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文佛典”是指历代用汉字记录书写的有关佛教方面的各类典籍，主体部分是历代汉文大藏经所收的典籍。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文化各方面影响巨大。在语言文字方面，迄今为止，汉文佛典词汇、梵汉对音、语法、异文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汉文佛典文字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材料不断丰富，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为汉字研究提供了新的语料，注入了新的元素，有力地推动着汉字研究朝着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关键词：汉文佛典；汉字；字书

作者简介：郑贤章，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06）

“汉文佛典”是指历代用汉字记录书写的有关佛教方面的各类典籍，主体部分是历代汉文大藏经所收的典籍。从记录方式来看，既有手抄写本汉文佛典，也有各种刻本、影印本、铅印本佛典。写本汉文佛典主要是敦煌写本汉文佛典，如英藏敦煌写本汉文佛典、法藏敦煌写本汉文佛典、俄藏敦煌写本汉文佛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汉文佛典、《敦煌宝藏》、《敦煌大藏经》等收的写本汉文佛典。刻本汉文佛典主要是历代汉文大藏经，如《开宝藏》、《赵城金藏》、《契丹藏》、《崇宁藏》、《毗庐藏》、《资福藏》、《碛砂藏》、《延藏》、《普宁藏》、《元官藏》、《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乾隆大藏经》、《普慧藏》、《频伽藏》、《百衲藏》、《中华大藏经》、中国台湾《中华藏》、韩国《高丽大藏经》、日本《天海藏》、《弘安藏》、《弘教藏》、《卍字藏》、《卍字续藏》、《大正新修大藏经》等。石刻佛典主要有《房山石经》、历代石刻佛经等。此外，还包括一些没有入藏的佛典，如散见于域外的大量的佛经音义类书、古写本佛经等。

我们知道，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文化各方面影响巨大。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中外文化交融中得到了更新与发展。在语言文字方面，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反切注音法得到发展，汉字审音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极大地促使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佛经翻译创造了许多新的词语、新的词义和新的词语构造法，极大地促使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有许多汉文佛经是故事、寓言，文学性强，口语化程度高，语言表达句式灵活，已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语料；汉文佛典版本众多，不同版本之间产生了许多异文，这些异文具有很高的文献、语言研究价值；佛经刻写传抄产生了大量的俗别字，促使了辨别字样类型的字样学的兴起，为后来的汉语俗字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迄今为止，汉文佛典词汇、梵汉对音、语法、异文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汉文佛典文字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汉字研究提供了新的语料，注入了新的元素，有力地推动着汉字研究朝着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一、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回顾

1. 敦煌写本汉文佛典文字研究

19世末，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洞中藏有大量的写本文献。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有5万多件，绝大部分为佛教文献。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的《譬喻经》，其卷末题记有“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一语。据此，可知该经写于前秦甘露元年，即公元359年，这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敦煌佛教经典涉及经、律、论三藏，数量最多的写经有《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大般涅槃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敦煌佛经有不少大藏经之外的佚经，如《大乘四法经》《佛说延命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等，这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文献研究、佛教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假托佛说实则为中国人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也是研究中国佛教及其历史的宝贵资料。

