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生 任 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经济空间视角来看，地区竞争推动了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来了地区财力的显著增强。与此同时，地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诸如区际壁垒与边界效应强化、产业同质化与产能过剩、公共支出结构扭曲、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抑制等，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并进一步强调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些都需要地区转变经济发展的单一竞争意识，加强地区合作，走向地区竞合，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如何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一个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县域经济从竞争走向竞合是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道，有利于解决县域国土空间利用不合理、县域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县域经济发展粗放、县域比较优势遭到冲击等问题，推动实现县域资源要素利用的合理化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专业化、规模化和绿色化。

一、相关文献综述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从地区竞争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之谜”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与解读，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地区竞争的制度理论、地区竞争的发展阶段、地区竞争的基本单元等问题。

一是关于地区竞争的制度理论问题。一种理论是“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该理论试图从财政角度来解释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高速增长，认为引起我国地区之间激烈竞争的原因之一是财政分权引发的财税竞争。Oi、Montinola等认为，由于分税制的实行及其制度设计，地方政府在预算收入中较高的边际分成比例激励了地方施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Montinola 等将此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认为地方支持经济发展的激励来自当时的分权模式“财政承包制”。另一个被广泛接受并引用的关于中国转型期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是“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Maskin 等、Blanchard等、周黎安认为，中国倾向于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绩效来从政治上奖惩地方官员及考核各级人事，由此展开的官场竞争导致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即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此外，周飞舟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形成锦标赛制度的根源，而层层加码、预算软约束和公司化的地方行为能够促进短时间快速发展。

二是关于地区竞争的发展阶段问题。陶然等研究了地区竞争的阶段性问题，认为我国的地区竞争模式也如同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渐进式”模式一样，呈现渐进式变化。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资本和劳动等流动性生产要素并非地区竞争的核心内容。在财政承包制下，地区为保护和充实税基，有较强的激励施行间接甚至是直接手段，使当地企业免受与外地企业竞争的损失，致使90 年代初期就已出现地区间贸易壁垒、产业重构等问题。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 受改革第一阶段各地重复建设导致的产能相对过剩、1992 年后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及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影响，地区竞争围绕制造业投资逐步激化。虽然地方政府一直有积极性发展本地经济，但两个阶段仍存在着显著不同。

三是关于地区竞争的基本单元问题。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奥秘，其核心是土地租税在多级政府间的分成。而此前，张五常在其论文中甚至声称，我国以县为主体出让土地并与上级政府和投资者进行收入分成的体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制度。在此制度下，县级政府作为土地使用权分配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将土地授予私人使用,而地区间激烈竞争引致高增长。他断言，县级竞争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推动力。

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肯定了地区竞争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发挥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地区竞争带来的问题日益明显，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地区竞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相关研究，这些负面影响包括产业同质化、产能过剩、区际壁垒与边界效应（或者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地区经济不平衡、公共支出结构扭曲、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抑制等。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地区合作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通过引入地区合作形成良好的地区竞合关系，有利于化解地区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地区经济在发展中实现相对平衡。

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地区合作、地区竞合的问题。事实上，地区合作问题的讨论也并没有脱离地区竞争的现实基础。从内容上看，关于地区竞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合模式、竞合机制、竞合关系等方面。

一是关于地区竞合模式的研究。陈建军以长三角为例，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指出区域经济合作应逐步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导向、企业主导的模式。曹阳等认为，区域合作以资源禀赋基础、经济条件基础、经济发展条件及行为实施者等为基础要素，基于不同基础要素的互补性以及不同支持网络系统内容的合作,将会形成复杂多变的区域合作模式。

