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卫 郭明昊

引言

人民装是新中国初期最具时代风范、最大众化的服装，然而，目前学界缺乏相关专题研究，其源起、形制释义概念模糊，仍有存疑。学者卞向阳在其著作中也提到“关于人民装的所指及人民装与中山装等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对1949年至1956年人民装相关历史文献、裁剪技术资料的梳理分析，考析其源起、主要款式形制及内涵，以期对人民装获得明确清晰的认知，为当下服装之“民生设计”提供参考。

一、 人民装源起

历史报刊文献中人民装的相关信息，是研究其源起的重要依据。从全国报刊索引系统、历史文献搜索结果看，最早的“人民装”文字记录集中出自1949

年上海解放后的上海地区报刊和历史文献，之后“人民装”的称谓和说法才陆续在全国范围流传，因此，本文首先结合上海解放、新中国初年的社会背景，梳理历史文献，探究“人民装”的源起。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工商业大城市，担任起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重任，人民政府领导上海人民，克服美蒋封锁、轰炸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困难，稳定社会秩序，团结各方力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以保障民生。全民除旧迎新，投身国家建设，社会风气由奢入俭，西装革履、华裙艳服已不合时宜，市民添置“蓝布衣（制）服”“蓝布中山装”“从长衫改穿短衫”以应对时局，西服、时装业生意日渐冷落，部分厂店转产布类服装。南京路上著名的时装公司、裁缝店铺纷纷改变经营方针，“停制‘时髦’服装，改制简单朴素，适合操作之衣服”“力求式样大众化，价钱经济化，并将完全采用国货原料”，以此为大众服务，代表新社会、新气象，简单朴素、便于劳作、式样大众化的新装创制在上海民间开始了。为体现与西服、长衫、中装等旧意识形态下的着装相区别，以人民装、解放装、民主装等新意识形态称谓命名的新装应运而生。由于新政府将“人民”称谓冠于新社会诸多新事中，“人民装”成为新社会新装的最时髦称谓，它体现了服装创制和穿着者对新政的认同与积极响应。

由于进城接管的军委会干部一般穿着解放区布质军装（中山装式）和列宁装，追求进步的人士效仿干部着装，1949年9月16日的 《新民报晚刊》 记录：“蓝布中山装大为风行，福建路旧衣店中，亦纷纷陈列此种新制之衣服……”。中山装（此处新制蓝布中山装也被称为人民装，见后文阐述）整体款式端庄稳重，短装利落、便于行动，领型严谨，挺拔精神，体现了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蓝布质地朴素、色彩含蓄、结实耐用且价格经济，符合新中国初期崇尚简朴的社会风尚和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布质中山装式样的人民装获得民众的欢迎。由此，中山装、列宁装成为上海地区人民装创制的参考样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宣告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旧中国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开国大典上，国家领导人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们身着中山装的形象举世瞩目，影响深远，虽然政府没有颁布新的易服法令，中山装已然成为新政、新社会的服装符号，由于平等着装的社会新风尚，人民自觉的穿着人民装（类）服装以响应新政、追求进步（图1）。

图1：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戏曲界代表程砚秋、袁雪芬、梅兰芳、周信芳（左起）合影，其中梅兰芳和周信芳都穿着布制中山装

1949年11月13日上海大公报一则《人民装畅销》（图2）新闻中报道，原生产布匹和内衣的新光内衣公司“新出品的人民装”“尤其适合解放以后朴实的风气，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并陆续供应华北各地以满足各界需求。1950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在《渡过困难就是光明——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及其前途》一文中指出，上海衣着业应改变营业方针，“必须面向人民，为人民服务，这才是出路。”“不做西服时装，而做人民装”（图3）；人民装的创制、称谓以及生产发展获得民间接受、官方认可，伴随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借由上海服装流行传播、裁剪函授、生产供销的全国龙头带动作用，人民装逐渐成为新中国50至70年代全国范围民众流行穿着的典型服装。