人们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时，遇到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文字的识别。敦煌写卷俗别字众多，疑难字众多，不进行专门的研究，很难整理好这些写卷。敦煌文字研究作为敦煌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由此而生，涌现出了许多成果。潘重规长期致力于敦煌文献研究，撰有《敦煌俗字谱》（1978） [1 ]、《敦煌变文集新书》（1983） [2 ]等，其中《敦煌俗字谱》较早地为学界呈现了敦煌俗字的基本面貌。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1996） [3 ]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敦煌俗字的著作，分上下两篇，从宏观、微观上对敦煌俗字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内容丰富，论述全面，创见颇多，对汉语俗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的整理、大型字典的修订等都有重要的价值。黄征《敦煌俗字典》（2005） [4 ]广泛收集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中的俗字、讹字、古文、避讳字、武周新字、合文等。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将敦煌文献原卷扫描，然后将相应的文字剪切出来，有效地保证了文字的真实性、可靠性。同时，该著将敦煌俗字的字形与所在的文句紧密结合，互相印证，提高了字典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其所创的编撰方法已广为同行所采用。于淑健《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2012） [5 ]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敦煌佛经语言研究的现状及其价值，下编为敦煌佛经语词和俗字汇考。著作回顾了敦煌古佚经、疑伪经的研究状况，分析了敦煌佛典的词汇俗字研究的价值，对敦煌佛典中的210个语词、78个俗字进行了考释。蔡忠霖《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2000） [6 ]共8章，对敦煌汉文写卷进行了介绍，对俗字的定义、范围以及敦煌俗字的特点、类型进行了探讨，将敦煌汉文写卷俗字与六朝、唐代字书中的俗字、晚唐五代石刻版刻中的俗字进行了比较。该书对俗文字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附录中的《唐代字样书俗字比较表》与《敦煌汉文写卷俗字表》，具有俗字谱的功效。

此外，蒋礼鸿《敦煌文献语言词典》（1994） [7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2010） [8 ]，蒋冀骋《敦煌文书校读研究》（1994） [9 ]，《敦煌文献研究》（2005） [10 ]，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校注》（1997） [11 ]，曾良《〈敦煌歌辞总编〉校读研究》（1997） [12 ]、《敦煌文献字义通释》（2001） [13 ]、《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2010） [14 ]，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1996） [15 ]，景盛轩《敦煌本〈大般涅经〉研究——以版本、异文及训诂为中心》（2004） [16 ]，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2007） [17 ]、《敦煌佛经疑难字词辑释》（2013） [18 ]，赵静莲《敦煌文献疑难字词研究》（2011） [19 ]，赵红《敦煌写本汉字论考》（2012） [20 ]，鄭贤章《敦煌音义写卷若干俗字重考》（2003） [21 ]等都对敦煌写本俗字有涉及或研究。endprint

2. 刻本汉文佛典文字研究

一般来说，刻本文献用字比较规范，不如写本那么随意。刻本、铅印在文字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减少了用字的随意性。不过，刻本的历代汉文佛典中的俗字、疑难字却甚多。刻本中的俗字、疑难字大致源自以下情况：有的是刻书人保留了原来写本中的俗字、难字的字样；有的是刻书人用后起的俗字校改写本中的正字；还有的是刻书人以后起俗字校改写本中的俗字。刻本汉文佛典的文字与敦煌写本佛经文字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郑贤章《刻本汉文佛典俗字的研究价值刍议》（2000） [22 ]一文比较早地从宏观上探讨了刻本汉文佛典文字价值，其后还发表了《从汉文佛典俗字看〈汉语大字典〉的缺漏》（2002） [23 ]、《汉文佛典疑难俗字考释》（2012） [24 ]、《汉文佛典疑难字笺识》（2012） [25 ]、《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札考》（2011） [26 ]、《汉文佛典译音用字考释略例》（2005） [27 ]、《汉文佛典与〈集韵〉疑难字研究》（2011） [28 ]等一系列有关刻本汉文佛典疑难字、俗字研究的论文，专著《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汇释与研究》（2016） [29 ]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汉文佛典疑难俗字的著作。内容上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通论，分“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概论”“汉文佛典疑难俗字的产生与传承”“汉文佛典疑难俗字考释的方法”三章。下篇为汇考，利用汉文佛典考了1 429个刻本汉文佛典中的疑难俗字。

韩国李圭甲致力于刻本高丽大藏经的研究，其代表成果为《〈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字典》（2000） [30 ]。该字典规模较大，有字头正体7 486个，每个正字下往往有多个异体，共29 000多个，是学界首部单种汉文大藏经文字汇编。

李琳华《佛教难字大字典》（1988） [31 ]有字头正体4 294，每个正字下亦往往有多个异体，主要收录刻本佛典难字，除此以外，还收录写经体、碑别字、宋元以来俗字以及武则天所造字。

