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轮藏形态特征与演化之研究

2022-05-10朴世禺

中国艺术 2022年2期

关键词：尺度

朴世禺

摘要：从设计角度来看，转轮藏的形制设计必须考虑如何藏经、如何转动、如何安装固定三个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转轮藏安装固定的方式、经书装帧形式与尺度以及转轮藏使用方式不断发生变化，转轮藏之形式设计亦随之发生改变。本文试图根据中日现存转轮藏的年代及形制特征，从功能角度对转轮藏的宏观发展及动因进行考察。

关键词：转轮藏《营造法式》形制尺度

传统佛教寺院建筑有一项重要功能便是藏经。对于古代藏书史而言，寺院藏经历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寺院中的藏经之器被称为“经藏”，即供庋藏经卷、经书之橱。从后世收存经卷、经书之容器形式来看，“经藏”主要构成有两种：一种为沿壁设置的固定式经橱，即“壁藏”；另一种则为居中设置的回转式经橱，即“转轮经藏”，亦称“转轮藏”“轮藏”。

据传，转轮藏最初为南北朝名僧傅翕创造。宋代《释门正统》中不仅明确地交代了转轮藏创造的时代，也清晰地说明了转轮藏创造之动机——既便于不识字者祈福，亦便于不暇批阅者省时之功利心，同时还明确了转轮藏之基本功能——庋藏佛经。

现存转轮藏始建年代、形式、尺度各異，且与《营造法式》等文献所载形式差异较大。前人针对转轮藏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其一为对《营造法式》转轮藏制度原文之释读及技术史观点下转轮藏尺度规律之研究；其二为对中日现存转轮藏个例研究；其三为对现存转轮藏形制之源流考察与类型学谱系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对转轮藏各形式发展之动因分析较少。

作为具有互动性特征的建筑装置，转轮藏之设计建造制度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其尺度与构成会直接受人的使用与活动之影响。从设计角度来看，转轮藏的形制设计必须考虑如何藏经、如何转动、如何安装固定三个问题，而一旦固定方式、经书装帧形式与尺度以及使用方式发生变化，转轮藏之形式亦将随之发生改变。本文即试图根据中日现存转轮藏的年代及形制，从功能角度对转轮藏的宏观发展及动因进行考察。

正文开始前，笔者认为转轮藏的分类问题值得讨论与明确。张十庆先生将中日转轮藏按照形制结构分为“部分转动式”与“整体转动式”两类。此分类以受力结构及活动形式为分类基准，易于理解且相当具有启示性。但在实际讨论过程中，这一分类易令人忽视“部分转动式”中藏的支架功能及“整体转动式”中殿之屋架、地面与藏配合时所做之应变。故笔者认为不以“部分转动式”与“整体转动式”对转轮藏作二分，而作“藏—殿分离式”与“藏—殿整体式”两类，进而对藏与殿进行整体分析或更合适。

一、转轮藏初创之形制确立

作为一种新兴事物，转轮藏在初创时还未能同殿身进行完全结合，故需以独立装置的形式出现，藏—殿分离式转轮藏是转轮藏早期形制之必然。藏—殿分离式为稳固中轴，需为转轮单独设置支架。转轮是转轮藏的核心，这不仅仅指转轮在空间中的核心位置，也指其在功能层面的核心地位——其内是容纳海量的典籍经卷之处。所以，转轮的基本特征为独轴、瘦高且质量巨大。此特征意味着转轮转动时若有轻微的左右晃动便会产生巨大的水平力，因此支架需具备足够的稳定性。一方面转轮藏需通过结构设计尽可能避免转轮之晃动，另一方面也要求转轮藏的支架不会因偶然晃动带来的水平力而导致扭断。为满足以上要求，需将支架分为里外槽进行双跨布置，共同抵抗水平力，并在下部增加多层地栿或圈梁，以加强整体性与稳定性，这样做亦可有效减小支柱净高，增强抗扭性能。因转轮需人力推动，里外槽之间为人环绕活动之空间，外槽处需能让人进出，不便增加此类构造，故仅在里槽处采用多层地栿的构造方式。

