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福然 马雨墨

（1.浙大城市学院京杭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浙江杭州 310015；2.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83）

内容提要：作为驱动世界秩序转型的物质佐证和逻辑形制，中国工业遗产亦经历近似于西方遗产语境中发生的工业遗产话语变迁历程，并表现出速率更高、密度更大、范围更广的本土化特点。在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数接近其城市总数的11%、部分城市及地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初期及其工业遗产面临全球大遗产语境中的话语显示度困境等背景下，以2006年为标志性时间节点，中国工业遗产从三个方面开启了话语变迁历程：政策话语的多层次聚集、专业化的话语内容及多层次的话语场，并表现出四个方面的话语特质：镌刻显性的红色基因与民族情怀、呈现中国工业化布局的历史变迁、强调遗产项的适应性再利用及彰显工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中国特色。而该变迁的发生主要基于三大文化条件：强有力的物质与非物质支撑、多维的社会基础及可持续性的情感连接。

发轫于工业考古的工业遗产［1］已从各国城市废弃物和形象破坏者转型为全球文化遗产谱系的重要构成［2］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拓展趋势［3］，并引发多学科融合的学术成果涌现和多层次共现的文化资本博弈。而这一显著呈现于世界范围内的持续性话语变迁历程［4］也近似存在于21世纪后的中国，并表现出显性的中国国家意志、话语特色与文化内涵。

起步较晚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明显推进了本国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跃迁，还引发深层次文化系统和社会生活的演化，并对世界格局的调试和国际话语权的博弈产生深远而厚重的影响。就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文化遗产咨询人、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TICCIH）创始主席尼尔·考森斯（Neil Cossons）在《工业遗产的重组：工业遗产保护的TICCIH指南》（IndustrialHeritageRetooled:TheTICCIHGuidetoIndustrialHeritage Conservation）中评价道：“世界的秩序正在改变，经济的重心正向东方无情地转移。（造成）该进步的主要驱动力便是中国的工业革命。”［5］因此，作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直接性可视痕迹和多样性阐释资源，中国工业遗产不仅是该“秩序改变”在新时代的物质佐证和中国工业文化的历史烙印，还是新时代中国故事的重要构成、传播介质及文化支撑。

在工业衰退初期，我国大量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被闲置或拆除，直至21世纪初期该现象才得以逐步缓解。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2月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示“要保护好工业遗产”［6］，并于2019年11月肯定了上海杨浦滨江将“工业锈带”转变为“生活秀带”的做法，实为我国工业遗产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7］。同时，在诸多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很多基于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而建构的文化空间、旅游产品及历史街区几乎同时期出现于中国各相关城市中，并成为城市和地区重要的形象名片、特色资源和文化地标，由此呈现出显著的遗产话语变迁历程。然而尽管该变迁的发生、成因及过程与西方存在相似性，但其遗产化的过程却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遗产话语体系及实践系统，理由有三：第一，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导致不同城市进入去工业化、逆工业化阶段的时间节点不同；第二，中国的工业衰退不具有西方量级的普遍性特征，而随之产生的弊端也尚未广泛出现，因此遗产化过程也缺乏规模性、协同性与关联性；第三，中国工业遗产演化表现出速率更高、密度更大、范围更广的特点，并正处于勃兴的发展阶段。因此，为进一步阐明该“中国特色”的相关理论问题，本研究将以文化遗产的话语建构属性及话语变迁的社会演化“算法”功能为理论支撑，分析中国工业遗产话语变迁的背景历程、话语特质及文化条件。

一、背景与发生

工业化水平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战略构成及关键指标，中国所处的时代空间、国际遗产话语体系、工业化及城市化阶段形塑了其工业遗产话语变迁的背景与发生，并为我国工业遗产话语显示度的提升、拓展和丰富赋予了地方性、必然性和必要性。

（一）资源枯竭城市总数已占中国城市总数近11%

资源枯竭是造成城市衰落的主要成因之一［8］，而资源枯竭型城市多被西方学界称为“铁锈地带”(Rustbelts)［9］，以强调其与工业化的紧密关联及随之引发的城市问题。进入21世纪后，中国超过1/4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10］，对社会的稳定、民生的改善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为此，国务院于2008年、2009年及2013年分三批公布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共计69个（另有9个县级单位参照执行）。按国家统计局“2018年末（中国）城市个数达到672个”［11］为参照，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总数已占中国城市总数近11%，充分体现该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地理分布上看，此类城市大多面临经济萧条、城市形象恶化、劳动力流失、环境污染、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而去工业化遗留的大量工业遗产逐渐在遗产实践中成为城市及区域实现复兴的有效着力点和重要政策内容：一方面，相关城市面临着由工业衰退引发的各类城市问题，因此现实中自发地存在着强烈的转型需求；另一方面，相关城市遗留的众多工业遗产也为之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中国部分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初期