此外，李国英“《大正藏》疑难字考”系列论文（2014，2015） [32 ]、曾荣汾《汉语俗字的演化》（2006） [33 ]、董志翘《〈经律异相〉整理与研究》（2011） [34 ]、曾良《佛经字词考释》（2004） [35 ]、《佛经疑难字词考》（2009） [36 ]、易敏《云居寺明刻石经文字构形研究》（2006） [37 ]等对刻本佛经中的文字也进行过很好的研究。

3. 佛经音义类书（包括随函音义）文字研究

佛经音义为解释佛经中字词音义的著作，是我国传统文献中的瑰宝，较多地保存了当时所传古代典籍的原貌，内容丰富，对文献学、宗教学、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近年来佛经的文献研究和语言文字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佛经音义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佛经音义中著名的有玄应《众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郭迻《新定一切经类音》、行均《龙龛手镜》（又可归入字书）、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处观《绍兴重雕大藏音》、希麟《续一切经音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单篇佛经音义、历代大藏经随函音义等，如窥基《法华经音训》、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云公《大般涅经音义》、西川厚大师经音、江西谦大德经音、南岳经音、浙西韵、峨嵋经音、楼藏经音、广济藏随函，等等。

《玄应音义》是现存最早的规模较大的佛经音义，是佛教文献中的经典，也是语言文字研究的名著。徐时仪《〈玄应〈众经音义〉研究》（2005） [38 ]是全面系统研究《玄应音义》的代表作，涉及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宗教、历史等多个领域，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其中一些译音词、方言词、口语词、外来词、新词新义作了详尽的探究，展现了汉语辞书由文言到白话过渡时期的风貌。张新朋《玄应一切经音义之异体字研究》（2005） [39 ]、耿铭《玄应〈众经音义〉异文研究——以高丽藏本、碛砂藏本为基础》（2008） [40 ]、李圭甲《日本金刚寺本〈玄应音义〉的误字与异体字》（2016） [41 ]、吴继刚《七寺本〈玄应音义〉文字研究》（2012） [42 ]等对《玄应音义》中的异体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慧琳音义》是佛经音义集大成之作，也是语言文字研究极为重要的语料。徐时仪《〈慧琳音义〉研究》（1997） [43 ]、姚永铭《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2003） [44 ]是全面系统研究《慧琳音义》的代表作。

《新定一切经类音》（《郭迻经音》），唐代郭迻所撰，久已佚失，学术罕有《郭迻经音》方面的研究成果。郑贤章《〈郭迻经音〉研究》（2010） [45 ]从《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龙龛手镜》、《类聚名义抄》、《妙华莲华经释文》等16种文献中收集到了《郭迻经音》逸文651条，并作了详细考证，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目前为止比较完备的《郭迻经音》逸文。

《龙龛手镜》是我国古代一部极具特色的字书，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以收集佛典疑难俗字为主的佛教音义类书，是研究汉文佛典文字最重要的典籍之一。陈飞龙《〈龙龛手鉴〉研究》（1975） [46 ]、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2004） [47 ]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该书，尤其是《〈龙龛手镜〉研究》考释了1000个疑难俗字。此外，潘重规《〈龙龛手镜〉新编》（1988） [48 ]、邓福禄《〈龙龛手镜〉异形字研究》（2002） [49 ]、李常妍《〈龙龛手镜〉正字研究》（2009） [50 ]等也都对该书作了很好的研究。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可洪音义》），五代僧人可洪所撰，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以收集佛典疑难俗字为主的佛教音义类书，是研究汉文佛典文字重要的典籍。储泰松《可洪音义研究》（2005） [51 ]、郑贤章《〈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2007） [52 ]、韩小荆《〈可洪音义〉研究——以文字为中心》（2009） [53 ]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該书，尤其是后两者对《可洪音义》文字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既有疑难字考释，又有俗别字谱。endprint