二是关于地区竞合机制的研究。曹洪等认为，合理有序的县域竞合关系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及区域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他们通过构建非对称性的县域竞合博弈模型展开分析，得出促进县域持久合作的机制应该包括资源整合增加合作利益、合理的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完善的政府考核机制四个方面的结论。胡艳等认为，在合作机制上，要建立城市群利益的分享补偿机制，整合区域市场，相互开放，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应通过有效的机制补偿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冉淑青等认为，在欠发达地区应建立基于资源与利益基础的跨省合作一体化共生机制，倡导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共荣合作、以经济合作为动力的共赢合作、以生态合作为压力的分配合作、以交通设施合作为拉力的共建合作。

三是关于地区竞合关系的研究。孟德友等研究了中部省区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与竞合关系演进的问题，指出中部省际区域分工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且省际竞合关系演进的两极分化态势明显。徐琴认为，在改革初期经过最初的竞争磨合，自主探索互惠互利机制，建立了互补型的横向协作模式；在开放时期尽管内部竞争加剧但在合作的内在需求下形成了多种自发性的竞合联盟；在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下,长三角地区将在各个相关领域建立开放、通达、紧密的“区域共同体”。蒋永穆等认为，受不同时期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围绕基础动力、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的不同耦合情况所形成的动力机制进行演进，实现了“单向倾斜—东西互动—全面统筹”的区域间良性互动。

此外，黄少安与牟娟等学者从宏观层面讨论了合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前者将合作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推论出了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和动态演进的过程；后者利用两政府博弈模型论证了地方政府协作时的收益大于不合作时的收益，并通过计量分析验证了地方政府协调指标的提高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率。安虎森等研究了相邻城市之间竞争与合作的问题，认为通过加强相邻城市的分工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合作体，能避免城市对资源的恶性竞争，形成相邻城市合理分工、竞争共存与双赢局面

学术界对于地区竞争与合作的研究存在有待拓展和深化的研究点。一是关于地区竞争与合作的分层次分析不够，一般从区域层面、省际层面与城市群（间）层面展开，缺乏县域层面的相关研究；二是较少关注不同尺度（如省、市、县）地区竞争与合作的差异性问题。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阐释为什么会存在县域竞争？县域合作的理论机理是什么？二是剖析了县域竞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标志，论证了县域经济从竞争转向竞合的内在机理；三是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提出未来推动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二、县域竞争与县域合作的理论阐释

一般认为，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与最小单元，也是地方行政管理的适度单元。作为地区经济活动基本形式的地区竞争与地区合作，分别以县域竞争与县域合作为表现形式。县域竞争与县域合作都有各自存在的理论机理。

（一）县域竞争的理论阐释

县域竞争是地区赶超发展机制的产物。以县域为单元，县与县之间相互追赶、相互竞赛，形成了一种旨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激励机制。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前期，县域竞争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以至于其作为地区竞争中最独特与最具活力的竞争方式而存在，强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从理论上看，县域竞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县域经济都被当作国民经济的一个完整的基本单元来看待，即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与最小单元。这意味着县域经济需要有完整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并遵循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即县域经济结构转变要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再到以服务业为主。国民经济这个相对大尺度空间的结构转变规律在县域这个相对小尺度空间得到了复制和体现。每一个县域，不论其地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禀赋等“第一自然”因素如何，以及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人口状况、创新能力等“第二自然”条件如何，都需要按照国民经济结构转变规律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于是，县域竞争从发展早期的农业生产竞争，转变为发展中期的工业增长竞赛，再到当前的以服务业为主的比拼。

