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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突出普遍价值的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社区参与保护探索

2022-05-09程海帆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年2期
关键词:文化景观哈尼梯田

马 蕊,杜 爽,程海帆

(1.昆明理工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418;3.昆明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2017年7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COMOS-IFLA)在《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中明确了乡村景观的内涵,并强调乡村景观是依托于农、林、渔业等生计方式发展而来的特定区域,是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准则也提出乡村地区包含了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可以将之视为遗产看待[1]。

2013年举办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红河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个文化景观遗产。从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演进看,其形成是社区居民依托哀牢山的自然地貌和气候条件,通过传统的稻作生产和生活方式,持续地对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的过程。在长达 1 300 多年的人与自然互动中,山地民族形成的独特土地利用方式,既满足了村寨生存发展的需要,又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综上所述,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符合乡村景观遗产的特征,属于人与自然共同作用形成的持续演进型乡村景观。从哈尼梯田遗产区范围来看,现有82个村寨均依托稻作生产发展而来,每个村寨与其依存的森林、梯田和水系形成完整的乡村景观单元,82个乡村景观单元在空间、环境、文化和经济上紧密联系,共同构成遗产区整个生态文化系统。

目前,由于地方管理者对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OUV)及其关键价值因子认知的不全面,导致遗产区偏向于“孤岛式”与“静态式”保护,难以体现遗产的“整体性”与“动态性”特征。并且,由于遗产地社区居民对遗产中心阐述的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OUV的理解存在困难,从而参与遗产保护动力不足,导致遗产保护的核心主体缺位。因此,本文试图以OUV为中心,从关键价值因子的提炼和保护入手,结合实践案例构建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社区参与保护的工作框架,并进一步细化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适应性途径。

一、价值认知: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突出普遍价值内涵

对突出普遍价值(OUV)的认知(见表1),有助于深入理解维系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延续至今的关键价值因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的保护方式。以下围绕世界遗产中心官方认定的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符合的价值标准,以及“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内涵展开。

表1 世界遗产中心认定的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2]

(一)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符合的价值标准认知

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符合的价值标准(iii),是对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景观格局内涵和意义的概括。一方面,社区居民(1)本文社区居民特指遗产地世居民族——哈尼族。对自然环境特征的巧妙利用,使乡村景观呈现出森林—村寨—梯田三位一体的结构。他们通过控制三者的比例和位置,合理、高效地组织了生态、生活和生产空间;同时,社区居民建立了与自然环境高度融合的农业生态系统,通过高山森林涵养水源,下半山梯田提供食物和经济来源,以及连接森林、梯田和河流的水利设施修建,有效维护了整个区域的水系循环,满足了生活用水和生产灌溉需要。另一方面,四素同构景观格局的维持与强化,离不开村寨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社区居民在走向族群聚居和共同耕作中,建立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关系[3],即在族群聚居和共同耕作中,形成了以“血亲”和“土地”为基础的联系。这一社会关系通过协作的生产生活方式、公共的祭祀仪式、共同的族群文化意识得以巩固,从而将乡村中的人与人、人与土地紧密关联在一起,构建了具有共同习俗、秩序和制度的乡村社会共同体,支撑着乡村社会稳定运转(见图1)。而稻作经济则是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能够延续的驱动力,乡村社区依托水稻种植发展而来的农业生计模式,建立起遗产区人与土地的关联;同时,延续至今的生产技艺和综合农业系统,实现了人对土地的高效利用。

图1 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区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形成(来源:作者绘制)