《续一切经音义》，辽代燕京崇仁寺希麟所集，又称希麟音义，是对唐代慧琳音义的补充，其将开元入藏以后新翻译的110部佛经中的字词收集起来，注释音义。有关该书的成果不多，只有做局部研究的论文。如黄仁瑄《希麟音系的声纽对音及其语音系统》（2007） [54 ]、聂鸿音《黑城所出〈续一切经音义〉残片考》（2001） [55 ]等。

《绍兴重雕大藏音》，北宋精严寺僧人处观所著，是一部重在给佛典中的疑难字注音的著作，与上述的几种音义相比，研究成果不多。吴碧真《〈绍兴重雕大藏音〉字样研究》（2010） [56 ]、陈思婷《〈绍兴大藏音〉异体字研究》（2016） [57 ]、赵超《跋高丽藏本〈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与绍兴重雕本〈大藏音〉》（2002） [58 ]等是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

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1996）堪称敦煌遗书音义类写卷的集大成之作，共收音义写卷600多号，分四部书音义、字书音义、佛道经音义三类，每种写卷下都包括题解、照片、校记三部分。该书以其“搜集的齐备、题解的精彩、校记的渊博”而得到学界的好评。

学界还有不少综合研究几种不同佛经音义的成果。徐时仪《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2009） [59 ]是第一部比勘研究玄应《一切经音义》和慧琳《一切经音义》这两部佛经音义的专著，在考证玄应和慧琳所载俗字、反切、方俗词语和所引小学类古籍方面皆有创获。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2008） [60 ]是玄应、慧琳和希麟三部佛教音义的集大成者。魏南安《重编一切经音义》（1997） [61 ]有校勘、修订、标点和注音，并编有部首、单字和词条索引。这两种书为《一切经音义》提供了比较精湛的版本。陈五云、徐时仪、梁晓虹《佛经音义与汉字研究》（2010） [62 ]是国内首部佛经与汉字综合研究的专著。王华权《〈一切经音义〉刻本用字研究》（2011） [63 ]、《〈一切经音义〉文字研究》（2015） [64 ]、黄仁瑄《唐五代佛典音义研究》（2011） [65 ]、张颖《敦煌佛经音义研究》（2013） [66 ]等也对不同佛经音义展开了综合研究。

此外，单种佛经音义、随函音义研究的成果也非常多。如苗昱《〈华严音义〉研究》（2005） [67 ]、黄耀堃《〈碛砂藏随函〉音义初探》（2004） [68 ]、高田时雄《藏经音义の敦煌吐鲁番本と高丽藏》（2010） [69 ]、谭翠《〈碛砂藏〉随函音义研究》（2013） [70 ]、张涌泉《敦煌本〈金光明最胜王经音〉研究》（2006） [71 ]等。

4. 其他涉及汉文佛典文字的研究

学界还有不少论著，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汉文佛典而论的，但内容上有不少涉及汉文佛典。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1998） [72 ]、《汉语俗字丛考》（2000） [73 ]是近年来汉语俗字研究领域里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前者是国内第一部汉语俗字研究的通论性著作，开启了汉语俗文字学，后者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为纲，对历代字典辞书中的疑难俗字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辨，其中包括字形楷定、注音、考释等方面的问题。考释的疑难字多达3000。该书有不少考释的疑难字源自佛典，有不少疑难字的考证利用了佛典。

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2005） [74 ]是近年来汉语疑难字研究领域的力作，分上下编，上篇为疑难字考释，下篇为疑难字研究，探讨了字书源流、疑难字的来源、疑难字考释方法、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的意义等。杨宝忠《疑难字续考》（2011） [75 ]又考释了众多的疑难字。邓福禄、韩小荆《字典考正》（2007） [76 ]也对《汉语大字典》的疑难字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著作同样有不少考释的疑难字源自佛典，有不少疑难字的考证利用了佛典。

