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组玉佩起源与形制研究

2022-05-11熊兆飞通迅作者

艺术设计研究 2022年2期

李斌唐素熊兆飞（通迅作者）

组玉佩是周代非常流行的一种高级玉佩形式，它在周代各诸侯国贵族墓葬中大量出现。组玉佩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组玉佩通指由两件以上玉器构成的组合型佩玉，早在原始社会就有这种类型；而狭义组玉佩则是指西周时期形成的以璜为主体，间杂诸如玉珠、玉珩、冲牙等类型玉器的组合型佩玉。针对先秦时期组玉佩起源与形制的问题，学术界对西周至战国时期组玉佩的形制以及文化视角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同时也有一些相关的专著出版。然而，从宏观尺度还需要对组玉佩起源进行深入分析，以求确定其发展的基准点。此外，西周至战国时期组玉佩形制嬗变与服装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也鲜有人展开深入探讨。因此，先秦时期组玉佩的起源及其形制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对其深入考察能够起到补史、纠史的作用。

一、先秦时期组玉佩的起源

组玉佩的起源至少与先秦时期崇玉文化、玉石之路、制玉技术以及组合型佩饰的样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崇玉文化的盛行与玉石之路的开辟是组玉佩产生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制玉技术的进步与组合型佩饰样式的发展则是组玉佩起源的重要内部因素。

1、崇玉文化的盛行为组玉佩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土壤

中国原始社会就有崇玉的习俗，玉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距今7500年前的辽宁查海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发现了生产工具类（玉斧、玉凿）、装饰类（玉玦、玉管、小玉环）以及特殊用途类（玉匕，可能作为明器）玉器，充分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夏民族的崇玉文化就已开始萌芽。同样，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玉璜、管、珠等遗物标志着中国组玉佩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至6000年前。自此而后，黄河流域、辽西地区、长江流域以及华南地区的各种原始文化均明显盛行着崇玉习俗。毫无疑问，如此浓厚的崇玉文化必然会为组玉佩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当物质与技术条件达到一定程度时，组玉佩会在崇玉文化深厚的土壤中迅速萌芽与发展，最终在周代绽放出光彩。

2、玉石之路的开辟为组玉佩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玉石之路”是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根据考古发现的玉文化材料于2012年所提出的学术命题，它主要是针对德国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以西方人视角而命名的“丝绸之路”。它强调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存在着具有6000多年历史的“玉石之路”，它以新疆和田为中心，向东西两翼运出和田玉，沿河西走廊或北部大草原向东渐进到达中原地区。从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玉器到中原史前玉器的关联性，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东部板块与西部板块千百年来凝聚为一体的关键要素。毋庸质疑，“玉石之路”的开通，必然会增加中原地区玉料供给量，从而为组玉佩这种对玉料要求较高的佩饰提供大量精美的玉料，促进其迅速发展。

3、制玉技术的进步为组玉佩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支持

组玉佩的出现还与制玉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发明的多功能型砣具与复合型钻具，为组玉佩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1)多功能型砣具的发明为组玉佩的产生奠定技术基础

新石器时代晚期发明的砣具是一种多功能的玉器加工工具，砣具按照大小和功用可分为宽砣、斜砣、平砣、大砣、细砣等几大类（图1）。具体来看，砣具可以用于切割、雕琢、镂空、打孔、打磨玉制器物。显而易见，砣具是古代琢玉工具中，功能最广、使用最普遍的器具。事实上，砣具切割方法与陶车有着一定的联系，如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羊羔庙遗址出土的玉斧与浙江省余杭县瑶山出土的柱形器，均显示出有砣具切割的痕迹，说明砣具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

图1：砣具的种类，图片采自《中国古代玉器》，第24页

砣具打孔（图2）的本质是不完整的切割，通常以砣具两面对割，将玉料对穿形成孔洞。毫无疑问，这种方法往往会产生非圆形的孔洞，一般为中间宽深、末端尖浅（图3）。这种打孔方法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卡若遗址出土的一件石刀，以及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一号墓出土的玉龟，穿孔处均可见此类砣磨痕迹，可为砣具打孔的例证。