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符合的价值标准(v)阐述,凸显了当地族群经过上千年适应环境中形成的可持续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智慧。社区居民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中,掌握了大量的自然规律和经验知识,通过保护高山森林,营造与自然环境协调的人工设施,塑造了融合于自然环境的生活与生产性景观,既维护了山地生态环境,又满足了世代哈尼人的生存需求;同时,他们在自然环境的限制下,开创性采用集约化的土地利用方式、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系统以及完善的水资源管理系统,有效维护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平衡。一方面,通过梯田的精耕细作,以及稻鱼鸭综合农业系统的发展,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另一方面,依托水稻梯田延续下来的冲肥、活水灌溉和自然选种等传统稻作技艺,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形成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持的可持续生态农业系统。而这些系统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长期存在的乡村社会经济文化体系支撑着整个系统的持续发展。

(二)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认知

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真实性有赖于历史与现时、物质载体与非物质文化的统一。鉴于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所具有的活态遗产属性,其真实性不应定格于某个历史片段或时期,而应考虑遗产的渐进发展,故而OUV的物质载体变迁要能反映其演进历程的真实性。乡村景观单元中保存的物质真实性是记录遗产“历史片段”和“历史过程”的文本,反映了随着时间推移,人、事件和场所的故事[4]。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真实性也是遗产真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尼人依托于世代传承下来的生存经验和知识、生产实践和技艺、资源管理系统、习俗和信仰等非物质文化,建立起人与土地之间稳定的精神和情感联系,并以此持续支撑着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在文化的驱动力下,哈尼先民在一千多年的生产实践和土地利用中,创造了符合地域特征的稻作文化体系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指导着世代哈尼人对自然的慎重改造。

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完整性是指区域内完整包含了表征OUV的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个属性要素,要素之间构成一个自我循环和动态平衡的生态文化系统,而四个要素存在及关联的完好性构成了遗产的关键特征和意义;同时,遗产区正经受的发展或不利影响状况也是遗产完整性的一部分,从2013年ICOMOS对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评估报告可知,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梯田生态系统的维持以及旅游对村寨可能产生的潜在负面影响[5]。因此,梯田生态系统维护的完好性也应作为完整性的重要衡量指标。

(三)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延续发展的关键价值因子

通过上述对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提名的价值标准、“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内涵认知,可以将其持续发展的关键价值因子归纳为:四素同构景观格局的完整性(D1)、梯田生态系统维护的完好性(D2)、梯田生态系统功能的延续性(D3)、传统生产技艺和管理系统的延续性(D4)、社会经济文化系统的连续性(D5)五个方面。其中,D1和D2是对遗产“完整性”的阐释,D3、D4和D5则是对“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真实性”“历史与现时真实性”的阐释,五个价值因子共同支撑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OUV的延续发展,应作为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对象;同时,价值因子的保护又离不开社区的有效参与,要实现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活态发展,需要促进社区成为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核心参与者[6],[7]29。

以下围绕五个价值因子,充分发挥遗产保护中的社区能动性,建立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社区可参与的保护与管理框架。

二、理论建构: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社区参与保护管理的框架

五个价值因子相互联系,体现了遗产的动态性与整体性特征,依据因子的单体与整体内涵,可将价值因子的保护与管理方法归纳为以下五个层面:完善遗产保护管理制度(L1)、加强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L2)、注重物质载体维护与管理(L3)、促进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L4),以及实现遗产价值的持续利用(L5)。同时,通过具体的实践案例,总结五个层面遗产保护与管理中的社区角色,进而构建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社区参与保护管理的框架。

(一)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社区参与保护管理的实践案例

实践案例选取遗产区5个提名村之一,并且遗产价值传承完好的阿者科村作为研究对象。该村建于1855年,距今已有160多年历史,由于区位偏僻和对外交通不便,村寨受外部因素干扰小,因此保留有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遗存,是遗产区“真实性”与“完整性”保存最好的一个村寨。2013年,随着城镇化发展和遗产区旅游开发,阿者科村出现年青劳动力流失、传统民居保护困难以及外来游客增加等情况,导致村内原有传统生计方式和传统文化的维系面临挑战。针对阿者科村乡村景观遗产保护中出现的问题,由元阳县政府牵头,外部专家学者、第三方组织和企业共同参与,搭建起阿者科保护合作团队,以协助社区参与到保护规划编制和实施、遗产价值认知与传播、物质载体与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资源管理运营等多个方面。其间,笔者通过5年的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深入到整个实践过程,总体来看,实践可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13年底—2015年初):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规划单位和高校介入村寨调研和规划编制,社区参与方式包括参与保护措施制定和参与保护规划决策。2013年底,元阳县政府启动《元阳阿者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由规划单位联合高校专家学者,共同推进保护规划编制。其间,高校师生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居民发展意愿,规划单位则多次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保护规划讨论。对于村内风貌保存较好的传统民居,由元阳县梯田管理局实行统一挂牌保护,以约束村民对传统民居随意拆除的行为。