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也引发城市发展阶段的地区差异性，这一方面直接造成城市管理和遗产认知的区域性偏差；另一方面则导致城市间在管理协同及合作上的分化。较为突出的是，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制造业地位则开始不断下降”［12］等情况的出现，中国部分城市及地区的社会形态、文化风貌及发展趋势等出现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经济学家厉以宁2015年指出“（中国部分城市）已进入到后工业时代的初期”［13］。因此，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升创意创新要素占比、推进人力资源结构升级，相关城市必然调整原有的工业要素、建筑功能及产业布局，这就势必直接导致工业遗产的存留、转化及与第三产业的融合，以期在保护利用国家遗产、承续城市肌理、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延续城市精神根基、振兴城市经济发展和重塑民族文化风貌［14］。

（三）全球大遗产语境的话语表达困境

截至2021年12月，中国拥有56项世界文化遗产和42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量上分别居于全球第二和第一，因此已具备较好的深入参与全球文化治理及国际遗产话语博弈的条件和能力。然而我国至今尚无工业遗产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WorldHeritageList）中，这不仅体现中国工业遗产的国际话语显示度缺失，也间接表明我国国际遗产话语体系的丰富性、全面性和系统性亟待进一步提升和拓展。

在全球大遗产语境中，自1986年英国铁桥峡谷（Ironbridge Gorge）成为世界遗产开始，很多西方国家积极聚焦本土工业遗产话语的建构、阐释与传播，其重要内因之一便在于消解其与中国、埃及等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差距，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甚至早在2004年便专门发布了旨在解决该问题的计划书《世界遗产名录：弥合缺口——面向未来的行动计划书》（TheWorldHeritageList:FillingtheGaps-anActionPlanforthe Future）［15］。当前，尽管由于世界遗产认定规则的迭代性、遗产价值评估的复杂性及其登录制度的动态性，《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工业遗产总数依然很难进行精确地量化并表现出因数据源不同而结果相异的特点［16］，然而其总量超过60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作为中国改变世界秩序重要佐证之一的工业遗产亟需建立与其相匹配的世界遗产话语权，以应对和破解其在全球大遗产语境中的话语显示度困境，并进一步推动中国国际形象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二、历程与现状

（一）启动

在国内与国际的交互推动下，2006年的中国工业遗产首次步入重要发展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有三：（1）以2005年在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将次年“国际古迹遗址日”(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Monuments and Sites)之主题确立为“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为契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于2006年4月18日择地江苏无锡召开“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并通过全国首个聚焦工业遗产的纲领性、行业共识性文件《无锡建议——注重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工业遗产保护》［17］，是为我国地方层面凸显工业遗产政策话语的开端。（2）2006年5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囊括指导精神、地方政府支持、工作计划、确认机制等内容的《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18］，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保障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3）《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6期发布题为《工业遗产：记住一个时代》的特别策划，首次依托德国鲁尔区、三线建设等案例面向国内受众引介国内外已有的工业遗产实践，是为中外工业遗产基于媒体的跨时空交流与互动。

（二）政策话语的多层次聚集

经过启动后的十年发展期，中国聚焦工业遗产的政策话语显示度不断提升并呈现显著的聚集趋势。一方面，就文化遗产登录制度的发布及相关组织机构的成立而言，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17年起已公布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并与一些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成立工业遗产及工业文化相关的研究中心（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2018、2019年发布两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19］，国务院国资委自2018年起按行业发布了六批《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均从国家层面体现出相关政策话语显示度的提升和聚集；另一方面，从顶层设计上关注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北京倡议》《杭州共识》《武汉宣言》《亳州倡议》等文件相继出台，湖北黄石、十堰，河北保定、邢台、承德，安徽铜陵，辽宁鞍山等城市也根据当地情况相继出台了保护工业遗产的地方法规。不仅如此，依托工业遗产资源推进文化和旅游开发的各类规划也频频推出：《“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支持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通过发展工业遗产旅游助力城市转型发展”［20］，《湖北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武汉市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也指明发展工业遗产旅游或工业旅游；《“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指出“鼓励利用城市历史建筑、工业遗产、旧厂房、旧街区、旧仓库等存量空间发展文化产业”［21］。

同时，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构成、物质基础与实践形态。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工业文化的发展与建构迎来重大历史性机遇［22］，相关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政策和文件也纷纷发布，如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印发《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23］，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八个部委联合印发《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24］，彰显出我国工业遗产政策话语的多层次聚集。