图2：砣具打孔示意图，图片采自震旦博物馆

图3：砣具打孔的效果，图片采自《中国古玉展》，第17页

(2)复合型钻具的发明为组玉佩的流行提供了关键技术

打孔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最初的打孔应该是采用石钻手工直接旋转钻孔，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先后出现手工拉杆钻与陀螺钻。手工拉杆钻由钻把、钻杆、钻绳、拉杆、卡头、钻头等构成（图4）。其操作过程如下：左手握住钻把往下压，固定钻眼，右手前后往复拉动拉杆，通过钻绳持续不断地向钻头提供钻力。

图4：牵钻原理示意图，图片采自《殷墟出土之钻陀及相关问题》，第75页

陀螺钻由钻陀、钻杆、钻扁担、钻绳、钻头等部件组成（图5）。使用时，先将钻杆旋转几下，让绳索绕在钻杆上，将钻头对准要钻孔的器物表面，然后用双手将钻扁担向下压，绳索带动钻杆旋转，通过钻扁担上下运动，保护持续的钻力，从而进行不断地钻孔。显而易见，复合式钻具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玉器钻孔效率，更重要的是所打孔眼也非常规整与美观。因此，复合式钻具的发明是组玉佩从萌芽到大量出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技术，它为组玉佩的流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图5：陀螺钻原理示意图，图片采自《殷墟出土之钻陀及相关问题》，第76页

4、组合型佩饰的样式为初态组玉佩提供了样式基础

中国最早的组合型饰品早在距今25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就有发现，这时人们已用骨针缝制兽皮衣，并以兽牙、骨管、石珠等制成串饰进行装扮。山顶洞人用穿孔兽牙制作的装饰，充分反映了山顶洞人利用简陋的石器和骨器，制作出穿有小孔的石头、贝壳、兽骨等精致饰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新石器时代玉项饰（图6），周长76厘米，由穿孔管，珠、坠共71颗穿成项饰，下有一锥形玉坠，坠的两侧玉珠上还浮雕兽面纹。事实上，在兽牙、骨管、石珠等上钻孔远比在玉石上容易，原始人类在这些材料上无数次实践，逐渐形成组合型佩饰审美、象征等观念，形成一定的样式。当玉器加工技术达到组玉佩加工要求时，必然会按照组合型佩饰的样式进行生产。

图6：玉项饰，图片采自上海博物馆

二、佩戴式组玉佩

佩戴式组玉佩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其顶端形态为一玉串套，通过佩套的形式使整个组玉佩附着于身体上。细分可以将先秦时期佩戴式组玉佩划分为颈部组玉佩与肩部组玉佩两种形态。

1、颈部组玉佩的形制反映其明器属性

毫无疑问，随着新石器时代崇玉文化的盛行与制玉技术的进步，从原始项链中萌发出一类用玉器串联的组玉佩。到了周代，颈部组玉佩发展到顶峰，完美地将礼器小型化作为佩饰的组成部分，主要运用璜、管、珠等多种玉器有规律地组合串联在一起。这种组玉佩的长度会随着佩戴者的身份与地位有所变化，身份与地位越高佩戴的组玉佩越长。20世纪90年代，在河南三门峡市发掘的18座虢国墓葬中共出土联璜组玉佩三组，皆由玉璜、玛瑙、料器等不同质地、不同形状的饰件相间连缀而成，连缀方式基本相同，仅细节稍有不同。

三件组玉佩为挂于颈间达于骨盆以下的大型组玉佩，具体来看，五、六、七璜联珠组玉佩长度分别81厘米、140厘米、126厘米，其单件玉器数量分别为390件、293件、374件，如此多的单件玉器串联起来戴在颈部必然会造成生活不便，因此，它们具有象征性与礼玉成份，甚至有较大可能性为明器。此外，周代多璜式组玉佩主要出土情况如表1所示，这些组玉佩都与虢国墓地出土的情况一样，均发现于国君及其夫人墓。然而，在其他包括世子在内的贵族墓中却未有发现，这一情况说明颈部联璜组玉佩的使用有着严格规定，其使用范围可能限定于诸侯国国君及其夫人或有相应封号的贵族等。笔者认为，颈部多璜式组玉佩为明器的可能性极大，原因如下：首先，从形制上看，这一类型的组玉佩动辄由几十甚至数百件单行玉器组成，其重量骇人，根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佩戴；其次，这一类型的组玉佩均出自国君及其夫人的墓葬，就连世子的墓葬中都没有出现，充分反映了其至高的等级属性。多璜组玉佩在次夫人与世子墓葬中的差异性，说明了国君及其夫人甚至次夫人在生活中不会佩戴此物，只会将其作为明器在墓葬中使用；最后，春秋时期，侯国在礼制上僭越的现象非常严重，时常出现“小国大器”与“大国小器”的墓葬明器，应国、倗国、芮国等小国国君及夫人墓出土的组玉佩的璜数甚至高于晋国国君，可见颈部多璜组玉佩必定为明器无疑。