图2：《上海大公报》，1949年11月13日，第5版

图3：《人民日报》，1950年4月28日，第1版

二、人民装款型考析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为保障民生问题，积极鼓励并推动裁剪缝纫生产，裁剪缝纫学校逐渐增多，裁剪书籍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行。裁剪书籍中的典型样式成为缝制衣服的模板，并起到了对新款式推广传播的作用。建国初期的裁剪书中，出现人民装的释义及款式、版型、工艺的历史文献，为人民装的具体形制考证提供了确凿的凭据。笔者经过多方搜集，共查阅到15本出版于1949至1958年间与人民装相关的裁剪书，通过图文比对梳理（表1）考析人民装的款型。

表1：裁剪文献中人民装图示汇总表

1、人民装的品类解析

根据裁剪书籍的目录，可以清晰地发现人民装与中山装、学生装、列宁装为最常见的服装款式类目，且为并列关系，因此可以判断，人民装是一种独立的新款式类型。

同时，也存在人民装类的说法。在《男装典范》中出现“人民装部”的概念，其下包含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学生装款式类目，“人民装是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学生装等总称，普通是指以藏青色深蓝色或青灰色卡其布，斜纹布及士林布等做成的服装。”说明建国初期，布质感的列宁装、中山装、学生装都属于“人民”的政治内涵和时代精神所属范畴，因此，从品类上看，广义“人民装”称谓是包含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学生装等一类服装的总称。

2、人民装的典型款式

通过比对不同裁剪书籍，建国之后的中山装款式最稳定，立翻领、四个兜袋，上面笔架式袋盖、衣身下方两个大吊兜袋特点最鲜明（图4）；列宁装双排门襟，三只挖袋，香港衫领或大翻领（图5）；学生装立领为典型特点，三个兜，兜型一般较简洁，胸前挖袋，下面多为两个带盖兜（图6）。不同于上述三种服装款式的稳定，人民装的款式在裁剪书中表现出相对多样性的特点。通过梳理有关人民装的裁剪文献，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人民装典型款式。

图4：中山装图示，《新法裁剪 下册》，北京：北京私立新生职校，1954年，第31页

图5：列宁装图示，《新法裁剪 下册》，北京：北京私立新生职校，1954年，第51页

图6：学生装图示，《新法裁剪 下册》，北京：北京私立新生职校，1954年，第1页

第一种，中山装式人民装，特指布制中山装（图7）。建国初期裁剪文献对于中山装式样人民装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布质、简易工艺的中山装，“中山装有呢制及布制两种。普通称呢制为中山装，布制的为人民装，其式样完全一样，其区别仅在缝制技术的高低”（图8）。

图7：布质中山装的人民装，实物图片来自《北京服饰文化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第251页

图8：穿上人民装的周伯勋，图片来自《青青电影（上海）》，1950年第18卷4期，第6页

第二种，综合式人民装，是以中山装为基础身型，综合列宁装、中山装、学生装、西装等款式元素重新设计发展的新样式，也是狭义“人民装”称谓所指。按照“领”“袖”为服装款式的最重要造型因素，可以将人民装款式划分为立翻领式人民装、翻领式人民装。

立翻领式人民装是以立翻领中山装为基础发展的款式，保持了中山装对襟立领的中正、挺拔的造型式样特点，灵活变化上下兜型、明暗门襟等局部款式。例如图9所示立翻领式单排明扣人民装，兜型使用了现代西式挖兜，西装袋盖式下兜。

图9：立翻领式单排明扣人民装，实物图片来自《北京服饰文化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第251页

翻领式人民装是中山装与列宁装的结合设计，是以中山装为基础身型的单排小翻领人民装，其翻领版型多与列宁装一致，兜型有各种变化，多采用列宁装斜插兜（图10）。

图10：翻领式单排明扣人民装，实物图片来自《男装典范裁剪第三集》上海：人生出版社，1952年，第34页

通过技术文献深入研究，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人民装都是以中山装为基础版型，发展变化出其它款式（表1）。这既有中山装版型经过多年实践发展，已成为中国化审美、短装便利服装版型经典的缘故，也有以中山装经典版型制作其它款式便于裁剪、缝制和推广的缘由。由于中山装版式对面料、工艺适应性较强，在其基础上还发展出人民装大衣、人民装棉服等更多丰富的品类，共同丰富以中山装为“一元”基型的人民装多样款式体系。

