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莉 邱芬子

内容摘要：鲁迅称赞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越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西汉著名学者贾谊、杨雄等都作文以称颂屈原，延至唐代，柳宗元是另一个受屈原影响颇深的文人。柳宗元与屈原两位诗人在人生际遇、理想抱负、抒情模式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因时代、性格的不同，柳宗元的诗赋作品对屈原的作品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

关键词：屈原 柳宗元 影响

中唐文人柳宗元深受屈原影响，两人虽然间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抑或是志向、品格，都有着相似之处。《旧唐书》本传有记载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柳宗元在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基础之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成为代表当时杰出的文学家。

一.知人论世，寻同之原因

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乃我国先秦时期楚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目睹了风雨飘摇中的楚国所面对的惨痛局面，他借助楚地的民歌形式，将自己的满腔愤懑及爱国之情用文字的形式加以宣泄，于是，一系列优秀楚辞作品诞生，并成为诗坛上璀璨的明珠。屈原对后世文人影响颇深，李白有诗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亦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诗句流传至今。

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唐宋八大家” 之一。他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曾贬居柳州，因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出身于仕宦家庭，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二十六岁第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后又任蓝田尉，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与刘禹锡等一起参加主张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升任礼部员外郎。不久，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十年后，被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名家刘斧有言“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1]又四年，病逝于柳州，时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少精敏，无不通达”，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二人在年少时期就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干。柳宗元见证了唐王朝的由盛及衰，目睹了朝政的腐败与黑暗，加之他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很早就确立了匡时济世、安国救民的思想。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表现出了很强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才干，但因为触犯了宦官和贵族们的利益，最终以革新失败而告终。受到贬谪后的柳宗元受到了种种磨难和迫害，但他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动摇，“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正如郭沫若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中所说：“屈原所处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文化灿烂的黄金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一大批涌现出来，真正是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壮观。”屈原目睹了楚王的昏庸和贵族的腐朽，外交上主张联齐抗秦，但他的政治主张没能得到运用，空有理想抱负，“世混浊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妒”，君王信谗，小人当道，屈原坚持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

柳宗元曲折的仕途经历、高涨的政治热情、倔强的个人秉性等与屈原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不愿向权势低头，傲慢倔强，所以柳宗元的创作无论是有意地，抑或是无意地都受到了屈原的影响。

二.溯源追踪，看同之表象

在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把屈原与柳宗元联系起来的的是宋代人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提及“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2]可以看出，在宋代时期，文人已经意识到了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严羽认为唐代文人中只有柳宗元深得骚学，韩愈、李观、皮日休皆不及。明代人汪瑗亦有类似的表述，曾说到“唐人惟柳子厚颇得《骚学》”，足以看出汪瑗对严羽的观点是持赞成态度的。清代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也说到“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从历代文人的点评中可以可到，屈原对其影响是颇深的。除了从以上文学评论专著中可以窥见，史书上亦有相关记载：

《旧唐书·柳宗元传》云：“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3]从记载中可以看到柳宗元的诗文创作受到了屈原的影响，直称其文为“骚文”，读者为之哀伤，悲痛。《新唐书》本传亦云：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使，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在《新唐书》中，编者更是直接道出柳宗元模仿屈原《离骚》之作多达数十篇，也谈及读者皆为之悲痛。

《旧唐书》本传中还提及柳宗元对西汉师骚的继承与学习，“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所谓“西汉诗骚”，讲的是历代师法屈原骚赋而创作的骚体诗赋。汉初时期深受楚辞影响，“文尚楚风”，诗继骚体，文人学士作诗造赋，皆是以屈骚为仪表和模范，乃至于自汉初到西汉盛世，骚体诗创作大为兴盛，名儒博达之士无不雅好屈骚而热衷于骚体诗创作。“西汉诗骚”的代表作，乃才华与遭际与屈原相似，情志、意气与屈原甚为相投的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由此可知，柳宗元是在幼年时期即讽诵屈原骚赋之作，因雅好屈骚又进而读“西汉诗骚”，乃至于“尤精”，当他“下笔构思”时，也自觉地“以古为侔”，即窃攀屈原、方驾贾谊。