然而，县域经济并不应该完全地被视作国民经济一个完整的基本单元。从地理生态层面来看，县域地理单元大小不一，国土空间面积不同，生态地位也有差异，发展基础各不相同。从人口规模与分布来看，县域人口数量差异较大，人口分布不均匀，这意味着县域市场范围的大小不等，结果导致县域产业规模与结构有着不同的选择。从经济结构来看，县域经济由县城经济、镇域经济和乡村经济构成，更多地体现为农业（第一产业）和工业（第二产业）。这种依托于自然资源禀赋发展起来的工业，受人口市场规模的限制，产业规模往往偏小，且产业发展的多样性不足，这也使得县域经济中以县城经济为主的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而服务业更多是城市经济体发展的产物，且随着人口流动引致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在城市经济体中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占据较大比例。由此，县域经济中农业与工业在经济结构中长期保持较大占比，而服务业占比可能难以超过农业和工业占比。因此，国民经济结构转变规律在县域经济中难以得到充分体现，甚至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从管理制度上讲，县级财政是保障民生的基础环节，也是地方财政制度的最低层级。由于缺乏规范、清晰且相对合理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形成财权与事权的“错位”配置。县级财政承担着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民政事务、地方文化等民生相关领域中的基本支出责任。由于经济增长与地方财政收入之间所具有的正相关性，同时，保障和改善民生财政支出具有刚性约束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迫使县级政府只能以县域经济增长作为其行为的基本目标导向。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县域经济发展只能遵循县域经济增长—县域工业增长—县域地方税费增长的逻辑链条。因此，县域竞争成为一种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有效形式。此外，县域是地方行政管理的适度单元。县域经济结构比较完整，城乡关系比较稳定，人口规模比较适度，行政组织比较健全。因此，以县为单位进行行政管理比较有效率，以县为单位进行的地方竞争体现了我国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客观地讲，县域竞争有其“效率促进”的一面（如县域竞争促进了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地方财力的显著增强等），但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以县域为单位的GDP“锦标赛”制度的影响下，县域为了赢得竞争只关注地方经济增长的总量与速度，更倾向于选择依赖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来扩大生产，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在有限、可供动员的县域资源总量约束下，选择这种外延型增长方式，相较于依靠人力资本、技术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涵型增长方式来说，成本更低，且在短期内见效更快，增长效应更明显。于是，每个县域基本上不考虑其人口规模、要素禀赋、市场范围等基本情况，盲目展开产业竞争，形成了相似的地区产业结构与同质化的主导产业，且彼此缺乏产业关联；利用其对资本、劳动、土地等资源要素的支配权，在招商引资政策上实行优惠攀比，以地方政府产业布局替代企业自主的区位选择，并导致招引企业区位选择的配置错位；在相互追赶和竞赛中，按照“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发展思路，以致整个区域内产业重复建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过度追求经济的片面增长，而在民生改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上发力不足，致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因此，当前的县域经济发展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分散、浪费与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方式。

（二）县域合作的理论解析

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县域产业分工，进而决定了县域的贸易格局。县域产业分工与贸易促进了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又促进产业成本下降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县域产业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从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从产业经济角度来说，县域合作就是在县域间通过立足县域要素禀赋条件，发挥县域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专业化生产，并且以产业关联的形式构成并不断推进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县域之间进行经济与产业合作有其内在机理。

其一，县域要素禀赋的相对单一决定了县域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县域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县域产业发展特征，包括产业门类、产业结构等。相较于城市经济体，县域国土空间较小，其自然禀赋及生产要素结构相对单一。这意味着县域在产业选择和发展上所依赖的基础性条件往往比较有限，并不适合像城市化地区那样进行多样化的生产以及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而要素禀赋结构的空间差异又决定了不同县域的比较优势，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然导致了县域间产业专业化与分工，从而使县域获得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资源的节约。

其二，县域产业分工与专业化决定其产品具有中间产品的特征。县域在相对单一的要素禀赋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地域分工与专业生产，其产品往往多属于中间产品。从同一产业链角度看，县域要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必然需要在县域间形成前后向的产业关联。从不同产业的地区联系角度看，县域产业专业化意味着它并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对其全部产品的需求实现自给自足，专业化生产以外的产品需要其他县域通过专业化生产进行补充。无论是同一产业内还是不同产业间的产业联系，都离不开县域间围绕生产需求展开中间产品贸易，通过县域间各种各样中间产品的输入与输出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各县域在生产上形成紧密联系与产业衔接。

