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

自1921年创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便强调发挥自身的舆论引导力，运用各种媒介旗帜鲜明地宣扬政治主张。在长期的宣传工作实践过程中，作为指导基层党员教育与党建重要阵地的党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各阶段历史使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舆论工具。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回顾党刊发展历程，总结党刊办刊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办好党刊，用好这一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梳理党刊百年发展历程，对党刊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为主要任务，同反动势力开展舆论斗争。

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引介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党作思想与理论上的准备。在筹备建党的过程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刊物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其中，改组后的《新青年》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共产党》月刊成为当时的舆论先锋。

1920年8月，自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的《谈政治》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如果无产阶级“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可见，改组后的《新青年》接续了之前辨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驳，承担了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纲领策略的重任。

作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必读材料之一的《共产党》，一创办就凸显出鲜明的立场，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等口号，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1920年11月7日，在李达的主持下，《共产党》开始秘密出版发行。在出版的7期内容中宣传有关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毛泽东在1921年给蔡和森的信中曾盛赞《共产党》，认为其“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共产党》的出版，着实有力地推动了建党的准备工作，在党刊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这一阶段，各地学会、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1919年7月，由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担任主要撰稿人的《少年中国》出版发行；1919年，由毛泽东主办和编辑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1920年1月至12月，由蔡和森、王若飞、张闻天等担任主要撰稿人的月刊《少年世界》在南京出版；1920年10月，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者》在广州创刊；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刊物《劳动者》。

这一阶段的党刊主要是为建党作思想上与理论上的准备。虽然此时的党尚处幼年时期，所刊文章在思想、理论方面尚有不够成熟与完备的地方，但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群众革命斗争方面，依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高举反帝反封建军阀大旗，党刊编辑方针初步确定。在这一阶段，旨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大革命爆发。为推动党在大革命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党中央和地方组织主办的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等方面，都有新的建树。

1923年初，党中央决定将《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季刊第一期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在这一编辑方针的指引下，《新青年》更为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理论上阐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相比側重于理论宣传的《新青年》，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创刊由瞿秋白任主编的《前锋》，则注重社会运行中的经济理论，以此为基点对中国革命的深层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都是《前锋》的主要作者。

这一阶段党刊的编辑方针基本确定，根据中央规定对不同党刊进行了分工。如上所述，《新青年》侧重宣传政治理论问题，《前锋》侧重分析研究经济理论。此外，1923年11月创刊的《中国共产党党报》、1926年9月创刊的《中央政治通讯》，则在文件、通知、政策的传达解释方面发挥了作用。地方上，1925年8月豫陕区委创办的机关刊《中州评论》、1925年12月创办于长沙的湖南区委员会机关刊《战士》、1926年2月广东区委创办的机关刊《人民周刊》，以唤起地区民众的革命意识为己任，推动大革命发展。由于办刊方针和分工定位明确，整体上看，党刊在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贯彻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阶段：国共合作破裂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党刊从城市转入农村，专业性党刊出现。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从公开转入地下。1927年10月，党在上海创办了政治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出版一年后，《红旗》创刊，开始为三日刊，后又历经从日报到周刊的转变。1933年1月，作为“红旗副刊”替身的《斗争》在上海创办，后随党中央的转移，先后辗转到江西瑞金、陕北延安。上海版《斗争》，与国民党炮制的“伍豪启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转入苏区后，《斗争》主要总结宣传中央革命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经验，如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调查报告等重要文章。地方党刊方面，则以1932年创办的河北省委机关刊《北方红旗》为代表，主要任务是积极宣传红军在武装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这一阶段，出现了专业性特点比较明显的党刊。如党的“六大”召开前出版的旨在鼓励党内讨论的《党的生活》；1931年1月创刊的主要讨论党内组织建设方面问题的《党的建设》，1936年6月创刊的以宣传动员与理论指导为主要特色的《党的工作》。之所以称之为专业党刊，主要是这些党刊的内容相对于之前的党刊，更为聚焦于某一领域，如党的建设等。党刊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启发农民觉悟，促使他们从封建愚昧思想中得到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在革命遭受挫折、物质匮乏，缺少稳定的物质保障情况下坚持办刊，为党在艰难时期开展宣传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抗日战争阶段：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使命，党内刊物应运而生。1937年4月，《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办，张闻天任总编辑。在将近4年又4个月的发行过程中，《解放》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多篇文章，如《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为实现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进行了斗争。

