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宪坤

明代郭谌所撰《草韵辨体》，是一本学习草书的参考书籍，此书共五卷，依照《洪武正韵》编次;所辑书家自汉迄元，草书各体兼备;音以字系，字以类从，旁笺主名，用使披览;所见刻本点画精到，结字严谨，字与字大小统一，大都摹刻精良。

《草韵辨体》现存的诸多版本有明万历十二年（1584）二月内府刻本，崇祯六年（1653）乌程闵齐伋刻本，崇祯年间古吴陈长卿刻本以及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赵如鼒刻本，崇祯七年（1654）潞藩刻本。其中以乌程闵齐伋刻本质量最佳，此本较之内府本，书后多闵梦得题跋〔1〕。闵齐伋曾先后刊行过《草韵辨体》墨色本、蓝色本和朱墨套印本三种。朱墨套印本因神宗皇帝的御制序、跋及正文草字为朱色，叙、跋间行线和边框，以及闵梦得跋语为蓝色，正文楷书为墨色，因此也被著录成三色套印本。清代及民国的一些版本，多是以闵本为底本进行翻刻及影印。

一、明代中期习草风气及草书字书相关情况

明代中期，习草风气开始兴盛，草书应用也变得宽泛，从艺术创作到日常书信，甚至商用契约中也有草字的出现。在这样浓厚的氛围下，草书可以说是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明早期后半段来看，宣宗尝作《草书歌》赐侍臣程南云，除了褒奖程南云的“日侍之劳”，还透露出其对草字的认识：“古来篆籀今已讹，何况隶草讹愈多。吾书岂必论工致，诚悬有言当默识。”宣宗朝，习草风气尚不及成化以后，已经发现了草字讹舛的现象。

伴随着草字讹舛的现象大量出现，草书字书及歌诀也在明代广泛流传开来。如明初影响最广的草书字书《草书韵会》，杨慎称：

金张天锡君用，号锦溪，尝集古名家草书一帖，名曰《草书韵会》。......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鲜于枢字，改名《草书集韵》，刻已不精。〔3〕

此书在元末明初更名为《草书集韵》，在洪武年间，又传入蜀中，据《全蜀艺文志》记载蜀中重制本《草书集韵》序言：

一日，忽览书目，见有《草书集韵》，取而披阅......惜乎，久历年岁，苦于蠧鱼。于是命工重绣于梓，以永其传。〔4〕重修刊刻此书，是希望“后之学草书者有所取法也”〔5〕。同时《草书韵会》广泛传播，杨慎就曾见过三种版本，甚至《永乐大典》也引用了此书。

除《草书韵会》外，《草书韵略》《高宗草韵》《草书要领》等草书字书皆流传于朝野之间。此外，一些阐述基本草法的草书歌诀，如《草诀百韵歌》，在明代也多次翻刻、修订。

草书字书除方便检阅和作为取法对象外，还成了品评草书的标准之一，如文徵明就曾借《草书集韵》一书来批评张弼书法的张狂之态，明杨慎《墨池琐录》记：

有人问庄孔旸曰：张汝弼草书何如，孔旸曰：熟到极处，俗到极处。识者以为知言。黄山谷云：近时士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盖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张东海名曰能草书，每草书，凿字以意自撰，左右缠绕如镇宅符篆。文徵明尝笑之云：《草书集韵》尚未经目，何得为名书耶。〔6〕

其中杨慎对于张弼草书的评价与项穆描述张弼书法影响下的“南路体”“梅花体”的论调一致〔7〕。可见这种“凿字以意自撰，左右缠绕如镇宅符篆”的现象在明代并非个例。

至明万历年间，习草风气的进一步高涨，万历十二年（1584），明神宗将《草韵辨体》及《草诀百韵歌》《后韵草诀歌》《草诀续韵歌》同时刊刻出版，并御制序、跋，草书字书及歌诀在明代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二、郭谌及《草韵辨体》考略

《草韵辨体》的作者郭谌（1477—1534），字信夫，号盘浒居士，德平（今山东德州临邑县）人，因善书选入朝中，任中书舍人。郭谌早年学习颜鲁公楷书，后上溯苍籀，下逮锺王，对各种书体皆有神解，有《草韵辨体》《楷书千文》《四体千文》《草诀百韵同声歌》等作品传世，明葛守礼（1502—1578）在为其所撰《墓志》中云：

