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延庆 张雅丽

在海淀公园，我第一次参加女儿的班级活动。在那场活动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大意了。那天活动结束后，我在跟几个家长讨论中发现，他们孩子的英文词汇量已经达到上千个。我心想，这差距太大了，这相当于中学水平啊。

当晚，我跟我老婆说起这事。她问我：“那怎么办，咱们也背？”

我女儿7岁，去年9月刚入学北大附小，读一年级。在这之前，因为工作原因，我老婆带着她一直在云南生活。在教办的幼儿园里，孩子们不接触课本知识，我和她妈妈也没给她报任何班，觉得没必要。所以入学时，她完全是零基础。现在回想，觉得还是应该更早一些干预的。

后来我从老师那里得知，女儿的成绩在班里排倒数第一。从老师发来的课堂视频看，英语老师上课一句中文都不说。女儿就像鸭子听雷一样，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上学期，学10以内加减法，要求孩子们“通关”——一分钟做40道题。那一次，全班36个同学，第一批通过19人，一批一批地过，到了第三批，就剩我女儿没通过。老师索性告诉我出题范围，说就考这些，随机出题，多练几遍就可以。最终，她也只过了38道，勉强过关。

跟女儿一样大的时候，我自己把《新华字典》背了下来，村里人都叫我“神童”。老师会因为我调皮捣蛋而叫家长，但从来没有因为学习问题叫过家长。现在女儿成绩倒数第一，我怕同学甚至是她自己，给自己贴上不好的标签。我想，这学习不得不抓了。

从家里到女儿学校，有五种方式可以选择：坐校车，坐北大教师的班车，乘地铁，开车，骑自行车。我最后决定骑车，因为对她来说，这是非常有效的学习时间。

10月中旬开始，我和女儿一起度过了艰难的两个多月。每天早晨七点半，我骑车带着她出发。在骑往学校的20分钟里，女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没有机会做其他事，只能听我带着她复习功课。下午放学后，我把她接到我的办公室来完成作业。写作业的这两个小时，是非常艰难的，简直就是战斗。

首先，我要让她安静地坐到桌子前。然后，我得盯住她。刚开始，哄一哄还可以让她坐下来。慢慢地到后来，一说到学习，我们就到了完全不能商量的地步。小孩子嘛，反抗的方式就是哭、闹。我始终强调自己要有耐心，要温和，但是到后面，我们父女俩还是会大呼小叫。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整个三楼都能听到我和女儿在这里大呼小叫，也不会有人来劝，毕竟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样搞了两个月，到了她要放寒假的时候，形成两个结果，一个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学习跟上了，不再是倒数第一;第二个，她开始有了厌学的倾向。

一提到读书，女儿就变得非常烦躁。最开始我跟她商量一句，她就去做了，到后来，起码要博弈半个小时，她才能坐下来。她甚至有了这样的表达——在爸爸妈妈眼里，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爸爸妈妈爱我是因为我学习好。

我意识到，强迫她学习这件事，让一个7岁的孩子感到焦虑。她有时候表现得很伤心，“本来好好的，非提学习，不学习你就不爱我了吗？”很显然，这已经破坏了我们的亲子关系，遭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反对。我爱人说，女儿好像被压迫得不长个子了。

原本我已经为她制定好了寒假学习计划，语文、数学、英语，在过年前分别要学到什么进度，练习册每天要做多少页，都在计划当中。现在看来无法执行了，我选择了妥协。理性思考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亲子关系，还有女儿长期的学习兴趣培养，看上去都比下个学期的成绩提高更加重要。

因为从小识记能力特别好，村里人叫我“神童”。1974年我在山东出生，3岁起在吉林松原的农村长大。6岁那年，我姐去上学，我在家翻她的字典。没人要求我背下它，我翻来覆去地看，就背下来了。

现在我观察我女儿，感到她跟我当时的早慧是无法相比的。

其实在人群里会有一定比例的人，天然对于知识、艺术、文学等等感兴趣。我生活的70年代，虽然农民的平均文化水平比較低，但也有喜欢读书的，会订《文学月刊》《收获》《十月》这些文学期刊，我总是到他们家里找书来读。

6岁时，记不清从哪里得来第一本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虽然情节不能完全理解，但书里的字我已经全部认识。上了高中，我大概是利用图书馆最充分的学生，只要不上课我就待在里面，读了很多外国文学，我特别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

