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慧霞 耿笛

【内容摘要】回望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媒体合作在推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内容与渠道、发展传媒产业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是双方媒体合作的主要亮点所在。站在中国—东盟迈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起点上，中国—东盟媒体合作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双方应从寻求共同价值、加强统筹协调、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提升国际传播人员综合能力、拓展“媒体+智库+NGO”合作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增强合作效能。

【关键词】中国—东盟;媒体;合作;效能

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30年来，中国和东盟携手前行，双方已成为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

媒体合作是中国-东盟关系的组成部分，双方媒体在传播信息、解疑释惑、增进了解、深化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推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上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在致2019年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开幕式的贺信中强调：“媒体作为开展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桥梁，可以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双方媒体做友好交往的传播者、务实合作的推动者、和谐共处的守望者，讲好共促和平、共谋发展的故事，为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一、中国-东盟加强媒体合作的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的自身发展以及双方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另一方面，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对话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和里程碑式成果，已成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双方媒体不仅是中国—东盟关系的观察者、记录者，也是参与者和推动者。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已迈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进一步增强中国-东盟媒体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一）媒体合作是推动双方关系提质升级和区域合作的重要纽带

回望过去的30年，面对两次国际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印度洋海啸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东盟始终坚持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双方共同抗疫、积极开展疫苗合作，在经济及社会复苏中携手努力，为中国—东盟关系的战略格局增添了新的内涵，并在2020年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媒体不断提高合作水平，增进了解与信任，充分报道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与中国（“10+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贸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合作机制的发展及其成果，有效传播了中国—东盟互利友好合作的正能量。

（二）媒体合作是推进中国-东盟民心相通、增信释疑的重要桥梁

民心相通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基石。30年间，中国与东盟除了织就海陆空的有形合作之“网”，更构筑起一座民心相通之“桥”，起到了增进理解、促进交流、共享信息、开展文明间对话的作用，使中国-东盟合作的基础更加稳固。目前，中国和东盟不仅建立了政府间高层次新闻对话交流机制，还在民间层面拥有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双方媒体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发声、凝聚共识、鼓舞人心，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传递了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正能量，为抗击疫情和促进经济复苏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

（三）媒体合作是提升中国和东盟国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与东盟的形象塑造存在着大量的“偏差”与“失真”。近年来，个别国家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不断散布政治谣言，扰乱国际舆论，抹黑中国形象。中国和東盟媒体坚持客观理性立场，反对传播虚假信息和污名化的做法，共同讲好合作抗疫的故事，冷静应对西方世界挑起的“文化隔膜、文明相争、媒体失真”，为营造公平、正义的国际舆论环境注入强劲力量。中国与东盟的媒体合作对于提升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当今世界信息传播格局中的地位，提升亚洲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2.举行双多边新闻部长会议，加强媒体政策沟通

双方通过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东盟与中日韩新闻部长会议、中国—东盟媒体合作高级别会议等机制，加强政策沟通。在高级别对话层面，中国与东盟依托新闻部长会议，深化媒体务实合作，促进区域繁荣发展。2007年5月，首次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标志着中国与东盟新闻合作机制的建立。截至2021年底，已举办4次会议。2009年11月，首届东盟—中日韩新闻部长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多年来，这一机制就进一步加强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在信息和传媒领域的合作和交流进行讨论，为推动中国和东盟新闻领域的对话伙伴关系发展提供了又一合作框架。2021年3月，第六届东盟—中日韩新闻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与会部长分享了各国新闻媒体领域创新发展的经验，积极评价各国媒体提升合作层次、丰富合作内涵的成效。此外，双方还在2019年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的框架下，陆续举办了中国—东盟媒体合作高级别会议、中国—东盟媒体高峰论坛等活动。在中国—东盟媒体合作高级别会议上，通过了《深化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的联合声明》和《中国—东盟视听传播合作五年计划（2020-2024）》，受到东盟各国广泛欢迎。

3.举办系列媒体合作论坛，增进交流互信

2002年，首届中国与东盟媒体合作研讨会成功举行，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次研讨会是中国与东盟双方新闻界首次高级别、大规模的交流，进一步推进了10+1（东盟与中国）的合作进程，也为中国与东盟友好交流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重要和积极的意义。”2018年5月，双方举办首届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并形成年度举办机制，为中国和东盟媒体提供了良好合作平台和发声空间。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围绕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和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主题，推动媒体合作取得新进展。当年10月，2020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举行，双方围绕“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助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提质升级”主题进行了探讨交流。次年6月，2021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三十而立——开启中国—东盟合作共赢新篇章”主题分享见解。同年7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以“加强媒体合作，推动区域发展”为主题的2021“东盟伙伴”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

4.在对方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增强本土化传播效果

自20世纪50年代起，新华社先后在河内、雅加达、仰光、金边等地建立分社。1991年7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对话关系后，《人民日报》、新華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外文局等中国主流媒体相继完善在东盟各国的驻外机构分布。同时，越南通讯社、马来西亚《星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等东盟国家媒体也在中国多个城市建立分社、派驻记者。这些媒体人士活跃在许多双边、多边交往的重要场合，讲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故事，见证并推动着双方关系向前发展。