藏—殿分离式转轮藏之基本结构确立后，装饰便随之出现。转轮藏支架里槽多层地栿处开始演变为木制须弥座，外槽部分则通过帐的形式进一步强化此装置的庄重感。为隐藏上部伸出的转轴，支架上部自外槽进一步向上发展，并配以华丽的天宫楼阁。根据唐代白居易《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一文中所记载：“藏八面，面二门，丹漆铜锴以为固，环藏敷坐，六十有四。藏之内，转以轮，止以柅。”可见，唐代这类外藏内轮的藏—殿分离式转轮藏形制已基本成熟。从《营造法式》中所记载的转轮藏来看，其做法也由此形制而来。（图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营造法式》所载的转轮藏形制的产生早于宋代，其所牵扯细部尺寸数据却应是宋时新制。

从唐至宋，写经、刻经之版式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经匣尺寸也有所变动。从现存考古资料来看，晚唐五代时期写经纸高25厘米至30厘米不等。1986年，湖州飞英塔维修时于二层平坐壁内所发现的五代经匣上有“吴越国顺德王太后吴氏谨拾（疑“捨”）宝装经函肆只入天台山广福金文院转轮藏永充供养，时□（疑“辛”）亥广顺元年十月日题纪”的字样，可见该匣原本是计划放置于彼时转轮藏之中的。根据残片复原其尺寸长40.5厘米，宽20.8厘米，高23厘米，而《营造法式》中载经匣尺寸之要求为：经匣长一尺（约33.3厘米），广六寸五分（约21.7厘米），高六寸（20厘米）。可见飞英塔中的经匣规格小于《营造法式》中记载的规格。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窖穴内所见五代经匣，长35厘米，宽12厘米，高12.5厘米，其尺寸更是远小于《营造法式》之记载。1957年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二层所见鎏金镂花银包边楠木经函与1963年东阳中兴寺塔所见贴金彩绘石雕经函，经断代均为北宋建隆二年（961）所置，尺寸分别为长38厘米，宽21厘米，高19厘米与长33厘米，宽23厘米，高17厘米，亦远小于《营造法式》所述规模。

至宋开宝四年（971），太祖选派内侍往益州主持《开宝藏》的雕造工程，形成了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而在这部大藏经的刊刻过程中，不仅版式行文从每纸28行17字变为每纸 23行14字，纸张自身之高度也变得更高，体现出了首部官方雕版藏经的气魄。从现存《开宝藏》的残片来看，写经纸自身高度约32.5厘米至33厘米。按照《营造法式》所规定经匣的长除去板厚，内长约46.7厘米（1尺4寸余），若将纸高、上下轴头以及经卷之衣帙合并计算可见，该经匣尺度容纳新制经卷更为合适。日本佛教学者椎名宏雄在《宋元时期经藏的建立》一文中通过对192条相关转轮藏的文献梳理与比对，明确指出北宋转轮藏的建立时间几乎都在10世纪末以后，于11世纪盛行，这与各《开宝藏》版本刊刻完成的时期高度吻合。而编纂于11世纪末、作为官方建筑技术手册的《营造法式》中所载的经匣尺寸参照了同样由官方刊刻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开宝藏》经卷之尺寸，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南宋诗人尤袤在《梁溪遗稿·文钞补编·轮藏记》中有如下表述：“其制函受帙，室受函。经之帙五千四十有八，而为函已有八十有四。大木中立，众材辐辏。室则环附如纲目，如弈局。阴为机关，激轮运转。”[1]有着藏书家身份的尤袤，在描述转轮藏形象的开篇即敏锐地道出了其内部转轮尺度设计之原理——“其制函受帙，室受函”。经卷的尺寸决定了经匣的尺度，并确定了转轮中各格间的尺度，里槽转轮部分之最小尺寸也可由此推导而出——在确知经匣长、宽的情况下可推算，在每层16格时，转轮平面外径3米（9尺）、内径约1.7米（5尺），其为整数尺时是放置经匣最为合适的尺寸；若外径约2.7米（8尺）、内径约1.3米（4尺）时虽数据上勉强可容，但若算上其他构造宽度，则在内辋处过于拥挤，可能发生经匣同其他构件磕碰之情况，而再大则将造成材料之浪费，不符合《营造法式》修编之本意。

