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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短视频乡村景观的形塑

2022-04-28马一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景观

马一平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13)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图像生产流通和消费急剧膨胀的非常时期。人们对于媒介所能给予的权利与感官的期待,同过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短视频作为集合内容、场景、社交于一体的新兴媒介形态,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热门的互联网应用类型,成为了大众创造与共享的平台。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9.44亿,占整体网民的88.3%。短视频中的声音、文字、场景共同构筑了我们社会的表意体系,绘制了一幅趋向现实的内容逻辑与拟态的景观传奇。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网民的规模逐渐扩大。农民自媒体人正渐渐成为了互联网内容生态主动的参与者、创造者、建设者。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让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乡村群体开始成为互联网关注的焦点,乡村的“可见性”被激活。它们把“散落的乡村”重新连接在了一起,在赛博空间中形成了完整的“乡村聚落”,展现着乡村生活状态,回溯着乡村价值观念,成为连接和复苏乡土文化的“新诺亚方舟”,不断助力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农民群体不再是布满文化隐喻和隔域臆想的被塑造者,而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实践的见证者、参与者,中国形象重要的表现者与塑造者。

在党和政府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社会转型与农民群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的现实背景中,短视频中数字化的乡村景观是如何被形塑出来的,成为了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把场景结构、流通中介和平台治理三个方面作为分析框架,具体分析短视频平台中的乡村景观被多元行动者形塑的过程。

一、场景结构:基于“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

早在20世纪80年代,媒介研究者梅洛维茨便敏锐地捕捉到了电子媒介对社会场景的重塑作用,并梳理出新媒介通过构建新场景影响人类交往行为的研究思路,又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影响场景的三个变量:(1)社会场景与物理地点的关联,即媒介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削弱了社会场景和物理地点的传统关系。(2)前台与后台的界限,即媒介允许人们在前台与后台行为的最大差异化。(3)社会信息的相对关联,即媒介多大程度上将不同类型的人分离或合并到不同或相同的信息世界中。①[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页。沿着梅洛维茨抛出的三个问题,本文试图把短视频中乡村景观的场景结构划分为跨越时空、后台前置与调和认同三个部分以做出回应。总而言之,短视频中的乡村景观的场景结构是基于大众对于乡村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而搭建起来的。

(一)跨越时空:减速的复古乡村与加速的现代社会

短视频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念,让跨越时空成为一种可能。用户只要通过手指触控屏幕传感器,便可以实现物理时空的跳跃与延续。这种时空断裂让观看短视频的受众成为了时空旅行者,他们可以自由穿梭在不同的时空框架之中参与“谈判”。对于城市观众而言,屏幕里的乡村世界是一个相对恒常稳定的世界。不像短视频中的城市景观那样热衷于打卡网红地标性建筑,乡村短视频对其所展示的景观不做任何地理性提示。蓝天白云、田野麦浪、山川小溪、古镇庭院等高度相似的景观符号,让观看者脑海中关于乡村的意象充满惯例性。这种惯例性不仅体现在乡村的外在形象上,还体现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景象正是过去传统农耕社会生活的缩影。如此井然有序、恬淡自足的生活方式创造出了一种城市生活所稀缺的稳定感。这种稳定感是“从‘传统的世界’中被召唤出来用以抵抗‘加速社会’的利器”②曾一果、时静:《从“情感按摩”到“情感结构”:现代性焦虑下的田园想象——以“李子柒短视频”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城市居民通过观看乡村短视频来缓解现代社会带来的焦虑、痛苦与不安,以达到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的目的。从“逃离北上广”到“归园田居”,都是人们为了躲避“现代化危机”的本能选择。在此,乡村作为城市生活的反思“出场”,勇敢地承担起了城市危机引发的现代性后果,继而被建构为人们追寻的理想家园。正如西奥多•罗斯扎克所描述的那样,“人们习惯于把幸福、希望和尽善尽美的想象寄托在这种‘新奇的玩艺儿’上,它是进步与流行的象征”①[美]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计算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苗华健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第39页。。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景观似乎又与当下现实的乡村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们犹如艺术片一样被压缩、裁剪、组合。那些无聊且冗长的部分也被一一清除,最终在选择性的加工中巧妙地完成了对美好世界的集纳,进而制造出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幻象。例如,来自四川绵阳的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会运用专业的拍摄设备与精巧的拍摄技法来记录乡村的日出日落、四季更替、种子萌发等,充分展示了作为内容生产者的敏锐和专业。并且每一个高质量画面的背后,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后期处理与剪辑。即便是最简单的如“采摘果实”“水中插秧”“挑水洗菜”等场景也会进行抽帧处理,而这些都是观看者难以察觉的。而嵌入短视频中的滤镜、背景音乐、转场字幕等中介化手段又赋予了乡村短视频以电影大片的质感。由此可见,乡村短视频所展演的景观无疑是复古的、传统的,但乡村短视频的制作是反传统和现代化的。它一度迎合了现代受众的感官比率,在“加速”和“减速”的张力之间实现了时空的跨越。