《解放》在编辑部的组建与版面的利用方面都有不少创新。编辑人员多为兼职，一专多能。充分利用版面，节约纸张，大大压缩版权页，并在封面和封底都刊登正文，客观上实现刊物排版的创新。发行工作方面，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通过交涉以及发起“征求五万户基本订户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为总结建党18年以来的经验，党中央于1939年10月创办了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对其任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产党人》刊登多篇宣传毛泽东建党路线的文章，介绍了党的三大法宝，宣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为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上、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这一阶段，各地也纷纷创办党内刊物，包括1938年2月创刊于陕甘宁边区的《团结》，1939年至1944年在晋察冀根据地出版的《党的生活》，1941年太行根据地党内刊物《支部通讯》以及1941年至1945年出版的《真理》等。

黨内刊物的出现，表明党对党刊的认识更加清晰，党刊具有思想教育与增强党性的功能得以明确，作为党员干部阅读与教育材料的定位更为明晰。此外，这一阶段刊登在党刊上的文章，虽风格各异，但文风总体朴实，且具体细致。这为此后党刊文章的撰写提供了参照。

解放战争阶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支持人民民主运动。这一阶段，党中央没有创办新的刊物，而是坚持先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群众》的出版。1937年12月，《群众》在武汉出版。武汉沦陷之后，转移到重庆继续出刊。在接受周恩来领导后，愈发作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关于抗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发行量一度增至两万份。

1946年，《群众》从重庆迁往上海。在这期间，该刊同国民党反对派进行了舆论上的坚决斗争。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群众》发表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及时报道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被暗杀的事件，支持人民的民主运动。在刊登有关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之后，《群众》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封，被迫迁到香港出版，期间刊登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著名文章。

为配合党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各项工作，地方组织也主办了旨在加强思想工作，教育党员群众改进工作的刊物。例如，1946年渤海区党委宣传部编辑出版的《支部通讯》，1947年创刊的两淮盐场特委机关内部刊物《盐场杂志》，1948年辽宁省委创办的《共产党员》等。

这一阶段的党刊继承了之前在艰苦条件下进行宣传的经验。此外，党刊还根据形势需要，同党报密切配合。当《新华日报》出版受阻的时候，《群众》便及时刊登党报的社论、专论、通讯、特写等，在宣传上形成独特的作战格局。

这一时期（1949-1978年）明确党刊的定位与任务，着力开展理论宣传，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阶段（1949-1966年）：创办理论刊物，应对国内国际形势需要。新中国成立后，至1958年5月，党中央一直没有直接出版机关刊物。为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设立对外宣传政策与理论的窗口，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宣传工作一大重要任务，便是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出版理论刊物。1958年6月1日，以“插红旗，辨风向”为主旨的《红旗》杂志出版。毛泽东为《红旗》亲笔题写刊头，亲自拟定第一任编委名单，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

《红旗》刊登了大量有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文章，并阐明了学术讨论、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面对苏共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红旗》与苏共公开论战，对其进行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1962年后，在党内“左倾”思想影响下，《红旗》也发表了一些宣扬“左倾”错误的文章。

在办好地方党刊方面，195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专门发出《<支部生活>座谈会纪要》。纪要在总结当时已创办党刊的19个省、市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党刊的方针任务。全国各地方党委纷纷行动起来，或继续做好新中国成立前业已创办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或出版新的理论刊物。1958年北京市委创办了《前线》杂志，同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创办了《北京支部生活》，1959年广东省委组织部创办了《支部生活》，黑龙江省委创办了《党的生活》，等等。

至此，从中央到地方，全国范围内党刊出版发行网络初步形成，在思想宣传上为党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做了贡献。