转轮径长3米（九尺），则里槽径亦随即固定——约3.3米（1丈），为最小数值，每面透空处余约16.7厘米（半尺）供人伸手转动，再大则距转轮过远，不便使用。同时，内外槽之间因需人能够环绕行动，其间距便有最小尺度要求（净宽1米或以上），而整体尺度又被建筑常规尺度所限制，不能过大。故确定其外槽径位5.3米（1丈6尺），平面基本构成于是得以确定。（图2）转轮藏外槽径确定为5.3米（1丈6尺），这使转轮藏的建筑不仅在有经匣尺寸限制的情况下最为科学省料，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即对用材计算效率的提升。《营造法式》中转轮藏取径围部分对八棱形状之算法比例有明确而精准的说明：八棱径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这一口诀也成为计算正八边形平面中各边具体长度之准绳。按照该算法口诀可得，八边每边长2.22米（6尺6寸6分），此时，份值约为0.22厘米（0.067寸），故转轮藏外槽腰檐铺作、平坐铺作和里槽藏座铺作、帐头铺作之材高约为3.3厘米（1寸），由此可见该算法更便于整体高度的设计与计算。

二、转輪藏发展之与殿融合

随着转轮藏的发展，特设藏殿对转轮藏进行全新建设的情况不断出现，于是藏—殿整体式转轮藏开始出现，原轮藏里外槽之支架功能便可在前期统一设计时完全交由建筑承担。这样的制式带来了诸多好处——结构层面，由建筑直接承担支架功能，转轮藏的稳定性大大提高；空间层面，剔除了支架的空间占位，人员活动空间得以释放，转轮藏的自身规模也有了扩大的可能。转轮既已独立，帐、须弥座等各部分装饰便移至藏身，而里外槽柱间不必再行人，造像也有了安置位置。

从宋代名臣李纲的著作《澧州夹山普慈禅院转轮藏记》中对藏—殿整体式转轮藏的记载可知，该转轮藏的藏与殿为整体设计，藏上部为天宫楼阁制式，且诸多造像已移至藏上，随藏身转动。但囿于文字信息之限，我们无法知晓更为具体的藏身及殿宇之构造细节。

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的存在，能够给我们提供诸多信息。此殿始建于北宋，殿平面为三间正方形，前出雨搭，二层单檐歇山顶（清时平座处加副阶雨搭呈重檐状）。殿内转轮藏为现存最早之实物。该殿尽管建于北宋，但其并非《营造法式》中所记录之分离式藏体，而已是藏—殿整体式设计，且尺度远大于《营造法式》之记载。（图3、图4）其藏身八面，为重檐亭状，下檐八角，上檐圆形攒尖，总高约10.2米，直径6米有余，分藏座、藏身、藏顶三部分，上接建筑中的十字套轴板，下落于深约1.35米、径约7米的藏坑之中。根据关野贞所摄老照片可知，原转轮藏十分华丽，不仅柱上有蟠龙雕饰，藏内里外槽间也设造像，如普慈禅院转轮藏般可随藏转动，后辋间则为经书存放之处。

