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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引领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研究

2022-04-28闫兴昌曹银忠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红船精神爱国主义新时代

闫兴昌 曹银忠

〔摘要〕 红船精神不仅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源,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练与升华。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要以“硬”的首创精神为逻辑起点、“硬”的奋斗精神为逻辑重点、“硬”的奉献精神为逻辑终点。实践中,历史、理论、现实与价值四重逻辑力证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红船精神在存在基础上的同源性、理论蕴涵上的同构性、现实境遇上的同生性以及价值指向上的同向性,为红船精神引领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行性。

〔关键词〕 红船精神;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2)02-0124-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从而推动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所指出的:“我们为共和国70年的辉煌成就喝彩,被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震撼。”〔1〕红船精神的提出,完善了中国革命精神链条的起始性环节,而其所携带的红色基因,即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不仅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更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所亟需的内生性硬核动力。因此,以红船精神引领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既是理论与实践的实然之举,更是新时域和新场域下的应然与必然之措。

一、何以必要——红船精神引领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的应然逻辑

(一)要以“硬”的首创精神为逻辑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中国精神秉持变化与流动的生命观,主张从形上之道到形下之器物的生成变化,故而爱国主义不是以封闭方式自然萌生的,而是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一方面,新时域要以“硬”的首创精神为指导。从国际时域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话语体系竞相角逐,各种“耦合思潮”此消彼长。从国内时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历史方位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国际与国内时域的交织互动中,新时代爱国主义已由传统的“零和博弈”时代跨越到“命运与共”的时代。另一方面,新场域要以“硬”的首创精神为动力。从地理学场域看,全球信息流颠覆了传统的权力体系和利益格局,“全球在场”和“全球围观”成为一种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冲蚀着民族特质和本土意识。从文化学场域看,传统舆论场的解释容量难以适应全球化场域下多元化社会思潮的话语表达。故而,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域中,尤其是在各种话语体系以及舆论场域角逐所构成的内在张力中,唯有锚定好爱国主义新的时代坐标,拿出“硬”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才能在世界大时空域中有效避免“空转”。

(二)要以“硬”的奋斗精神为逻辑重点

新時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是一个由低层级向高层级不断深化与升华的进阶过程,其并非抽象存在的,需要在“硬”的奋斗实践中予以体现,但奋斗精神的出场遵循着严格的内外生成逻辑。首先,从外生逻辑观照,国际博弈阵地的转移加速新时代爱国奋斗精神出场。一方面,全球化在压缩世界的同时,催化了“世界意识”的萌生,国际博弈由“硬实力”转向“软实力”,即由“裸露的血肉式竞争”转向“思想的征服”。另一方面,赛博空间以其开放性、隐匿性与平权性等优势设置网络议题,在提供“广场式”虚拟社交场域的同时,加速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合流之势,即耦合社会思潮形成“新变体”。国际博弈也由“现实博弈”转向“虚拟博弈”,即从现实空间转向赛博空间。其次,从内生逻辑观照,中国主体性坐标的位移助推新时代爱国奋斗精神出场。一方面,横坐标的位移表现在“硬需求”转向“软需求”,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纵坐标的位移表现在从“单一供给”不足转向“多元供给”不足,即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显然,当前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实然’与‘美好生活需求’的‘应然’存在着一定的‘势差’”〔3〕。新时代,爱国主义虽然形成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具有独特的内生性与时代性特质,但在“成就中国”与“理解中国”交织更迭与新旧转化的社会转型期,唯有拿出“硬”的“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弥补这种“势差”,将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上升为爱国主义意志,才能更好地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这不仅是“奋斗实践”的产物,更是奋斗的内生驱动力。

(三)要以“硬”的奉献精神为逻辑终点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衡量我们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尺和强大道义力量之所在”,〔4〕也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的终阶价值取向之所在。首先,“硬”的奉献精神是实现新时代爱国主义“整体之爱”的“黏合剂”。“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5〕这种“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就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整体之爱”,然而一些私欲泛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通过新媒体赋权与话语议题设置所衍生出的“想象的人民群体”及其对国家的“拒斥性认同”,却时刻准备与爱国主义宏观叙事相对抗。对于这种割裂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内在一致性的行为,唯有用“公”去回应“私”,即用“硬”的“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予以回应,才能更好地将这种“整体之爱”融于一体。其次,“硬”的奉献精神是实现新时代爱国主义“包容之爱”的推进剂。我国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既立足于“本土化”的伟大实践中,又面向世界,以彰显出人类情怀和“包容之爱”。再次,“硬”的奉献精神是实现新时代爱国主义“适度之爱”的催化剂。我国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具有“一体两面”的特质,即“立”与“破”并举的特质,而当前“单向度”的情感表达却偏离了这种爱国主义的“适度之爱”。因此,唯有拿出“硬”的“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以“公”去“私”、以“立”带“破”、以“破”促“立”,才能使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在“破”与“立”之间适度呈现。