“文革”阶段（1966-1978年）：“左倾”错误日益严重，“文革”后的党刊在徘徊中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接连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极大地干扰了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作为党中央机关刊的《红旗》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控制下，其发表的鼓吹极左的文章，在舆论上助长了“左”的错误。“文革”否定了党对机关刊物的领导，对党刊在思想宣传上的正面引领作用造成消极影响，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从“文革”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红旗》一方面刊登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另一方面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真理标准大讨论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放弃了党内思想指导作用的责任，在思想舆论宣传上徘徊不前。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同年7月15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创刊。《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刊出版发行事业在解放思想的浪潮中迎来了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1978-2012年）突出强化党刊的党建属性，发挥教育党员作用，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78-1988年：党刊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工具，出版发行回归正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进入一個新的历史时期，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逐渐回归正轨。1982年5月，中央发布通知，调整《红旗》的领导机构，正式恢复社内的编辑委员会制度，重新任命总编辑、副总编辑和编委委员。《红旗》以宣传经济建设为中心，刊登注重科学技术、加强教育、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文章，党刊的指导性与权威性得以恢复。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红旗》对十二大精神进行了集中宣传，用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宣传经济建设、改革开放，重点阐述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建设，对干部群众理解和贯彻十二大精神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期间，《红旗》开辟了“干部理论学习”、“青年天地”等专栏，推动全国各条战线的整党工作。

198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转发《全国党员教育刊物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党刊“已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工具”。党刊的工作要求得到进一步明确。为适应改革新形势的需要，1987年12月，中央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理论刊物”，1988年6月，《红旗》停刊。当年7月1日，《求是》创刊，其指导思想要求为：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为加强党的建设，1988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了以宣传党的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政治刊物《党建》。主要任务是宣传邓小平理论，提倡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唯物辩证法，解决新时期的党建问题。

这一阶段是党刊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无论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刊上发表文章，还是编辑委员会制度的恢复，都标志着党刊出版发行工作逐渐正常化，宣告了混乱局面的结束。为适应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需要，各地方党刊也先后恢复出版。1979年1月，河北省委机关刊《共产党员》复刊；1980年，山西《支部建设》恢复发行；1981年重庆《支部生活》恢复出刊等。这一阶段，地方党刊明确了其作为党建有力工具的定位；同时，教育党员、服务组织建设的要求，也对党刊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8-2012年：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影响力。1989年9月，按照中央决定，《求是》成为党中央主办的中央理论刊物，承担了当年《红旗》同样的职责和使命。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求是》杂志在谈话传达之前引述了其中的重要观点。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求是》围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一系列阐述，持续宣传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实施路径和工作方法，提高了党员干部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中共中央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之后，党刊集中宣传党的建设。围绕加强党的建设重要性、迫切性，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求是》刊登了大量文章进行讨论。有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相关文章在《求是》上发表后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包括“探索与争鸣”等理论探讨栏目的设立，加强了《求是》的宣传效果。1999年11月，胡锦涛在听取《求是》杂志社工作汇报时提出了“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高举旗帜，贴近实际，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办刊方针。《求是》围绕这一办刊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其权威性、指导性得到增强。

这一阶段，党中央根据理论工作、党建工作的需要，或创办一些具有新的专门分工的党刊，或对原有党刊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调整。1989年3月，中央组织部创办党建理论刊物《党建研究》；又创办了《来稿动态》与《党建研究内参》，刊发部分不宜公开发表的稿件；1994年，中共中央党校将原综合性思想理论月刊《党校论坛》更名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帮助和促进广大干部更好学习理论，把握政策、交流经验。

这一阶段，在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支持下，地方党刊在职责归属上更为明晰。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专门举行了全国地方党刊主编培训班，并在培训班上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组织部要加强对地方党刊工作的具体帮助和指导，把党刊工作列入两部的工作计划，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地方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面临着来自其他媒体的竞争与挑战。1993年，加入全国地方党刊研究会、公开出版发行的地方党刊近40家，发行总数1300余万份。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数省市的党刊订数有所下降。这引发了在市场体制下党刊属性为何以及如何经营党刊的讨论。党刊观念的变革愈发深入地影响着党刊的出版发行实践，集团化发展成为党刊加强市场运营的重要手段。如2001年成立的四川党建期刊集团，最早开始了党刊集约化经营的探索。在成立国内第一家股份制期刊传媒公司之后，2010年与《当代贵州》签订合作协议，实现党刊之间的跨省联合。