表1：周代多璜式组玉佩，表格里翼城霸国墓地M2未成组编号图片采自《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展》，M1：186图片采自《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平顶山应国墓地M231：21、M84：128图片采自《平顶山应国墓地I上》；长安张家坡墓地M58：1图片采自《两周时期组玉佩初步研究》；绛县横水倗国墓M1：121、M2未成组编号图片均采自《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北赵晋侯墓地M92:83、M91：30、37～41图片均采自《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I11M31:90图片采自《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I11M63：41～60图片采自《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羊舌晋侯墓地M1：1图片采自《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韩城芮国墓地M26未成组编号图片采自《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M27未成组编号图片采自《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

M1：121images/BZ_57_657_451_846_849.png西周中期绛县横水倗国墓倗伯夫人毕姬该组玉佩顶端有一件玉堵头，佩挂时垂于颈部后面，下部由三件玉璜与数件玉管、玛瑙管串连而成，三件玉璜上下垂挂。三璜组玉佩M2未成组编号images/BZ_57_674_934_828_1311.png西周中期绛县横水倗国墓倗伯五件玉璜与数件玉管串连成一体。五璜组玉佩M92：83images/BZ_57_653_1395_840_1832.png西周中期北赵晋侯墓地晋靖侯夫人由四件玉珩，四件玉璜，四件玉圭，四件束腰形玉片，两件玉贝及玉珠、管22件，玛瑙珠、管193件，松绿石管一件，料珠、管149件，计282件组成。四璜四珩组玉佩I11M31：90images/BZ_57_684_1907_810_2335.png西周晚期北赵晋侯墓地晋献侯夫人由408件玉璜、料珠、玛瑙组成。六璜组玉佩M91：30、37～41images/BZ_57_659_2417_842_3010.png西周晚期北赵晋侯墓地晋靖侯由五件玉璜、75颗玛瑙珠、管及绿色料管串联而成。五璜组玉佩

I11M63：41～60images/BZ_58_599_461_722_991.png西周晚期北赵晋侯墓地晋穆侯次夫人杨姞中部放置22件玉璜，两侧放置24件玉璜，玉璜之间还夹杂有玉管、料珠、冲牙、玛瑙管等。多璜组玉佩M1：1images/BZ_58_527_1086_790_1370.png两周之际羊舌晋侯墓地晋文侯？由璜、觽、虎、龟、管、玛瑙管、料管等组成。二璜组玉佩M26未成组编号images/BZ_58_549_1456_781_1993.png春秋早期韩城芮国墓地芮桓公夫人芮姜由一件圆形玉佩、七件玉璜和727件玛瑙珠组成。七璜组玉佩M27未成组编号images/BZ_58_567_2085_752_2668.png春秋早期韩城芮国墓地芮公由七件玉璜、一件圆形玉牌与737颗玛瑙珠相互串联组成。七璜组玉佩