（三）专业化的话语内容

当前，我国围绕工业遗产的学术话语体系已初步形成并呈现深入化、综合化和规模化的趋势，而基于其保护、利用及相关实践水平的专业化程度也日益加强且各有侧重。2006年以来，除从顶层设计上建构工业遗产价值、禀赋及理论的诸多研究之外［25］，不少学者基于其他视角阐释工业遗产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观点具有趋同性：从博物馆的角度研究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开发［26］；明晰工业遗产旅游开发有助于延续地域及国家文脉［27］；强调其作为关键性文化标注，在充当国家及地区经济转型证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等［28］。与此同时，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四批国家工业遗产为例，当前我国工业遗产的产业化开发模式已超越早期的囿于“空间借用”的模式，围绕城市肌理和国家文脉的承续与发扬，选择专业度更高、文化内涵更为多元的开发模式，如生态博物馆、互动文化空间及怀旧场所等。其整个开发过程也不再局限于设计师、城市管理者及企业的协同作业，而是吸纳了工厂老干部职工、工程专家以及理工科学者等专家参与，由此关联和显现的话语内容较之以往均更为专业化、细分化和规模化。

（四）多层次的话语场

21世纪以来，工业遗产在其他国家级话语平台中开始以“事件”为单元呈现出多层次的话语场，代表性事件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中工业遗产数量增多、类型丰富及显示度提升。截至2021年11月，国务院共公布了八批国保单位。其中，第一至三批均未涉及与工业遗产相关联的话语内容，第四、五批逐渐扩展到造船厂、大庆第一口油井等工业遗产，但所占数量及比重有限。2006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工业遗产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比例较低”［29］后，第六至八批国保单位中的工业遗产数量逐批增加，其中大多被纳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这一门类中。为直观反映我国对工业遗产关注角度的丰富，进一步具化其相应话语场的多样化，本研究统计了第四至第八批国保单位中工业遗产数量的增减情况，并囊括工业遗产数量、工业遗产在本批国保单位所占比重等六个统计数据类别（表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四至六批中的“工业遗产数量”源引自《中国文物报》，第七、八批中的“工业遗产数量”则依据我国工业所囊括的行业类别并严格参考《国家工业遗产名录》等其他国家级工业遗产评价体系及指标内容而自行统计形成。

表一// 国保单位中工业遗产数量增减情况表

以表一为数据源，图一将第四至八批国保单位中的“工业遗产数量”“工业遗产在本批国保单位中所占比重”“增长率”这三项数据按批次从左至右进行了比较，可见工业遗产数量呈现持续性的增长趋势。同时，2006年后，尽管各批名录中的工业遗产占比增幅不大且趋稳，但其自身的增长率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提升态势，这主要是由于各批名录中的国保单位总数出现了先增后减的情况。截至第八批国保单位，被纳入的“工业遗产”共计236项，在总共5058项国保中占比已达4.67%。随着更为多样化的国家级遗产评价体系、阐释场景及政策话语开始关注工业遗产，其话语场也或许将日益关联化、精细化和专业化。

图一// 工业遗产数量、工业遗产在本批国保单位所占比重(a)及a增长率对比图（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三、话语特质

作为文化遗产的话语标记系统［31］，城市及其转型过程赋予工业遗产话语以地方性、独特性与稀缺性。而时空的差异性、文化系统的包容性和审美志趣的承续性则赋予中国工业遗产话语独有的文化特质，并以排他的方式构成其遗产主体及实践对象的文化内涵。由此，为尽可能准确全面地剖析中国工业遗产的话语特质，笔者精析国家工业遗产相关档案、文书并实地踏勘或远程访谈遗产地现状，作为本研究的核心内容。

考虑到相关材料多属非公开文献，且受时力所限而无法逐一走访所有遗产项，因此本研究仅对163处国家工业遗产项目展开抽样调查，形成了包括共计100个项目在内的样本库（表二）。在行业类别上，其涵盖采掘业、制造业（装备、消费品）、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等；在时间段上，其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建设的工业工程项目；在地理上，其覆盖了当前持有国家工业遗产的全部省份。因此就四批次国家工业遗产名录而言，该样本在总体上具备较好的代表性及典型性。

表二// 作为本研究样本库的部分四批国家工业遗产

借助计量分析软件ROST ContentMining 5.8版、NAT 4.6版及EA1.9版，以词频分析、聚类分析和共现分析法为依托，待运行数据分析后再将获取的词频分布表转换为词云图（限于篇幅，仅转换频度排名前十的词条）［32］，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话语特质。另，样本库的基本数据情况为：总字符数1 104 657，总页数2471，总词条数23 271（其中，“地区”类词条数1003，“机构”类词条数91，“内容”类词条数 18 328，“人物”类词条数413，“形容词”类词条数22 019）。

（一）镌刻显性的红色基因与民族情怀

按“机构”类别分析，“中国共产党”“中共”等相关表述词频最高（图二）；按“人物”类别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相关表述词频最高（图三），体现出中国工业遗产话语中显性的红色基因，同时“中华”“华夏”“民族振兴”等词条则充满了民族情怀。这一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化进程中领导力量构成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契合国家工业遗产应有的宏大叙事支撑功能和国家意志承续价值。