三、“一元”基型下的形制秩序

人民装是以中山装版型为“一元”基础进行款式变化，其发展秩序中蕴含着中西、新旧服装文化的交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山装、列宁装、学生装成为新政府制服样式的重要参考，从制服的制式规定中我们能够解读出人民装类制服式样的服制秩序。1950年1月16日，广州《国华报》（图11）曾刊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的地方人员制服单衣式样：

图11：《国华报》，1950年1月16日，第2页

“一九五零年地方人员单衣式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四项，电示各地方机关、学校、工厂等遵行。

一、 五零年地方人员单衣颜色（军队及公安系统另规定）一律灰色。

二、 样式：1、男干部一律中山装翻领，四个明口袋，勤杂人员四个暗口袋。2、女干部一律延安服（旧称列宁服）。3、学校教职员与机关干部同，学员一律学生服，普通领子，三个暗口袋。

三、 帽子样式：1、男女干部及勤杂人员一律八角工人帽。2、学生一律学生帽（即旧式解放军帽）。

四、企业生产单位各工厂商店等职工，一律蓝色，样式与行政机关人员同。”

典型款式 款式图 版图 文献款式描述images/BZ_41_1125_621_1483_1066.pngimages/BZ_41_1639_558_2033_1083.png裁剪计算法与列宁服同。《最新女式服装裁剪指南》-盛吟月（1953年）综合式人民装立翻领式images/BZ_41_1546_1230_2123_1779.png民主装images/BZ_41_1122_1626_1489_2050.png《永甫裁剪法》-戴永甫（1954年）images/BZ_41_1531_1883_2128_2310.png民主装《怎样学习裁剪》-戴永甫（1956年）翻领式images/BZ_41_1541_2407_2128_2951.png男的人民装后肩与学生装相同，女的人民装前肩打开两公分。《裁剪指南》-美林裁剪缝纫学校（1951年）

典型款式 款式图 版图 文献款式描述images/BZ_42_303_624_648_1058.pngimages/BZ_42_680_556_1287_1053.png《男装典范》-王圭璋（1952年）式样综合中山装与列宁装。单排纽，无腰带，领同两用衫及香港衫，翻开则与西装领相仿，袋同列宁装。基本图形同中山装。images/BZ_42_744_1145_1235_1609.png人民装暗门襟；女式人民装用翻领，中山装袖，列宁装挖袋。翻领式《怎样学习缝纫》-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images/BZ_42_303_1782_657_2198.pngimages/BZ_42_759_1750_1220_2331.png贴边与学生服同，如做暗扣式多裁短贴边两片，长比第五钮扣长一寸。《裁剪讲义》-济南新华缝纫补习学校images/BZ_42_759_2425_1250_2974.png人民装

从中可以得知，新中国初期的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员、企业工厂和商店职工制服款型基本一致，而以款式细节和色彩来区别其各类人员制服。其中，男干部服为中山装式，女干部服为列宁装式，学员为学生装式；干部服多为四个明口袋，大气稳重，勤杂人员四个暗口袋，简洁实用；在颜色上，灰色多为行政机关人员，蓝色为企业职工，其中另规定的军队颜色为绿色、延安色，建国初期为军人专用色；规定中的“机关、学校教职员、企业生产单位各工厂商店等职工”都属于无产阶级政权下的“人民”的概念，其制服也属于人民装范畴，普通职工与干部制服基本相同但又有细微的区别，于现代服装的平等观下仍然保留了传统“礼”制的和谐秩序，充分体现新中国初期制服形制上简朴、平等、有序的新社会风尚。并且，这种形制“一元”平等的秩序，也同样体现在以中山装、列宁装、学生装为蓝本的人民装日常服的制式上。