(二)后台前置:开放的私密空间与粗粝的身体景观

短视频促成了社会情境的“融合”与“分离”,社会行为也从私人欣赏过渡到了开放共享,“前台”与“后台”的关系随之发生改变。乡村短视频生产的景观,正是村民实际生活的一部分。这实质上是一种“后台前置”的表演行为,约翰•汤普森将其概括为“中介化的日常生活”(mediated everyday activity)②Thompson J.B., The Media and Modernity: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104.。从内容上看,乡村短视频中所展演的农业劳作、烧火烹饪等景象都是创作者在乡村生活中的琐碎日常。这种筛去了刻意和戏剧化的原生态内容风格深受城市观众喜爱。从关系上看,乡村短视频的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是一种“远距离的交互”关系。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带领观众进入乡村世界,领略田园风光,在某种意义上担任了导游的角色。然而,这些风光又指向其私人生活,远远超出了作为“导游”的角色功能范围。过去,乡村在大众媒介中的出场总是伴随着某些社会问题,导致乡村在公共视野中往往是消极被动的③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乡村对于大众媒介的曝光总是持有一种恐惧心理。而现在,乡村居民通过短视频这一媒介,反过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热情地邀请观看者进入其私人领域,实现真我表达,继而构建本真化的乡村。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后台前置让窥探者和暴露者实现了同步共赢。“观看”也不再是对个体的压制,而是个体走向公众获得主体意识的积极实践。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约翰•厄里在其代表作《游客的凝视》中关注到了“凝视”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认为旅行中存在身体凝视现象。镜头下的旅地居民为了减少“被凝视”的影响,会通过有意识的“自我舞台化”(self—staging of photographees)来呈现“肉体性”景观以获取利益。被拍的过程亦是一种公众性的社会场景。①[英]约翰•厄里、乔纳斯•拉森:《游客的凝视》,黄婉瑜译,上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第241页。如果把观看乡村短视频当作是一次旅行,那么创作者就相当于是旅地居民,观看者则是游客。与之不同的是,短视频创作者向观众展现的身体是以实现主体性表达为目的,且不受任何礼仪规制。不论是其行为、衣着还是表情、谈吐,均是自发或自觉的。他们的身体展示常给人带来一种原生态的粗粝感。这种粗粝感自带着乡土的腥气与生猛,又反过来凸显了乡村生活的无拘无束、自由洒脱。例如,他们会在农田、溪畔等任何地点放声高歌、纵情舞蹈;他们会拿着铁锹赶海,背着箩筐爬树摘果,开着手摇拖拉机耕田;他们还会表演徒手劈西瓜、三秒搓玉米等绝技。除此之外,视频中不乏特写镜头。黝黑汗津津的面孔、略沾泥土的穿着、健硕的肌肉、矫健的身躯等在农业劳作中练就的身体特质,是长期被困于写字楼、办公楼的城市身体所望尘莫及的。这种粗粝却逍遥的身体姿态于城市观众来说有着不可小觑的价值。正如段义孚在《逃避主义》中所描述的那样,中产阶级优雅生活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泡沫,这层泡沫掩盖了严酷的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人们为了重新获得自由而渴望以自然需求为条件、不存在多大幻想空间的“生命之重”②[美]段义孚:《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1页。。乡村短视频中所展现的辛苦劳作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这一愿景,能够使观看者切身感受到这一份“生命之重”,这种生命之重是组成脚踏实地美好生活的必要元素。

