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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尘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2022-05-12宗城

视野 2022年8期
关键词:陀氏耶夫斯基陀思

宗城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号称“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他与列夫·托尔斯泰一道,被认为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两座高峰。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白夜》《地下室手记》,至今仍是毫不过时的文学经典。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分析浩如烟海,但在文学之外,这位作家也不乏丰富之处。

我们不妨从一个名字说起。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开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简短而有力的文字写道:

献给:安娜·格里果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安娜是他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的对象相比,安娜不算是最漂亮的,家境也不算好,但她具备细心、耐心和慈悲的珍贵品质,在陀氏面临种种困难的时刻,是安娜的悉心陪伴,让陀氏不至于跌入人生的谷底。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面临癫痫症和债务危机的违约风险。1865年夏,出版商斯捷尔洛夫斯基與陀氏签订合同,他仅仅以三千卢布的价格,就购得陀氏三卷本全集的版权,陀氏当时急需用钱,没有细看合同条款就签了下来,可是条款里有一条极为严苛的规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在1866年11月1日前交出一部长篇新作,否则将被追缴高额违约金。如到12月1日仍不能交稿,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将永久转归出版商所有。”

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埋首于《罪与罚》的创作,《罪与罚》中译本有42万字,我们就可想而知它的俄文体量。一般这么长的作品,很多作家两三年都不见得写完,但陀氏不但要写它,还要被迫在一年内写出另一部长篇,否则他的所有著作就会被出版商据为己有,甚至,他可能因为违约面临牢狱之灾!幸运的是,当时仅有18岁的安娜·斯尼特金娜出手相助,答应无偿为陀氏担任速记员。

1866年10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仅耗时26天就在安娜的帮助下完成了小说《赌徒》。11月1日,书稿送至出版商家中,由当地警察署长签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躲过违约危机。

1866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在认识不到半年后就决定离婚。11月3日,他第一次登门造访安娜和她的母亲。仅仅五天后,11月8日,他向安娜求婚。次年2月,他举办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次婚礼。

安娜·斯尼特金娜出于1846年8月30日,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日,一所属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房子里。有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葬身的季赫文斯基墓园也在这里。从小,安娜就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她参加节日弥撒,聆听教堂钟声,为自己出身于修道院感到光荣。据安娜的回忆录记载:“父亲的祖先是小俄罗斯人,高祖父姓斯尼特科。曾祖父卖掉了波尔塔瓦省的庄园,移居彼得堡之后,就把自己的姓改为斯尼特金。……母亲的祖辈是瑞典人,属可敬的米利托佩乌斯家族。她的曾祖父曾任路德派新教的主教,叔伯们则是学者。”

安娜的母亲是一个俊美高挑的女人。她“身材修长、匀称,五官长得十分端正,女高音特别悦耳”。她生于1812年,19岁时曾和一位军官订婚,但后者在参加匈牙利战役时不幸战死,安娜的母亲悲痛万分,一度决定终身不嫁。几年后,当地喜欢说媒的妇女特地为她举办了一次聚会,有两个中意她的年轻人应邀而来,但是,当有人问起安娜的母亲对那两个小伙子是否欣赏时,她说:“我倒比较喜欢那个总是有说有笑的老头儿。”她指的就是安娜的父亲。

与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相似,她的母亲一眼看中的也是一位年长的男人,两人初次见面时,“小老头儿”已经42岁(他生于1799年)。他们本来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聊天,安娜的父亲并不是具有强烈目的性的男人,和别的男人相比,他少了很多攻击性,多了一些可爱和仁慈。他年过四十,面色依然红润、年轻。他们在相处后都不由自主地在意对方、偏爱对方,于是,他们陷入爱情,哪怕母亲信奉的是路德新教,父亲信仰东正教,父亲为了跟母亲结婚,宁可违反家庭的意愿,即使和几个亲人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因为在当时,夫妻之间要求信仰相同,但为了心中认定的人,父亲宁愿忍受家人的质疑。母亲不愿父亲为难,决定改信东正教。据安娜回忆:“对于改变宗教信仰一事,她始终没有后悔过。‘要不然,’她说,‘我就会觉得自己跟丈夫和孩子们之间十分疏远,而这使我感到痛苦。’”