解放初期，男女同着中山装、列宁装时兴，体现新社会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想（图12）。然而，在对图像史料和裁剪技术文献深入研究后发现，男式人民装以立翻领式为主，强调严谨、挺拔的整体造型，延续传统中正、持重的审美；女式人民装以翻领式为主，在规整造型中小翻领有限度的开放、灵动，在革命、进步的男女同型现代服装制式中，仍然可见传统女性端庄、内敛的审美。例如，1954年《永甫裁剪法 第2集》的暗门襟人民装以及济南新华缝纫补习学校编写的《裁剪讲义》，男女款式同为中山装版型身型，在门襟宽窄、翻领设计上区别男女（图13），在男女“一元”同型中展现形制变化的阴阳、动静和谐之美（图14、图15）。

图12：胡允敬杨秋华夫妇结婚合照（1952年），图片来自《家国记忆 百年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111页

图13：左图上为男款立翻领式，下为女款翻领式，《怎样学习缝纫》，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出版，第45-46页。右图来自《裁剪讲义》，济南新华缝纫补习学校编，第27页

图14：大发电镀厂全仁留念，1956年5月16日，前排右1、后排右1均是暗门襟人民装，女式门襟及翻领的宽窄与男式略有不同

图15：穿着翻领式暗门襟人民装划船的女士，《人民画报》，1955年6月,第16页

人民装以中山装型的“一元”基型产生多样款式，充满了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传统哲学，它遵循现代服装经济、实用设计原则，从中山装的“一元”基型到款式组合的多元样式，丰富且变化有序，也承续着中国传统造物文化的“礼制”和谐和实用理性思想。

四、人民装本土化创制的客观必然

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了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传统的长衫、改良的旗袍、引进的洋装（西服）均成为旧意识形态的服装，逐渐被抛弃，人们必然会寻求代表工农无产阶级的简朴、大众的本土服装，以顺应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新时代。

文献资料显示，建国后为适应社会节俭之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需要，上海红帮裁缝在保留中山装款型的实用基础之上，对中山装版型、工艺进行调整，使人民装适合社会实际：减少省量，后背取整，使整体身型宽松适度，于现代利落中保留传统中装的含蓄感；调整袖型，增加活动量，以便于劳作；采用简洁兜袋款式，省料省工；简化缝制工艺，利于大众化推广和工业化生产等等。列宁装是源于模仿苏联服装的政治时尚，然而从40年代至50年代的服装技术文献中，同样可以看到列宁装由中山装“一元”基型的推演，以及改成一排扣子的经济节俭与偏襟审美的一举两得（图5）。因此说，作为人民装母体的中山装、列宁装，都需要经过本土化实践洗礼而获得发展。

在新中国初期经济困难、物质匮乏的社会现实下，为解决人民穿衣困难问题，关乎民生的人民装设计必需统筹考量政治与经济、生产技术、实际功用等诸多因素，冗余的样式、繁复的工艺、费料的剪裁必然不合时宜。因此，融合重构中山装与列宁装款式元素，采用结实耐用的自产棉布，简化服装工艺，是人民装创制的客观必然。人民装形制的本土化实践，使只在部分阶层人士中穿用的中山装制服得到大众化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群众，最终，人民装的“人民性”得到了具体实现。

结语

人民装始于新中国初期上海地区民间创制，符合中国人民崇尚简朴、追求进步和身份认同的精神需求，并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获得大众化普及。在品类定义上，狭义人民装表示新式人民装独立品类，广义人民装可以表示“人民装类”服装（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学生装等）。在款式定义上，人民装是以中山装为“一元”基型，综合列宁装、学生装、西装等现代服装款式元素的多元样式。人民装款式发展统一而有序，造型充满中国式中和、内敛的审美，其革命化的主张中依然承续着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人民装，是在中山装现代服装“一元”的基础上，结合建国早期社会实际进行的实用理性本土化创制，它适应我国经济恢复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体现新中国初期时代精神风貌的服装典范。人民装形制彰显“设计为人民”的终极理念，在倡导可持续设计发展理念的当下，其实用、理性、节俭的设计仍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 卞向阳:《中国近现代海派服装史》，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2页。