(三)调和认同:勤劳致富的道德叙事与差异互补

短视频中的语境坍塌是常态化事件。当不同类型的用户折叠到单一场景中时,表演者无法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针对不同的人进行印象管理,只能塑造一个单一的人设来回应多种张力关系。③Marwick, A.E., & Boyd, D.,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New Media & Society, 2011, 13(1), pp.114 — 133.在微观上,乡村短视频的创作者要在寻求自我表达的基础上应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审视,还要直面来自陌生观众的凝视。在宏观上,他们也在城乡的裂缝中努力搭建起弥合的桥梁,凝聚起关于“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

受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中国人对于陌生人常常心存警惕,而若是在社交媒体上过于引人注目,则会遭致人们对其身份及道德上的审判。④McDonald, T.,Social Media in Rural China, London: UCL Press, 2016.p.113.短视频创作者“@乡愁沈丹”就曾经深陷这种困扰。头发凌乱却不失韵致、一袭纯色衬衫、一件花色围裙、一双舒适平底鞋,这就是沈丹给观众留下的“村妇”印象。从离异带娃到拥粉千万,沈丹在记录乡村生活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然而,有网友对其身份表示质疑,认为她是在利用乡村噱头包装自己。对此,沈丹选择在短视频平台公开自己坎坷的身世与创业失败后回归故里的经历,获得一众网友的钦佩、支持与鼓励。曾登上央视的拖拉机姑娘麦小登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抖音用户“@麦小登”因父亲生病,不得不回到河南滑县的农村,承担起照顾爸爸的责任。起初她拍摄短视频,爸爸觉得她是不务正业,经常严肃地叮嘱她“不该说的话你别说,不该做的事不要做”。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麦小登所记录的归园田居的生活所治愈,被麦小登和父亲之间至亲至浓的父女情所感动时,原先沉默寡言的父亲变得开朗了,有时还会冲着镜头卖个萌。如今的麦小登留在家乡陪伴父亲,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利用拍摄短视频所得的收入摆脱了贫困,已然成为了全村人的骄傲。以上例子反映了农民群体通过勤劳致富的道德叙事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调节,他们以一个“创业人”的身份竭力与观看者之间建立起“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此种方式赢得道义上的正当性与社会认同。

不仅如此,乡村短视频中呈现的乡村景观还构成了乡村相较于城市的“差异性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知识层面上,也体现在情感层面上。从知识层面来看,乡村短视频除了展示乡村风貌及日常生活以外,还进行了知识的普及,这些知识多以“地方性知识”和“非正式知识”为主。抖音用户“@生态农人张运东”通过讲解各种自然农作物,已积累85万粉丝。短视频博“主@华农兄弟”通过分享竹鼠养殖技能获得了一众年轻粉丝的追捧,成为了最热的网红组合。而除了传播种植、养殖、捕猎等农村传统技能之外,创意类手工技能的展示也常常让观众叹为观止。快手用户“@手工耿”通过对电焊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制作出了无数带着满满槽点的不锈钢土味赛博工艺品,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无用爱迪生”。这些知识在无形之中传递给了受众,不断吸引着城市观众的观看。从情感层面来看,乡村短视频中的农人常常与小动物为伴,与家人欢聚一堂,充分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家族兴旺的幸福景象。这种无忧无虑、趣味盎然的场景,满足了城市人对乡村生活的想象,对于那些生于农村长于城市的人来说,这些场景亦唤醒了他们的童年记忆与乡韵乡愁。短视频中的乡村景观帮助观看者完成了一次从城市到乡村的“虚幻流动”。这些景观中阳光、勤劳、健硕的男子形象与温柔、简朴、勤俭持家的女子形象也投射了道德的意涵,城市审美中的“小鲜肉”“名媛风”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解。