2003年，根据中央精神，党的各级宣传部和国家行政新闻出版部门对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问题进行治理。至2003年底，大多数省份在保留一本理论刊物作为省委机关刊物外，其余有正式刊号的党刊脱离党委部门主管，归为党建类综合期刊，另寻主管部门。这次报刊整顿，进一步明确党刊定位分工，同时对一部分党刊实行“管办分离”，促进了党刊市场结构与资源运用的调整，促使地方党刊在吸引读者，提高发行量上下功夫。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的指导下，党刊通过采取划分读者群体、改变话语形态、优化内容结构的方式，提高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注意及时回应社会热点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伴随传播技术的发展，党刊借助互联网技术，努力拓展传播渠道。求是杂志社主办的求是理论网，开创的党建研究网，前线杂志社组建的包括前线电视、前线手机报等在内的“前线媒体群”，辽宁党刊集团创办的中华先锋网等，在改革创新浪潮下所采取的新举措，为加强党刊的权威性、指导性，扩大社会影响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能力支撑。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宣告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从而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在这一战略部署下，包括党刊在内的主流媒体纷纷开展旨在加强内容建设、创新采编流程、驱动转型升级的融媒体实践，巩固思想宣传阵地。

依托技术支撑，加强平台建设，融合多种形态的传播渠道。为推动媒体融合，求是杂志社积极打造出各种类型的新媒体产品，构建“纸质媒体+门户网站”的双平台，推动传播新格局的形成。2014年12月，求是杂志社正式成立全媒体发展中心，通过不断建设，已推出“求是微博”、“求是微信”、“求是漫评”、“学而时习”、“手机求是网”等全媒体产品。截至2021年4月，“求是微博”的粉丝已经超过500万，在适应媒介环境变化、借助新型传播方式扩大影响力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地方党刊也加快了构建新型平台，整合传播渠道的步伐。2017年，当代贵州杂志社搭建了囊括“四微”、“两端”、“两朵云”在内的全媒体采编平台；通过创设新平台，浙江共产党员杂志社取得了杂志月发行量70多万份，新媒体用户数120万的成果；黑龙江《党的生活》除了利用“线下”专刊覆盖全省30多万名党员读者外，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官网等融媒体矩阵，覆盖了全国近20万用户。通过新型网络平台的创建，整合不同形态的传播渠道，地方党刊的媒介融合举措成效显著。

优化采编流程，加强统筹管理，改革工作机制。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的纽带，党刊的核心资源优势在于可从党政部门收集到一手的权威资料信息进行发布。通过优化采编流程，推动人才培养，党刊可以充分发掘与整合核心资源，起到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效果。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社先后派出编辑记者外出参加各类培训，组建了一支适应媒体融合的编辑记者队伍。内蒙古实践杂志社则通过推动采编人员转型、引进技术人才，建立人才管理、流动机制，打造支撑媒体融合发展的人才队伍，从而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段传播”的采编流程。

党刊管理体制是党刊得以顺利运转的重要支撑，也是媒体融合的关键组成部分。2017年3月，求是杂志社对社内7家直属媒体进行企业化改革，成立求是网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在管理统筹与架构调整上迈出了新的一步；2018年7月，辽宁报刊传媒集团挂牌成立，整合了包括辽宁党刊集团在内的17家媒体机构，标志着全国地方党刊管理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2018年7月，在致《求是》暨《红旗》杂志创刊6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中央机关刊的地位和作用：《求是》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坚持“党刊姓党，政治家办刊”原则的基礎上，走过百年风雨历程的我国党刊在媒体融合背景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充分做好平台搭建、资源整合、人才管理的基础上，党刊势必能够推动自身融合纵深发展，为做好理论探讨、思想宣传、教育党员工作，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作出新的贡献。

课题组成员：张晓红、董泽扬、王玉风、王悦月、田森杰、刘金波、曾紫涵、李佳骐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地方党刊在思想建党中的功能研究”（项目编号：20BD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左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