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婉，刘 扬

(西南林业大学 园林园艺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传承地，是我国千年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其承担着中华民族“乡愁”的见证。然而，随着工业化以及乡村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及劳动力逐渐流失，从而导致村落“空心化”甚至村落数量锐减[1]。传统村落的生存环境以及所承载的民俗文化也面临被过度开发的严峻形势。

近年来，传统村落的相关研究逐步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相关文献成果也随之增多。国外对于传统村落的相关研究自成体系，多集中于村落居民建筑[2]、村落文化景观[3]、村落保护[4]等方面。国内对于传统村落的研究开始得较早，在“传统村落”一词还未被官方提出之前，国内对于此方面的研究都用“聚落”来表示，如：“古聚落”“乡村聚落”等词汇[5]。并随着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要求，传统村落的研究更多的涉及到乡土、民族、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方面[6-10]。研究内容大多是关于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更新[11]、价值评价[12]、旅游开发[13]等方面。我国对传统村落在历史沿革中分布格局的研究也有涉及，如：陈蕊、刘扬在《不同时期交通因素作用下的滇西北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格局演变》中以滇西南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提取滇西南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古道、驿站所处位置，以此分析在历史沿革中交通因素影响下滇西南传统村落的布局及演变[14]。

在时间的长河中，昭通市传统村落表现出特有的地域性时空分布格局。该地区特殊的高原山地地形以及迥异的气温差异也是影响传统村落分布的重要因素。因此，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历史文献查阅等方法，探究昭通市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以便对传统村落实现更全面的认识，在传统村落的文化与价值的开发和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昭通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也称“滇东北”，地理坐标为东经102°52′～105°19，北纬26°55′～28°36，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金沙江下游沿岸，辖区面积23 021 km2。截至2018年，昭通市共有14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表1)。借助ArcGIS 10.7并结合村落的形成年代，绘制昭通市传统村落空间及年代分布图(图1，图2)，以便更为清晰地了解昭通市传统村落的分布情况。

表1 昭通市国家级传统村落统计Tab.1 Statistic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otong City

2 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格局

2.1 分布特征

1)在分布数量上，昭通市传统村落整体呈现“东西密、中间疏、大分散、小聚集”的格局分布特征，且多数村落沿昭通市域边界分布。昭通市传统村落的建村年代跨度从元代以前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村数量上呈清代(7个)>明代(3个)>民国(2个)>元代(1个)=建国后(1个)。随着历史进程，昭通市传统村落的新增建村数量表现出由增多(元代至清代)至减少(清代至建国后)的趋势，其中清代为村落形成的重点时期，新增村落数量占比为50%，且清代村落多聚集分布于昭通市东部的威信县。

图1 昭通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otong City

图2 昭通市传统村落年代分布Fig.2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otong City

2)在分布类型上，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中一般有聚集、离散两种分布状态，通过ArcGIS 10.7技术平台的最近邻指数分析，可以直接反应传统村落在不同历史时期地理区域上的分布类型[15]。具体表现为：当所得出的平均观测距离<预期平均距离时，则R值< 1 时，所表示的村落分布模式为聚集型分布；当平均观测距离>预期平均距离时，则R值 >1时，所表示的村落分布模式为离散型分布。

根据最近邻指数分析结果(表2)显示：于明代，昭通市传统村落的最近邻指数R值>1，呈离散型分布。自清代始至建国后，昭通市传统村落的最近邻指数R值均<1，均表现为聚集型分布。由此可知，清代时期昭通市传统村落分布类型趋于聚集型分布的契机。清代之前，传统村落所分布的地理位置跨度较大，离散分布较明显；清代时期，传统村落的总体数量以及地理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与明代相较，呈现走高趋势；清代之后所形成的传统村落数量均为少量，在之前传统村落的建成数量以及分布位置的基础上，均呈现较为明显的集中分布。

2.2 分布密度

由昭通市传统村落分布核密度图(图3)可知，昭通市传统村落在现状地理空间上的整体分布极为不均衡，聚集核心区位于昭通市东部的威信县，次核心区位于昭通市西南部的巧家县。在朝代更替中昭通市传统村落的建村核心地区经历了西南部(元代)—东部(明代、清代)—西南部(民国、建国后)的演变过程。