其三，县域人口规模偏小决定了其市场潜力的有限性。县域人口规模大小不一，但相较于城市一般较小。偏小的人口规模影响着县域地区供给的外部性和消费的规模效应，不足以支撑多样化的生产和服务的发展，难以在县域形成“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产业结构。县域人口规模不足，加上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决定了县域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相对狭小。因此，县域市场潜力的有限性意味着偏离专业化生产的县域产业结构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支撑。这正好印证了县域产业追求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目标导向。

产业分工与专业化、中间产品贸易与市场潜力有限共同决定了县域间有开展经济与产业合作的动机与可能性。一方面，县域分工是县域合作的基础。立足县域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会增强县域间产业经济发展的潜在互补性。随着分工的演进，不断提高的专业化生产水平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当这种专业化经济超过交易成本时，县域更倾向于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代替其直接生产来满足最终产品的生产需求。在这一倾向不受外在干预的情况下，客观上形成了县域间的贸易格局，县域“贸易依存度”会不断提高，从而不断强化各县域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是县域合作的保障。县域间贸易推动了县域间的经济联系，然而这种经济联系的形成和强化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即较低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主要受距离等自然因素和制度、文化、信息等非自然因素的影响。在要素禀赋或者产业经济互补性的驱动下，县域间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增进彼此间通达度和降低单位距离运费，消除各种制度、市场壁垒并搭建多维平台促进资本整合、技术交流及人才流动等，从而提高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形成愈加统一开放的商品市场及资本、技术与人才市场，突破有限市场制约并充分享受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扩大、成本下降、效率提高及技术创新。

三、县域竞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具有一致性。然而，县域经济并不应该完全地被视作国民经济一个完整的基本单元，它有其发展的差异性。本文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归纳为体现资源禀赋的地域分工、追求产业的规模经济、促进要素的合理利用、实现生态的永续发展四个方面。县域竞争与县域合作也是相互统一的。县域竞合是二者的统一，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点，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及其衡量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我国区域经济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时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将未来的国土空间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这为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建立了基础性空间保障。但是，作为区域经济重要基础和基本单元的县域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重视的问题。就县域经济发展而言，如何将三大国土空间布局落实落地到县域层面，仍然值得探讨。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根据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基本表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立足县域要素禀赋基础，参与国民经济产业分工，发挥各县比较优势与特色，实现县域间分工基础上的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在分工基础上开展专业化生产以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以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不断提高县域投入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坚持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主要有四：

一是体现资源禀赋的地域分工。大小不一的自然地理单元决定县域经济一定不能放弃既有的资源禀赋基础，而应在此基础上形成产业分工形态。这是县域经济独具特色的地方优势之所在。因此，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重新倡导扬长避短、各尽所能的基本宗旨。要以利用资源条件与发挥比较优势为发展起点，围绕资源禀赋建立产业基础，并以此形成和延伸产业链，形成建立在地域分工基础上的县域产业发展体系。

二是追求产业的规模经济。县域经济不同于城市经济体，其自身产业发展更倾向于以资源为基础的专业化生产，不应像城市经济体那样追求产业的多样化发展，而是要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专业化引领产业的规模化，从而降低发展成本、实现成本收益最大化。因此，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专业化发展理念，抓住体现地方特色与优势且为数不多的产业门类做大做强、做精做深，形成规模优势，彰显地域特色。

三是促进要素的合理利用。县域经济发展要合理利用土地、劳动、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必贪大求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合理配置、利用要素资源，提高亩均投入产出水平，以较小的发展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水平。

四是实现生态的永续发展。县域的自然属性决定县域经济发展要尽可能地保护地区生态环境，为农业发展与生活居住充分预留自然生态空间。因此，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其产业体系建立与产业链的延伸要充分体现绿色发展理念，追求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是县域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县域竞合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点

