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鹏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工业文化在中国是一个学术理论与政策实践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工业文化长期存在，并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与类型。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2017年起中国工业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行一整套政策，将工业文化界定为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包含工业发展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①王新哲、孙星、罗民：《工业文化》，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39—40页。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工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一种作为社会心态的实业精神，伴随着世界体系的演化而在各国兴衰变化，其政策意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培育工业文化，克服或延缓经济在长波中的脱实向虚。②严鹏：《工业文化的政治经济学：长波、实业精神与产业政策》，《政治经济学报》2021年第1期。本文将进一步指出，工业文化起源于世界体系的国家间竞争，是一种追求富强的价值观，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各有不同的类型。对古老的国家来说，工业文化的发展体现了对文明的重塑，通过工业文化塑造的国家形象，也是一种国际竞争中的国家比较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实践，使中国能形成一种不同于强权国家的新型工业文化。通过这种工业文化塑造的国家形象，对内能增强认同感与凝聚力，使国家进一步富强，对外则能展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新文明的责任与担当。

一、竞逐富强：工业文化的起源与类型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不仅能够有意识地使用工具去劳动，还能够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因此，从人类诞生之初，制造就是人类最重要的属性之一。人类既制造工具，又通过工具去制造自己需要的消费品，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制造活动是工业的基础，工业是人类制造活动大规模的组织化与体系化。但制造活动演化为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只是18世纪中叶以来的事情，其分水岭是爆发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与此前存在了数千年的制造业或传统手工业相比，现代工业的突出特征是以机器和机器体系为劳动手段。机器的应用，不仅带来了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也通过连锁反应带来了社会的全面变革，使人类文明整体上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任何社会都具有与其生产力和生产组织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与工业社会同时演化的价值观体系便是工业文化。

现代工业与农业社会的制造业均以劳动为内核，劳动决定了这两种经济活动共通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不因劳动手段的变化而发生本质性变化。这使得对工业文化起源的追溯要延伸至前工业时代。但是，一旦触及工业文化的起源学，就会发现这种价值观体系在现实中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的巨大区别。工业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在微观层面落实于劳动者个体，在社会上被企业与工厂等制度组织起来，在宏观层面的历史与现实中则以国家为单位构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工业活动的这种层次性，决定了工业文化的层次性，也决定了工业文化的不同类型。但在历史演化之初，与工业或制造业有关的价值观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构成一个可以进行整体概括与指称的现象。

在农业社会里，与粮食生产相比，对工具与器物的制造并不需要很大的规模，这决定了农业社会对农业与制造业的不同心态。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希腊与罗马，社会主流都存在着贬低工艺与技术的思想。例如，中国古代的重本抑末思想，“本”指的是农业，“末”指的就是包括手工制造业在内的工商业。这种本末之论不可能是工业文化的母体。工业文化的本质内容与诞生前提必然是肯定与鼓励工业的思想观念。在率先爆发工业革命的欧洲，观念转变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欧洲自古罗马帝国崩溃后，长期处于各种政治实体分裂与战争的状态中。为了维护安全或扩张势力，这些政治实体逐渐发现了制造业对于军事力量的重要价值，由此开始肯定与鼓励制造业。因为种种原因，意大利在欧洲开观念转变的风气之先。14世纪末，一位希腊出身的红衣主教在意大利写信给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宣称：“制铁技艺，如此之有用，对人类如此必要，缺了它将无法顺利地从事战争或政治，同样可以在罗马很轻松地学到。”他建议：“四大技艺……机械、冶铁、军火制造和造船，对于想要生活得好的人来说既必需又实用，应该以派遣4到8名年轻人来意大利学习的方式，将这些技艺引进至希腊并传授给我们的人民。”①Carlo M.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3, pp.15 — 16.这种重视制造业的观念，从根本上说还是出于军事上的兴趣。换言之，这是一种将“富”与“强”结合起来考虑并同时追求的价值观。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商君书》等经典已经清楚地分析了治国理政中“富”与“强”的关系，并将寻求富强视为国家头等要事。只不过，商鞅时代国家财富的生产来源主要还是农业，而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富强的范畴已经明确扩展至制造业了。自15世纪以后，欧洲进入一个诸国竞争导致现代大国形成的时代，对富强的追求以重商主义之名成为一种盛行于欧洲的价值观与政策模板，而重商主义的重要内涵其实是鼓励与培育制造业发展。当国家开始肯定与鼓励制造业时，宏观层面的工业文化就开始孕育了。随着传统制造业经过工业革命变为现代工业，这种肯定与鼓励制造业的价值观体系，也就随之变为宏观层面的工业文化。可以说，这种宏观层面的工业文化，其形式虽为鼓励工业发展，其关注点却着眼于国家战略和经济安全。