二、汉文佛典文字研究成就

综上，学术界对汉文佛典文字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在汉文佛典文字研究领域，人们最初关注的是敦煌写本文献的俗字，后来慢慢开始研究历代刻本汉文佛典的疑难字。最初只是部分非佛教的敦煌文献的文字辑录，后来慢慢扩展到包括部分写本汉文佛经在内的敦煌写本文献俗字汇编。随着敦煌写本佛经不断公布出来，将会出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敦煌写本文献文字汇编。随着刻本汉文佛典文字研究的开展，出现了对单部刻本汉文大藏经或单部佛典的文字辑录。这些文字辑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汉文佛典文字研究除了文字辑录、疑难字考释外，人们又开始对各种佛经音义、常用字的演变、佛经异文、近代汉字理论（主要利用汉文佛典文字资料）等展开研究，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

2. 研究材料不断丰富

做研究首要的是拥有相关的材料。在近现代，供汉文佛典文字研究的材料不断丰富起来，人们开始主要利用的是敦煌写本佛经，慢慢地拓展到历代刻本汉文佛典、石刻汉文佛典；由重视国内汉文佛典材料到重视域外汉文佛典材料；由研究藏内汉文佛典到研究藏外汉文佛典。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很多珍贵的汉文佛典通過数字化得以公布于世，人们现在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在材料的获取上都要方便多了。以前人们要获取或阅读流散在境外的敦煌写本文献十分困难。现在已有的国际敦煌项目及其他数字化工程极大地提供了便利。国际敦煌项目（IDP）从1997年开始敦煌文献数字化工作，目标是将所有收集品数字化之后放到网上。1998年10月IDP网站正式开通，用户可以在网上进入IDP数据库免费检索到高质量的写本及其他材料的图像、目录信息等。这样，学者和公众可以在网上获得越来越多的敦煌文书资料。刻本汉文佛典的数字化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众多的刻本汉文佛典以文字、图片等格式真实地呈现于学界。

3. 研究内容不断深入

汉文佛典文字辑录的规模逐渐扩大。最初出现的有关汉文佛典的俗字谱（主要是敦煌写本文献俗字谱）规模不大，收字不是很多，内容上也比较简略，后来出现的有关敦煌写本文献方面的俗字典、单种汉文大藏经异体字字典、具有综合性的汉文佛教难字字典规模就显著增大，内容上也往往有释义、引例。学界将要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汉文佛典文字汇编在学术、技术上所需要的条件已具备。endprint

汉文佛典疑难字的考释不断深入。最初汉文佛典疑难字的考释主要是单个疑难字的考释，多以单篇论文形式呈现，后来出现了专门考释汉文佛典疑难字的系列论文，现在考释汉文佛典疑难字的专著也已出现。疑难字的汇集与考释不断深入，汉文佛典常用字的形体演变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

佛经音义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玄应音义》《慧琳音义》《新定一切经类音》《龙龛手镜》《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绍兴重雕大藏音》等几种主要的佛经音义典籍都有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他单篇佛经音义、随函音义、域外佛经音义等的研究也有了比较多的成果。

佛经异文研究、佛经校勘与整理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重要的佛经，如《妙法莲花经》《修行道地经》《正法华经》《法苑珠林》《经律异相》《大般涅槃经》《六度集经》《生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都有了异文研究。

三、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展望

1. 对汉文佛典文字的整体把握、综合研究有待加强

无论是敦煌写本汉文佛典文字的研究，还是刻本汉文佛典文字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极大地促进了敦煌学、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辞书学等的发展。但是从汉语史、汉字史、语言学史的高度，对历代汉文佛典的文字进行综合性汇编、考释及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受当时客观条件的影响，人们对汉文佛典文字的辑录主要着眼于局部，在整体把握上还比较欠缺。现有的汉文佛典文字辑录有的只涉及少数写本佛经文字，有的只是单部佛典文字的辑录，有的规模大点但也只是单种汉文大藏经文字的汇编。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各种汉文佛典，无论是写本的还是刻本的，国内的还是境外的，藏内的还是藏外的，都比以前更容易获得。我们正全面收集各种汉文佛典的文字，利用现代文字处理技术，加以整理研究，汇编成书，这将是学界首次全面地汇集各种汉文佛典的文字。