2、肩部组玉佩的佩戴方式体现其日常性

肩部组玉佩是斜挎于肩部，置身体前侧、两侧或后部的一种联珠式组玉佩。它主要包括骨牌联珠组玉佩、玉牌联珠组玉佩、玉牌玉戈联珠组玉佩等。它们一般由玉珠、料珠等串联成多股，呈放射状集束于骨牌或玉牌之上。盛行时期大体上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早中期（表2）。凡出土玉牌式联珠组玉佩的墓葬，墓主均为女性，且均为诸侯夫人，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笔者认为，骨牌或玉牌联珠组玉佩应为女性特有的日常礼仪佩饰，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所有出土的骨牌或玉牌联珠组玉佩均出自诸侯夫人身上，而诸侯国国君身上却从未发现，充分反映了其阴性特质。同时，从这一方面也能说明作为中性性质的多璜式组玉佩明器的属性，使得侯国夫人在日常的礼仪活动中采用骨牌或玉牌联珠组玉佩来补偿这一心理落差。考古发现证明，往往拥有多璜式组玉佩的侯国夫人，身上也随葬了玉牌联珠组玉佩，反映了其随葬品的特性；另一方面，骨牌或玉牌联珠组玉佩采用斜挎于肩部的佩戴方式也印证了其日常属性，从表2所示可知，骨牌或玉牌联珠组玉佩与多璜式组玉佩一样，一套组玉佩的单件玉器数量往往在数百件以上，只有采用斜挎于肩部的佩戴方式才能减轻其对颈部压力，才能在日常礼仪活动中经常使用。

表2：周代联珠式组玉佩，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M1:114图片采自《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92:91图片采自《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M31:70图片采自《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韩城芮国墓地M26:587图片采自《两周时期组玉佩初步研究》。

三、佩挂式组玉佩

佩挂式组玉佩一般是环佩组合式，即由玉环、珩、管、佩为主件穿系成的组玉佩。这类组玉佩在春秋晚期和战国颇为常见，流行的地域也非常广阔。郭宝钧曾根据辉县琉璃阁战国早期M60所出玉佩与古代文献记载，复原过一套完整的春秋、战国组佩（图7）。中央是一件大玉璧，上下各有一件玉璜。上璜两端缀玉珠，璜上部有一件玉环。下璜两端所缀玉饰叫玉牙，两牙之间的方形玉饰叫玉冲，人佩戴行走时，冲牙相触，发出悦耳的声音，以驱除杂念。

图7：郭宝钧复原战国组佩形制，图片采自《中国古代玉器》，第153页

事实上，佩挂式组玉佩的形制远非郭宝钧复原的那样规范，它的组合方式非常灵活。如湖北江陵纪南城武昌义地六号战国楚墓出土的彩绘漆着偏衣木俑（图8）与河南信阳长台关二号战国楚墓出土彩绘组玉佩木俑（图9），分别佩挂两种不同形制的组玉佩，并未按照规范进行组合。

图8：湖北江陵武昌楚墓出土彩绘漆木俑,图片采自《湖北江陵武昌义地楚墓》，第48页

图9：河南信阳楚墓出土彩绘漆木女俑，图片采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48-49页

关于佩挂式组玉佩的位置，根据《周礼·天官·玉府》记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贾公彦释曰：“佩玉者，王之所带者，谓佩于革带之上者也。”由此可知，佩挂式组玉佩最初应为帝王佩挂，而后在时代的变革中，逐渐下移到贵族阶层，同时本应佩挂于腰带之上。然而，事实上它的佩挂位置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河南信阳楚墓出土彩绘漆木女俑，其组玉佩的佩挂位置为腰间无疑，充分反映了其正统的佩挂方式。而湖北江陵武昌楚墓出土彩绘漆木俑，腋下正面裙带左右两端有墨绘扣饰，分别佩挂两组组玉佩，组玉由璜、环、珠、管等串接而成，垂至脚踝处。不难看出此类组玉佩为胸前佩挂，腋下系带与裙带扣饰为该组玉佩的佩挂位置。

四、先秦时期组玉佩与服装关系的分析

笔者认为，先秦时期组玉佩的萌芽、发展以及式微均与华夏族服饰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华夏族正统的上衣下裳制服装客观上需要用类似组玉佩式的坠饰避免暴露隐私，随着周代礼仪制度的完善，在“非礼勿视”的要求下促进了深衣制服饰的流行，而深衣制的流行又加速了组玉佩的式微。