传统制造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演化出了一些和生产劳动相适应的价值观，并与生产劳动一样存在于社会的微观层面。为了提升产品品质，古代的制造业演化出了对劳动者劳动态度施加约束的伦理，这就是以精益求精为表征的所谓“工匠精神”在起源时的实质。无论宏观层面国家是否鼓励制造业发展，在微观的劳动层面，类似工匠精神的伦理价值观是一直存在的。此外，制造活动作为一种典型的劳动，也决定了勤奋伦理是其重要的价值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英语里指称工业的industry一词15世纪就出现了，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industria，其意义为diligence即“勤勉”。到18世纪时，industry一词有了“一种或一套机制”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产业。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这个词的意涵就包括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也就是今人所理解的“工业”。①［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37—241页。由此可见，工业一开始就与勤勉密不可分。精益求精以及勤勉之类的价值观，普遍存在于各种劳动中，并非工业所独有，但确实也是工业在微观层面的精神文化。这又表明，微观层面工业文化的内核包含尊重劳动与勤勉认真的劳动精神。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制造业日益卷入市场竞争，这又催生出了创新这一制造业的新价值观。经济学家区分了发明与创新：“发明是指首次提出一种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想法；而创新则是首次尝试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②［挪］詹•法格博格、［美］戴维•莫利等主编：《牛津创新手册》，柳卸林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第5页。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是一种和市场关联在一起的行为，个人或企业的发明创造，必须在市场上接受检验。而创新也不仅仅指技术创新，还包括组织创新等有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新举措。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区别，决定了创新是工业社会一种重要的价值观，也构成了工业文化的内核之一。农业社会总体来看是一种不提倡竞争的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传统手工制造业者组成的行会都以抑制竞争为重要目标。③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3页；［英］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这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及市场规模是相适应的。在抑制竞争的目标下，创新不被鼓励，因为创新会打破财富的均衡，使创新者获取超额的利益，事实上造成竞争的态势。然而，世界市场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描述的那样，击溃了传统的势力，孕育出工商业主导的现代经济。于是，在近代以来的世界里，除了国家间在进行竞争，工业从业者即企业也要进行竞争。为赢得竞争，工业企业必须创新，创新遂成为一种典型的工业文化。

因此，若借用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C.North）讨论文化问题时使用的“心智结构”这一概念，可以认为工业文化就是一种心智结构。④严鹏、陈文佳：《工业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启动：演化发展经济学视角》，《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2期。在宏观层面，工业文化体现为将工业发展这一行为本身作为价值取向的态度；在微观层面，工业文化包含了各种在工业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工业文化作为心智结构的构成如表1所示：

表1 工业文化作为心智结构的构成

当工业社会逐渐成熟后，人们对工业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化，工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也更加广泛。所谓工业哲学、工业美学，不管其是否存在真实的实体，都被视为工业的文化。作为一种政策，在当前的中国，工业遗产、工业旅游、工业设计、工艺美术等产业，同样被纳入工业文化的范畴内。表2试对不同分类标准的工业文化类型进行归纳：

表2 工业文化的主要类型

近年来，中国社会对于工业文化的实用考虑较多，在这种视野下，工业文化可以分为硬科技工业文化和软实力工业文化。所谓硬科技工业文化，是指在生产领域能够促进企业发展进而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的组织文化及其相关机制，包括创新精神等。所谓软实力工业文化，则指在营销领域能够促进企业形成品牌并获取较高附加值的手段与机制。工业领域的硬科技与软实力同为国家所需。如果说软实力工业文化能够使工业成为“国家名片”，那么，这种“国家名片”的背后，必定有硬科技作为支撑，才能够持久与稳固。