多年以后,安娜与心目中认定的人相遇,宛如朝拜宗教一般献身爱情。在某些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德行良好的丈夫,他挥霍钱财,与人出轨,脾气说好听点叫真性情,说不好听就是难相处。屠格涅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朋友曾抱怨:“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既不善良,也不快乐。他心术不正,善妒而又堕落,一辈子都在使性子,发脾气……”但安娜发自内心深爱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共同生活的14年使我深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上最纯粹的人。”

当安娜在大教堂降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正连载在期刊《彼得堡文集》上,时任杂志社主编的涅克拉索夫对别林斯基兴奋地说道:“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更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文学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沉溺于研究西化思想,加入了激进的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年轻人们视作反抗专制的勇士、俄国文学年轻一代的表率。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革命活动而被捕,直到行刑前的最后一刻,沙皇宣布大赦,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才免于过早死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年少时有过两段匆促的感情,一次迅速分手,一次遭遇少女拒绝。处女作《穷人》发表后,他在一次彼得堡评论家举办的文学聚会里迷上了评论家的妻子,此人名叫阿芙多季娅,在当时的陀氏眼中,“天下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阿芙多季娅美颜多姿,众人为之倾心,她虽然已婚,追求者倒是不少。与那些追求者相比,陀氏虽有才华,长相和性格却并不很合她的心意。

在被阿芙多季娅拒绝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沉浸在失恋般的痛苦中,白天和夜晚,他都会想起那副美丽面孔,又为自己被拒绝的事实而自卑和沮丧。直到有一天,他在酒馆认识了正处在一段不幸婚姻中的女人玛丽亚·伊萨耶娃。玛丽亚的丈夫长期酗酒,对妻子施行冷暴力,身处压抑的关系里,玛丽亚就像陷入阴冷地牢般,渴望逃离,又缺乏勇气。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见钟情,鸿雁传书,并屡次大胆地邀请后者到家中做客。然而,玛丽亚同时又是一个歇斯底里,和陀氏一样用情不专的人,在神经质这一点上,他们也颇为相似。于是,当陀氏在信中得知玛丽亚的丈夫去世,迫不及待地写信向她求婚时,玛丽亚却一口拒绝了他,坦承她在异地有了别人。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那一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一次回想起被拒绝的时刻,可是几个月后,玛丽亚又对陀氏写信说,自己最爱的人还是他。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容易降智,哪怕是再成熟的人,恋爱也可以让他变成孩子。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1857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顿涅斯克的一处教堂迎娶了伊萨耶娃,他希望能与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死去。但造化弄人,1864年4月15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在莫斯科去世。

除了伊萨耶娃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遇到安娜之前还有一段深刻的恋情。那是一段亨伯特与洛丽塔式的关系,天使和魔鬼的危险结合。阿波利娜里娅·普罗科夫耶菲娃·苏斯洛娃,这是一位早熟的少女,一个令作家本人魂牵梦绕的名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她击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们的感情始于1861年彼得堡的一次文学演讲。演讲过后,女学生苏斯洛娃向作家寄去了一封诱引的求爱信。那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刚满40岁,苏斯洛娃则只有22岁。一边是出了名喜欢年轻女孩的作家,另一边是迷恋深渊的性感少女,他们在聚会里故作正经,聚会结束便到夜里偷欢。他们拥抱、亲吻,想用彼此的身体,在暴雨中震颤,在危险中沉沦。少女犹如献给魔鬼的祭品,供他享用,又被他凌辱。在《地下室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地下室人”之口说:“爱情嘛,乃是自愿赐予被爱者任意施虐的权利。”而他们的关系就是虐待与爱抚之间的反复纠缠,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讳言,自己在这种征服与施虐的关系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这位在小说中屡次书写奴役的作家,自己却也享受奴役他人的感觉,而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既是暴露他人的恶,也是在解剖自己,展现自我的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浸于少女美好的身体,但后者越发难以容忍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她害怕作家对她只有性,没有爱,她也厌倦了一次次充当性爱中被奴役的角色。此时,二人在观念上的差异也变得格外明显。当陀氏向保守疾步而去时,苏斯洛娃正在被革命的烈火所吸引,她厌恶陈旧的一切,渴望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愤怒一击。

