角色实践”中，寻求与其他行动者互动的动机就越强烈，关系网络的密度也越大。在作为解释者角色时，行动者之间关于科学专业知识解读能力的角色距离值在变大，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开始加强。作为裁判者角色时，行动者在发表评价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主观性，在角色实践中的距离值变小，不同类别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密度较低。此外，从上述关系密度数据来看，科学传播行动者间整体关系密度数值低，行动者间的互动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4 结论与讨论

行动者角色与关系的研究视角，提供了一个机会扩展我们对科学传播中“行动者如何产生关系互动”的思考。从促进科学传播中行动者的关系互动，以期更好实现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对话的展开、科学共识达成的愿景出发，研究提出以下几点结论与讨论，希望通过行动者角色组合与角色弥合之间的内在张力，建立起更具功能性的关系连接。

4.1角色共振中关系互动的内驱力正如研究发现3.1中指出的，科学传播中行动者多角色共存的现象，既反映出角色之间的粘连性，也暗含了角色间互动的需求，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角色共存的形式包括“同一行动者的不同角色组合”和“不同行动者的不同角色组合”两种情况，当前者内部的角色组合无法满足行动者的传播需求时，便会转向与其他行动者的角色组合。在研究发现3.2中，结构角色框架下基于共性的常态性互动与在过程角色实践中的偶发性集合互动，共同构成了角色共振下的行动者互动关系。

内部角色共振是行动者同时扮演两种及其以上角色。其优势在于更能以行动者的意志进行内容框架的布局，但其弊端在于每种角色都有其对应的行为规范与责任要求，行动者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容易造成角色边界不清晰、角色内冲突、角色行为失范等问题。外部角色共振是当角色之间有组合的“需求”，但是行动者自身并不具备实现多种角色功能的能力时，行动者与行动者之间基于角色共振的关系互动就产生了。其优势在于角色行动边界更清晰，能发挥不同行动者的角色所长，并且在与不同行动者形成连接的过程中也扩大了传播范围，辐射到不同类型的传播受众面。角色共振的本质是在科学传播中实现多角色的价值创造。通过角色内容与功能上的相互补充，能更好地实现信息阐释，更清晰地传达行动者意图，提升科学传播的内容质量与传播效果。从“角色+角色”的角色共振视角展开关系研究，有助于把握不同行动者间产生关系互动的内在动力。

4.2角色距离中关系互动的外动力科学传播中的一大瓶颈问题是如何在不同行动者之间实现信息沟通与共识达成。相较于行动者在不同角色共振下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3.3中不同行动者在扮演同一角色时更多地跳出了彼此间常见的互动框架，不同类别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联系也更加明显。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角色期待与角色实践之间的角色距离，即扮演该角色所需要的功能与行动者实际掌握能力之间的差距。角色距离的维度，即行动者在什么方面存在角色距离，决定着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连接半径，角色距离的大小影响着行动者关系网络的中心性及行动者间的互动频次与关系密度。在科学传播中由于各行动主体之间既存的知识差距、立场差异和系统边界，使得“角色距离”的存在具有必然性。一是科学领域的高“专业性”，并非其他行动者依靠平日里提升“科学素养”就能企及；二是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难以轻下定论。同样对于科学家来说，培养专业的信息发布技巧与新闻敏感度也有难度。这种角色距离的客观存在及其难以跨越的现实困境，一直制约着科学传播的发展。然而通过与其他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连接与互动，这种距离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弥合。这种基于“角色距离”的差距弥合带来的“行动者+行动者”的关系互动，成为科学传播中行动者跳出“舒适圈”，展开跨类别连接的外部驱动力。

4.3行动者间交往模型与发展建议研究科学传播中的行动者关系，更多的是要强调不同类别、不同领域、甚至不同观点之间是如何互动，进而实现科学信息沟通与共识达成。但从已有科学传播行动者间的互动路径来看，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跳出行动者各自既有熟悉的关系网络与传播情境。当需要行动者“破圈”的时候，这种互动的“驱动力”并非如科学传播理想蓝图所“期望”般那样的“你来我往”，在现实层面更多的是源于行动者的“需求”，更多的是基于利益、基于缺失、基于寻求、基于帮助。而从角色理论的视角出发，这种需求主要体现为：角色与角色之间组合带来的角色共振需求，和角色期望与角色实践中角色距离带来的弥合差异需求。二者共同构成了行动者之间关系产生的驱动力，若只有角色共振的需求，而不存在角色距离，那么同一行动者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即可实现；若只有角色距离，而没有角色共振的需求，那么行动者仍是在各自领域与圈层内进行科学传播，亦不会构成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互动。

基于多角色价值创造的“角色共振”和基于角色差距弥合的“角色距离”，研究提出了科学传播中行动者角色关系互动的交往模型(见图4)与发展建议。

图4 科学传播行动者交往模型

a.在关系连接中找准角色定位。行动者在科学传播中存在着多重角色，需要在传播实践中应对功能与期望的多样性，其难点在于如何在正确的情境与关系中采用恰当的角色，进行不同的角色转换。角色定位的方式有自我角色定位、“他者”角色定位、“关系”角色定位，在与其他行动者互动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这三种角色定位的关系，在不同的关系类型下，对角色功能与角色边界做出审视判断，做好关系调适，为与其他行动者可能的关系互动做出准备。

b.在关系互动中做好角色建设。回归行动者的角色能力建设本身，提升自我角色功能的实践能力，回应其他行动者在互动中的角色期待。角色互动的过程是在有互动需求与动机的情况下，选择最佳的角色合作伙伴。当行动者在特定角色的实践能力越强，而其他行动者有角色共振和角色距离产生的互动需求时，越有可能在彼此间形成联系。在基于特定议题的临时性互动之后，专业角色的能力也是行动者之间建立熟悉与信任关系的保障，能为发展长久深入的互动关系奠定基础。

c.建立多层次角色的合作共生关系。科学传播中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并不局限于提供科学信息或提供传播工具。就以科学家和媒体的关系来说：科学家需要借助媒体的角色功能不仅是媒介工具，更是具有议题设置能力、传播力、影响力与引导力的媒体行动者；而媒体对科学家的角色需求，也不限于提供科学知识资讯的专业信息，还包括对科学问题的意见态度，是共同进行科学问题舆论引导的合作伙伴。因此在科学传播中，行动者应该主动寻求多层次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把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单一化的归纳。通过角色互动的动机来实现关系互动，通过关系互动来更好地实现角色呈现，在行动者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循环，实现科学传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而实现科学共识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