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娜

摘 要：“耽美”，特指描写男性之间恋爱关系的文学作品，是网络上流行的小众文化。“耽美”文学的特殊性在于，首先，它的主要创造者和受众都是异性恋倾向的女性，其次，它不等同于同性恋文学，虽然描写的是男同性恋间的故事，但却是一种经过理想化和美化的男同性恋关系。再者，耽美作品中几乎没有女性的角色，即使有，也是非常次要的配角。而本文重在从耽美的凝视角度、人物设定以及性描写三个方面来分析耽美如何体现了女性意识，如何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从而论证笔者认为，“耽美”是女性意识发展至今的另类再现的观点。

关键词：耽美;文学;女性意识

“耽美”一词来源于日本，在日文中本意为浪漫，唯美，包涵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后来，逐渐演变成“以年轻女性读者群为主要阅读对象、描写男性与男性之间浪漫关系或性关系的文学或艺术作品”的代名词。如今的“耽美”，特指男性间的爱情关系，有时又称BL，即“Boys’ love”，也称为“蔷薇”[1]。本文要讨论的“耽美”则主要是指描写男男相恋的文学作品。

“耽美”是网络流行的小众文化，流行和影响的程度日益扩大，但因其特殊性始终处于社会亚文化的位置。“耽美”的特殊性在于，首先，耽美的主要创造者和受众都是异性恋倾向的女性。据王铮的调查，213名参与者中仅有1名是男性，也就是说，耽美参与者的性别比中，女性占99.5%。其次，耽美不等同于同性恋文学，虽然描写的是男同性恋间的故事，但却是一种经过理想化和美化的男同性恋关系。再者，耽美作品中几乎没有女性的角色，即使有，也是非常次要的配角。

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殊文化，社会评论众说纷纭。笔者经过一年多的接触了解，和众多耽美写作参与者深入交谈，得出了以下的认识：“耽美”是女性意识发展至今的另类再现。而所谓“女性意识”，是指文学作品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2]。因此，本文将从耽美的凝视角度、人物设定以及性描写三个方面来分析耽美如何体现了女性意识，并针对某些观点提出反驳，用以论证笔者的观点，然后归纳出耽美的社会意义，并得出结论。

一、耽美的凝视角度

凝視（gaze），是Jacques Lacan在 “镜像阶段”（mirror stage）理论时期提出的概念，指婴儿在6-18个月大时通过观看镜中映像而对自身存在和人际环境的认识，并由此而逐渐产生自我意识和人际关系的意识。后期发展为个人身份与他者概念，指出个人身份的确立，离不开他者的语境，认为身份既来自个人，也来自于他者的关系。自我与他者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性别层面看，男性成为自我，女性则成为绝对的他者[3]。因此，这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视觉文化将男性和女性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固定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中。男性是凝视的主体，从凝视中得到快感;女性则是被凝视的客体，在凝视中被监制、操控[4]。在现实世界中，女性无可逃避的成为男性观赏的对象，甚至成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

而耽美的出现似乎逆转了这个现象。女性不再是被动的客体，反而在创作、阅读的过程中，将男性作为了可欲的对象。创作上，女性们凭借自己的喜好创造出不同的男性，他们不再单一如刚毅、坚强、勇敢的传统男性形象，而是更具有多元性，他们会撒娇，会争吵，会流泪，会为爱痴狂。创作者让他们经历不同的人生起落，尝尽酸甜苦辣，最终根据作者喜好，或来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或来个凄美的收场。阅读上，在看传统的异性恋小说时，女性读者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带入到女主角的角色中，因被曲解、被压抑、被忽视或者被牺牲而懊恼不已，而耽美中的主角都是男性，恰好避免了这种困境，让读者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欣赏两个男性之间的爱情，随着他们的喜悲而心潮起伏，满足自己的观看欲。所以，耽美让女性拥有了自主权和支配权，让他们成为“看”的“主体”，掌握着男性的命运，摆脱了传统异性恋小说中折射出的男权社会的性别意识。