二、流通中介:基于界面算法的景观调节

上述围绕城市观众和农村创作者之间轻量级的社会互动揭示了短视频中乡村景观的场景结构。然而在乡村景观塑造的过程中,仅考虑场景的搭建是远远不够的,景观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结构性制约要素。牛津大学研究者伯尼•霍根指出:“社交媒体空间中的人际交往并非仅是‘表演’(performance),还包括‘展览’(exhibition),最大的区别在于由虚拟策展人(curator)为特定的受众选取可供观看的数字景观,它借助过滤、排序和检索等机制来实现。”①Hogan, B.,“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2010, 30(6).平台恰好充当了呈现乡村景观的“虚拟策展人”,嵌入其中的界面与算法通过数据化、商品化与选择性机制,不断调节、中介着乡村景观的流通与生产。

(一)数据化

短视频平台通过捕捉用户与界面的交互痕迹,将以前从未量化的社会行为转化为数据。无论是用户展示的个人标签、兴趣偏好,还是用户对视频的点赞、评论、分享甚至深度的讨论,都可以成为平台机构的数据化资源。①van Dijck J., Poell T.&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33-35.以抖音APP为例,其主界面采取了单页滑动与自动播放的设计。页面上方分别设置了“同城”“关注”与“推荐”按钮,用户可以自行选择内容流进行短视频的观看。同城页是根据用户个人标签所在地为用户订制的内容流。关注页是根据用户的关注行为订制的内容流,该页面可以看到用户关注账号所发布的视频,但并不是所有的视频内容都可以被展览,还要根据用户与所关注对象之间的粘性而定。推荐页是用户主要操控的页面,由较为复杂的推荐算法控制。推荐算法会根据用户的个人数据对其进行内容匹配,这些数据包含了用户日常的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观看时长、观看历史、搜索历史等参数。

农民群体大多不了解平台的推荐算法机制,但通过观察每个视频的点赞数、评论数、下载数就可以判断人们对该视频的喜爱程度,继而量化人们对自身表演的社会评价。农民群体在这些被量化的数据中获得了自我认同,这些量化的数据同时也激励着农民群体进行持续性的景观生产以实现对传统消费景观的情景式反抗,但这些景观的循环与流通依赖于旁观用户的自由劳动,量化数据也让农民群体生产的乡村景观再次沦为商品。乡村创作者为了获得较好的数据,常常会利用文案、肢体动作、话题标签、暗示话术来引导观众对其进行点赞与留言,甚至直接在视频中恳求观众帮忙点亮小红心,在无形之中进行着资本的收集与再生产。消费资本与私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融为一体,变得更加隐秘,其他用户也漂移在浸润着资本因素的景观之中。

(二)商品化

商品化机制将短视频平台中在线与离线的物品、活动、情感等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在赋予用户权利的同时,也向用户施加了剥削的隐患。农民群体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高,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利用新媒体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由于新媒体的“可供性”(aff ordances)让短视频的生产、制作、传播的难度大大降低,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短视频这一新兴媒介进行反抗式情境景观的生产。②秦朝森、梁淑莹:《多棱角的可见:城市青年流动群体的短视频生产影响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85页。与此同时,这种“可供性”的实现也离不开平台机构的积极推动。各平台机构不遗余力地为创作者提供各种基础服务设施进行技术赋能,进一步降低了创作者的技术使用门槛。例如,抖音推出了创作者服务中心的功能。短视频初学者可以在创作者服务中心界面自主学习短视频的拍摄、运营、流量变现等基本操作。“剪映”也是由抖音官方推出的“傻瓜式”手机视频编辑工具,它能一键生成模板,方便零基础的创作者快速掌握短视频的后期制作。此外,抖音获得了多家唱片公司的全曲库音乐使用权,并鼓励原创音乐人入驻,让用户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免费的音乐资源。不仅如此,平台为了帮助创作者实现变现,还设置了“商品橱窗”“找我官方合作”在内的多个变现按钮。创作者可以在“商品橱窗”中展示自己售卖的产品,观众也可以在看短视频的同时通过点击“商品橱窗”进行消费,形成抖音内部的商业闭环。“找我官方合作”按钮可以帮助创作者实现与广告商的连接,继而商议广告投放的相关事宜。以上连接元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激励了更多的农民群体参与,实现自我景观的构镜。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们也让农民群体创作的乡村景观与主流消费资本体系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消费体系中的一部分,乡村创作者的身份也被重构成了商品售卖者。