三.文本为宗，看同之表现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因为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而被贬为永州司马。在赴永州途经汨罗江之时，柳宗元触景伤怀，于是写下了《吊屈原文》。名为吊屈原，实则亦有吊己之意，“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光。”屈柳宗元被贬逐乘船来到湘江汨罗江畔，希望先生能顾念他，听其倾诉衷肠。“先生之不从世兮，唯道是就”，对屈原不随波逐流的品质和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怀进行了热情歌颂。“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柳宗元对官场上的现状深感痛心疾首，恨其对国家的治乱兴亡漠视！他们只担心自己的俸禄不够丰厚，忧虑自己的仕途不顺畅。由此，在韩愈的身上，深深地烙上了这种“骚怨”精神，并成为其精神支柱。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柳宗元集》[4]中，第十四卷为“对”这一文体。第一篇为《设渔者对智伯》，该文虽被列入到“对”中，但是，笔者认为，此篇作品受屈原《渔父》篇影响较大，作者是借鉴后者渔父这一形象，通过他与智伯的对话，来阐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实与问答体是一致的。该卷值得注意的一篇作品是《天对》，此篇作品是针对屈原的《天问》而作。两篇作品跨越长达一千多年。《天问》全诗373句，1560字，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围绕着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方面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历来被评为“语甚奇崛”、“创格奇、设问奇”、“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文学史上的怪物”。可见，《天问》是一篇很难理解的作品。屈原从天地形成说起，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而后向社会历史发问，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接下来对商代历史，涉及女娲、尧、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等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层层深入。最后联系自己的遭遇，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天问》在艺术上具有独创性，全诗均由问句组成，表现了诗人对自然、历史、社会的深刻见解，极富哲理，同时又是一篇满含激情的文学作品。从战国到唐代，没有谁对此作出回答，只有到了中唐时期，柳宗元对屈原所提及的问题作一一回答。晁无咎评到“宗元以《天对》以媲《天问》，虽问对相反，其于发扬相同。《离骚》因反而始明，《天问》因对而益彰。”

在《柳宗元集》一书中，“骚”这一文体被单独列出，共收录十篇作品，可见编者也非常认可屈原对其的影响。前四篇没有骚体文学特殊的标志“兮”，但其感情基调、叙事手法等等都是继承屈原的。

忧国忧民一直是屈赋中最明显的主题。如《离骚》的最后：“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5]这种忧国忧民的深沉忧患意识，柳宗元是深有同感的，参与改革失败后，顽固保守势力掌权，而忠臣义士报国无门。于是柳宗元那种心系国家盛衰，关乎黎民安乐的忧患意识就加倍的强烈。不难想象，柳宗元是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来到永州的。他写下的《吊苌弘文》《吊乐毅文》《惩咎赋》《梦归赋》等赋，充分体现出他那时刻关怀着国家命运的耿耿丹心，亦即心系国家的忧患意识。《吊苌弘文》是《吊屈原文》的姊妹篇，在文中，柳宗元高度赞扬了苌弘为国献身的忠义品格，对其临危不惧的勇敢精神加以歌颂。他的《憎王孙文》，直接影射中唐革新人士与保守派的斗争，他讴歌革新人士“仁慈孝让”的优秀品质，指斥政敌如同王孙“盗取民食兮，私王不分”，而且“毁成败实兮更怒喧”，致使“居民怨苦兮号穹民。”作者着眼于人民的利益，对那些吞食民脂民膏的统治者予以鞭挞，点出他们的罪行。这是柳宗元创作的一个重要倾向，这种倾向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思想感情是一脉相承的。

《骂尸虫文》是他骂得最痛快淋漓的一篇。赋中对处人腹中的尸虫义愤填膺地骂道：

来，尸虫！浊曷不自形其形？阴幽诡侧而寓乎人，以贼厥灵！ 膏肓是处兮，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