林芳玫[5]认为：“阅读罗曼史其实是对父权制度的弊病，提出无言的抗议。”而耽美作品的创作和阅读“不是为了描述男性同性恋的真实情感世界，而是通过想象美少年之间的恋情来满足观看和窥视的欲望，并在充满中性格调的男主角身上寄寓了以打破性别藩篱为目标的双性同体理想[6]。”因此，带着这种希冀，耽美的凝视角度虽然是一种以女性为主体的“她者的凝视”，但它相对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凝视”更为包容，更为友善，它在摆脱女性“被看”地位的同时，对于凝视的男同性恋者，这类性小众也给与了肯定的目光。

二、耽美的人物设定

关于人物的性别设定，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耽美中几乎没有女性？传统异性恋关系中，女性往往被表现得很柔弱、没有主见，依赖男性，以男性为中心，甚至会为男性而牺牲自我，这样的形象恰是让拥有女性意识的女性观众/读者们无法接受的。她们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对女性的压抑、弱化和扭曲。但是，在观看这类作品时，她们又会有一种不自觉的“作为女性群体的代入感”，这使得她们十分沮丧。反观耽美作品，其中没有女性角色，女性读者不会有任何的负担感，只是作为纯粹的旁观者来观赏男性和男性之间浪漫的爱情故事。即使出现了女性的角色，也是作为支持男性之间爱情的存在，起到帮助作用，显示了女性对爱情的无限体谅和接纳。哪怕是描写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坏女人，也是表达女性创作者对这类女性的不认同和不屑。

再看人物的外貌设定。耽美的一大特色就是，作品中的男性清一色的是帅哥型男，而且风格各异。在传统的观念中，外貌对男性是个次要要求，对女性却是个必要条件。女性被要求明眸皓齿，曲线玲珑，温柔善良抑或美丽大方，以男性的审美观念来塑造自身，将女性置于被动的审美客体的位置[7]。然而耽美却完全颠覆了这个现象，女性们用自己的标准和眼光塑造出不同类型的男性，或温柔，或强壮，或可爱，或阳光，将各种各样的美男子聚集在一起，既满足了自己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又可以用自己的审美观念来挑选中意的男性形象，各种特色，应有尽有，任君挑选，有了充分的选择权和自主性。所以，李银河[8]认为，耽美这个词起得好，表现了这类作品正好是符合女性读者审美口味的类型。

再来看人物的性格设定。耽美中的两个男主角，往往一位是扮演“照顾者/攻”的角色，显得比较担当，比较男性化，另一位则扮演“被照顾/受”的角色，显得相对柔弱，惹人怜爱。其实，女性创作者/读者将自己心目中的男性形象投射到了“照顾者/攻”的角色上，她们表达了自身对男性的期望，站在了女性自身需求的角度审视了怎样的男性是女人所认同的，所需要的。根据阮瑶娜做的一个网络调查——“如果你是男人希望自己的角色是？”，32.9%的参与者选择了“人家是小受”的选项，占据第一位。可见，女性创作者/读者将自己投射到了“被照顾/受”的角色上，她们所认同的爱情，是如同“男男”恋人般的有着相当的力量和权利，是借由这个角色，表达对男女平等的爱情模式的向往，提倡女性对爱情、家庭关系的自主和解放。

三、耽美的性描写

耽美中不乏大量的性描写内容，内容非常详细和大胆。女性创作者将自己所掌握的性知识用文字表达出来;女性阅读者则由初次接触的惊讶，到逐渐的接受，到最后开始欣赏并且评论。这类女性对“性”所表现出的反应，对我们传统的性观念和性道德提出了挑战。

对性的操控是父权体制的重要环节之一，“与性压抑共生共谋”，体现在整套的日常生活实践上;父权体制规范两性在性上的文化分野和运作领域，如“男色女纯”，“男强女弱”等[9]。于是，耽美首先挑战了传统的“好女人”形象。在性道德上，女人被分为“好女人”和“坏女人”两类。前者是不喜欢性事的，后者是喜欢性事的;前者是性欲冷淡的，后者是性欲强烈的。女人们为了成为“好女人”，被要求是纯洁的，无性欲的，甚至是谈性色变的，只有在男人赋予、索取的条件下，才拥有性权力。然而，女性在成为“女性”之前，首先是个“人”，她享有作为一个人的完整的欲望和权利，当然也包括对性的欲望和权利。而在市面上充斥着的黄色书刊，光盘等等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欲望，而把女性作为性物而描写的，这让拥有女性意识的女人无法接受，于是她们最终在耽美中找到了自己对性的满足感。通过耽美，她们了解性知识，学习性文化，用自己的方式摆脱了社会赋予的性压抑，满足了自己对性的好奇和幻想，在自主的空间获得对性的话语权。