2.第二阶段(2015年初—2018年6月):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由规划单位、第三方组织和外来企业开展合作,搭建阿者科村保护团队,并于2015年发起“红米计划”和“关注阿者科计划”,重点推动阿者科村遗产保护和农产品销售。一方面,在保护团队协助下,阿者科村正式成立村合作社,通过内外组织合作,共同致力于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业态培育、遗产知识宣传和村民技能培训等方面;另一方面,规划设计单位作为“规划实施协作单位”,发动阿者科村民参与示范性民居改造[8]、景观环境提升和传统文化载体保护等项目,以保障《元阳阿者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落地实施。

3.第三阶段(2018年7月至今):由地方政府与高校合作,共同启动“阿者科计划”,高校派出技术人员协同县委县政府的驻村干部,组织村集体注册阿者科旅游公司,社区居民则通过签订保护村寨民居和环境的协议,参与阿者科村旅游收益分红。其具体内容包括传统民居保护分红40%、梯田保护分红30%、村内居住分红20%、户籍分红10%,签订协议的居民均可按4部分比例获得旅游收益。

(二)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社区参与保护管理的框架构建

结合阿者科乡村景观社区参与保护管理的实践案例,针对关键价值因子提出相应的保护管理方法,并构建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保护管理框架(见图2)。在整个保护管理框架中,强化了遗产保护中社区多样化的角色定位[9-12],将哈尼梯田遗产地社区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纳入保护框架[7]29,并拓展了社区在L1—L5层面的主体作用。

图2 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保护与管理框架(来源:作者绘制)

其中,L1完善遗产保护管理制度层面,社区作为意见征询与决策者,有助于平衡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关系;L2加强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层面,社区通过承担遗产价值传播者的角色,能够加深对遗产价值的认知,从而建立身份认同和形成遗产保护意识;L3注重物质载体维护与管理层面,社区应作为载体维护和管理主体,致力于保持物质载体的完好性与功能的延续性;L4促进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层面,社区角色是非物质文化传承者,对非物质文化的延续发展有关键作用;L5实现遗产价值的持续利用层面,强调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对社区经济文化的带动作用,社区作为遗产价值利益主体,应共享遗产发展收益。

三、验证与反思: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社区参与保护的适应性途径

(一)三类实践模式中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效果和问题

笔者对阿者科乡村景观三类保护实践的效果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部分措施确实促进了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乡村环境改善、传统文化振兴和居民经济收入的增加,也有部分措施推进效果不佳。总体来看,三类保护实践都是在政府主导或支持下开展,不同的是社区参与的内容和深度不同,存在象征性参与向深度参与[13]过渡的情况(见表2)。

