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对外译介的百年历程

2022-04-27孙宁

百年潮 2022年3期
关键词:编译局多语种译介

孙宁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主要包括党的主要领导人著作、党的会议文件以及其他重要政治文献。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际交往和重要文献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党的重要文献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始于建党初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和兼济天下的胸怀,向世界介绍和分享自己进行理论探索的成果,打开了让世界了解自己、了解中国的窗口。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和国家的政治文献对外翻译事业成功实现了从借助外力、分散无序到独立自主、集中规范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通过向国际社会系统推介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就很注重对外宣传工作。1920年6月,在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和协助下,中俄通讯社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办的第一个通讯社,其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将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为俄文并通过电报发往莫斯科,在蘇俄报刊上发表。早期的中共党(团)组织还依托在海内外创办的各类刊物,借用国际会议等公开场合开展外宣工作,内容以分析国内局势和介绍中共主张为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曾将包括中共一大会议文件在内的很多重要文献翻译成俄文版本上报给共产国际。但从传播效果而言,毛泽东著作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开启了中共重要文献对外译介的先河。1927年初,毛泽东考察了湖南湘潭、衡山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调研结束后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一经发表就引起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并对其赞许有加。1927年五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部被译介到国外的毛泽东著作。此后,共产国际在其机关刊物上陆续登载了毛泽东的十余篇著作。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共产国际将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以单行本的形式翻译出版。之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协助下,共产国际还用德、俄、英、日等多种文字公开出版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发行。同年8月,共产国际还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这也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集。

《毛泽东选集》多语种版本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和真相,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更加主动地开展外宣工作,并向国外译介党的重要文献。1938年四五月间,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外事机构。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供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英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这个宣传组的主要任务之一。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后称南方局外事组),其重要职责就是翻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及重要讲话。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并传播到海外的。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组织地推进党的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外宣工作。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此后,党内也更加重视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和翻译工作。1945年,董必武利用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机会,将一批毛泽东著作交给当时主持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的徐永煐,让其组织翻译审订。194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下设编译、研究、新闻三个处。其中,编译处(后改名国际宣传处)的职责是“主要翻译毛泽东文选,编译有关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文化的材料”。该处成立后,还负责翻译了中共七大的主要文件。

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对外译介完成了从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力量到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转变,组织化译介初见端倪。

新中国成立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为了扩大“朋友圈”、巩固新政权,也为了推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将毛泽东的著作汇编成册系统译介到国外去。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统一编选、注释、整理和出版工作。毛泽东本人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亲自参与选稿、审稿和注释编写等工作。《毛泽东选集》的对外译介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翻译界的一大盛事。

从1949年到1978年,《毛泽东选集》的对外译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1949年至1959年为合作译介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通过与友党的合作完成了前三卷俄文版和英文版的翻译出版。俄文版由中苏分别派出译者合作翻译完成,并由苏联国家外文书籍出版社出版。195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负责前三卷的英译工作。1954年,按照我方与英共的协议,由英共领导的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发行。后因劳伦斯出版公司不顾我方反对擅自删改我方译稿,我方未授权劳伦斯出版公司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原中央编译局大门

1960年至1965年为独立译介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党中央从全国调集优秀外语人才组建临时翻译班子,指定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统筹协调工作,还专门指派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为翻译班子作中文答疑,对外出版发行则由外文出版社(1963年后改为外文图书出版社)负责。这一阶段先后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英、俄、西、法、日文版,以及前三卷的英文修订版。

为了掌握党的重要文献对外翻译工作的主动权,向世界提供权威、准确的译文,1961年中央批准成立了负责党的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的专门机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简称毛著室),隶属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毛著室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重要文献翻译工作的制度化架构业已成型,也促成了党的重要文献翻译事业第一个高潮的到来,因此成为党的文献对外译介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1966年至1969年,《毛泽东选集》对外译介进入高潮期。这一阶段主要完成了前三卷俄、法、西、日文版的翻译和修订工作,并启动了德、意、葡萄牙、阿拉伯等近30个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专门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五人领导小组,并从全国调集精兵强将组建了强大翻译团队。其中,法、俄、西、日四个语种于1969年完成了第一、二、三卷的翻译工作,并陆续由外文图书出版社(1986年后又改称外文出版社)编辑出版和在海内外发行。除了《毛泽东选集》以外,各语种还组织翻译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毛泽东军事文选》等。

1970年至1977年,《毛泽东选集》译介进入徘徊期。这一阶段主要完成了第五卷英、俄、法、西、日文版的翻译工作。1970年至1975年,文献翻译工作暂时中断。1975年10月,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当时共设英、俄、法、西、日五个语言组,以原毛著室译员为主,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大批优秀翻译人才。1977年,这五个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毛泽东选集》翻译组人员

这一时期,还有一项与毛泽东著作对外译介并行的重要翻译工作,就是党的重要会议文件的对外翻译。1955年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集(1955.3)》,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外译介党的重要会议文件。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使用的正式语言除了汉语之外,还有俄、英、法、德等十种语文。为保证大会期间能够为外宾提供多语种口、笔译服务,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八大筹委会之下成立了翻译处,由中央编译局承担组建和协调工作。翻译处下设十个语文部,从各部门各地方调集739名翻译人员,共翻译1000万字以上,同声传译530万字左右。在大会召开之前,翻译处完成了七个大会文件的多语种翻译工作。大会闭幕后,翻译处还承担了文件译稿审定和汇编工作,该多语种文件汇编由外文出版社于当年年底出版发行。八大文件翻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党中央统一领导、由专门机构牵头、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规模重要会议文件对外译介活动,其成功经验为后来重要文献翻译模式的形成提供了范本。