1、华夏族正统服饰款式需要以组玉佩避免暴露隐私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华夏族正统服装为上衣下裳形制，据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跪式玉人与头戴高巾帽玉人等服装款式的分析，殷商时期贵族一般身着交领右祍窄袖衣，衣长过膝，下身以穿着裙裳为主，腰间以宽带束腰，前腹垂长条形蔽膝。笔者认为，直至秦汉时期，华夏族还未有真正合裆裤出现，因此，上衣下裳制的传统服饰需要解决防止隐私暴露的问题。当然，先祖们在服装结构上做了以下两方面改进，以避免隐私暴露现象频发。一方面，以高腰宽带束腰防止上身隐私暴露，避免非礼情况出现；另一方面，外穿蔽膝这种远古形制的服装，利用其悬垂性压住下身避免出现风吹而掀开裳底的情况。同时，王室贵族也有通过组玉佩来压住衣裳防止走光的需求。虽然，夏商时期的玉人并没有佩戴玉器的痕迹，但并不能说明夏、商王及其夫人没有佩玉的习俗。据妇好墓出土玉器的统计，装饰品426件，约占出土玉器总数的56.4%；品种相当复杂，其中包括衣服或器物上的坠饰、佩戴的串珠等，其本质也是一种结构最简单的组玉佩。由此可见，至少在商代玉佩饰之类玉器已经被商王夫人广泛使用，采用组玉佩压住衣襟也是极有可能。

2、两周之际服饰形制向深衣制的转型加速组玉佩的式微

周代是中国礼仪规范的开端，周公等人制礼作乐，建立了中国最初的社会秩序和礼仪制度。笔者认为，正是在礼仪制度完善的基础上，由于在生活中服饰款式有“非礼”的可能，大型组玉佩出现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笔者认为，春秋战国之交，深衣的出现也是为了解决暴露隐私的问题。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在防止隐私暴露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原本衣裳相连的深衣，为了使其符合礼制，将其分开裁剪，然后缝接，可见深衣的流行有着其内在“礼”的因素要求。因此，在湖南长沙楚墓中发现的《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等帛画中，身着深衣的人物均未佩戴或佩挂组玉佩，似乎从反面印证了随着服装主流由上衣下裳制向深衣制转型，大型组玉佩开始式微。即使在深衣制服装的腰带上佩挂组玉佩，其象征性与精神性方面的理念已占主导作用。

五、结语

组玉佩是中国佩玉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种类型，它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轫于西周早期，盛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式微于战国时期。从组玉佩起源角度看，组玉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在于这一时期崇玉文化的盛行、玉石之路的开辟、制玉技术的进步、组合型佩饰的样式分别是其产生的文化土壤、物质基础、技术前提以及样式基础；从组玉佩的类型角度看，按照组玉佩佩戴的方式可将其分为颈部佩戴式（多璜组玉佩）、肩部佩戴式（骨牌或玉牌联珠组玉佩）、腋下佩挂式以及腰部佩挂式；从组玉佩发展与服装变迁的角度看，自殷商以来的上衣下裳制以及无裤装的缺陷，需要组玉佩压住下裳来避免暴露隐私的“非礼”行为。自周代开始随着周礼的逐步完善，非礼勿视的要求，一方面促进了佩挂式组玉佩的发展与流行，它不仅有压住下裳的实际功能，而且从佩挂者与他人互动情境下，组玉佩所发出的声音能提醒人们注意整理自身的衣巾，避免非礼现象发生；另一方面，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制袍服的出现与流行说明已经从服装结构的视角基本解决了暴露隐私的问题，佩挂式组玉佩的功能性逐渐丧失，最终导致其逐渐式微。

注释：

① 韩高年：《<诗经>与先秦崇玉习俗》，《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173-179页。

② 李梦奎：《上古崇玉习俗的文化阐释──先秦玉文化研究之一》，《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第21-24页。

③ 叶舒宪：《丝绸之路说遮蔽下的玉石之路玉石之路中国段调研报告》，《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中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来：“汉学范式与中国问题研究”专场论文及摘要集》，2014年，第207-210页。

④ 章米力：《“丝绸之路”背后的“玉石之路”》，《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6日，第15版。

⑤ 叶舒宪：《“丝绸之路”前身为“玉石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8日，第B03版。

⑥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⑦ 孔德明：《中国服饰造型鉴赏图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⑧ 李清丽：《虢国墓地所出三组联璜组玉佩考述》，《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3日，第5版。

⑨ 同注⑧。

⑩ 张睿祥、欧秀花、刘潮、杨红艳：《周代组玉佩形制嬗变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15年第5期，第63-73页。

⑪ 李宏：《玉佩组合源流考》，《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第6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