表2 三类保护实践的社区参与深度和活力对比

在第一阶段的保护实践中,保护规划编制和保护措施实施为遗产物质载体维系提供了法律保障,但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尚显不足。由于大多数居民对遗产价值认知不清晰,导致部分保护措施无法获得居民理解。在第二阶段的保护实践中,社区居民通过参与传统民居示范改造项目,提升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随着保护团队在农产品宣传推广、村民技能培训和旅游业态培育等方面的助力,社区参与保护的意愿增强、参与活力提升。但受限于红米产量较低以及大多数村民资金、能力的缺乏,导致社区真正参与农产品销售以及旅游发展的人数有限。到2018年初,全村65户居民中,仅有2户经营餐饮、1户接待学生团队游、1户销售野蜂蜜。在第三阶段的保护实践中,随着村集体性质的阿者科旅游公司成立,社区参与的组织化增强,有效避免了旅游发展中的不公平竞争。至2019年3月,社区居民拿到第一笔旅游分红后,开始主动承担遗产物质载体保护和传统文化传承工作。依据2019年底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访谈结果显示,60%以上的居民愿意返回家中参与乡村发展。由此看出,这一保护模式对社区居民参与遗产保护的活力提升效果显著。

总体来看,三类保护实践聚焦于两方面问题:第一,在遗产价值阐释和传播中,由于地方政府对价值普及的重视度不够,价值宣传多停留于晦涩的文字描述,导致社区居民对遗产价值的认知十分有限。未来要实现社区持续参与遗产保护,还需进一步加强多样化的遗产知识培训。第二,在遗产价值 的利用中,长期来看,如果遗产地社区过多依赖于旅游发展,会导致传统生计方式的改变,进而有可能影响到传统生产技艺和管理系统的传承。因此,社区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和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强社区参与农产品生产销售的意愿。

(二)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社区参与保护的适应性途径

依据以上分析可知,三类模式各有侧重且互为补充,基于实践效果和问题思考,在已构建的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框架下,进一步细化遗产保护管理模式和社区参与保护的途径(见图3)。模型以上下协同和多方合作为基础,既融合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社区参与方式和自下而上的内部组织型社区参与方式[15],又充分体现了多方合作的意义,增加了政府、专家学者、第三方组织、企业与社区居民在遗产保护中的合作互动,并且从L1—L5五个层面的保护管理方法出发,在吸收三类保护实践成果基础上,建立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适应性途径。

模型细化了5个层面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内容,提出应对保护实践问题的可行性方法。一方面,对于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中呈现的问题,模型强化了社区作为遗产价值阐释者与传播者的核心地位,提出参与遗产知识培训和作为遗产价值传播主体两条实施路径;另一方面,对于传统生计方式变化带来的影响,模型从稻作经济和稻作文化的延续发展入手,将物质载体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和社区现实发展需求相结合,强调乡村社区在遗产价值保护与利用中的主体地位,并从社区参与意见征询与发展决策、负责物质载体维护、传承发展稻作文化、参与资源管理制度维护以及农产品生产销售等多种途径出发,完善了社区深度参与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内容。

图3 社区参与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保护的适应性途径(来源:作者绘制)

综上,这一适应性途径是从OUV出发,对乡村社区作为遗产保护核心主体的凸显,也是在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框架下,对多方合作保护模式的优化。

四、结论

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是人与自然共同作用塑造的持续演进的乡村景观遗产,遗产的延续发展离不开OUV的保护,而社区居民作为遗产价值的创造者,也应成为遗产价值的维系主体。本文遵循价值认知——理论建构——实践验证的研究逻辑,探索了社区参与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保护与管理的多重性角色和适应性途径,深化了以下三方面结论:第一,在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良性互动下,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社区作为遗产保护主体,参与的有效性与持续性确保了遗产的活态特征延续;第二,社区在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具有意见征询与决策者、遗产价值传播者、载体维护与管理主体、非物质文化传承者和遗产价值利益主体多重角色,对遗产价值因子的延续起着关键作用;第三,在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管理中,可运用上下协同与多方合作模式,结合L1—L5层面的价值因子保护与管理方法,从参与意见征询与发展决策、参与遗产知识培训、作为价值传播主体、参与社区营造项目、负责物质载体维护、监督载体使用状况、传承发展稻作文化、参与管理制度维护、参与农产品生产销售及旅游发展等方面促进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利用。通过平衡“历史与现时”“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从而实现遗产地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重效益的并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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