为了抢占更高额的流量,提高商品的售卖率,部分乡村创作者还不得不与拥有专业制作团队的MCN(Mul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机构展开合作。作为连接创作者、平台、广告主的中介,MCN机构能够帮助资源实现高效运转,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而一旦签约,就意味着创作者成为了该MCN机构雇佣的劳动力,其账号所有权也归属于MCN。不仅如此,创作者还要和MCN机构进行收益分成,创作自由也会受到一定限制。从2018年开始,各大短视频机构还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广告营销平台,如抖音的星图、快手的快接单等。广告主、MCN公司、创作者需要在这些中介平台上共同协商广告投放的相关事宜,并为这些中介平台提供抽成与附加费用。由此可见,看似是技术赋权下所宣称的“去中介化”,乡村短视频的创作者实则被卷入了层层“再中介化”的组织关系之中,这是一个囊括了平台机构、创作者、广告商、投资者乃至终端用户在内的多边市场(multisided markets)①Nieborg, D.B.,& Poell, T.,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izing the 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 ”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1), pp.4275— 4292.,剥削与规训机制不可避免地被嵌入其中。而此时经由乡村创作者生产的乡村景观则完全沦为了资本操控的景观,不再具有反抗式意味。

(三)选择性

“短视频平台的选择性机制取代了传统专业主义的把关,从而影响了特定的内容、服务和人员的在线可见性,其核心要素是围绕平台的服务条款、算法与审核过程展开。”②van Dijck J., Poell T.&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p.41.首先,短视频公司把算法制造成为一个“技术黑箱”,暗示了选择推荐机制的不确定性。以抖音为例,抖音的推荐算法机制是著名的信息漏斗算法。即新发布的视频通过审核后会进入第一轮的冷启动流量池曝光阶段,系统在这一阶段通常会给新视频推入一个约有200—300名在线用户的初始流量池,然后根据视频的完播率、点赞、关注、评论、转发、转粉、游览深度等反馈数据,决定是否为该视频加权推荐到更大的流量池。一旦攀升到精品流量池,获得大量曝光后,视频分发的人群标签就被弱化了,几乎和大众传播无异。质言之,这种流量分发模式呈现出了“中心化”“幂律分布”的特征。

其次,短视频公司通过制定一系列条约来维护一个健康的内容生态,例如《社区自律公约》《用户协议》以及《隐私政策》等。这些条约里包含了禁止发布和传播的内容、知识产权保护、用户行为规范、违约惩罚等规范条例。同时,平台把这些条约也内化到算法当中。但算法文本也承认,其本身无法完成对泛低质的识别。因此,工程师通过对算法的不断调整,开发出内容检测模型。该模型可以实现人工干预算法权重,对低俗内容、低质内容、低级别账号进行打压与降权处理。质言之,个体景观生产需要围绕着不断变动的算法审核机制而逐步展开,创作者为了不触碰“红线”也需要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摸索,把握好尺度。事实上,乡村创作者生产的短视频常常因为偶然原因遭到下架处理。例如,因夏天炎热赤裸上身干农活被指涉为色情,因去大河里游泳被警告是危险行为。不过,为了规避掉这些审核拦截,他们也想出了一套应对的办法。他们会用短视频平台自带的贴纸功能给裸露的身体进行打码,也会利用字幕等信息提示观众请勿模仿,还会用表情符号、同音字等来代替违规字词。比如短视频中规定不能出现“钱”字,农民创作者就用“米”字来代替。由此可见,乡村景观在农民群体的自我构建中也受到了多重制约,景观生产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有限度的生产。