表2 昭通市传统村落数量及最近邻指数Tab.2 Number and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otong City

图3 昭通市传统村落分布核密度Fig.3 Distribution kernel dens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otong City

昭通市传统村落各区县分布密度统计表(表3)显示：昭通市传统村落的平均分布密度值为6.08个/万km2，在昭通市6个拥有传统村落的区县中，威信县的分布密度值最大，为28.57个/万km2，次之是同样拥有4个传统村落的巧家县，密度值为12.50个/万km2。其中，威信县、巧家县、绥江县、永善县的分布密度值均大于昭通市的。而镇雄县、昭阳区的密度值则小于昭通市的，分别为为5.26个/万km2和 4.55个/万km2。聚焦于传统村落的建村年代，清代是传统村落形成数量最多的时期，且多数清代村落分布于密度值最大的威信县；传统村落形成数量次之的明代村落多分布于密度值较小的镇雄县；而密度值最小的昭阳区则拥有建国后仅形成的一个传统村落。

表3 昭通市传统村落各区县分布密度Tab.3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Zhaotong City

3 传统村落时空分布影响因素

3.1 海拔高程

昭通市传统村落在海拔高程影响下的分布状况明显，多数村落分布在海拔1 000～2 000 m范围(图4)。据图可知：元代及以前所形成的村落位于昭通市西南部的山地地带海拔1 500～2 000 m范围；明代所形成的村落多位于今镇雄县，所处海拔在500～1 200 m范围，海拔较低；清代所形成的村落较多，所处地理位置分布于昭通市东部和西部，较为分散，多数位于海拔1 000～1 500 m的山地地带；民国以及建国后的村落位于昭通市西部与中部海拔1 500～2 000 m的山地地带。

图4 昭通市传统村落分布与高程叠加Fig.4 Distribution and elevation superpos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otong City

基于海拔高程因素下昭通市传统村落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高(元代及以前)—低(明代、清代)—高(民国、建国后)的海拔分布状态。由于昭通市地形起伏较大，且村落所处位置环境相对闭塞，交通不便，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小，是昭通市传统村落得以经历历朝历代尚留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3.2 气温降水

昭通市地处低纬高原，受地形和海拔的影响，垂直气候变化明显，温度和降水量差异较大(图5，图6)。

图5 昭通市传统村落分布与气温叠加Fig.5 Distribution and temperature superpos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otong City

图6 昭通市传统村落分布与降水叠加Fig.6 Distribution and precipitation superpos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otong City

将昭通市气温、降水与传统村落分布图叠加进行分析，昭通市传统村落多位于年均温10～20 ℃、年降水量900～1 100 mm，且更集中于年均温15 ℃区域，少数村落所处位置年均温高于20 ℃。气温与降水均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人类选择邑居地的重要地理条件。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昭通市传统村落在复杂地形的基础上多建于气温、降水适宜的地理位置，为传统村落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中的留存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地理基础。

3.3 河流水系

昭通市河流水系呈树枝分叉状，且传统村落大多沿河流方向分布(图7)。

图7 昭通市传统村落分布与水系叠加Fig.7 Distribution and water systems superpos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otong City

在传统村落的分布与河流水系的距离关系中，元代及以前所形成的村落位于河流缓冲区域5 km范围以外；明代所形成的村落均位于河流缓冲区域1 km左右；清代所形成的村落与河流缓冲距离关系迥异，与河流相距1～3 km范围内的村落有3个，3～5 km范围内的村落有2个，5 km范围以内以及以外的村落各1个；民国与建国后所形成的村落均位于河流缓冲区域1～5 km范围。

昭通市传统村落沿水系分布的特征明显，大多数位于河流缓冲区域1～3 km范围，部分村落位于河流缓冲区域3～5 km范围，位于河流缓冲区域5 km以外的村落甚少。天然的水系条件是昭通市传统村落逐步形成与留存至今的重要条件，同样，村落在分布的现状上体现了先人沿河谷“择水而居”的生活方式。