自是，能书声动都下。名公巨卿，无不欲得其笔迹珍藏者......缙绅大夫慕先生者，日具纸绢，求为图暨文若诗......至比之王摩诘、米南宫云。

虽墓志有阿谀奉承的现象，但亦可知郭氏书法在当时颇具影响。

郭谌的草书，与他同朝为官的席书（1461—1527）在跋其草书《千文》称：

山东郭谌氏，以书法名。近草一帙，好事者买燕石刻之，争相摹搨，间无虚日。则斯刻也，其将与《永帖》同传矣。〔9〕

如席书所言，郭谌的草书在当时十分受欢迎，甚至有人特意去将郭氏的草书摹刻上石，并认为此刻石会与智永《真草千字文》一样流传于后世。

明代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来确立语言文字的规范性。作为与文字打交道的中书舍人，郭谌深知文字规范的重要性，除《草韵辨体》外，郭谌还订正了传为王羲之所作的《书法百韵》，高儒《百川书志》载：

《书法百韵》一册，国朝德平盘许郭谌，草书晋王右军之草诀也，右军古今名笔。以草书点画形体相近未易识别，因作此诀。世传残讹，郭子从而正之耳。〔10〕对于篆字的规范问题郭谌亦有留心，据明

杜楠跋郭氏《篆书千文》称：周籀秦篆，依稀轨踪。许慎后悖戾古

法，遐乎邈矣，盘浒子忧之，......订伪稽误，划芜烛俗，篆千字文，刻贞珉焉。噫嘻休哉，千远方今，续古真形要妙，六义殚彰，盘浒是帖，何但有功周秦耳矣。〔11〕

《篆书千文》不单单是为了展现其书法的艺术性，更多的是辨定真伪，考查字形的对错。在郭谌不多的传世作品中，就有多件体现了其对于文字规范问题的关注，所以郭谌编纂《草韵辨体》也就不足为奇。

关于《草韵辨体》的成书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存最早的刊本即为万历十二年（1584）本。想要考察《草韵辨体》的成书时间，我们先要确定郭谌的卒年。郭谌的墓志铭中明确指出：

甲午（嘉靖十三年，1534），奉命赍书山东亲藩。先是积劳成疾，行役且勤，至兗州病剧，归家之夜卒。盖正月九日也。寿五十八年。〔12〕

所以在嘉靖十三年（1534）以前，《草韵辨体》一书应已完成。

其次，葛守礼称：正德戊寅（正德十三年，1518）岁试，因不合于主司，求伸不获，辄拂衣出曰：“致身，岂必寻行哉！”于是加意字学，先止为颜鲁公楷，张公海草书，至是乃上遡苍籀，下逮锺王，各有神解。〔13〕

郭谌是在正德十三年（1518）后才开始留意字学，并且对历代书家进行了学习和了解。正德十三年（1518）后，也正是郭谌仕途开始的时间。

郭谌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任武英殿中书舍人，从《大明会典》中关于武英殿中书舍人的记载“武英殿门西房别设中书舍人分直，职专奉旨写篆册宝、图书等项”〔14〕可见，武英殿中书舍人的职责之一就是撰写图书。《草韵辨体》一书在万历十二年（1584）以前未公开出版过，只是藏于内府，所以郭谌编辑此书最初的目的应是服务于皇室。据以上线索可推测出《草韵辨体》大致撰写于郭谌于武英殿中书舍人任上，约正德十三年（1518）至嘉靖十三年间（1534）。

由《草韵辨体》成书时间来看，此时明代习草氛围浓厚，草书发展中出现的草字的讹误亦受时人重视。在此环境下，再加上郭谌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促成了其对《草韵辨体》的编纂。

三、神宗御制《草韵辨体》考述

关于“御制文献”的定义，黄首禄在《明代御制文献研究》一文中称：

从古代具体历史实际来看，许多治国政策、文治主张都是首先由臣子提出来的，臣子献书在古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御制文献产生方式。虽然献书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有的献书非常称许皇帝心意，或本来就是臣子为讨好皇帝所为，这时帝王通常会将臣子之书“据为己有”，或赐名，或亲制序文，或敕令刊布，成为其推行文治思想的工具。如明张居正等人为教育年幼的神宗所编《帝鉴图说》一书，不仅为明代君王所诏令颁布，更是成为早期清代帝王们的御用教材。〔15〕

臣子献书是“御制文献”产生方式之一。据《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二年（1584）大学士申时行曾为《草韵辨体》等三本内府重刊书籍拟序跋各一篇进呈御览〔16〕。在这一点上，《草韵辨体》与《帝鉴图说》十分相似。

黄首禄还提到臣子所献之书要得到“御制”的称号，必须称许皇帝心意。而明神宗爱好书法，平时于翰事也多有留心，《草韵辨体》跋文称：“（神宗）每于万微之暇，翻阅法书，心慕手追，以自愉悦。”〔17〕又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神宗）每携大令《鸭头九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18〕足见其对书法的喜爱，再从其为《草韵辨体》作序、跋等行为可以看出，申时行进呈的《草韵辨体》，十分称其心意。