总而言之,乡村短视频在数据化、商品化和选择性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趋向于“偶然性的文化商品”(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乡村创作者为了有意识地参与到对乡村生活的情境构镜中,不得不根据平台规则、组织章程和用户反馈等变动因素来对自己的表演进行修订与调整。①Nieborg D.B.,& Poell T.,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izing the 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1), pp.4275 — 4292.也就是说,即便是自我建构的景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向平台渗透融合的威胁。而让资本有可乘之机的正是平台中嵌入的数据化、商品化与选择性机制。

三、平台治理:基于国家意志的格调转变

平台对乡村景观的中介与调节,让短视频公司深卷于数字乡村景观的形塑之中,平台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特征变得愈发凸显,平台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愈发突出。平台治理也随之而来,其目的即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为多主体之间开展健康有序的集体活动创造条件。②Gorwa, R., “What is platform governance?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9, 22(6), pp.854—871.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既要严格执法,又要引导公共价值的塑造。尤其对于中国平台化情况来说,国家的介入早已成为区别于其他不同地区的关键因素。③de Kloet J.,Poell T.,Guohua Z.,& Yiu Fai C.,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 12(3), pp.249 — 256.

(一)唯流量论下的监管缺位

2016年至2018年间,短视频犹如潘多拉魔盒一般被开启。在帮助农民实现自我表达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流量红利与猎奇生意。部分“乡村老铁”在这一文化实践中尝到了流量的甜头,但也始终被区隔在“品味”的定义规则之外。农民不惜以身体表演作为被窥探、被异化的资本来迎合“他者的想象”,不断收割私域流量,而后将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的乡村印象不断放大。花式自虐、未成年宝妈、低俗黄段子、黑社会讨债等颠覆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行为充斥在短视频中,乡村呈现出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曾被誉为“喊麦一哥”的“MC天佑”,在短视频平台频繁提及“金钱”“美女”“兄弟”“权力”等推崇丛林法则的字眼,冲击了传统农村社会的道德秩序,逐渐有越轨的迹象。正如“X博士”(霍启明)公众号在2016年6月8日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中所描述的那样:“快手展现的6.74亿被遗忘的农村人口,是与北上广深没有共鸣、交集的世界。”城乡之间的联系是断裂的,乡村对于城市而言是“不可见”的。这种“不可见”使得乡村没有被卷入公共领域之中。同时,平台试图通过“技术中立”给乡村景观乱象提供一个避风港,以免除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国家仍以2007年出台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为管制依据,监管也停留在单边的内容治理层面。而短视频平台中多数内容来源于用户个人生成的原创内容,其个体化、碎片化的特性决定了国家难以从内容生产环节切入进行监管审查。监管的缺位让商业资本趋之若鹜。那些长期被边缘、被遮蔽、被压制的乡村群体也纷纷顺应,采用“逆天改命”的投机策略活跃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之中。

(二)政企发包下的运动式治理

随着短视频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公共领域,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异化行为频频出现。一时之间,乡村景观被暴力美学和恶俗猎奇的视觉修辞所包装。诸如“炫富抖富”“教唆粉丝辱骂他人”“传播涉毒歌曲”“未成年妈妈”等恶俗内容屡禁不绝,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了国家对“道德互联网”的建构,也是对“新技术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合法性”的威胁。①McDonald, T., Social Media in Rural China, p.144, 182.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牵头的运动式治理势在必行。2018年7月,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开展了“剑网2018”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将短视频领域作为重点整治、监管对象。先是永久封禁了“MC天佑”“牌牌琦”“王乐乐”“杨青柠”“仙洋”“陈山”等违规主播,而后又约谈了抖音、快手、火山、西瓜、秒拍、美拍、微视等相关责任人,责令迅速整改。以企业的自我管理为主,传统的行政发包为辅,是当前我国互联网治理的常见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给予非公有制企业一定的治理权,保留监督权和奖惩机制,既节约了治理成本,也规避了产权安排的约束。②于洋、马婷婷:《政企发包:双重约束下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基于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3期。当然,这种治理模式是以政企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为前提。与此同时,主流媒体纷纷下场发表社论,将此种景观乱象归咎于平台企业过于依赖算法致使平台成为流量的竞技场,并倡导用主流价值导向算法,缓解算法焦虑。上述运动式治理体现了“政府以元治理者的身份推动企业形成合意的个体自治的过程”③肖红军、李平:《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虽然属于事后治理的范畴,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明确了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乡村短视频应当守住的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由此,乡村景观乱象逐渐被遏制,短视频平台治理实现了从运动式到常态化的过渡。农民主体性建构与乡村景观的理性重建亦整装待发。