② 现检索到报刊中含有“人民装”的条目，其中《新民报晚刊》《上海大公报》在1949年、1950年共有七篇的相关报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官方媒体至今共有56篇报道，其中50年代共有21篇相关报道。

③ 建国初期上海《新民报晚刊》《上海大公报》影响力较为深远，其中《新民报晚刊》关于“人民装”的报道最早、最集中。

④ 华农：《由奢返俭》，《新民报晚刊》，1949年8月27日，第二版。

⑤ 《蓝布衣裳足够应付 今年秋装不必再愁》，《新民报晚刊》，1949年9月19日第二版；“为节约起见，一般公私企业机关团体职工都准备蓝布做制服”，《上海点滴》，《新民报晚刊》，1949年9月23日，第二版；“蓝布制服将成为一般市民的常服”，《上海点滴》，《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18日，第二版。

⑥ 《上海点滴》，《新民报晚刊》，1949年9月16日，第二版。

⑦ 《西装尚未脱下，领口已经解放》，《上海点滴》，《新民报晚刊》，1949年9月7日，第二版。

⑧ 《以此为大众服务 不再做华贵衣裳》，《新民报晚刊》，1949年9月13日，第二版。

⑨ 1949年9月25日《新民报晚刊》短文：“市井少年有以府绸大纬呢缝制‘人民装’者；”“南京路及淮海路一带的著名高级西服店、时装店，现在家家都有人民装出售。”《人民崇尚朴实——高贵服装不合需要》，《新民报晚刊》，1951年4月28日，第四版。

⑩ 北行返沪的陈望道谈到北平解放后提到，“文代会上男女都穿着解放装，有种兄弟姊妹般的亲切感。”《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1日；同年9月，上海“A.D.K.设计了四种新青年装，跑马厅对面造寸时装店也设计了女式的‘解放装’”。《上海点滴》，《新民报晚刊》，1949年9月23日，第二版。

⑪ 戴永甫：《永甫裁剪法》，上海：永甫服装裁剪专修班，1954年，第21页。

⑫ 1949年9月22日，在《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中，周恩来说明“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参考周恩来：《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8-369页。

⑬ 同注⑥。

⑭《梅兰芳改装》，《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8日，第二版；“盖叫天穿人民装”，《采访盖叫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4-105页。

⑮《穿列宁装和人民装 品格也要配得上！》，《上海大公报》，1950年1月28日。

⑯《新光内衣公司 人民装畅销 各种出品分批运华北》，《上海大公报》，1949年11月13日，第五版。

⑰《渡过困难就是光明——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及其前途》，《人民日报》，1950年4月28日，第一版。

⑱“上海解放初期，境内服装业有678户，鞋帽业238户。当时，社会风气转变，华贵衣履营业清淡，布制人民装、列宁装受欢迎。”上海市静安区志编纂委员会：《静安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⑲《人民日报》提到1953年，一日本代表来北京看到大街上男女老幼穿着人民装。参考《一点观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0日，第七版；厦门《江声报》刊文贸易公司为满足广大群众对人民装需求，制售了物美价廉的人民装。参考《贸易公司特约制售 藏青卡其布人民装》，《江声报》，1951年12月5日，第三版；浙江日报在50年代有16篇关于人民装的报道；在各地方县志记录中，人民装多为这一时期群众代表性服饰，例如2007年版《北京志·综合卷·人民生活志》中提到北京解放后时兴布制中山装、列宁装（即人民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 综合卷 人民生活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266页。

⑳ 力主创制新式人民服装的鸿翔公司亦附设裁剪学校，《以此为大众服务 不再做华贵衣裳》，《新民报晚刊》，1949年9月13日，第二版。

㉑ 笔者梳理裁剪技术文献时发现，1949至1953年人民装相关的裁剪书籍均出版于上海，据此，也为人民装创制于上海地区提供了凭据。

㉒ 王圭璋194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于1949年7月创办裁剪缝绣学校，同年10月增设景华裁剪函授学院，1950年出版《裁剪缝绣学入门》，同年在上海各电台播讲裁剪学；之后，相继编著了服装教辅系列书籍，形制图文并茂，具有极高的文献研究价值。