二、重塑文明：工业文化与国家比较优势

国家既是物质的存在，也是观念的存在。在观念层面，认同感对于维系国家的统一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至关重要。因此，国家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对外的展示，也是一种内部纽带。“国家名片”作为一种良好国家形象的比喻，就是国家在观念层面的自我呈现，是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文化天然地构成工业社会里现代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

进一步说，将工业文化视为国家形象，是世界历史上各发达国家文明再造工程的一部分。最早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早在工业革命前，就将作为工业基础的科学与技术视为本民族的特性。17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曾写道，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相比，英国人在文艺创作上落后了，但是英国发展出了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文明：“今日在我们中间盛行的……学问不仅仅是古代一切有用的科学，而且其中最特别的是这个时代在人类与自然的真正知识方面的所有近期发现。英格兰人的性情在所有人中最适于促进这种知识的发展。”①［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83—84页。换言之，英国人有意通过塑造英国在科学与技术上的独特性，来构建一种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形象，从而形成一种充满自信的民族认同，并进一步强化英国在科学与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事实上，这种领先优势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文化上的夸张。从科学史的记录看，直到工业革命时代，法国作为英国主要的竞争对手，其基础科学并不落后，在某些领域与英国互有短长。然而，一旦其他国家接受了英国人在科学与技术上具有独特性这种观念，就有可能承认英国的此种优势，放弃与英国在这一领域竞争，主动或被动地形成与英国在文化领域的国际分工，使英国巩固和保持领先优势。这一机制，与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是相通的。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体制下，各国都必然地将其资本和劳动用于对本国最有利的方面。”这种“对本国最有利的方面”即所谓比较优势，也就是“自然所赋予（各国）的各种特殊力量”，它“能够最有效并最经济地分配劳动。通过提高生产总额，让人们都受益”。正是基于比较优势，在李嘉图的时代，“葡萄酒得以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得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而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得以在英国生产”②［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94—95页。。与之相似的是，在文化领域，如果各国承认比较优势的存在，也可能形成某些国家专注于发展科学而另一些国家一心从事艺术的格局。这种比较优势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是否相信这种比较优势存在。如果人们相信这种比较优势存在，当信念转化为行动后，就可能在实践中使原本虚构的比较优势变成真实存在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的信念。信念是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信念对行动的影响体现了文化的力量。国家或国家精英有意识去主动塑造社会信念的行为，就是一种文化工程。在工业革命爆发前，英国人塑造国家形象的行为，还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文化工程，更不自觉地涉及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大转型。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说，作为最早的“工业民族”，英国人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并非完全出于有意与自觉。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前夜，英国在科学与技术上具有独特性的国家形象，在欧洲已经深入人心了。启蒙运动时代一位德国诗人如此赞美英国人：“地道英国人的兴趣是多么崇高：他们的丰裕充实了头脑。他们把行动的成果和用勇气争取到的所有，都无悔地投入建功立业；权力和自由保护着勤奋，被优待送上巅峰：最富有的人都是科学的支持者。”③［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自由的科学》，王皖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诗人用生动的文笔描画了英国人务实进取的国民性格，又点出了科学、勤奋伦理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密切关联，实际上是以他者的立场观察并赞美了英国勃兴的工业文化。曾长期在英国访问的启蒙运动主将伏尔泰，于1728年返回法国时成了牛顿学说的坚定信徒，毕其一生崇拜英国，并于1764年写道：“成百上千的人在大声疾呼，斥责‘崇英狂’……倘若这些演说者想把像英国人那样研究、观察和思考的愿望说成一种犯罪，那就大错特错了。”①［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10页。在伏尔泰眼中，英国就是一个科学的国家，这正是托马斯•斯普拉特所期待的英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巨大成功。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英国人更加自觉地以工业文化来塑造国家形象，英国社会出现了对于科学家、发明家型工匠和企业家的崇敬之情。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到18世纪晚期，牛顿已经成为与莎士比亚相媲美的代表英国的文化英雄。②Christine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Technology, Liberalism and British Identity, 175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54.创新与勤勉成为英国以工业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精神与伦理内核。新月社成员理查德•埃奇沃思（Richard Edgeworth）的女儿玛丽•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于1825年出版了一本写给儿童的科普读物，为了激起孩子们对科学与技术的兴趣，她在书中设计了哈里（Harry）和露西（Lucy）这两个虚构的小孩，并通过哈里和露西的实践学习来解说相关知识。例如，玛丽让哈里和露西通过参观一家兰开夏的棉纺织厂来学习关于纺纱的知识，在工厂里，他们的爸爸讲解了哈格里夫斯和阿克莱特等人的发明。哈里“很高兴爸爸总是记得发明家们的名字并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了解到阿克莱特就像哈格里夫斯一样，原本又穷又没文化，最终却发了大财，哈里称“这都是靠了个人的发明”，爸爸则不忘借此上堂道德课，补充道：“还有勤奋和毅力。”③Christine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Technology, Liberalism and British Identity, 1750—1914, p.171.玛丽尤其热衷于深入浅出地解释发明的过程，并将发明与神秘的运气相剥离。她称“发明就是去组合事物，或者将事物按一个特定的目的放到一起。这是需要思想的，不能单凭运气”。玛丽认为，对成功的发明来说，良好的实践比天才的灵感更重要。她指出，工业革命时代的发明越来越多，是“因为知识更为扩散。更多的人尝试做实验”。在写作中，玛丽聚焦于发明家个人，因为她的目标在于鼓励年轻人通过学习榜样而成为发明家。④Christine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Technology, Liberalism and British Identity, 1750—1914, pp.172 — 173.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所涌现的一大批传记作家中，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最为出名。斯迈尔斯是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为未来做准备就会碰壁，而这一态度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很普遍的价值观。⑤Tim Travers, Samuel Smiles and the Victorian Work Ethic,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7, p.228.斯迈尔斯写了包括瓦特在内的大批英国发明家、工匠、企业家与工程师的传记。他将个人奋斗视为一种“工业精神”，在其畅销书《自己拯救自己》中写道：“英国人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的工业精神，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精神十分鲜明，使我们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⑥［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自己拯救自己》，高修娟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页。这里的工业精神，无疑包含了industry一词所具有的“勤勉”的古意。但无论如何理解“工业”与“工业精神”，作为第一个工业国，英国的一批人士都在将工业塑造成英国的民族传统与国家形象。1859年，《自己拯救自己》在出版第一年就卖出了20000册。1866年，斯迈尔斯出了《自己拯救自己》的修订本，该书作为畅销书，截至当时已经在美国重印了好几种版本，出版了荷兰语和法语的译本，德语和丹麦语译本也即将面世。到1905年，该书共售出超过250000册。⑦Christine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Technology, Liberalism and British Identity, 1750 — 1914, p.255.该书传播得越广，英国作为工业国家的独特性也就越深入人心。进言之，英国人利用工业文化，为自己重塑了有别于当时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新文明。

