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整顿错误思想作风，强调全党要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毛泽东运用了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从国情出发降低决策中因情蔽智风险，积极探索统战工作的策略；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以人为基础开展统战实践，创造互信环境，创新用人的艺术，由此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巧妙灵活地解决了当时最为敏感的“两个政权”“两个军队”问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毛泽东；共产党；国民党；统战工作艺术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长效机制研究”（21YJA710014）；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面上项目“八个统一”意蕴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化发展（J2020-131）。

作者简介：段益，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特聘研究员（四川广汉618307）。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4-0075-05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毛泽东的统战理论发展并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及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对统战工作作了巨大的獨特的贡献，既摒弃了书斋式的纯理论而集科学性、预见性、指导性于一体，又辅以民族化、大众化、中国风的姿态出现。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分情况制定了具体的统战政策并贯彻了科学的统一战线工作理论。深入研究和学习这些理论对于了解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实践及对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思想、该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必不可少，也对深刻认识抗战时期毛泽东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并在实践中创造升华统战工作艺术的历程必不可少。

一、根据国情降低决策中因情蔽智风险，积极探索统战工作的策略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共言论和行为予以恰当的批评抗议，以批评求团结。1933年，共产党发表宣言，提出愿以“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大条件为基础，同任何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1935年8月，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5月，红军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要求国民党停战，并组织两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9月，共产党又作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362。共产党不仅发表了上述通电、信函、决议，而且多次派代表与国民党进行抗日救国的谈判。然而，事实证明，至西安事变前，共产党的真诚与坦率并没有使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改弦易辙，并没有改变他们消灭共产党、消灭红军及其根据地的企图，共产党的单向努力宣告失败。

面对外敌入侵，更多正义的中国人选择了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派政治力量态度不一，在“杀蒋”与“联蒋”的选择中，共产党作出伟大抉择，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同时继续争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促成了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1936年底，中共代表终于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为了具体建立两党联系、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迅速准备对日作战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在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的基础上，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等四项保证。1937年9月22日和23日，共产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表明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1]364

在1936年12月12日至1937年9月23日这段时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初步合作，但共同纲领的颁布、民众运动的开放、革命根据地新制度的承认等协定仍没有实现，蒋介石“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1]364。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在关键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共产党必须号召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团结抗战，联合国民党这股不稳定的大力量抗战并坚持抗战，以小带大，积极主动地加强与蒋介石政府的联合、协调，继续探索统战工作的策略、艺术和实践问题。

二、创造性地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统筹抓总、协调应变

共产党人历来懂得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2]201共产党不仅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也是坚定的实践者。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战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思想表现为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承认、肯定、争取以及对其反动的一面作有理有度有节的斗争。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根据实际情况，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统筹抓总、协调应变的方针是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重要原因。

一是对国民党在中国政局的地位予以承认。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谈到要贯彻落实挽救中国的重大革命措施也即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谈到，“这个纲领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得到国民党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现在还是中国的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1]369承认其地位，采取积极的帮助和让步，断绝矛盾“在萧墙之内”的担忧。

二是肯定国民党态度上的转变。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的大肆进攻直接威胁到了英美在华利益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统治，在全国抗战的压力下，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毛泽东等人抓住这一微妙转机，对国民党进行肯定、赞扬。“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1]344其中毛泽东还重申了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决心，并提出殷切希望：“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1]346

三是鼓励国民党政治上组织上加以改造。共产党希望国民党从实行一党专政的政府改造为实行统一战线的革命政府，希望国民党军队从一个实行封建主义为指导的旧军队改造为一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重视政治工作的新军队。“这一改造无疑须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同意，我们是站在建议的地位。”[1]3901937年10月，毛澤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强调，共产党目前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毛泽东指出：“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1]385毛泽东在肯定、承认蒋介石的基础上，制定了合理的改革方略，希望通过加强统一战线、改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期望国民党政府采取切实行动抗日，以实现两党早日抗日、长期抗日。

四是强调彻底抗战以及全面抗战。共产党从各方面鼓励国民党不要惧怕人民起来抗争并郑重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1]367毛泽东还辩证地分析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不等于参战成分上人民的普遍，分析了参战的成分不是全国性的主要原因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1]365，阐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号召国民党政府理解和实践群众斗争。他强调人民战争的思想，“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1]480。