（二）媒体合作的内容和渠道不断拓展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提质升级，合作机制和平台的不断完善，中国—东盟媒体合作的内容和渠道日益丰富。无论是期刊、图书等平面媒体，还是广播电视媒体，以及日益蓬勃发展的新媒体，无不亮点纷呈。

1.平面媒体联合供稿、联合出版等不断增多

在合作供版方面，《人民日报》在国内外重要事件的关键节点，同东盟国家媒体开展合作，推出了“十四五”规划、抗疫国际合作、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多个主题的合作专版，合作媒体包括菲律宾历史最悠久、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马尼拉公报》、印尼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泰国影响力第二大的经济类报纸《经理报》等。《广西日报》与越南《广宁报》开展合作，分别开设了《广西日报》的“越南传真”专栏和《广宁报》的“广西专版”。在图书出版发行合作方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在东盟地区成功发行越南文、泰文、柬埔寨文、老挝文、缅甸文、马来文版。2021年，包括柬埔寨、老挝、泰国在内的17个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分别同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签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备忘录，共同翻译出版多语种版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促进中外治国理政经验/理念交流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2021年4月13日，中国外文局和中国—东盟中心共同启动“丝路百城传”出版项目，填补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城市传记出版领域合作的空白。

2.广电媒体加强联合制播、本土化制作，并向常态化合作发展

在内容合作初期，中国广电媒体主要通过主题报道、联合制播节目等方式面向东盟国家传播视听内容，同时引进高质量东盟国家节目在电视地面频道、有线电视点播平台（VOD）和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等平台播出;近年来，合作制片、联合发行在双方影视合作中的比重稳步提升。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期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老挝国家电视台合拍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10集系列专题片《共饮一江水》，在CGTN法语频道和老挝国家电视台同步推出。2020年，由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老挝国家电视台、泰国国家电视台和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制作了3集纪录片《家在青山绿水间——更好的日子》，并于2021年4月起播出，这是东盟主流媒体首次联合拍摄关于中国“精准扶贫”政策主题的纪录片。

为实现与东盟国家机构间合作常态化，广西、云南等边境省份充分发挥其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接壤的天然优势，设立面向东盟的电视频道和电台频率。由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原广西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中国首个区域性国际广播频率——北部湾之声，主动与东盟各国媒体进行全方位合作，逐步构建起涵盖外宣广播频率、网络新媒体、边境外宣期刊、东南亚工作站等的体系，实现对外传播立体化、系统化和多元化。2014年，广西广播电视台建立了东南亚多媒体译制传播中心，并从2015年6月开始，在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越南先后设立了工作站。为了更好地推动区域媒体间的交流合作，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启动“东盟伙伴”合作机制，双方将在新闻素材交换、节目合拍、活动交流以及合作抗疫方面形成深度合作，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东盟媒体深化共识、加强协作，增强中国及东盟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中国视听节目在东盟10国基本实现全覆盖，合作传播实现常态化，拥有固定栏目、固定时段，当地华语频道成为中国节目的重要播出渠道。越来越多现实题材的中国影视剧进入东盟各国，并实现配音本土化、表达本土化。中国对东盟各国传播的纪录片和文化节目呈现定制化、联合制播等特征，科教类节目的传播热度提升，中国原创节目模式出口东盟国家后生产的新版本节目赢得了较高收视率。

3.新媒体的发展拓展了双方媒体合作形式

近年来，以腾讯、爱奇艺、世纪优优为代表的民营文化企业积极进军东南亚市场，有效拓展中国视听节目内容在东盟国家的播出渠道和平台。通过联合制作的形式，中国流媒体平台（海外版）节目有效融入当地元素，提高本土化水平，这也有助于中国新媒体平台在东南亚地区的推广。“爱奇艺在东南亚市场推出海外版后，随即同马来西亚多家互联网公司、影视剧制作公司展开合作，推出多部马来语电视剧，颇受当地观众欢迎”。

（四）新冠肺炎疫情阻碍双方媒体人员交流

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对国际传播领域的显著影响体现在跨国交通的阻隔，以及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和隔离措施给跨国采访报道和人员交流互访带来困难。东盟媒体代表定期来华参访活动因此中断。传统的注重现场参与的媒体合作手段无法奏效，双方媒体合作机制下的论坛和会议等活动被迫由线下改为线上，或者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疫情期间，国际传播和媒体合作不得不依赖线上数字平台开展，不论是媒体专业人员，还是来自其他各方的参与者，都难免遇到技术上的各种障碍，也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Zoom疲劳症”。此外，疫情带来的人员交流受阻也影响了新一代媒体从业者的培养和历练。

（五）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自身存在一些短板

从中国—东盟合作自身来看，虽然当前中国-东盟媒体合作的平台较为丰富，内容多元、形式多样，但由于双方在语言、文化和媒体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对彼此的认知仍存在一定误区，合作深度、质量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第一，合作水平发展不均衡。中国和东盟的传统媒体间合作较多，新媒体间合作较少。东盟国家华文媒体与中国媒体合作较多，当地主流媒体或英文媒体与中国媒体合作较少。第二，在合作机制上，虽然交流合作的平台较为丰富，但平台间的协作较少，各自为营、交叉重叠的现象较为明显。第三，双方媒体人员对彼此的国情和传媒生态了解不够，容易产生“文化折扣”，导致合作过程中出现误解与摩擦，进而影响合作的效果及可持续性。