二、何以可能——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

(一)历史逻辑:存在基础的同源性

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在存在基础上的同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基本源观照,二者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有存在。红船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表征,而就马克思主义塑造红船精神的作用机理而言,主要表现为红船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特有存在。具体而言,红船精神的本质——首创、奋斗、奉献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人文精神中国化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爱国主义进行专门论述,但就马克思主义对塑造爱国主义的作用机理而言,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爱国观的逻辑使然。从动力源观照,二者同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精神链条。作为人们实践基础上能动性认识的精华,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自然共处于人类整体的实践场域中。笔者认为,虽然历史语境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二者皆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渗透到精神文化层面的特殊精神样式,而这种实践源流上的趋同性与同源性,奠定了二者在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的关联基础。

(二)理论逻辑:理论蕴涵的同构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6〕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在理论蕴涵上的同构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爱党对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毛泽东曾言:“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7〕“开天辟地”一词准确道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划时代意义,其犹如盘古一般,开辟了新天地。这种“破天荒”的创举不仅仅体现在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上,同时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上,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场域中。其次,爱国对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爱国主义与奋斗精神是互动、互依的有机统一体,携带着红色基因的奋斗精神也只有转化为爱国主义,才能将其“隐含”的价值性与实践性彰显出来。因而,二者的转化共生及其价值属性的深度契合不是外在强制性或偶然性的“介入”,而是新时代爱国奋斗精神以及各自完整性的内在逻辑需要。再次,爱社会主义对接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立党为公”将“公”与“私”相对,体现出党的政治价值,“忠诚为民”将“公”和“民”相联,彰显出党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新时代,爱国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逻辑归宿,这不仅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更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总之,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在时代内涵上的内生关联性与同构性,确保了红船精神引领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的可行性。

(三)现实逻辑:现实境遇的同生性

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在现实境遇上的同生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二者共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虽然进入新时代,但面临的“赶考”任务依旧繁重,“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树大招风”等效应依然处于潜伏期。因而,开展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之间的深层次互动,不仅是加速二者融合共生形成精神合力的需要,更是现实境况对二者同时在场的需要。其次,二者共处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是历史合力论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历史虽然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中推进,但其每一阶段却都伴隨着特殊的斗争性。理论必须观照和回应现实,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红船精神以及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逻辑前提——边界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内在连续性和统一性,必然会受到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时代现场就此远去,而是需要回到历史和时代现场中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与深度契合。再次,二者共处于网络化时代。网络技术的赋权与嵌入使得红船精神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有了新的生存场域,但作为一个非线性的开放系统,其难以掌控的信息流动和节点交换以及“去身体化”“去中心化”的特质又极易催生新的变体。特别是在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双重宰制下,更容易造成经济理性强势超越价值理性,从而引发集体性“意义世界”的缺位,这就需要我们及时观照历史,进而回应现实。质言之,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在时代境遇上的同生性,奠定了红船精神引领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的现实基础。

(四)价值逻辑:价值指向的同向性

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在价值归依上的同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第一价值位阶上,二者共同致力于为全人类谋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8〕随着民族历史愈发向马克思所愿景的世界历史推进,世界也愈发被“压缩”成为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为全人类谋幸福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爱国观的终极旨归,而且在中华“和合”文化中也处于价值位阶之首。因而,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以共享逻辑取代单边逻辑的使命同向性,不仅是二者使命之应然,更是其使命之实然。在第二价值位阶上,二者共同致力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复兴素材,不仅是中国梦的实质性呈现和价值凝结,而且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的“自发式”复兴、“富起来”的“自觉式”复兴到“强起来”的“自强式”复兴的现实进阶中。在第三价值位阶上,二者共同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爱国主义始终围绕人民幸福而发展”〔8〕。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本幸福观,即致力于人民主体性、直接现实性和自由全面性“三位一体”的终极幸福。由是观之,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不仅初心共生关联,而且使命息息相通。