1863年6月,苏斯洛娃公开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抗。她接受了西班牙籍医学院学生萨里瓦尔的身体诱引,以此作为对施虐主人的挑衅。她当然知道萨里瓦尔只是一个脑袋空空只想做爱的萍水过客,但她享受这种逃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中产生快感。主人和奴隶,在这一刻产生翻转。又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到了背叛的滋味。而他何尝不是跟许多人一样,一边享受背叛,一边又被背叛所伤。

1863年8月底的一天,苏斯洛娃对匆匆赶来巴黎的作家说:“你来得太晚了。”

多年以后,苏斯洛娃曾在日记里回忆道:“每当回忆起两年前的生活,我便开始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第一个扼杀我信念的人。”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苏斯洛娃扮演了不可动搖的重要角色,是他许多女性形象的现实来源。比如《白痴》里的娜斯塔霞、《群魔》里的丽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卡琳捷娜。《赌徒》的女主人公干脆就是作家对苏斯洛娃的称谓:波丽娜。

有趣的是,《赌徒》正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听作家口授速记的。她当然知道波丽娜的原型对丈夫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她在回忆录里对苏斯洛娃只字未提。

与安娜结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情生活终于安定,他的写作之路也在稳步向上。但积压在他面前的,还有赌瘾、敌人、供养家庭,还有巨额债务。

在赌博这件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小说有多好,赌运就有多烂。再加上他因为其他原因所欠下的债务,有一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心俱疲,却还要维持专栏小说的连载。最拮据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典当家里的首饰和衣物,跟妻子一起跑去欧洲,借度假的名义躲债。他在信件中感慨道:“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写作的条件恐怕会被吓死。”安娜在回忆录里透露了当时俄国几位名作家的小说稿酬:

“当时,富裕的作家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知道他们的长篇小说将会被各杂志抢着刊登,因而他们可以拿到一印张500卢布的稿费;可是穷困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说他穷困,是因为他当时欠了一笔巨额债务)却得把自己的作品主动提供给各杂志,而主动提供作品的人总是吃亏的,同样这几家杂志给他的稿费就少得多。比如,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的稿费是每印张150卢布,长篇小说《少年》则为250卢布,直到他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他才拿到每印张300卢布。”

在这种处境下,《俄国导报》的主编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决定向他伸出援手。卡特科夫曾经与陀氏主办的杂志发生过激烈论战,但这丝毫不影响卡特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尊敬,他不计前嫌、慷慨大方,在陀氏还没有写下一部作品时,卡特科夫就慷慨地为他预支了1000卢布。

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他从年轻时的西化自由主义者,逐步转向为民族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沙皇解放农奴的行为,令他对俄国的君主政体产生了臣服之心。在国外的生活以及对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乃至极左派的厌恶,让他后半生坚定了“反虚无主义”和“反暴力革命”的思想底色。19世纪6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大行其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触到很多青年,都被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俘获,他恰恰是厌倦了这种局面,才在《罪与罚》里书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如何被无政府主义所害,又在《群魔》里塑造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狂欢与堕落。长篇小说《群魔》中,斯塔夫罗金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我渴望作恶,我同样也感到满足。”

那时候,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松的就是和安娜在一起的时间了。安娜和他的年纪相差20岁,但他们甜蜜如同青春眷侣,陀氏对安娜直白地说:“我有时会在春梦中梦见你,你会梦到我吗?……你说可能在出国之后我就会对其他女性展开追求,但是亲爱的,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还从未考虑过思念你之外的任何人……而且这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方面比得上我的安涅契卡……我希望你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这封信。”

在回忆录中,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了赞美之词。说起他们一起完成《赌徒》的经历,她说:“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聪明、善良,但却遭到不幸、仿佛被大家遗弃的人。”在这段忘年恋的关系里,安娜成为自愿牺牲的一方,她热情地说道:“我一心想望做他的生活伴侣,分担他的工作,改善他的生活,使他获得幸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成了我的上帝,我的偶像,我觉得自己乐意终身向他膜拜。”