五是驳斥亡国论以及速胜论思想。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入手，全方位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及力量的消长，驳斥了国民党内认为中国再战则在劫难逃并必然亡国的亲日派“亡国论”和妄图依靠英美等国际援助迅速战胜日本的亲英美派“速胜论”。“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战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1]455。毛泽东批驳了速胜论者，“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1]458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亡国论者不客观地夸大了敌强我弱的矛盾并把它作为考察中日战争的唯一根据，速胜论者则夸大了其他矛盾而忽视敌强我弱的矛盾，它们分别是唯心论和机械论。同时，他也认为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存在，中国决不会重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历史悲剧，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六是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灵活方式。对国民党进行统战，共产党适时对国民党反共反抗战反人民的行为予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甚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坚决回击，这种“磨擦”与“反磨擦”且“磨而不裂”的方针，反映了毛泽东成熟地思考并运用了统战理论，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蒋介石仍然和日本谈判，甚至接受日寇和地方当局议定的所谓和平解决的方法。毛泽东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问题，对国民党的动摇妥协、表里不一、自取灭亡坚决批评。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对国民政府诱降以来，汪精卫叛逃越南，蒋介石等人严重动摇。此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身价陡增，待价而沽”的蒋介石没有放弃抗日旗帜，但其反共的言论和行动不断增加。对此，1938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上讨论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搞磨擦问题时，列举了国民党侵吞边区的十余种方法，认为他们现在“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采取强硬的政策予以抵制”[3]134。1939年1月12日，毛泽东还说：“关于磨擦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对待国民党顽固派磨擦的最好方法。”[3]134-135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周恩来与蒋介石谈话时当即拒绝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阴谋建议。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肯定了蒋介石坚持抗战的方针，但也要求全党认识到统一战线中因为国民党的退步有磨擦，不仅有而且比以前更厉害些。他认为“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毛泽东教育共产党人不要怕磨擦而要积极反对磨擦，并教育全党要注意方法，对无理的磨擦我们是决不容忍姑息的。“他挤过来，我们反挤一下，挤回他到原来地位，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3]135即使在这种情况下，1939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不争取中国军队，革命不能胜利[4]128。对于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不断挑起反共磨擦事件，党内部分同志“想痛快地大打一下”的思想，毛泽东及时地批评了这种“左”的倾向，反复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制定对友军工作的策略方针从而团结友军共同抗日。后期，在国民党政府态度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也采取了遇事“先斩后奏”“暂时斩而不奏”“暂时不斩不奏”等方式，统一与斗争双管齐下，印证了毛泽东时常强调的统一战线没有固定的格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三、以人为基础开展统战实践，创造互信环境创新用人的艺术

把人作为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给各派力量创造环境、创新用人艺术是毛泽东统战工作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懂得“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2]180。

毛泽东详细阐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内涵，表明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对时代的影响，论证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提议依据新的形势颁布和执行共同纲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1]367“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这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1]368毛泽东希望国民党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真正唤起民众和全部彻底地实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改造其旧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真正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将以宋庆龄、何香凝等坚持革命纲领、推动国共合作的中坚力量的老辈国民党领袖列为统战的重点，使以“三民主义”自居而实际上又违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蒋介石政治地位猛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毛泽东曾多渠道地同他们联系，或派代表，或通书信，作不疲倦的解释和分析，高度赞扬了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爱国热忱并希望他们发挥作用并再次为中国革命积极努力。如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写道：“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信中还请宋庆龄介绍潘汉年同志与国民党中枢人员会谈[5]168-169。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持了全民抗战的思想，从而极大地团结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扩大联合阵线。对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排斥异己，李宗仁、陈济棠、阎锡山等人诚惶诚恐。他们既不敢公开反对国民党，也怕共产党侵占他们的势力范围。为此，共产党人抓住了他们的心态，以最大的诚意争取他们加入抗日队伍，具体的目标是：在华北争取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等；在华南是争取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在西南是争取刘湘、刘文辉、龙云；在西北则是争取张学良、杨虎城。毛泽东在西安事变爆发前，除派人同他们秘密会晤外，还写了大量的信件。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宋哲元、薜岳等将领在抗战中的英勇战斗影响深远。即使后来国民党推动中间派向共产党进攻时，共产党人也始终保持清醒，如1940年4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完全不愿同他们摩擦……这种表示要持续不断；当他们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要求中途妥协，言归于好[6]407。

另外，重视与国民党有着密切联系、关注国际局势的爱国文化艺术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如蔡元培、陈坦等不满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的爱国人士，共产党以多种方式与他们联系，期望他们为统一战线增添分量。其中，毛泽东与因不满蒋介石变质而愤然退去在国民党中各种职务的蔡元培先生的联系最具代表性。毛泽东多次派人拜访蔡元培，并几次致函，希望其能坚持号召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反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5]169-170。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同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积极力量。

四、结语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毛泽东等人高超的统战艺术和领导艺术，由于共产党的牺牲包容和艰苦努力，统战工作成果显著。中央政府和边区政权两个权力中心并存；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共存并共同发挥作用；国统区实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制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法制“两制存于一国”，国民党政府的宪法性法律和共产党制定边区的法律“两法并存”并相互协调。如为了适应和针对当时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抗日民主政权确立了“适合抗战团结的需要；适合民主政策，适合边区环境；适合广大人民的利益。”[7]319的四項法律协调原则，纠正教条主义错误，有原则、有选择地援用和允许边区各级法院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律。

总之，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历史阶段，长期从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完善并逐步走向成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中国的客观实际，体现了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理论财富。”[8]以哲学“从后思索法”不难发现，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战时期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密切相关，与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密切相关，也与毛泽东等人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维护大局、大公无私的精神平息了纷争和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智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运用了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成功地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增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的信心，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经过抗日战争烽火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壮大、成熟，一大批党、政、军干部成长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李蓉.走向辉煌——毛泽东统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二——一九四四）：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唐春元.毛泽东政治战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6]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7]张希坡.革命根据地法制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8]周毅.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矛盾辩证法思想探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6）.

责任编辑：罗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