由于观念与行为存在传导机制，将工业文化作为比较优势的国家，也更容易建立工业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取在观念之外的实际经济利益。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文化的比较优势与经济的比较优势相比，更加虚无。工业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是一种与军事和安全紧密相系的富强价值观。这就决定了工业文化不会被英国垄断，迟早会在与英国竞争的国家中扩散。以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来说，其本地制造业逐渐发育以后，也具有了独立的意识，并形成与政治独立同步演化的工业文化。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美国独立之初，部分建国精英接受了李嘉图式比较优势理论，不主张美国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经济，并为此构建了一套文化理论。美国国父之一杰斐逊（Thomas Jeff erson）于1781年创作了《弗吉尼亚笔记》，慷慨陈词：“在任何一个国家，其他各阶级公民总数与农民总数之比，就是不健康部分与健康部分之比，并且是反映腐化程度的理想的指标。因此，当我们有地可以耕种的时候，决不希望看到我们的人民在操作机器或纺纱……就制造业的全面运转来说，还是让我们的工场留在欧洲吧。把粮食和原料运给欧洲的工人，要胜于把欧洲工人带到这里来吃粮食和使用原料，把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也一并带来。”①［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80—281页。这是一段系统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反制造业宣言，可以称为“反工业文化”。如果以同一时期英国部分精英的自我定位相比较，可以认为杰斐逊此时接受了英国自命为工业民族的文化比较优势，主动放弃了美国成为工业国的努力。不过，美国在19世纪初与英国的第二次战争使杰斐逊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多少不情愿地接受了工业文化。从他1814年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杰斐逊认为工业国的国家形象是不道德的：“我们的敌人的确从魔鬼那里获得了安慰，他把我们的第一代祖先逐出了天堂乐园，使我们从一个和平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好战的工业国。我们一定能够从这次战争中挺过来。”②同上书，第644页。但作为务实的政治家，杰斐逊在实践中支持了他情感上所反对的工业文化。而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展开，美国国家形象中的工业色彩，甚至远远超过了英国。以大规模生产为内涵的“美国体系”（The American System）成为英国人对美国工业生产方式创新的指称。③David A.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 — 1932,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而美国体系及其生产的福特汽车等产品，作为工业文化，也成为了美国独特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名片”。当美国成为世界霸权进行扩张时，其工业文化的国家形象本身就象征着一种新的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与传播着服务于霸权目标的意识形态吸引力。