其次，耽美挑战了男人在“性”上的地位。由于女人在生育后代方面的重要性使她的身体也被“性"化，成为权力统治最集中的地方。女人的身体被认为是准备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的，孕育孩子是女性的天职。而男人则是“播种”者，他们慷慨地给予“开垦”，并且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但是，耽美中的性活动，使男人也会处在一个“被控制”的位置上，让他们作为“弱势”的一方出现，甚至有些小说中还会出现“男男生子1”的情节。这类让男性颠覆以往地位的性描写，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性事上的性别差异，抚慰了女性对性的恐惧、自卑、逃避的心理。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认为，耽美中的男同性恋“是一种让女孩在一个远离她们自己身体的距离，操作这个被称之为‘性’的危险东西的安全装置;它是让女孩得以飞起来的翅膀。”

另外，耽美还挑战了父权制度下森严的性阶层。Gayle S. Rubin[10]提出“性事”是分阶层等级的概念——分“好的性”和“坏的性”，而在最高层的性（最好的性）是“异性恋的”“婚内的”“一夫一妻的”为了“生殖”而进行的性，越低等级的性（爱）模式承受的压迫和污名就越大。而耽美中出现的性事恰恰和最好的性背道而驰，它是“同性恋的”“未婚/婚外的”“大部份是一男对一男”，为了“爱/性”而进行的性。更甚者，还有大量虐恋的描写。所以，耽美中的性无疑是“最低层的性”，然而即使这样，它的流行和被广泛接纳依旧无法阻挡。

四、某些观点的反驳

有人认为，耽美的参与者都是女权主义者，她们通过在文字中对男性的摆弄表达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不满，渴望获得男性的主导权和支配权。但实际上，耽美的参与者年龄跨幅非常大。除某些25岁以上“大龄的”，已婚的参与者喜爱耽美是因为有较强的女权意识，不能接受异性恋小说中所折射出的男权社会的性别意识之外，大部份的参与者年龄在14-25岁[11]。这些女性几乎不懂什么是“女权主義”，更不会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只是想写作而写作，喜欢看而参与，不涉及性别意识的范畴，更无需谈争取女性权力。

相反的，有人认为，耽美是男性崇拜的产物，是参与者对自己身为女人的自卑心理的体现。而事实上，对于这种“男性崇拜”的表现，社会上的男性们显然并不认同，他们并不参与耽美，对其甚至有厌恶和鄙视的态度。再来看对耽美男主角的设定上，两位男主角中，必然会有较为弱势的一方。对这一方，创作者往往会运用“妩媚”、“美丽”、“纤细”等描写女性的词汇来形容，并且总让他被较为强势的一方所宠爱和保护，就像是对待异性恋中的女性角色一般。可见，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其实是将女性角色投射到了较为弱势的男主角身上。她们对女性，既不是厌恶忽视，也不是自卑无视，而是不愿意看到被扭曲的形象，故用隐匿女主角的方式，借用柔弱的男性形象，来表达自己对平等爱情模式的向往。

也有人认为，耽美的出现和流行，是价值观的沦丧，会助长社会糜烂、堕落的风气[12]。而现实中，耽美的参与者只是社会上的一群小众，一群“独乐乐”的小群体，她们只在共同的领域彼此分享，面对“外人”则扮演着“正常女性”的角色。社会的主流观念并不认同耽美，它只是被标榜和标签化的外来文化，只是增加了社会的多元性，却不足以对价值观和社会氛围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人认为，耽美只是流行文化带来的产物，只因年轻人的猎奇心理而盛行，流行过后自然会消退，无需对之产生特别大的反应。然而，耽美的全球化流行趋势的蔓延，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的出现，参与者年龄的越加扩大化，以及越来越热烈的社会争议，无不显示了耽美的蓬勃发展，“存在即合理”，可见，耽美有其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意义。