当前，人们对汉文佛典文字的研究也主要着眼于局部，在综合研究上还比较欠缺。现有的汉文佛典文字研究有的只是汉文佛典某些疑难字的考释，有的只是敦煌文书中的部分俗字研究，有的只是某部佛经音义的文字研究，有的只是单部佛经文字考释，还缺乏从汉字史的角度综合各种汉文佛典文字材料展开理论上的探讨，还缺乏将不同类型的汉文佛典文字材料放置一起做深入的对比研究，还缺乏将汉文佛典文字材料与其他非佛典文字材料放置一起作系统的比较研究。汉文佛典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字材料，文字数量巨大、形体丰富、时间跨度长，是近代汉字研究的主要材料。对其展开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有利于搞清汉字从魏晋到宋代，直至明清的演变、传承情况，有利于完整的汉字史的建立，有利于汉字学的进一步发展。

2. 对汉文佛典疑难字的考释还需加强

“汉文佛典疑难字”是指那些可见于汉文佛典的在大型字典中音、义不详或形音义可疑或没有任何书证、例证的俗字，以及可见于汉文佛典不为大型字典收录的正体不易知晓的汉字。所有类型的汉文佛典都存在一定数量的疑难字。疑难字的存在会造成阅读相应佛典的障碍，会影响汉文佛典文字的汇编，会影响收录这些疑难字的古今辞书的功效。

汉文佛典疑难字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汉文佛典疑难俗字产生的方式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疑难字是书写讹误所致，有的是文字类化所致，有的是抄经生们刻意创造，有的是字体演变所致。古人很重视收集考释佛典中的疑难字。《慧琳音义》《玄应音义》《龙龛手镜》《可洪音义》等收集了大量的佛经疑难字，并对其辨形、注音、释义，如果没有这几部书，今天的我们要阅读整理敦煌写本佛經、刻本佛经会存在很大的困难。除古人对汉文佛典疑难字很重视外，今人也很重视汉文佛典疑难字的考释，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不过，存于汉文佛典中的疑难字数量巨大。敦煌写本佛经、刻本佛经、佛经音义类典籍都存有相当数量的疑难俗字，仅《龙龛手镜》一书中现在还存有疑问的字就数以百计，如“ ”、“熵”、“ ”、“ ”、“ ”、“ ”、“ ”等字，其正体都还未知。同时，人们对汉文佛典疑难字分布的状况、产生的原因、存在的价值以及在后代字书中的流变都还缺乏深入的认识，对《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可洪音义》《龙龛手镜》等与写刻本汉文佛经在疑难字上的传承方式、规律以及彼此间相互印证的可行性还有待深入研究。

3. 对汉文佛典常用汉字形体演变规律、近代汉字理论的探求有待加强

汉文佛典不仅疑难字多，而且常用字的异体也很复杂。李圭甲《〈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字典》（2000）“凿”字的异体多达65个，“恼”字在佛典中也多达五十多种写法。目前的汉文佛典俗字字典、俗字谱、异体字字典等多是将一个字的异体收录，然后给出出处，有的加上简单的释义，一般没有对收录的异体作形体演变上的分析研究。汉文佛典中的一字多形，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产生的途径也是多样的，对其各种形体进行描写，总结各种形体变化的规律，可为学界勾勒每一个常用汉字的演变历程提供断代性的文字资料，可为汉字溯源、现代汉字的规范提供参考。

4. 对汉文佛典文字资料的发掘有待加强

汉文佛典文字材料十分丰富，目前，敦煌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敦煌写本佛经资料还没有全部公布出来，现有的敦煌文书文字辑录主要还是集中在非汉文佛经资料上，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国际敦煌项目的实施，使得全世界的敦煌文书有望实现网络共享，这将大大方便学界的研究。历代刻本汉文大藏经大部分已公布，石刻汉文佛典也公布了一批，但可供研究的资料仍然还有很多需要去辑录、去发掘。如近年来公布的元亨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就是很值得研究的材料。以前人们比较重视藏内的汉文佛典，后来不仅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大量的藏外佛经，在其他刻本文书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藏外汉文佛教文献。这些藏外的汉文佛典有的收藏在国内，有的收藏在域外。