此外，《诉螭文》以控诉害江湄的怪螭为名，鞭挞那些“膏血是利，私自肥”“妖猾下民，使颠危”的吸血鬼和巧取豪夺之徒。《斩曲几文》通过指斥曲几，以表示赞赏正直，反对诡曲的思想，同样具有刺世嫉邪的批判光辉。《憎王孙文》也是，作者借王孙影射小人，指出他们之所以可恶，不仅在于它们“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而且还在于它们“排斗善类兮，哗骇披纷”。柳宗元在这些辞赋中，对这些害人物的阴毒大加铺陈，尽情揭露，实则是他给世间陰险奸邪小人们的漫画像。柳宗元形象地刻画了他们大耍阴谋诡计的丑恶嘴脸，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众多的无耻行径，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憎恨。所谓“骂之”“憎之”“斩之”“诉之”。作者通过比兴的手法，用这些带有极端憎恶感情的字眼，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

柳宗元在其《蝜蝂传》中借助具有善负物、好上高特点的小虫子，形象生动地比喻了那些贪得无厌之徒，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的腐败官场。文章以小见大，颇具讽刺意味，能明显感受到屈原精神。类似的作品还有《三戒》。该作品采用了寓言的形式，对当时腐败的社会和政治予以了讽刺。文章短小警策，含意深远，表现了作者杰出的讽刺才能。作品中包括序文和三个故事，《临江之麋》写动物麋深得主人的宠爱，“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连犬都不敢吃它。三年以后，麋离开了主人外出，野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在这篇作品中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黔之驴》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的真实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无德无能。《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惨祸。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

综观上述内容，可见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颇深，既有对其“骚怨”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作品中柳宗元又通过文学艺术将其精神很好地融入，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感受到屈原的人格魅力，柳宗元的人格魅力。

四.辩证看待，察同中之异

尽管柳子厚与屈原有着类似的遭遇，都经历了被贬，但是他们在对待此事的态度上也略微不同。柳宗元在其《对贺者》一文中，谈及“吾之罪大，会主上方以宽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他并没有把自己被贬归咎在统治者身上，反而夸赞其宽阔胸襟，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一点与屈原是不同的。屈原在《离骚》中就明确指出了统治者的过错：“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总之，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明显受到屈原的影响，我们依稀从柳宗元的身上看到屈原的影子。在屈原之后，也较少有人像柳宗元这样对屈原理解的那么深刻透彻，可以说柳宗元是屈原千年之后的真正知音。当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地位不同，两人也存在很多差异。如在艺术表现上柳宗元的作品没有屈原作品那种震撼人心的情感张力，其文学成就及影响力与屈原也有一定的距离。但柳宗元在创作手法、批判力度等方面却有所发展，有其独到之处。

《辨伏神文》是其写事、写经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作品中详尽地叙写了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生病后买伏神服用，病情反而加重，求教医生，方知买了假药，上当受骗。最后发生“物固多伪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祸”的慨叹。《憎王孙文》可见他在写人方面的叙事技巧，作品把王孙和猿两种动物截然不同的习性、特点，以爱憎分明的笔墨加以细致描绘，尤其写王孙，可谓是穷形尽相。

柳宗元的作品中很好地运用了讽刺手法，如《憎王孙文》是用寓言性质的题材，以讽刺喜剧的手法，塑造出一个专告黑状的政治暗探——尸虫形象。还有他的《乞巧文》，模仿妇女乞巧形式尽写自己之“拙”和社会上权奸之“巧”，正言反说，对种种世相丑态给予了辛辣嘲讽。柳宗元这些讽刺小赋可谓是容量极大，战斗性极强，作为“匕首”和“投枪”刺向奸佞再好不过了。

屈原与柳宗元虽然相隔千年，但两人在人生际遇、理想抱负方面极其相似，故在柳宗元的诗文作品中能看到他对屈原“骚怨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严羽有“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参考文献

[1]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5

[2]严羽.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86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23

[4]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67-273

[5]游国恩.楚辞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78

（作者单位：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