八大以后的重要會议文件翻译工作一般由中央直接领导,多个外宣外事单位轮流牵头组织,翻译成果在会后由外文出版社对外出版发行。从197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党代会文件的翻译工作开始固定由毛著室负责。

这一时期,在毛泽东著作大规模对外译介的推动下,党的重要文献对外译介开启了规范化和制度化进程,在运行机制、团队管理、翻译流程和质量标准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

从毛泽东著作到党代会文件,原中央编译局毛著室承担的文献翻译任务越来越多,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随着毛著室组织架构的日臻成熟和工作内容的逐步稳定,其所承担的党的重要文献翻译任务也实现了从外宣外事机构附属职能向优势力量和资源集于一体的专业化独立机构核心职能的转变。1982年,经中央同意,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1994年又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部(简称文献部),其作为我国专事党的重要文献翻译权威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确认。

自1977年党的十一大起,毛著室主持翻译党代会的主要文件,基本沿用党的八大文件翻译模式。翻译团队由中央文献翻译室(部)人员以及从外交部、新华社等单位借调的人员构成。翻译成果除了在会议开幕时提供给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向全世界播发,还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旁听会议的各国驻华使节和报道会议的境外媒体记者,保证他们及时得到准确、权威的外文译本。

《周恩来选集》多语种版本

《刘少奇选集》多语种版本

这一时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持续推进中共主要领导人重要著作的对外译介。1979年末,中央作出明确指示,不仅要把毛泽东著作译成外文,而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都要译成外文。同年12月,毛著室接到翻译《周恩来选集》(上卷)的任务,一年后完成翻译。到80年代末,陆续翻译出版了英、俄、法、西、日五种文本的《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刘少奇选集》(上、下卷)、《朱德选集》和《陈云选集》。20世纪80年代,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文献翻译室启动了《邓小平文选》的多语种翻译工作,于1995年顺利完成。2006年,文献部正式启动《江泽民文选》三卷本的多语种翻译工作,并于2012年完成全部翻译工作。根据不同时期中央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文献部还翻译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邓小平《论当代中国基本问题》《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论“一国两制”》等单行本,以及江泽民《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等专著。

此外,一些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重要文献也由文献部译成多语种文本,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等。2009年,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文献部专门成立《求是》杂志外文翻译处,开始承担《求是》杂志英文翻译工作。

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翻译事业进入了平稳发展期,工作链条衔接紧密,各环节工作逐渐理顺,党的重要会议文件的翻译实现了常态化和规范化,中共重要文献对外译介成为党和国家外宣工作中不可或缺和难以替代的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外宣工作和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党的重要文献作为构建我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其对外翻译和传播的情况日益受到各方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述成为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对外译介的首要任务与核心内容。2012年至2021年,仅文献部(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就完成了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摘编4部、论述选编1部、专著1部、单篇讲话和文章39篇等近百万字的多语种翻译工作。2018年至2020年,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三卷的多语种外文版在海内外出版发行。2019年4月至2021年底,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的英、法、日、俄、阿、德、西文版相继出版发行。2021年5月,第六研究部翻译的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地方外宣和出版机构主动作为,翻译出版了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工作时创作的两部政治理论著作《摆脱贫困》和《之江新语》。习近平总书记著作有计划、成规模的对外译介,突破了文献翻译的固有模式,适应了新时代我国外宣工作的新要求和国际传播的新态势,也加速了党的重要文献翻译事业第二个高潮的到来。

《江泽民文选》多语种版本

党代会重要文件翻译工作也取得新突破。党的十八大重要文件对外翻译从之前的七个语种扩大到九个语种,新增越南语和老挝语。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扩大语种范围,新增葡萄牙語,翻译语言达到10个,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文件翻译语种最多的一次。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大文件翻译工作还吸纳了外籍专家参与,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这些积极的变化使得重要会议文件的对外传播范围更广,受众接受度也更高。

此外,面对融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新格局,对外传播效果成为中央文献对外译介事业发展的重要导向。以原中央编译局文献部为例,在翻译过程中与文献中文编辑部门密切配合,创新工作方式,改进翻译流程,不断弥合中文著作与外文译本之间的时效性差距,努力做到中外文同步面市。2014年初,中央编译局在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支持下,集中力量,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完成了《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多语种对外翻译工作,并紧随中文版之后陆续出版发行。为配合党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和领导人重要外事活动,回应国际舆论关切,文献翻译被纳入整体外宣规划,翻译机构提前介入,翻译成果提前或同时推出,国际传播效果得到增强。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办公室委托中央编译局承担《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的英文翻译工作。8月,该书英文版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各大主要媒体的关注,并被中宣部、国新办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的礼品书赠送给相关人士,取得了良好宣传效果。

近年来的翻译成果

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的翻译进度明显加快,周期不断缩短,翻译与传播环节联结更加紧密,呈现出“全面统筹、整体推进”的鲜明特征,形成了党的文献对外译介史上又一个高潮。

2018年,党中央决定实施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共中央编译局与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合组建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保留中央编译局牌子,原中央文献翻译部则整建制编入研究院,列为第六研究部。这一举措,促进了党的重要文献的编辑、研究、翻译和传播一体化,大大提高了翻译工作效率,也为今后我党重要文献翻译事业的发展开启了崭新局面,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猜你喜欢

编译局多语种译介
语联世界,言通天下
《三字经》裨治文的两次译介行为考察
余华作品译介目录
多语种《中级军事汉语》教材的编写思路与指导思想
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是多语种史料考辨互证的实证学术还是意识形态化的应时之学?(上)
从英语硕士到法国博士——我的留学规划和多语种学习之路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简介
中共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究中心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简介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简介