五、耽美的社会意义

由以上分析所得，“耽美”不是男权意识的崇尚，也不是女权意识的体现，而是社会发展到当下，女性意识在女性群体中不自觉的潜滋暗长，潜移默化的另类的表现。耽美参与者们也许并非是有意识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者和提倡者，然而她们在无意识中认同了耽美文化，参与了耽美文化的发展，为自己的女性意识寻找到了依托点和突破点，推动了女性意识的宣扬和发展。因此，笔者认为耽美文化具有以下的社会意义：

首先，耽美促进了社会对同性恋亚文化的了解和接纳。耽美的广泛流行，让参与者们了解了更多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和文化内容，并且对同性恋给与更大的包容和理解。阮瑶娜在网络上做的调查统计充分显示了这个趋势。问题是：“如果发现自己老公或男朋友是gay，你会怎样？”结果显示，29.3%的人选择“给他们做掩护，做假情侣”，23.8%的人选择“成全他们”，21.9%的人选择“制造点小麻烦，考验他们”，14%的人选择“跟他们分手或离婚”，5.3%的人选择“不择手段也要守住自己的恋人”及5.7%的“其他”。

其次，耽美彰显了女性的颠覆性。耽美参与者一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喜爱被视为是禁忌的同性恋题材的耽美文学，用大胆的想象和笔墨来写出自己的幻想。她们并不以此为耻，反而引以为荣，与共同的爱好者彼此分享，表现出了绝对的自主性。而有些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依旧扮演着“乖乖女”、“好女人”的形象，这种反差，恰似符合了Mary Ann Doane提出“装扮”（masquerade）的概念，认为女性的阴性化表现，与其说是她对性别本质的自然流露，倒不如说是一种性别的表演。也迎合了Simone de Beauvoir的著名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

再次，耽美宣扬了Queer文化。北美性别研究学者Andrea Wood指出，耽美的跨国流行已经促成了一个全球型的反公共领域的浮现。这个反公共领域既是颠覆性的，又具有根本的queer性质。它不仅在于描述了男性之间的同性爱欲，而且在于它拒绝了任何关于性别或性认同的刻板的理解。女性读者关于美型、雌雄同体的年轻男子之间的爱情的性幻想，也打破了有关异性恋女性应有的性幻想的社会规范。Queer文化随着耽美的流行在不自觉的被了解和接纳。

另外，耽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女性的“情欲自主”。何春蕤指出，要获得真正的“情欲自主”，需加入女性的声音，并以主体的姿势创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多元情欲空间。在耽美的世界里，女性以创作者的姿势构建自己的情欲空间，释放自己所有的幻想和期望;阅读者则远离了父权社会的道德枷锁，徜徉在女性自己创建的空间内，解放自己被压抑的欲望。女性们在耽美的世界中，寻到了自己的情欲空间。

最后，耽美对第二波反色情女性主义提出了挑战。我们已经说过，耽美中有大量的性描写，反色情女性主义者认为，色情物品中蕴含着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厌恶女人”的意识。部分女性主义者，诸如Susan Griffin、Catherine Itzin和Diana Russell，更是严厉批评流传于主流色情品中的各种神话，即是那种将女性呈现为被动，永远能够为贪得无厌的男性欲望提供服务的“性对象”。她们认为，色情品不单是滥用女性的一种表现，它更是诱使男性对女性暴力相向的一个外在刺激物。纵使那些不含有暴力成分的色情品，对于反色情品女性主义者来说，它最终还是把女性“物化”并“性化”，把她们贬抑为侍奉男性的性对象而已。但是“耽美”的出现和流行，无疑重创了这番理论。要知道，“耽美”是由女性自己创作出来的，她们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根本没有所谓的“性别歧视”和“厌恶女人”的想法，再者，其中的性描写对象无论哪一方，都是男性，无论怎样暴力或者色情的性行为，承受方却是男性，那就更无所谓的将女性“物化”和“性化”之说了。就拿林芳玫为例，她本身是台湾第二波反色情女性主义的领导者，她不得不承认“耽美”就像romance一样，包含挑战父权的意识，然而它却充满大量的愉虐色彩，那究竟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应该如何评论“耽美”呢？是否能够简单地评论“好”或“不好”呢？这无疑是个难题。也因此，我们看到了第二波反色情女性主义的理论的不足，面对社会上日新月异的文化现象，有必要要涌现第三波理论分析以作为补充。