图二// “机构”类别词云图

图三// “人物”类别词云图

（二）呈现中国工业化布局的历史变迁

按“地区”类别分析，除“中国”外，“常州”“抚顺”（图四）等城市体现出洋务运动、中外资本家着手建立的工业企业布局；而“成都”“铜川”等则多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企业，还有部分地名主要源于“一五”时期布局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由此，该词频分布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中国工业化进程在各个主要历史阶段的布局变迁。

图四// “地区”类别词云图

（三）强调遗产项的适应性再利用

按“内容”类别分析，除“工业”“遗产”外，“博物馆”“旅游”等词汇频度最高（图五），体现出工业遗产与旅游经济及其产品相捆绑的趋势，而博物馆也已成为展现和传播工业文化的主要阵地［33］。按“形容词”类别分析，除“重要”“高价值”等一般类表述之外，“独特”“丰富”“重要”等词汇则更为高频地出现（图六），这一方面契合西方遗产语境中针对工业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范式，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开始强调工业遗产的体验性、新奇性和多样性。

图五// “内容”类别词云图

图六// “形容词”类别词云图

（四）彰显中国特色工业发展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内容”词频分布表中还囊括“156项”等反映“一五”时期话语特色与历史情境的词条，以及“靠山”“分散”等印证“三线建设”时期建设情境与环境条件的词条。这些均较为明显地与当时国家产业布局政策紧密相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政策话语。

四、文化条件

工业化深刻且长远地影响和改变了城市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中国所经历的这些变化相对更为迅捷、高密及程式化，这也构成其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条件。

（一）强有力的物质与非物质支撑

中国多样且极富文化特色的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意义建构和国际传播的物质支撑，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复制的人文遗存，具有较高的稀缺性。总体上看，我国潜在工业遗产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且价值多元［34］，并确实具备了产业化开发的潜力［35］。不仅如此，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烙印的工厂制度和“以厂为家”“劳动最光荣”“铁人精神”为代表的工业精神等非物质性工业遗产也为我国工业遗产话语内容注入了中国特色。相信随着我国城市形态的持续演化，工业遗产的话语显示度将不断提升，话语内容将不断丰富，并依托其强有力的物质与非物质支撑而融入中国的全球文化治理方案，成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必要的“话语接口”和新时代“中国故事”重要的话语内容。

（二）多维的社会基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历史阶段，工厂、车间、构件等遗存成为标注城市变化的物化证据，能够集中反映中国城市发展路径，成为深层次社会演化的具化体现与人文遗存。正因如此，工业遗产还可依托其价值对不同群体产生正向效应：（1）工业遗产话语可进一步具化为对工人群像的解读，较好地弥合工人群体在失去原有工厂及生产环节后的“失落感”，并契合当前民众日益增长的“怀旧情怀”(nostalgia)［36］；提醒民众，工人群体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工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对于生长于城市的青少年群体而言，远离生产环节使他们较难与祖辈、父辈基于工业化建立关联性和依存性，而依托工业遗产能够缓解这种陌生感与疏离感，并增强其归属感和爱国情怀。（3）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以工业遗产话语为内核的旅游产品能丰富“旅游者视野”、拓展文化旅游认知并丰富旅游目的地选择，满足其个性化审美及深度体验、互动等需求，并契合我国中高端旅游市场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中国工业遗产话语发展具有较为多维的社会基础。

（三）可持续性的情感连接

提供可持续性的情感连接也是中国工业遗产话语变迁的重要文化条件之一。对正在或即将经历去工业化的社区而言，以工业遗产为内核的保护与利用工作能较为直接地改善当地就业及环境问题，重塑城市形象及提升社区福利水平，并通过增强大众对劳动者与劳动精神的认可与尊重，提升地方民众的尊严感与归属感。同时，通过在实践中将工业遗产的原生功能与创意元素的融合，不仅实现抽象工业历史与工业文化的生动阐释，还可进一步具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工业建设的艰辛与成就，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操，由此可形成可持续性的情感连接。

五、总结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开启了工业遗产话语变迁历程，这一方面与时代背景、国家需求和城市转型相契合；另一方面则契合于我国国际遗产话语体系的建构、拓展和丰富。基于一定的文献资料考据和样本库数据统计，本研究简要分析了我国工业遗产话语变迁的背景历程、话语特质和文化条件。同时，尽管我国工业遗产话语变迁历程与20世纪中期英德等国的情况相似，但红色基因、民族情怀、国家意志、时代特征无疑是其最独特的文化内涵，而我国丰富多样的工业遗产及其与不同群体间的关联性则构成该变迁过程的重要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