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县域竞争仍在促进县域经济持续保持活力与创造性、不断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有着重要作用。但是过度的竞争带来的负面问题又会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使得县域经济难以摆脱粗放、高成本与低效率的发展困境。并且，县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城市化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城市群的人口、产业与市场冲击，例如，由于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而导致的县域产业“用工荒”问题，由于人才向城市集聚而导致的县域创新要素稀缺与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由于产业规模偏小而导致的县域产业难以形成前后关联问题，以及由于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而导致的县域产业产出效率不高问题等。继续依靠单一的县域竞争无法实现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县域竞争走向县域合作成为我国当前和未来县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县域合作基于发挥县域比较优势，以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为切入点，强化县域之间的产业联系，推进县域间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助于应对县域竞争带来的负面问题，使县域经济走向集聚、节约与高效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但是，单一的县域合作可能只是学术理性的“空中楼阁”，缺乏其实践层面的实现形式。从制度上讲，县域竞争好似一种激励行为，而县域合作则可以看成一种约束行为。县域竞合恰恰是竞争中有对于县域发展的合理控制，合作中又为县域发展提供内在激励，两者缺一不可。从实践来看，要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理想的选择就是走县域竞合之路，既筑牢县域竞争的“底线”，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发展动力，又增强县域合作的理念，尝试通过县域合作守住县域资源的特色与优势，使县域走上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以相对平等的机会参与县域竞争，实现更高层次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说，县域竞合是破解当前县域经济发展困境、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理性选择，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点。县域竞合有利于县域间进行有理性的竞争和有效率的合作，推动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县域经济的发展质量。

（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县域竞合的内在关联

在现阶段县域由竞争走向竞合，就是要通过增强县域合作意识，提高县域合作水平，逐步形成良好的县域竞合关系。县域竞合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体现在重塑地域产业分工格局、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效率、降低资源环境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第一，县域竞合促进地域资源的合理分工。县域竞合能创造更为宽松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与条件，将县域从过度竞争中解放出来，减少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无序和恶性竞争所导致的产业同质化与产能过剩问题，注重按照自身资源要素禀赋条件，基于比较优势与本地特色来发展县域产业。而资源要素禀赋结构的空间差异又决定了不同县域的比较优势与固有特色，在县域产业选择中自然倾向于县域间要素资源的最大化配置。建立在县域比较优势与特色基础上的产业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会增强县域间产业经济发展的潜在互补性与产业关联性。县域间这种竞合关系，一方面激励县域为了赢得横向竞争而积极发展县域产业，另一方面又使得这种县域产业发展的诉求，不再仅靠县域内部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来满足，而是通过利用县域间产业互补性与关联性所开展的产业合作来实现，享受其他县域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由此，县域竞合会促进县域间围绕生产需求展开的中间产品贸易，强化县域在生产上形成紧密联系与产业衔接，强化地域分工的合理性，实现分工基础上的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最终取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加速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的发展成效。

第二，县域竞合推动县域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在县域竞合促进合理的地域产业分工过程中，各县域既倾向于以资源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专业化生产引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又能通过强化县域间产业关联畅通，不断整合县域间同质化产业，剔除重复建设所带来的产能过剩，按照不同生产环节组织与调整产品生产，选择具有县域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更大范围形成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县域竞合能突破地域，从县域内外两方面，改变县域产业经济的规模约束与跨越县域产业的发展边界，为县域产业实现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提供机会和条件。

第三，县域竞合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县域竞合在促进地域合理分工过程中，必然会引发县域产业布局、产业结构或产品结构的调整，促进比较优势与特色基础上的专业化与分工，并进一步随着县域间产业分工的演进不断增强县域产业联系，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产业循环。这本身就是要素利用的合理化和高效化的实现过程。另外，在县域关系由竞争走向竞合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提高区域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从而为县域合作的强化提供保障。县域间通过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搭建多维合作平台，消除各种制度、市场壁垒，降低边界效应的影响，促进生产要素形成跨地区的流动与配置。这样既可以改善县域内生产要素配置局限对产业发展的制约，又可以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率的县域产业流动和集聚。