因为记忆力好，我小学时，成绩多是“双百”，我姐当时学的高年级课程我也都会。我母亲——一位有智慧的农村妇女，也为我创造了后天因素。

她对我期望很高，希望我能上高中、考大学，因此对我很严厉。我初中时，对学习吊儿郎当的时候，她打我是很常见的事。上初三那年，她给我从教学质量很差的初中办了转学，认真学习两个月后，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考上高中那年，我14岁，在班里年纪最小。高一分科的那个学期，我考了全校第一。九门功课，除了数学，剩下八门，我全部是第一。老师们告诉我，我能上北大。

我们那时代，学习和考试的竞争压力也很大，当时全班60多人，最终继续读书的有4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考上的是大专。但从高一开始，我的目标就很明确——考北大。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是“三四四”——吃三顿饭，上四次厕所，睡四个小时觉，剩下的时间全在学习。

那年，我一下意识到了我妈的不容易，也察觉到自己的短板开始暴露——就是逻辑不好，因此数学差。我很刻苦地去学数学，曾经超过一年时间，我用60%的时间学数学，剩下40%的时间学其他学科。

高三是我记忆力的巅峰。一次，语文学到《与陈伯之书》，一篇选读课文，并不要求背诵。当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大家都说我是“神童”，那我来试试自己的记忆力。我放慢阅读速度，读了一遍，边读边强记。合上书，我默写出来了。

我最早对女儿的能力评估，是从她上幼儿园开始的。前年夏天，我挑了一首《小儿垂钓》来测试女儿。她记得还算快，到了第二天中午再问，第一个字可能是因为不认识，想不起来了。我判断，她是个普通孩子，大概率不会有像我这样的学术成就。

在视频里，我用“农民的儿子和教授的女儿”来表述我和女儿。实事求是地说，天分不一样，客观如此。有人问过我，希望在女儿身上延续“天才”“北大”的荣耀吗？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肯定有，尤其是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承认女儿的普通，是一个逐渐验证的过程。

在她出生前我就清楚，成为一个天才，其中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从统计学上说，回归平均数定理，就这个意思。比如父母的智商都高，那这个孩子的智商在很大概率上也比较高，但是比父母更聪明的可能性很小。自然规律如此，换句话说，这是天道。

过去一年，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女儿。我对她的吐槽能够出圈，一开始是没想到，但后来想想，这不是偶然。那些困惑和焦虑不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的北大同学，一位任职十多年的正厅级干部，跟我说，他接受孩子的平庸，用了好长时间。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也看过了视频，他也希望孩子能够像他，甚至超过他。在中国，很多人有一种倾向，寄希望于孩子来实现。

视频一发出来，很多网友说：“北大教授都这么焦虑，那我就不要苛求我们家孩子了。”不少人在我这里找到了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和缓解。氛围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恐惧生育，因为生育背后还有很多的教育问题。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事实上，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焦虑，已经到了一个极高值。这是这么多年，愈演愈烈的东西。比如一些电视剧，《小舍得》什么的，凡是涉及育儿主题，就一定有关焦虑。再比如教育培训，那些机构甚至是明目张胆地贩卖焦虑，“你不来培训，我就培训你家孩子的竞争对手。”

我们这个圈子，对这些很气愤。盲目给孩子报班是从众从俗的行为，很多教育学相关研究的结论里，课外辅导对学生的长期作用未必是正向的。我女儿班级里，只有她一个是参加过“0”个补习班的。即便如此，目前我仍然不打算给她报什么班。

我带着她去参加了北大的“雏鹰社”——一个北大教師互帮互助的活动社团。我们去参加了三次户外作画，还上了三节艺术史课。在北大的毕业典礼上，她还在合唱团里去献唱。这星期，我打算带她去学游泳。

有人会说，我能贯彻这样的教育主张，是因为不需要择校。但其实问题的本质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该警惕对孩子的过度干预和压迫。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做助教的几年中，一直在观察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是——往往最差的是美国学生，最好的也是美国学生，而中国学生通常处于中间状态。中国的孩子们一直在实现目标——小升初，中考，高考。总有一些训练，并且是很饱和的量，可以去实现这些目标。这对小孩是一种损害，他们其实放弃了社会生活，同时失去了对知识和学问追求的动力。

我对女儿的观察还在继续，并常有惊喜之处。那天，在读她最喜欢的动物书籍的时候，女儿告诉了我乔治·夏勒和珍·古道尔两位野生动物专家的区别。

摘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