嫁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安娜整个生活的重心都在围绕作家打转。用今天的话说,她多少有一些“恋爱脑”,在认定一个人后,她具备献身的精神,哪怕为此委屈了自己。她屡次表达自己害怕被陀氏抛弃的念头,一旦他们发生口角,一些不安的想象就会萦绕在他脑海里,她会胡思乱想,害怕作家先生不再爱她,甚至断定她是一个愚蠢而任性的女人。在一次吵架后,她暗自下定决心: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她抛弃,她无论如何也不回国,而是隐居在国外的某个小乡村里,终身为自己失去的幸福而痛哭。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症,严重的时候,他会在第一次发作后一个小时,又重复一次,在已经苏醒过后,还会痛得大声叫喊两个多小时。而安娜对他悉心照顾,她在回忆录中说:“在知道他的经济情况后,我对自己和他许下诺言,一定要学会料理家务,我还笑着向他保证,要亲自为他做他极爱吃的馅饼。”

对家务与其他琐事的操持,让安娜失去了很多自主创造的时间。每当家里来客人,她就“必须从早到晚‘款待’客人,给他们‘解闷儿’”,这种连续不断的周旋使她疲惫不堪。除此之外,她还需要料理家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焦虑或癫痫症发作的时候陪伴他,她就像是一个作家的保姆,照顾作家的衣食住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缺乏一定的反省意识。我们不得不看到,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伟大的作家,在性别观念上也有着时代时代的局限性。因为这种“付出”,安娜曾感慨道:“没有时间从事我喜爱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我沮丧地想到,整整一个月里我没有读过一本书。”

有时候,他们也会因为性别议题吵起来。安娜对女性承受的苦难具有更高的共情能力,她常常为家庭主妇和底层女性的境遇而感到难过,这种难过不只是道德上的怜悯,也是因为同是女性和劳动妇女而拥有的感同身受。因為“妇女”一词,安娜就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过争论,而对于是否该同情俄国的女性虚无主义者,他们的观点也并不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别观念更加保守,他同情饱受苦难的妇女,但对投身革命事业的女性却并不特别理解。他对于暴力革命和左翼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抵触,也让他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权主义运动不甚积极。

虽然,夫妇二人的性别观念乃至政治观念都并不一致,但他们仍相互扶持走过了14个年头。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安娜都是他最深爱的人,他也是安娜心中上帝赐予的礼物。他们经常斗嘴,磕磕绊绊,到头来还是重归于好,甜蜜如初。

安娜不但悉心处理家务,也跟丈夫一同筹措出版事业。在创作完长篇小说《群魔》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打算自产自销,自己出版这本书。他委托安娜假扮客人,打听不同出版商和印刷商的开销、折扣等计划,掌握与出版图书有关的种种细节。在准备就绪后,夫妇二人自行购买纸张,安排印刷和装订,一口气印了3500本《群魔》,为此该还成立了一个出版公司。安娜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们合作出版活动的基石,即使在他过世以后,这个出版公司仍然维持了38年”。他们的尝试大功告成,《群魔》首版3500本售罄,二人从中赚得4000卢布。当时的一卢布约等于今天的一百块人民币。

安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神话固然美好,但我却希望在新的世代,这样的神话能越来越少,因为它无论是出于多么冠冕堂皇的辞令,本质上都是女性为男性事业所作出的牺牲,而整个社会在漫长的时期内一度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一个女性可以自愿选择打拼事业或成为家庭主妇,但这不等于女性牺牲是一种理所当然,女性的奉献,也不是男性退出家务的合理豁免。因此在今天,比起女性为男性作家奉献的爱情叙事,我更乐于看到,男性为女性创作者分担事务,或者爱情与婚姻关系中,双方对生活事务出于平等的协商与分工。毕竟,追求理想不是男人的特权,做家务也不是女人生来就有的责任,一个当代的爱情神话,不该使一方失去追求内心所爱的自由。

(摘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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