这种通过工业文化塑造国家新形象进而重塑文明的努力，自19世纪以后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每一个世界强国都会用工业展示其国家形象，二战后第三世界的众多独立国家都曾经将工业视为民族的新希望。这种文化工程甚至造成了世人对某些国家的刻板印象。例如，1968年日本举国上下纪念明治纪元百周年，已经73岁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对松下电器7400名主要干部发表题为《要成为昭和维新的志士》的演说：“仅仅成为日本一家优秀的公司或技术比别家进步，我们还不能认为可以满足，当年明治维新的志士是使用武器，手握刀剑，而将日本造成为一个近代文明国家。可是，我们绝不许动用那种杀气腾腾的凶器。我们要把目前所持有的力量，做境界更高、效果更大的运用。明白一点来讲，以近代的经营和近代的技术，促进世界的开化与文明，天下平等互惠，万邦共存共荣，种和乐之果，开太平之花。日本国内不用说了，即使海外任何地方，都将看到吾等所经营的事业，大和民族的工艺艺术，在那里扎根、成长，年年月月扩展其影响力。”①［日］羽田夏子编著：《松下风云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7页。在这段话里，松下幸之助自觉而明确地表示要通过日本的工业扩张来带动文化输出，而日本的工业本身就是日本的一种文化。当然，松下电器扩张的前提是其产品质量过硬，但是，当日本被赋予了20世纪新的“工业民族”的刻板印象后，这种国家形象对日本产品的溢价与输出产生了强大的附加效果。换言之，对国家来说，通过工业文化来塑造国家形象，不啻于一种国家品牌的营销。

文明史反复呈现的是，以国家为基础的文明的吸引力往往先体现于物质层面。这一点符合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这也是工业文化在当代世界能够超越种族、宗教、信仰的差异而产生普遍吸引力的原因。因为工业文化展示的文明，既是繁荣而令人愉悦的，又是相对中性而易于理解的。尽管每一个国家的工业文化在其内核都有某些特殊的精神，但这种工业文化通过物质化的产品呈现出某种形象时，对消费者或观察者来说是相通的。波音公司的飞机与空客公司的飞机都体现了背后的国家摘取了技术皇冠，日本的新干线与中国的高铁同样令缺乏这种技术的外国的游客震惊。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在几千年中，从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上说，都可以被归类于农业文明。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这些古老文明想要延续，就必须现代化，而现代化通常被认为是从农业文明变为工业文明。从这个角度说，工业文化不只是一种求富强的价值观，它还是一种文明的重塑。从18世纪中叶至今，完成了这种文明重塑的国家与地区，在地球上并不占很大比重。因此，以工业文化来塑造国家形象，毋宁说就是国家构建的同一过程，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众多民族追求现代文明的一种梦想。