第四，县域竞合实现生态环境的永续发展。县域竞合的根本目的是要适应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在县域竞合关系下，县域所参与的地域产业分工，是充分体现县域资源要素禀赋特征的，是建立在与资源环境友好相处基础上的。当这一特征契合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国土空间格局时，县域产业发展是符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另一方面，县域竞合在推动跨界生态问题的治理上也有着积极作用。在县域竞合关系下，县域将会从无序且过度的竞争氛围中解放出来，关注过去一直被忽略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问题。尤其在治理面临集体选择困境的跨县域流域治理、跨县域环境污染等生态公共问题时，相较于县域竞争，县域竞合更易于通过平等合作与协商共建方式开展生态环境的治理，有助于建立生态问题跨界公共治理的伙伴关系与协作治理机制，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联防共治能力。

四、以县域竞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就县域经济发展而言，应该提质降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合县域产业园区，降低县域经济发展成本。通过实施以城市化带动县域产业分工合作的主导产业规模化发展战略，以专业化带动规模化，实现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的联动发展，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就是要从县域竞争转向县域竞合。以县域竞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从五个方面着手。

（一）按照三大国土空间格局要求实现县域产业专业化

要按照所处县域的主体功能空间，选择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变的方向，并突出产业发展的分工与专业化，集中将生产要素配置到具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的产业中，避免不必要的追求产业发展的多样化，以体现县域经济的特色和优势。目前，不少地区的地方政府已经尝试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的分类指导与考核，这是按照国家三大国土空间类型基本要求，实行国土空间利用分类管理的初步尝试，是重新回到县域经济发展依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的正确轨道上的开端。

（二）依托城市经济联系构建县域产业关联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应该是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孤立行为，而是要树立城市—县域产业分工合作的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理念，特别需要与邻近城市经济体建立产业关联并形成产业循环。要将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加以统筹谋划与布局。一方面，城市经济体具有人才多样化特色与创新平台强大的优势，要突出发展终端产业与创新引领，从产业链最终需求端融入市场；另一方面，县域经济要发挥土地、人工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吸引城市转移产业，并从产业链的前端与中间需求端推动加工制造，以产业链分工合作避免形成县域经济“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结构趋同与同质化。

（三）通过资源最大化利用促进县域产业规模化

根据县域经济实际，依托地域资源禀赋建立产业体系，依托城市经济联系与产业分工，通过土地、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实现县域经济体现资源优势特色，推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放弃目前地区增长导向的“全能化”倾向，通过跨县域产业合作，重点从治理县域产业园区入手，解决县域产业“小、散、乱”状况，通过产业合并、重组与整合，解决县域产业园区资源利用率低下和单位面积产出偏低的问题。县域产业园区应该重点围绕两三个资源、资本或者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大做强，增加产出并降低成本。

（四）建立产业财税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县域产业补偿制度

调整并适度改革以县域为单位的财政分税制度。从顶层设计上，统筹平衡与调节各级财政收支。具体要考虑由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财政筹资，建立县域产业平衡基金、补偿基金，援助与帮扶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协调这两类地区与城市化地区之间的产业平衡，并最终通过建立规范化的产业财税转移支付制度，用以调节不同县域经济因产业定位与产业类型不同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与发展差距。

（五）建立跨地区组织协调机制，构建县域产业生态圈

按照县域所属三大国土空间功能的要求，建立起一般县域地区与城市化地区之间的产业联动平台。要共享跨县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与要素收益分配，将单一县域竞争机制转变为跨县域竞合机制。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产业协会为纽带，统筹区域范围内县域间的产业规划、产业布局、招商引资、信息互通等，协调各方共建县域产业生态圈。选取区域内有带动能力的产业作为核心产业，围绕其构建区域产业体系，各县域根据自身要素禀赋条件开展分工、合作与贸易，实现区域内的产业关联、循环与发展，增强县域产业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