近年来，人们十分关注“域外汉文典籍”。“域外汉文典籍”指的是存在于中国之外的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张伯伟（2012） [77 ]指出，“域外汉籍”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从地域看，主要集中在东北亚、东南亚等汉字文化圈内。第二，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朝鲜本、和刻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第三，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比如大量的敦煌写本文献、《永乐大典》的一些残本以及其他各类典籍，本来完全属于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已无存。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现已有一些域外汉籍汇集成册，公布于世。endprint

“域外汉文典籍”包含了不少珍贵的汉文佛教典籍。方广锠《藏外佛教文献》（2003） [78 ]、杜斗城《正史佛教资料类编》（2006） [79 ]、颜娟英《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2008） [80 ]、《东洋文库》、《东南亚各国藏南洋珍稀史料汇集》、《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禅籍善本》等收集了大量藏外或域外的汉文佛典，这些珍贵资料都值得研究。

四、汉文佛典文字研究的价值

汉文佛典数量巨大，版本众多，时代跨度大，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汉文佛典使用的汉字到底有多少，在汉字发展史上处于何种地位，还有多少疑难字、俗字没有考释；历代字韵书中哪些字源自佛典，哪些字在传承过程发生了讹变；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对汉字理论的发展可以起到哪些作用；汉文佛典疑难俗字呈现的形体、分布的状况、产生的原因、存在的价值以及在字韵书中的流变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学界全面、系统、深入地对历代汉文佛典文字进行整理与研究。这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 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可对汉文佛典文字进行汇编，为汉字史的研究提供一份新的规模宏大的文字汇编材料，这将对汉字溯源具有重要的价值

国内外在汉字研究方面，已有甲骨文汇编、金文汇编、碑刻文字汇编、简帛文字汇编等，但对于浩如烟海、文字使用情况十分复杂的汉文佛典，学界目前还只有部分敦煌写本汉文佛典俗字及刻本高丽大藏经文字的汇集，缺乏全面、系统的文字汇集，编撰历代汉文佛典文字大典，可以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汉文佛典作为一种文字资料，具有文字数量巨大、字体种类众多、文字形体差异巨大、一字多形现象普遍、疑难字众多等特点。汇编的完成必将弥补汉字史研究上的不足，推动整个汉字史的研究，对汉字溯源具有重要的价值。汉文佛典文字汇编完成后，可以大大丰富近代汉字、汉语俗字研究的内容，对了解汉文佛典俗字分布的状况、产生的原因、存在的价值，对了解、探讨整个汉字的发展、传承与嬗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可对汉文佛典疑难字进行考释，这将纠正不少古代字韵书中的错误，对现代大型字典的编撰修订具有直接功效

汉文佛典中有许多疑难字，有不少被歷代字韵书、大型字典收录，还有不少没有被收录。被收录了的字有的音义未详，有的识别错误，严重影响了辞书的效能。全面汇集汉文佛典的疑难字，对还没有识别的或识别有误的疑难字作进一步考释，将在很大程度上纠正或弥补字韵书及《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中国台湾《异体字字典》等大型工具书的错误或不足，对今后大型字典的编撰修订具有直接功效。此外，中近古字韵书所收疑难字的来源比较复杂，利用汉文佛典我们可以弄清一部分。尽可能多地搞清中近古字韵书所收字的来源，这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近古字韵书的作用，提高其应用价值。

3. 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对推进汉字字样学的发展，对丰富汉字构造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字多形现象在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一个字有多个形体，哪个形体是常见的，哪个形体是标准的，哪个形体是后来新造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字样之学得以兴起，辨别字样的术语也逐渐丰富起来。唐兰在《中国文字学》说：“由中国文字学的历史来看，《说文》《字林》以后，可以分成五大派：一、俗文字学；二、字样学：三、《说文》学；四、古文字学；五、六书学。前两派属于近代文字学，后三派属于古文字学，在文字学里都是不可少的。”与古文字学、《说文》学、俗文字学、六书学等相比较，字样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新的汉字形体，一字多样、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现象十分普遍，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字样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字样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中有大量辨别字样的术语，到了《龙龛手镜》，字样的辨别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龙龛手镜》辨别字样的术语十分繁杂，有正字、俗字、通字、或体、今字、误字、讹字、变体、俗通字、省字、今通字、籀文、古文等，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本字韵书中的辨别字样的术语有它收录的多。