四、关于提升中国—东盟媒体合作水平的思考

东盟是中国地理上的近邻、经济和政治上的战略伙伴，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具有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新形势下做好中国—东盟媒体合作，不仅要充分发挥双方媒体增信释疑的信息功能，也要发挥好包括形象塑造、舆论塑造和价值塑造在内的塑造功能。双方需加强顶层设计和布局，提升合作效能，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动力。

（一）双方媒体要重视/关注共同利益，寻求共同价值

中国—东盟媒体合作是在尊重各自媒体理念、体制、报道方针等的前提下，通过加深了解，寻找共同点并实现共赢。历史上，中国与东盟国家都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双方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意识形态色彩不强，对于拥有多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多元文化的东盟国家而言，更易于接受。在面向东盟国家的传播中，中国媒体可以借助“和谐世界”的文化与理论潜力，寻找中国与东盟文化中的相似点和共鸣点，发扬“和而不同”理念，推进双方媒体合作。双方媒体要发挥自身优势，传播文化和传递价值，助力“民心相通”。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的背景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大势所趋，需要中国和东盟媒体共同推动。双方媒体合作可以此为契机，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亚洲视野、亚洲意识融会贯通，站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秉持“平等话语”，寻求“共同价值”。

（二）加强统筹协调，提高媒体合作层次

在中国—东盟媒体合作的顶层设计层面，需进一步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建议以《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为指导，进一步落实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成果，制定更为详细的中国—东盟媒体合作方案，并指定相关机构推进执行。组建中国—东盟传媒合作网络，通过集聚各方资源，放大双方优势，有效促进双方新闻信息资源的交流共享，为中国与单一东盟成员国的媒体合作创造更多机会，提高区域信息化水平，为推动中国—东盟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更大效能。同时，在已有的合作活动中，加强不同平台间的沟通协调力度，形成合力。通过建立完善有力的协调系统和机制，提升资源调配效率和长期规划能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媒体合作进入更高层次。

（三）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创新合作内容与形式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发展，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进一步催生了新技术的迭代升级和落地应用。中国与东盟媒体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以技术的创新升级破除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媒体合作障碍，在数字技术驱动、内容创制/新、人才培养、资源配置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媒体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借助智能化和数字化的驱动完成内容分发，为双方合作提供更加快速且精准的信息。在传播内容上，媒体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传播中国和东盟国家数字经济政策，促进双方政策对接，增进合作效果。在呈现形式上，媒体要丰富传播形态，通过互动性、沉浸式体验等场景的传播，加强技术与产品间的互动。同时，针对智能化媒体向用户进行精准化、个性化推送时可能导致的信息茧房、隐私泄漏等问题，双方媒体要积极倡导并助力平台和用户提升媒介素养。

（四）联合提升双方国际传播从业人员的综合能力

人才是提升中国-东盟媒体合作水平的重要因素。 “一国一策”“精准传播”这一国际传播发展的大趋势，要求媒体积极调查研究当地受众接触海外媒体的动机和需求，了解和把握合作对象国的传媒政策法规、运行模式和发展生态，并对当地主流媒体的发展历史、资本和人员构成、报道方针和职业伦理等进行调研，追踪当地媒体的涉外报道情况。依托中国与东盟系列合作机制，为双方国际传播从业人员寻求更多交流合作以及在对象國工作的机会。通过合作开展媒体互访、举办媒体事务高级别论坛或研讨会等形式，就双方关切的议题展开交流探讨，搭建双方相互了解、分享信息的平台。通过合作举办研修班等形式，开展中国和东盟国家媒体专业人员教育和培训，邀请双方媒体界专家，根据媒体从业人员需求，制定全面系统且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帮助其深入了解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国情、传媒生态等，整体性提升双方国际传播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五）以“媒体+智库+NGO”的模式增强媒体合作效果

媒体拥有天然的信息优势，而智库凭借其研究成果的思想性、深刻性、战略性，为中国—东盟媒体合作提供更多理论和智力支持。加强中国-东盟媒体与智库的交流合作，一是要依托当地智库专家，增强媒体对驻在国国情、舆情、民情的感知能力，共同设置研讨减贫、环境、地区安全等方面议题，分享观点，贡献智慧。二是要依托本国与驻在国智库专家，深入研究中国和东盟各国传媒业的发展现状，包括传媒业发展情况、报道人员、报道角度、报道内容、报道倾向、受众特点和传播效果，以及新闻体制、传媒产业政策等宏观环境。三是尝试“媒体+智库+ NGO（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模式。鉴于东盟地区NGO比较发达，中国媒体及其驻东盟分支机构可以与当地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智库、NGO等实现联动，开展多样化合作，达到主流媒体引领话题、社交媒体传播推广、智库发布相关研究成果、NGO组织线下活动的协同协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