转轮藏殿因进行了整体设计而变得更加精彩：因殿内一层要容纳一超尺度之转轮藏，且转轮藏之上轴处需用十字套轴板固定，套轴板木方尺度不宜过高，故而此处只能选择将前金柱之距离加宽。但在平面柱位移动后，梁架的投影依然需要以间为单位，以承其上层佛阁之柱。为完成这一目标，建造者选择加长纵向构件使之变为内额，双材并用以便足以承托上层荷载。而屋身檐柱下檐斗拱被迫伸出弯曲向上与内额衔接的弯梁将原柱位处所受之剪力转化为侧推压力，由前廊一跨共同平衡，并在该柱上加抱柱以承劄牵，以与对面慈氏阁所施永定柱呼应。为减小内额所受荷载，上层梁架采用了乳栿对四椽栿，同时用四柱并加叉手的折中形式（通常屋架形式中乳栿对四椽栿用三柱）：前两间之中用一贯通大梁（四椽栿），上施叉手及童柱以将重量分散到两侧柱身，从而减小二层前金柱所受压力，且能保证用料更为合理，使梁栿及柱的截面变小。二层佛像位于中心一间，除顺脊串（可看作二层明间之地栿）突出于地面外，为了强调二层小佛像的重要性与神圣性，佛像周围使用了佛道帐的小木作装折，这也使得中间一间更为独立，使上层营造出了一种与一层转轮藏相似的“房中房”的空间体验。（图5）

可以说，尽管整栋转轮藏殿的结构描述起来稍显复杂，但其构建逻辑却十分清晰有效，所呈现的效果也合理而简洁，这一切依托于殿阁大木构架中对轮藏支架功能的引入，从侧面说明了宋人已意识到藏与殿进行整体设计时的空间潜力。

将关注点移回藏身，仔细比较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中的转轮藏与《营造法式》所载转轮藏之差异，前者除支架功能被建筑取代、装饰转移至藏身外，还有两处重要差异：其一为藏顶部分所用形式为山花蕉叶式，而非天宫楼阁式；其二则为底部设藏坑。

若仔细考虑此二处差别之成因，可发现其亦为形制之变化导致。在藏—殿整体式中，藏身转轴直接与建筑中所设十字套轴板接触，若设天宫楼阁，其必难以高出转轴，故仅在藏身较高时利用上部空间进行设计（如云岩寺转轮藏、平武报恩寺转轮藏及颐和园转轮藏等）。更多情况下，上部可模拟屋顶，通过加大出檐形成视觉遮挡以达到隐藏转轴之效果（如现今日本所存的诸多转轮藏）。而原有木须弥座为令内外槽支架稳固之用，落地而不动；移至藏身后，需随藏转动，构造层面决定了其无法落地。设藏坑则能在视觉上对下部转轴等机关加以隐藏的同时使其与地齐平，加强稳定之感，在使用上，也能降低藏身的整体高度，更便于取阅经卷。

三、转轮藏演变之双重逻辑

随着大藏经刊刻及印刷品的广泛传播，转轮藏因其藏书的高效性、象征的神圣性及与信徒的互动性而广受欢迎，一并兴盛起来。渐渐地，转轮藏之功利不再局限于为“不暇批阅者”节省时间，也为寺院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对转轮藏之建设费用而言，宋时有大量相关文献记载。元丰年间，吉州隆庆禅院建转轮大藏，“度用钱二千万”。宋时千钱为1缗，即1贯，故预算为2万贯；绍圣初，虔州崇庆禅院新建成转轮藏，“是于江南壮丽为第一，其费二千余万”，即花费2万余贯；乾道年间，徽州城阳院建五轮藏，“凡为缗以三万计”，用钱3万贯；淳熙年间，秀州崇德县花费2万贯建崇福寺转轮藏，“藏方八面，面各九尺，高广合度，外为大殿，壮丽宏敞，与藏相称。梵宫法界，星罗云拱；秘函宝帙，鳞次栉比。黄金丹碧之饰，珠贝旃檀之像，巧侔造化，光媲日月。有大天龙，背涌鲸海，诸天善神，环绕镇护。壁间绘善财童与五十三参相，皆假庄严之妙，以彰变幻之机。胜利崇因，视东南诸刹盖不多见。总费二万缗有奇”；淳熙八年（1181），鄞县蓬莱观花费1万贯建成转轮藏，“麋金钱一万缗，藏经五千四百八十一卷，金碧辉煌，四境瞻礼”；庆元初，余姚福昌院修建藏殿，“乡土寒啬，无所贷乞，中暐独苦心劳力，寸累铢积，不驰不亟，四十年而毕成。其藏宇囷囷隆隆，金碧玲珑，函书满中。殿则翼翼鳞鳞，周楯重轩，像饰一新。盖其费缗钱二万焉”；绍兴三十年（1160），常州无锡县崇安寺建五轮藏，“为缗钱一万万”即10万贯，但因其为特殊的五轮藏，折算单个转轮藏亦为2万贯上下。可见，古代转轮藏建造的大小及精细程度不一，单个造价从1万贯至3万贯不等，2万贯预算所建的规模比较常见。