三、旧邦新命：中国工业文化的精神谱系

作为一种求富强的价值观，工业文化起源于历史上的强权国家，也滋养了那些强权国家。实事求是地说，对这种富强价值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主流政治传统是极为排斥的。在作为清朝皇帝康熙御用课本的《日讲〈四书〉解义》中，如此论说：“财可生而不可聚，聚则剥民生以自奉，生则因天地之自然。平天下之大道，即理财一节，自与后世富强之谋异矣。”②（清）库勒纳、叶方蔼等编撰：《日讲〈四书〉解义》上，李孝国等今注，北京：中国书店，2017年，第29页。这段话是对古代儒家经济思想的一种解释，其出现的“富强”一词与今天中文里的“富强”存在着含义上的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一儒家思想的语境中，“富强”是一个来自法家思想传统的不被推崇的贬义性概念。这本皇家教科书还写道：“大凡人君，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岂是君上之本意？必有小人借此希宠干进，倡为富国之说以导之。”③同上书，第31页。这段话又赋予了“富国之说”以贬义色彩，不管其针对对象为何，其主旨与同一时期欧洲大国的重商主义理念可谓大异其趣。就此而论，古代中国的主流经济思想对工业文化诞生所需要的诸多因素与条件，存在着压制与贬抑。这并非当时的中国人见识短浅，而是因为中国明清两代不似欧洲那样处于“战国时代”。孕育了工业文化的欧洲重商主义，是欧洲列国持续战争又无法统一的产物。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富强价值观传统可以追溯至战国时代的商鞅。到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仅用工业力量打败了中国，变中国为其半殖民地，还使中国被迫进入欧洲人缔造的那种列国相争的世界体系中，富强也就重新成为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观。当中国人再造其文明时，工业文化同样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然而，中国的工业文化有其自身的演化脉络与精神谱系。中国人对富强的追求，汲取了传统“自强”思想的养分，始终立足于自我提升，而没有走上东西方各强权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老路。中国人对文明的理解，既包含了“天下为公”的传统理想，又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这使得中国的工业文化不是一种强权文化，而是倡导和平、包容、绿色、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此，中国有必要通过工业文化来塑造一种不同于好莱坞刻板东方印象的国家形象，但这种向世界尤其第三世界人民展示了新文明与新希望的国家形象也必定具有中国特色，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而不是美国体系的简单复制。这是工业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一种契机。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工业文化的精神谱系蕴藏着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

（一）中华传统工业文化：工匠精神

尽管中国古代未能形成以富强价值观为内涵的宏观层面的工业文化，但中国传统手工业长期引领世界，丝绸、瓷器、茶叶等手工业产品直到鸦片战争前仍畅销全球。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发达，意味着手工业生产者在长期的劳动中发展出了一定的价值观体系，行之有效地维持着产业的发展。这种价值观体系，就可以被称为“工匠精神”。换言之，考虑到中国瓷器直到18世纪仍令德意志国家无法仿造，以及中国手工业产品直到19世纪中期仍对日本具有优势，“工匠精神”不应被视为德国与日本所专有的国家形象。相反，工匠精神就是一种值得继承与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工业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体现。如果说大众文化中所谓的“古风”不可避免具有一种“东方学”色彩，是东方国家短时间难以彻底摆脱的刻板印象，那么，以传统手工业及其产品为载体，将工匠精神注入这种“古风”，不啻于对刻板印象的改造与新利用。

（二）中国近代工业文化：自强不息

与前文所述美国一样，中国工业文化在近代的诞生，伴随着战火硝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的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工业的力量，并意识到世界进入一个文明更替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基于对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中国人开始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工业，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军工企业，又由军事工业扩展至纺织、煤炭、钢铁等民用工业。工业发展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工业文化是一种动态的文化，这就是“变”。中国士人们数千年来诵习的《易》，本来就是变易之学。时移境迁，君子不可以固守成法，而应与时俱进，要“自强不息”。为了应对变局，清代中国人从传统经典中找到了“自强不息”这一古训，而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也成为了清政府“自强运动”的一部分。1862年8月，安庆内军械所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曾国藩观此“火轮船之机”试演后，在日记中难掩喜悦之情：“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①（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1册，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278页。所谓自强，其心理前提就是自信，是相信中国人同样可以发展工业。这种自信，就根植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因此，尽管中国古代的传统经济思想长期抑制了富强价值观，但当中国人需要追求富强时，传统文化仍然给了中国人拥抱工业文化最基本的信念。换言之，中国的工业文化在其思想资源上，并非外来的产物，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内生的力量。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通过工业文化所塑造的国家形象，能够区别于强权国家，展示更大的包容性与更高级的文明程度。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文化：自力更生