六、结论

综上所述，“耽美”是参与者女性意识的另类再现，是无意识的。Jacques Lacan认为无意识是人的符号行为产生的，它和语言一样，置身于社会的符号系统，是以再现为目标的，对社会符号系统的反映。并且由于人类社会的符号系统是先于个体的存在，符号系统也就具有社會共性。因此，“耽美”的出现和发展，是女性意识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意识、文化发展的反映。

而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意识形态召唤或质询具体的个体作为具体的主体，意识形态一般表现为相对于主体的无意识，对主体而言是具内在性的。Louis AlthLisser认为，意识形态控制下主体一是指自由的主体性、本原的中心、行动的和对它的行动负责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一种臣服的存在，服膺于一个更高的权威，因此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除了接受他的服膺之外。个体被质询为（自由的） 主体，是为了他能够自由地服膺于大写主体（subject） 的命令，即为了他能够（自由地） 接受他的服膺，也就是说，主体只能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形成，并在结构中自身赋予自身以复杂意义[13]。因此，“耽美”再现的女性意识，尽管在深度和力度上并不具有彻底性，但至少说明了在当今时代所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女性意识的表现形式。

再者，从“女性写作”的角度来看。女性写作，不仅仅是女性参与的写作，更是指蕴含女性意识的写作。要实现这样的女性写作，先要建构女性的话语体系，而建构女性话语首先要“模仿”，即通过承认并接受当前话语下女性的从属地位和从属身份，模拟男性作为主体时的再现方式，从而逐渐形成女性的话语体系。反观“耽美”，作为一种在父权制社会背景下，自发形成的小众文化，由女性创作和参与，并借由模拟男性的主导来表达女性的情感和思想，形成了女性自己的文化圈，宣传了女性自己的文化，也不失为一种建构女性话语体系，促进女性写作的发展的途径。

我们的文化和社会都是以阳具为基准和方向的，所有的规则、束缚和限制都是针对男性的，在某个层面上，如Jacques Lacan所言， “女性并不存在”。相对的，既然女性不受男性主宰的男权文化的束缚和限制，也就是说，女性其实本来就是自由的，有着大片的空白，无垠的发展空间等着女性自己去开拓，去建造。“耽美”的发展，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能动反映，还是作为女性写作的延伸，都是女性意识的能动表现，都是女性自身发展的结果。另类的表现又如何，唯有女性意识不息，女性发展才能不断向前。应对日益变化的社会，女性意识的多元化表现，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王铮. （2008）. 同人的世界：对一种网络小众文化的研究.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 百度百科. 女性意识.http：//baike.baidu.com/view/627118.htm？fr=ala0

[3] Simone de Beauvoir. （1972）. The second sex. Penguin： Harmondsworth.

[4] 陈文彦. （2008）. 浅析腐女在BL（作品）中的主体性和颠覆性. Unpublished manuscript.

[5] 林芳玫. （1996）. 媒体阳谋论. 台北： 心理出版社.

[6] 徐艳蕊. （2008）.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 In 陶东风 （Ed.）.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7] 阮瑶娜. （2008）. “同人女”群体的伦理困境研究. Unpublished 浙江大学硕士论文， 杭州.

[8] 李银河. （2001）. 福柯与性 ： 解读福柯《性史》.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9] 何春蕤. （1994）. 豪爽女人. 台北： 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

[10] Rubin， G. S. （1993）.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D. M. H. Barale （Ed.），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pp. 3-45）. New York： Routledge.

[11] 王萍;刘电芝. （2008）. “ 同人女” 現象的分析与思考. 青年研究， （10）， 37-42.

[12] 田旭. （2008）. 价值观的沦丧抑或是社会文化的缺失——当“耽美”成为一种亚文化的流行指标. 时代文学， （05）， 112-113.

[13] 何平;吴风.（2005）.“超级女声”与性别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觉.南方学报， pp. 4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