转轮藏的收益情况亦有文献记载。宋代费衮作《惠历寺轮藏》中记载：“临江军惠历寺，初造轮藏成，寺僧限得千钱则转一匝。”每人每转一圈需花费1贯；宋代陈善作《扪虱新话》中记载，建炎二年（1128），李易高中状元后，在扬州寺院“特施钱二缗转大轮藏，欲为陈亡追福”，单次花费了2贯；宋代庄绰作《鸡肋编》中描述转轮藏收费稍低：“又作轮藏，殊极么么。它寺每转三匝，率用钱三百六十，而此一转，亦可取金，才十之一。日运不绝……”其他寺转轮藏三圈为一单位，费用为0.36贯，而此寺“才十之一”，但因日运不绝，“遂铸大钟”，后“不数年，遂为大刹矣”，可见转轮藏获利甚丰。宋代方勺作《泊宅编》中则提到寺庙因转轮藏带来了不少收入：“祥符寺转轮藏成……郡人辐辏，日获数千。”一日数贯即为转轮藏所获。若将建转轮藏的开销与转轮藏所带来的日均收入（以3至4贯计）作简单除法，可知十余年即可将投入全部收回，对大寺院而言并非难以接受。且建转轮藏本身即为大功德，经费本就为发动民众所捐，转轮藏建成后又能扩大寺庙影响，进一步增加收入，功德与功利皆得，故诸多寺院争相建转轮藏。也难怪两宋之交的叶梦得作“吾少时见四方为转轮藏者无几。比年以来，所至大都邑，下至穷山深谷，号为兰若，十而六七，吹蠡伐鼓，音声相闻，襁负金帛，踵蹑户外，可谓甚盛”之感叹。

随着转藏活动逐步仪式化，人们对“转”这一行为的重视越发增强，而转轮藏藏书、取书之功能渐弱，这又促使转轮藏逐渐发展出若干新的形式。

从中国大陆所存转轮藏发展来看，由于经书装帧形制不断改变，加之转轮藏藏书功能不断弱化，所以转轮藏内藏书仅剩象征之含义，不再求全求多，转轮藏整体平面尺度也不再遵循定制，而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或为庄严故，其高度未随之降低，甚至向更高发展，这就使转轮藏的整体比例越发走向瘦高，促使藏顶之天宫楼阁甚至多层天宫楼阁设计的出现（如北京颐和园转轮藏及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华藏世界转轮藏）。

《营造法式》所记藏顶之形式存续了下来，藏座之形制却面临着设计危机。支架同建筑屋架整合后，转轮藏便不再存在自身稳定性之问题，此时须弥座作为藏座之形式便显得尤为不当——首先，木质须弥座实际并不符合木材建造逻辑；其次，须弥座形式为外挂且为便于转动无法触及地面，需另设藏坑以满足视觉效果；最后，须弥座形式并不便于人们推动，若欲转动转轮藏则需另设推把，这又打破了须弥座的视觉形式。面对以上问题或可通过以下三种策略解决。

第一种设计策略是将转动行为完全交给民众，藏身不再旋转。此时，藏与壁藏无异，仅形式上为八角，且居于空间中心。同时，其须弥座也可坚定地选择为石质，在形式上更为合理而完整，但因不能旋转，从名称与概念上不再作为“轮藏”出现，而仅将殿称为藏殿。从现存实例来看，也仅北京智化寺藏殿一处为这样的设计。