(三)各方联动下的综合治理

如果说上述治理还停留在外部监管和内部自治相结合的协同治理层面,那么当下短视频平台的治理则迈向了政企合作共治的新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各大短视频公司推出的扶助三农流量补贴计划。例如抖音推出了“新农人计划”“金稻穗计划”。针对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创作者,平台将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包括但不限于优先培训、流量加成等。而一向接地气的快手从2018年下半年至今,也先后推出了“快手幸福乡村创业学院”“幸福乡村带头人”等计划,给予三农创作者相应的流量扶持以带动乡村发展。这些计划在宏观层面上响应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号召,契合了国家政策,也践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此基础上,乡村短视频的创作者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平台企业释放了公益势能,农民也通过短视频实现了自我表达,获得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径。在这种社会期许框架下,乡村微名人不再展演“底层物语”,而是通过记录乡村生活获得官方和主流媒体的加冕,继而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代言人。例如快手号“@浪漫侗家七仙女”通过展示侗家传统文化和村寨生活日常,售卖侗族刺绣、稻米、小黄姜等农家土特产,帮助盖保村实现了全面脱贫。四川悬崖村网红主播“@杨阳”除了拍摄家乡的青山绿水,还帮助家乡宣传旅游项目,销售悬崖村的土特产。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返乡创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潮流,短视频行业也成为吸纳乡村闲置劳动力的重要保障。

图1 短视频平台的治理过程

总而言之,乡村景观的视觉登场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从“底层残酷物语”到“美丽乡村”的格调转变。从政企发包制到政企合作共治,从单边的内容治理到全方位综合治理,在国家的规训机制下,因平台放任自流而滋生出的“扭曲的江湖崇拜”被“脚踏实地”“勤劳致富”的正向价值观所取代。这种净化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认知、理解与沟通,继而实现从城乡割裂到城乡融合的跨越。

四、结语

短视频中乡村景观的形塑包含了“城市观看者与乡村创作者”“平台与用户”“国家与企业”三组关系之间的复杂互动(见图2),体现了多元行动者在结构之中的运作。具体而言,首先,城乡用户围绕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完成了对乡村景观场景结构的搭建。在此期间,农民创作者通过操纵一系列的视觉符码营造出了古朴舒缓的田园景观。同时,他们在“后台前置”的表演中展示着粗粝的身体景观,进一步模糊了公域与私域、虚拟与现实、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边界,给观看者带来了中介化的视觉消费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群体不断进行着身份的调试,通过成为乡村微名人,努力弥合城乡裂痕。其次,乡村景观受到平台界面和算法的不断调节,通过数据化、商品化和选择性三种机制,完成着内部生态的构建。平台一方面降低技术使用门槛,让每个村民都值得被记录,获得自我构镜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们成为迎合商业流量饥渴的网络劳工,深陷多边市场的剥削与规制审查的风险之中,给消费资本渗透、融合至景观的机会。最后,乡村景观从底层残酷物语到美丽桃花源历时性格调转变不仅仅是平台企业自治的结果,其背后更包含了国家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另外,主流媒体对符合国家意志的短视频创作者进行加冕,并与平台企业协同作战,构建联合共创的舆论生态,引导乡村景观朝着和谐理性的方向发展,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话语渗透到全社会。

图2 短视频平台中乡村景观的形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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