三、何以可为——红船精神引领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的实践逻辑

(一)首创精神: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的实践之谋

首先,要以“硬”的内容创新,增强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的“质感”。其一,可以盘活内容创新的供给存量,“变通”理论转译,“联通”文化植入,“贯通”精神链条。其二,可以增加内容创新的供给流量,实现“红船起航”“红船续航”到“红船远航”计划的全方位接续与融通。其三,可以提升内容创新的供给质量,实现从内容的“精准识别”“精准供给”到“精准管理”立体式“精准衔接”。其次,要以“硬”的载体创新,增进对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的“情感”。“硬”的内容创新自然需要用“硬”的载体予以承载和传导。一方面,可以通过“体化实践”具体化教育内容,实现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第四媒介”对教育内容进行可视化呈现,实现虚拟与现实的统一,并借助特定的视觉符号突破时空局限,营造在场效应,以“强化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5〕。再次,要以“硬”的话语创新,增加对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的“好感”。其一,加强话语的逻辑创新,即从治理者话语体系、批判性话语体系到民间话语体系的全方位、立体式建构。其二,加强话语内容创新,即将“中国故事”置于可视化、具象化的话语场域中,增加话语建构量,实现传统话语体系的 “代际转换”。其三,加强话语导向创新,即纠正群体性“话语偏离”,加强制度性话语赋权供给,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最终提升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的实效性与针对性。

(二)奋斗精神: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的实践之术

奋斗精神引领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基础层面,要以“硬”的奋斗精神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自我教育。在认知性逻辑层次上,个体可以建构从认识国家的具体形态、象征形态到抽象形态的认知过程的逻辑模型。在情感性逻辑层次上,个体可以建构从情境性爱国、理性爱国到信念性爱国的情感过程的逻辑模型。在实践性逻辑层次上,要坚持“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9〕的有机统一,以及“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5〕,以使爱国主义之形始于知、成见于行,最终达到知行合一。进阶层面,要以“硬”的奋斗理念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教育。一方面,要巩固“两个课堂”的主渠道与主阵地作用,以实现“两个转变”。各级教育部门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5〕和第二课堂的延伸作用,以实现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教育从碎片化到系统化、表象化到内植化的转变。另一方面,要构建“三位一体”的理想信念教育机制,以推动“三个转化”。各级教育部门要将奋斗精神引入理想信念教育中,构建“师—生型”共同体、“生—生型”共同体、“师—师型”共同体,推动单向输出转化为双向互动、单干结果效应转化为协同联动效应、陈旧空洞说教转化为寓教于乐,进而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式育人系统。高阶层面,要以“硬”的奋斗实践“营造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氛围”〔5〕。在现实场域里,要注重培育从“群体自发”到“群体自觉”的价值共识,引导从“朴素型爱国”到“信仰型爱国”的理性转变。在虚拟场域里,要推动“两个舆论场”即“主流媒体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互为犄角,引导自媒体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转变。唯有如此,才能在舆论场域中守住“红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实现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进而形成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

(三)奉献精神: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的实践之道

作为马克思主义本位价值观,奉献精神所彰显出的“硬”的人民性、先进性与实践性特征,不仅能在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中自续自为,而且能持续在场并发挥效能。首先,加强“硬”的人民性,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提供合力基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0〕。奉献精神不仅坚持“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还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剧作者”“历史的剧中人”。正是这种“无我”为人民的公仆观,才让人民群众体知“我”并非“孤独的舞者”,进而成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1〕。其次,加强“硬”的先进性,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注入新鲜血液。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奉献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形象化阐述。这种先进性不仅表现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还表现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互动沟通。正是这种事实变动趋近于理想状态的保持以及真理力量与人民力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统一,才保证了共产党人能够成功跳出政权更替、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怪圈。再次,加强“硬”的实践性,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硬核力量建设提供永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12〕奉献精神的实质也是一种实践哲学,但作为一种“人的思维与行动的前置变量”,我们不能仅从“未经实现”的概念出发,用预设的构架对其进行抽象的逻辑推演,而必须遵循由“知”到“行”、由“行”到“知”,以至“知行合一”的逻辑理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积累硬核性资源。

概而论之,红船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于内在逻辑上的有机统一与高度耦合性,使得二者既互依共存,又休戚与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红船精神并没有褪色失效,而是要始终发挥好其牵引带动作用与持续在场效应。唯有如此,才能汇聚起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形成爱国主义的“正向合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根基。

〔参 考 文 献〕

〔1〕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0-01-01(01).

〔2〕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01).

〔3〕曹银忠,闫兴昌.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出场逻辑研究〔J〕.理论导刊,2020(03):10-15.

〔4〕王永昌.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学习习近平关于红船精神的重要论述〔J〕.党的文献,2021(03):57-63.

〔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人民日报,2019-11-13(06).

〔6〕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N〕.光明日报,2005-06-21(03).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4.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N〕.人民日报,2015-12-31(01).

〔9〕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人民日报,2014-10-16(01).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12〕習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02).

责任编辑 芳 晔

〔收稿日期〕 2021-02-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710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央财政专项)哲学社科繁荣计划项目(ZYGX2020FRJH011);四川省教育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CJWSZ20-02)。

〔作者简介〕 闫兴昌(1994-),男,河南新乡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曹银忠(1968-),男,河南信阳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南医科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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