尽管近代中国的政府与民间人士都为发展工业作出了种种努力，但直到1949年，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工业国。这种局面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政权的软弱与国家屡遭侵略，是导致中国难以工业化的重要负面因素。在混乱的时局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理论为武装，承担了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1923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针对当时守旧文人反对中国发展工业的言论，发表了《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旗帜鲜明地为工业化鼓与呼。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刚一诞生，就为中国的工业文化注入了红色基因，不仅使中国工业文化能够战胜守旧势力，还引导中国走上了一条新的寻求富强的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囿于艰苦的环境与简陋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缺乏发展现代工业的机会，只能因陋就简地在根据地展开零零星星的工业活动。但这些发展工业的努力，如同星星之火，蕴藏着燎原之势。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36年造访了红军在陕北的根据地，如此描述他在吴起镇看到的景观：“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②［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可以说，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就在运用工业文化为中国展示一种要步入现代文明的充满希望的新形象。而在艰难困苦中发展工业，中国共产党靠的就是自力更生的精神。实际上，自力更生与自强不息是一脉相承的，都以自信与自尊为前提，而追求独立自主。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很多人对于中国的工业化都不看好，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打下了一个大国工业体系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业文化涌现出了“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具体诠释自力更生的工业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中国的工业化给予了巨大的援助。但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独立自主发展工业而不依附苏联的方针。1960年8月，苏联中断援助、撤走专家的消息传到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③《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45页。当年10月9日，聂荣臻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发表讲话时，勉励五院的知识分子们：“我国生产的第一颗地地导弹，不久即可在祖国的大地上试射。通过这次仿制，我们可以掌握苏联的资料和技术（当然还要经过发射的考验），现在就要前进到自己独立设计的阶段。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当然要比仿制难得多，但是这一关非过不可。我看，只要我们鼓足干劲，化气愤为力量，我们也一定能够过这一关。”①《聂荣臻科技文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188—189页。工业发展并不容易，是需要一定的精神动力去推动与支撑的。正是有了自力更生的工业文化，中国才能依托强大的国防体系，去塑造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为第三世界人民展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强权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在国际社会上扮演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

（四）改革开放与工业文化：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后，中国结束了被动封锁的时代，通过开放与创新成长为新的“世界工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工业文化又产生了适应时代特色的新的精神。工业发展既需要不破不立的勇气，又需要严谨务实的理性，这两种气质在工业文化里是有机统一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国工业体系的一次大转型，与自力更生打破封锁一样，同样需要勇气和魄力。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在开放条件下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也对制度化的创新和理性化的管理提出了要求。于是，新的时代催生了新的工业文化。1984年，邓小平视察完几个特区后，在同几位中央负责领导的谈话中，描绘了他看到的深圳的景象：“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页。蛇口工业区提出的新口号，既标志着中国工业文化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又意味着中国将要能够展示一种更加现代化的国家形象。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新的工业主体涌现，以创新为基本内涵的企业家精神逐渐成为中国工业文化的重要内核。浙江省民营汽车企业吉利的创始人李书福，凭着对市场的判断，执意要造汽车。1998年，吉利依靠钣金工手工敲打出了第一款“豪情”两厢车。③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访谈节目中，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台下担任嘉宾，给台上的李书福取了个外号“汽车疯子”。2018年，柳传志感慨17年前看错了李书福：“今天‘疯子’怎么了？买了沃尔沃，今天又成了奔驰的大股东，这不是给中国企业家长脸吗？”而李书福本人的一句话生动地诠释了企业家精神：“什么叫创新，就是人家都反对你还坚持去做。如果你和大家的观点一致，这叫创新吗？”④万慧：《独家专访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单打独斗不会有未来》，《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app）2018年8月20日。从自强不息到自主创新，中国的工业文化生生不息，其前提始终是一种文化自信。而只有通过自主创新，中国面对那些先行的发达工业国，才能在市场上更有底气，才能展示一种不同于廉价小商品制造者的崭新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