㉓ 裁剪文献中中山装为翻领样式，翻领中山装形制基本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后，中山服混合着解放区的军服进入城市。参考袁仄：《中山服初考》，《装饰》，2007年第6期，第54页。

㉔ 清末民初留日高潮迭起，由此从日本带入了学生制服样式。学生服成为官员、市民、学生、职员习惯穿着的服装。参考袁仄：《中山服初考》，《装饰》，2007年第6期，第53页。

㉕ 列宁装源于20世纪初前苏联及东欧男性日常上衣款式，延安时期，女大学员仿照苏联男性服装式样，自己裁剪出列宁装；参见张玲：《改革开放前中国女性着装中性化的影响因素》，《服装学报》，2018年第5期，第440-441页；50年代初，列宁装先由军队女干部穿着，后来流行到城市各行各业的女干部和学生当中。参见许星：《论20世纪50年代苏式服装在中国的兴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08年第6期，第182页。

㉖ 王圭璋：《男装典范 裁剪第三集》，上海：人生出版社，1952年，第22页。

㉗ 王圭璋《男装典范》中，人民装选料有卡其布、防雨布、华达呢、蓝布、哔叽，这几种布料都为建国后常见棉布料。参见李嘉惠、马成章：《棉布和人造棉布》，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第66-68、75页。

㉘ 同注㉖，第23页。

㉙ 《裁剪讲义——济南新华缝纫补习学校》中出现以中山装版型为基础增加衣长、衣宽形成的“人民装大衣”。

㉚ 学者张竞琼提出近代中国服装演变的规律是本土“一元”服装与外来“一元”服装并行、重构或兼容；参考这个理论，笔者认为，近代中山装由“拿来”、重构到形成具有独特版型、工艺及审美内涵的“本土化”的“一元”基型，亦即由“二元”融合为“一元”。参考张竞琼：《从一元到二元：近代中国服装的传承经脉》，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年，第221-222页。

㉛ 目录标注中山装、列宁装、人民装同为制服类。盛吟月：《裁剪缝绣学》，上海：上海妇女缝纫艺术学校，1953年，目录页。

㉜《政务院规定地方人员制服单衣式样》，《国华报》，1950年1月16日，第2页。

㉝ 新中国初期裁剪文献中，中山装、列宁装、学生装以中山装版型为基型，领子、口袋的变化是不同款式的特点。参考傅英飞：《新法裁剪下册》，北京：北京私立新生职校，1954年。

㉞“人民解放军（包括干部战士）之军服，以本（一九四九）年夏冬所着之单军服及棉军服为标准，其与非军服之主要区别为颜色与式样的不同，军服颜色为草绿色及草黄色。”《非军人不得穿军服 京津卫戍区司令部 说明军服式样颜色》，《人 民日报》，1949年11月24日，第四版。

㉟ 同注⑫。

㊱ 1953年11月19日第2版《人民日报》刊文描述展览会上农民代表称赞棉干部服物美、价廉、样式好，但提出“农民不能穿吊兜的干部服，要是制服式的就好了”，说明“礼”的等级观念仍有延续。

㊲ 实用理性作为中国人文化心理活动的结构原则，并非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形式，它重视的正是变化、扩展、更新和发展。从而中国传统、儒学和实用理性不会对现代化构成障碍。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11页。

㊳ 季学源、陈万丰：《红帮服装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170-172页。

㊴ 同注㉝，第51页。

㊵ 1953年《人民日报》陆续报道服装工业化产品展览会供销两旺，人民装款式多达30多种，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可与喜爱。参考《依据新情况组织进货迎接旺季》，《人民日报》，1953年10月8日第2版；《在农村举办小型商品展览会扩大推销业务》，《人民日报》，1953年11月1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