3.4 人口民族

“移民屯田”政策是历史上大量人口入滇的契机。自西汉时期，云南地区已开始“屯田”政策，但规模较小，且缺乏管理，使此政策随兴随废。元王朝为加强军事镇戍，在前代的基础上恢复“屯田”政策，并在云南地区大规模实行，对于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并未有显著影响。至明清时期，统治王朝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在云南各地进行驻军、屯田，随着军屯的数量以及规模的逐步增大，大批汉族人口涌入滇东北地区[16]。于清朝时期，昭通府的人口数量达到39人/km2，仅次于云南府(142人/km2)和大理府(53人/km2)。昭通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在汉族人口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民族融合，促进了多民族村落以及单一民族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多民族聚居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群体邑居进而形成村落并保持村落后续发展的人文基础。今昭通市内除汉族外，苗族、彝族、回族属于昭通市聚居性的三大民族。结合昭通市传统村落与民族分布(图8)，在传统村落与民族分布的关系中，属于苗族、彝族、回族人口聚居区域的传统村落数量分别为3个、3个、0，其他均属于汉族人口聚居村落。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段的传统村落与民族分布关系可知，元代时期的传统村落由汉族人口聚集形成，自明代开始逐渐形成部分由苗族、彝族聚集而成的村落。

图8 昭通市传统村落与民族分布Fig.8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ethnic distribution in Zhaotong City

3.5 交通运输

昭通地区在历史上主要以旱路人马古道为主，其中包括各朝代所设驿道以及以贸易往来为主的古道(图9)，无数条人马驿道穿梭于昭通地区，带动与中原以及其他诸国的贸易往来。自秦在滇开设五尺道，途径昭通、盐津、大关地区，至唐代进行重修，并以盐津的石门关最为主要，因此又称西南丝绸之路-石门道。明代以来，随着大批中原人口入滇，昭通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铜、盐、茶等经济物品的生产与交易也在同步增长。与此同时，驿道的建设也在不断地延伸。元、明、清时期在昭通地区所设驿道基本沿五尺道路线开辟，以南北走向，跨越昭通中部地区，但驿道的设立与昭通市现存传统村落之间的相对关系并不明显。

图9 昭通市传统村落与古代交通分布Fig.9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ancient traffic distribution in Zhaotong City

随着中原地区对铜、茶需求的增加，自唐朝始，于滇开设贡茶古道，用于向外进行茶叶进贡。贡茶古道除基本沿五尺道开辟路线外，另向昭通东部地区开辟贡茶线路。清乾隆年间，清王朝将云南地区确定为铸币铜料的主要生产基地，随之开始了著名的“滇铜京运”。昭通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滇铜京运”路线上的重要一环，运输路线规模也在日益扩大和延伸，部分聚落也逐渐在路线周围形成。贡茶古道与“滇铜京运”路线的出现，尤其能带动昭通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与驿道相较而言，用于贸易运输的路线更利于传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如今昭通市过半的传统村落形成于贡茶古道与“滇铜京运”路线周围。

现今昭通市已呈现出完整的交通路线网(图10)，昭通市传统村落所在位置已全部覆盖不同等级的道路，完整的交通覆盖与传统村落的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密不可分。

图10 昭通市传统村落与现代交通分布Fig.10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modern traffic distribution in Zhaotong City

4 结论

基于国家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探究村落特色、发掘村落文化，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重要方面。村落的时空分布格局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优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是群体定居的前提，同时也是影响村落形成与实现后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昭通市传统村落在数量上主要分布于今昭通市东西两侧，中部甚少，多数村落沿市域边界分布，分布密度最高点位于东部地区。通过昭通市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14个村落的建村时间可知：自元代至建国后，村落的建成数量呈增多(元代至清代)—减少(清代至建国后)的趋势，具体村落建成数量为清代(7个)>明代(3个)>民国(2个)>元代(1个)=建国后(1个)，建成热点地区经历西南部(元代)—东部(明代、清代)—西南部(民国、建国后)的布局演变规律。通过地图分层叠加技术可知，昭通市传统村落的分布格局同时受到海拔、气温、降水、水系条件、人口民族、道路交通等多元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