辨别字样的术语繁多，术语之间有的不太容易明确。颜元孙《干禄字书》对“正”“俗”“通”等术语进行了界定，张涌泉在《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中对“正”“俗”“通”“今”“或”“古”“误”等术语进行了研究，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龙龛手镜》中出现的“正”“俗”“通”“或作”“今”“误”“变体”“俗通”“省”“今通”“籀文”“古文”等术语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比较，对这些术语的内涵进行了解读。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的大量汉字形体为我们弄清那个时代的用字状况、用字观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重视并利用这些数据，必定能推动字样学的进一步发展。

从古到今，人们对汉字的构造从理论上作了许多探索，许慎在《说文》中提出“六书说”，后来又有了唐兰的“三书说”（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的“三书说”（表音、假借、形声）、黄天树的“二书说”（无声符字、有声符字）等。佛经翻译与传播时创造出来的字绝大部分是可以用现有汉字理论解释的，但也有一部分不好用现有的汉字构造理论分析。如汉文佛典中的部分类化字、译音字、切身字、咒语字等，研究这些对于汉字字样学的发展，汉字构造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4. 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将推动常用汉字形体演变研究的开展，为现代汉字规范提供有益的参考

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将对拥有众多异体的常用字进行研究。一个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写法，每种写法跟正体在形体上有什么差异，如何变化的，这些不同写法使用频率如何，哪些写法对今天汉字规范整理具有借鉴意义，建立大型汉文佛典文字数据库，对其中比较有特点、变化较大、形体较多的常用汉字展开研究，总结各种形体变化的规律，可为学界勾勒每一个常用汉字的演变历程提供断代性的文字资料，为现代汉字的规范提供有益的参考。endprint

5. 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对汉文佛典的校勘整理具有重要价值

汉文佛典版本复杂、异文众多，不同敦煌写本佛经之间，不同刻本汉文佛经之间，敦煌写本佛经与刻本佛经之间，写刻本佛经与佛经音义之间，都可形成异文。异文的存在给人们阅读与研究汉文佛典带来诸多不便。利用汉文佛典文字汇编与疑难字的考释等成果，可对问题比较多的汉文佛典展开校勘与整理，尤其是对异文较多、较复杂的佛典进行研究。

6. 汉文佛典文字研究可为学界呈现一份比较完整的汉文佛典随函音义文字辑录，这将推动整个佛经音义的研究

佛经音义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音义，即附在每一卷（函）佛经末对该卷（函）佛经的字词进行解说的音义。尽管这类音义不像佛经音义专书一样为历代佛经目录所记载，但实际上这种附加音义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一直伴随着佛经的流传和刊刻。究其原因，盖因历代佛典多将生僻字加注音义，附于卷品之后。此种附加音义在早期佛经写卷中已见，如在敦煌文献写本佛经中就存有大量随函音义，像S.4151《诸星母陀罗尼经》卷末附有一行随函音义。历代刊刻的汉文佛教大藏经中随函音义亦常见。如早在北宋刊刻的《崇宁藏》每一函之末均附有音义，其后刊刻的《圆觉藏》《碛砂藏》《普宁藏》《嘉兴藏》《乾隆藏》等大藏经函末亦刻有音义。随函音义由于散见在各种汉文佛教文献中，学界还没有一份比较齐备的辑录，我们将尽可能把敦煌写本、历代刻本大藏经、域外汉文佛典、藏外汉文佛典中的随函音义辑录起来，对其音义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对其文字形体进行辨析，以揭示语言文字发展的某些规律，为新编字典辞书提供借鉴与支持。

总之，利用浩如烟海的汉文佛典，对其文字展开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将为汉字的研究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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