第二种设计策略是将藏坑或藏座空间化，使服务之人得以进入，从而将转动机关完全藏至不可见处。颐和园与雍和宫之转轮藏即将推把设置于藏坑之中，由太监推动，形成轮藏“自转”的景象。五台山罗睺寺藏经阁之转轮藏，于一层空间下部不可见处及地坑中设转动机关，却将藏身置于二层，一层显眼位置则以转轴结合“花开现佛”之奇观进行设计，使整个装置更为奇特。这类异化的转轮藏所呈现的视觉效果虽奇，互动性却大大减弱，故此类转轮藏多见于民众较少之处或敕建寺庙之中。

第三种设计策略是取消藏座木质须弥座之形式，同时改善下部藏座支撑构件之视觉效果，使其能够暴露在外。从《营造法式》所述藏座来看，其基本构成除须弥座外还有里槽藏座斗拱层，这就为藏座之改进提供了可能——将藏座斗拱层加大尺度变为插拱直接自藏轴伸出，便可能解决前文所述木质须弥座的多重尴尬。插拱加大的唯一问题是，致使藏座高度变高，不易触碰经书。但因转轮藏的藏经功能不断弱化，加之转藏本身的仪式性与丰厚的收入，使这一问题变得并不致命。这样一来，插拱既起到了结构作用，又使藏座具有了华丽的视觉效果，同时还因其放射状的平面形式，八面皆可推动（图6），很好地具备了旋转所需的推把功能——若将插拱最上层木方进一步伸出，形式上模仿而功能上作为推把使用，则可供更多人同时推动（图7），能够将寺庙之功利需求最大化，可谓一举多得。大尺度插拱的出现，使藏坑之存在再无必要，将地面直接做平不仅在建造時便于操作，也可在使用时继续增加同时推动轮藏之人数。从现存日本实例来看，中后期遗存中此类插拱形式之藏座数量确实呈不断增加之势[2]。（图8、图9）

藏座中木质须弥座之弱化以及插拱形式的不断发展，从形态上看是结合了日本建筑特征的产物，但从实用性与经济性两方面思考，这或许是转轮藏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仅形态上符合民众的情感与审美，形式上也更符合其自身的构造逻辑，同时在功利层面更符合寺庙对经济性的需求。

四、结语

作为一种专门用于装载经卷，尺度介于建筑与家具之间的特殊装置，转轮藏从藏—殿分离式向藏—殿整体式的发展，及其后为获利而发生的形态变化，实际也是千年来人类宗教思想与经济生活演变的缩影。这不仅可以从形式构成、建造用尺、安装固定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反映出转轮藏建造技术自身的发展，更能够通过转轮藏如何藏经、藏怎样的经、如何转动、谁来转动等方面，折射出其背后的物质生活与社会文化之变迁。

可惜的是，我国历史上曾经“何止于十百而已哉”“可谓甚盛”的转轮藏，如今所剩无几，而就连仅存的那些转轮藏也难以得见其华丽的原状。若转轮藏实体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存，想来可以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了解到更多关于古代宗教、经济与建筑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故事，而今却只能依靠古人的文字描述，去想象当时的盛况了。

注释：

[1]引自方建新著《南宋藏书史》第278页，其脚注中称原文名为《轮藏记》，出自尤袤《梁溪遗稿补编》（《常州先哲遗书》本）。经查该版本中并未收入此文，但《轮藏记》一文确为尤袤所写，收入锡山尤氏丛刊甲集本《梁溪遗稿·文钞补编》中，当为作者笔误。[2]可参考俞莉娜《中日转轮藏建筑形制的考古学研究》附表1“中日转轮藏发展脉络示意图”。参见：俞莉娜.中日转轮藏建筑形制的考古学研究[J].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20（01）：1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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