“御制文献”还有推行文治思想的作用，御制《草韵辨体》也符合这一点，神宗跋《草韵辨体》云：“要以应变从宜，临文急就，草书之用，于治官察民，均有裨焉。”〔19〕而明代推行文治思想的方式就有规范文字。自洪武开始，便推行了一系列文字规范的相关政策。万历朝亦如此，官员甚至因书写文字的讹舛，还会被惩罚。据《明神宗实录》载，“户科给事中朱东光参清平伯吴家彦男吴国乾奏袭父爵，字画讹舛，大不敬，而误写讹为议。上曰：朱东光参详章疏，且先自误，如何核人，各夺禄俸”〔20〕。可见此时神宗御制的《草韵辨体》，就是彰显文治的工具之一。

明神宗推行《草韵辨体》前，明代通行的草书字书还有南宋赵构的《草书礼部韵宝》和金张天锡的《草书韵会》（即《草书集韵》），在内府也均有收藏。何独《草韵辨体》被进呈御览，得到皇帝的关注？

首先我们从所征引的草书名家来看。《草书礼部韵宝》序言中称，此书所选草字皆从古法帖中来，但并未标明出处。又据罗继祖依日本翻刻的明洪武本《草书韵会》考证：“书中采汉魏迄金百十三人书迹。”〔21〕《草韵辨体》无论是征引书家的数量还是范围，较之其他两本草书字书都更为丰富，征引了从汉到元125位书家。

其次由于征引书家范围的扩大，也使得《草韵辨体》在收录的草字数量上增多。《草书礼部韵宝》依宋仁宗时的《礼部韵略》编次，共计一万一千多字。《草书韵会》共计五卷，明洪武年间依《洪武正韵》重新编次，收录草字较《草书礼部韵宝》多出两千多字，共计一万三千多字。《草韵辨体》所收草字数量最多，共收录一万七千余字，比另外两本皆多出了数千字。

《草书礼部韵宝》和《草书韵会》两本字书，最初成书时都是编撰者亲自摹写，但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多次翻刻，已变得粗劣，失去了原来的面貌。杨慎评《草书韵会》就称：“洪武中，蜀邸又翻刻，并赵公序及诸姓名皆去之，刻又粗恶，可重惜也。”〔22〕质量上也已大不如前。

在明代通行的草书字书中，无论是从收录的草字，还是征引的草书名家，《草韵辨体》都是更丰富、更全面，因此神宗才会称《草韵辨体》为“自有草书以来，此其总萃”〔23〕，并御制刊行。

四、《草韵辨体》的传播及影响

《草韵辨体》最初流传于皇宫，除了明神宗自己会“时加披览”，还作为内书堂教材。内书堂为宣德帝在皇宫中设立的教宦官读书写字的场所，教师大都是翰林院的侍讲、编修，所学内容除了四书五经，习字也是必修課程。张金梁在《明代书学铨选制度》中论及内书堂的教学：

他们为了自学读书写字，对内板书中的《许氏说文》《尔雅》《小学书解》《古字便览》《启蒙书法》《草韵辨体》《草诀百韵》等字书及各种字帖也多加涉猎，甚至成为他们终生伴随学习的资料。这些书不但在内堂学习者学习，往往也成为不能入内堂学习的小内使们自学的资料。〔24〕

在规定的习字课程外，太监们亦刻苦学习书法，是因为相较于学习儒家经典，此途径更易于晋升为位高权重的秉笔太监。

相对来说，《草韵辨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与明代繁荣的刻书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初，朱元璋十分重视图书典籍，他下令在全国广泛搜罗书籍，押运至南京。《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出书籍税。”〔25〕这一项免除赋税的措施，促进了明代图书业的兴盛。明中期，随着经济的复苏、文化的繁盛和技术的进步，刻书从种类到数量全都有了提升，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论及明代刻书业，称：“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26〕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己。”

此时刻书的中心也随着经济的南移，转入到江南地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论及明代的出版业称：“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现存《草韵辨体》的明刊本中，崇祯六年（1633）乌程闵齐伋刻本和崇祯年间古吴陈长卿刻本，皆出自江南地区。

以乌程闵氏为代表的套印刻书在当时影响甚大，闵齐伋所刊的套色书皆因刊刻技术的先进，成为畅销书籍。龚惟敬在跋闵刻本《绘孟》时就称：“而乌程闵遇五太学得于其尊兄方伯昭余先生，复加朱黛，为刻于吴中，海内人士竟相〔28〕传诵。”

除了竞相传诵，闵齐伋刻本也会被人拿来进行翻刻，如另外一本崇祯年间陈长卿本的《草韵辨体》，除较闵齐伋本多扉页，其余皆与闵本相同。

在明代商业氛围浓厚的背景下，图书的再版皆因其畅销程度，闵刻本《草韵辨体》初次刊印为单色本，后又推出了朱、墨、蓝三色本，刊刻愈加精良，加上不断再版、翻刻及修订，可见此书在民间的畅销程度。除此之外，明末的陈鼎新还曾经增订《草韵辨体》，依此著成《草法韵海》。清代至民国，《草韵辨体》还被视作品评草书字书的参考，如清乾隆年间的赵思道在为石梁的《草字汇》作序时称：“视前代中书官郭谌所辑《草韵辨体》微同，体制过之。”〔29〕清代藏书家周中孚（1768—1831）在其《郑堂读书记》中评《草韵汇编》亦称：“视前明郭谌《草韵辨体》，近代陶南望《草韵汇编》二书微同，而体制似欲过之，洵可为艺林之巨观矣。”〔30〕于右任在编写《标准草书千字文》时，《草韵辨体》也是其主要借鉴对象之一。无论是从赵思道和周中孚将《草字汇》及《草韵汇编》与《草韵辨体》进行比较，还是于右任编写《标准草书千字文》时对其的参考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草韵辨体》一直通行于世，且被视作草书字书的权威之作，对学习草书者有借鉴及参考的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注释：

〔1〕闵梦得，字翁次，一字禹锡，号昭余，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崇祯二年（1629）晋升为兵部尚书，赠太子太傅。闵梦得跋语称此书：“顷于燕市购得善本，时用展玩，多所发蒙。”闵梦得旧时就曾从燕市购得了《草韵辨体》，至其告老还乡后，闵齐伋刊本才面世，底本应是由其提供。闵梦得为闵齐伋仲兄，其对闵齐伋的刻书事业多有支持，除了《草韵辨体》，如闵齐伋曾刊刻出版的《春秋左传》《读风臆评》及《文选论注》也是由闵梦得提供的底本。

〔2〕〔明〕朱瞻基：《草书歌并序》，《历代书法咏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236页。

〔3〕〔明〕杨慎：《明杨慎论草书韵会》，《历朝书论汇编·一》，浙江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5548—5549页。

〔4〕〔5〕〔明〕杨慎：《全蜀艺文志》，明嘉靖间刻本，卷三十一。

〔6〕〔明〕杨慎：《墨池琐录》，《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66页。

〔7〕〔明〕项穆：《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第523页。《书法雅言》形容张弼及其影响下的草书称：“后世庸陋无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齐之势......强合钩连，相排相纽......如杨秘图、张汝弼、马一龙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体。”

注释：

〔8〕〔12〕〔明〕葛守礼：《明敕封登仕郎郭谌暨周孺人合葬墓志铭》，《明清德州墓志集注》，线装书局2015年11月版，第220页。

〔9〕山东省临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临邑文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临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10月，第178页。

〔10〕〔明〕高儒：《百川书志》，观古堂书目丛刊本，卷十。

〔11〕同〔9〕，第179页。

〔13〕同〔8〕，第219—220页。

〔14〕〔明〕赵用贤：《大明会典》，明万历内府本，卷二百一十五。

〔15〕黄首禄：《明代御制文献研究》，湖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16〕《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万历十二年二月癸酉，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第2730页。

〔17〕〔23〕〔明〕朱翊钧：《草韵辨体序》，《草韵辨体》，明万历十二年刊本。

〔18〕〔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第546页。

〔19〕〔明〕朱翊钧：《草韵辨体跋》，《草韵辨体》，明万历十二年刊本。

〔20〕《明神宗实录》，卷五十二，万历四年七月戊午，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第1233页。

〔21〕罗继祖：《金张天锡〈草书韵会〉及其题〈明妃出塞圖〉诗》，《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3月2日，第278页。

〔22〕〔明〕杨慎：《明杨慎论草书韵会》，《历朝书论汇编·一》，浙江美术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5549页。

〔24〕张金梁：《明代书学铨选制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07页。

〔25〕〔清〕龙文彬：《明会要》，清光绪十三年永怀堂刻本，卷二十六。

〔26〕〔明〕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页。

〔2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57页。

〔28〕转引自赵红娟：《闵齐伋的编刊活动、刊刻特点与影响及其刊本流布》，《文献》，2014年3月第4期，第47页。

〔29〕〔清〕赵思道：《草字汇序》，《草字汇·上册》，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4页。

〔30〕〔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民国十年刻吴兴丛书本，卷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